济南藉书园藏书量
“为当时全国之冠”考
June.24
Photo by XIUMI
the
Textual Research
考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藉书园<
>天一阁<
>述古堂<
JieShuYuan
Prologue
引子
去年我在一篇短视频作品中，提出清朝乾隆进士、翰林院编修周永年“创办藉书园，积书十万卷，藏书量为当时全国之冠”，主要考察对比的是章学诚所记当时江南影响力最大的“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因为颠覆了“江南藏书楼藏书最多”的所谓“一般常识”，引发出不少争议，也给个人带来了一些困扰。
学术的要义，不是抱守常识，拘泥窠臼，而要敢于像明朝屠隆所言“万人坑里，打破疑团”，然后像胡适之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端午有假，长日难消，当垆卖咖，仍有余暇，整理出前番考证，略作一辨。
During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Zhou Yongnian (1730-1791), a famous scholar, proposed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for public access, “sharing books with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 under heaven” in his Confucian Collection Theory, under which notion he built up the Garden Library where books were “circulated, made transcripts, and disseminated” with 100,000 books duly preserved.
the Garden Library
藉书园
▲济南五龙潭畔藉书园
藉书园藏书量，
达十万卷或十许万卷
周永年为创办“与天下万世共读书”的藉书园（又作借书园），数十年如一日，博采旁搜书籍：考中进士前，已在济南积书五万卷，进京办理四库全书后，聚书“十万卷”，也有记载是“十许万卷”。
1.1 济南借书园藏书五万卷
周永年在济南积书五万卷，主要依据是桂馥《周先生传》中的记载：“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1]意思是说，周永年从小就不喜欢衣服、饮食、声色、玩好等等，只喜欢买书。当地大户人家、书香门第败落以后，书都被生意人买去卖给了周家，周家很快聚书五万卷。周永年和桂馥正是以这五万卷藏书为基础，1769年首次在济南五龙潭畔创办了借书园——大家都可以来借书的园子：“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 [1]
周永年、桂馥想在借书园基础上，附加教育、培训的功能，但没招起多少学生来：“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 [1]周永年又赴济宁修志，进京赶考，他们初创的借书园也就很快解散了。
1.2 藉书园迁京后藏书多达十许万卷
周永年考中进士，继而以“五布衣”之一被征入京办理四库全书后，“弃产营书”[2]，变卖了盐商家族的商产、家业，继续扩充藉书园藏书，《清史稿》载周永年“聚古今书籍十万卷”[3]，章学诚《周书昌别传》[2]、《济南府志》[4]载他“积卷殆近十万”。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记载周永年藏书十万卷的诗词（包括小注）至少有四首。同治年间，周永年玄孙周兆庆（字少传）任四川新繁县令时，曾邀钱保塘为周永年小像题诗，钱保塘《周少传大令属题其高祖林汲先生小像》七绝之一：“图史纵横傲百城，心香一瓣汉经生。借书园内春风满，如听先生洛诵声。”诗后有小注：“先生筑借书园藏书十许万卷，中祠汉儒伏生等。”[5]该诗小注载“借书园藏书十许万卷”，这是关于关于藉书园藏书量的最高纪录。
周永年后来“弃产营书”，卖掉了盐商家族的商产、家业，然后通过雇佣仆人四处购书、从四库馆借书抄录、在藉书园刻印书籍三种途径，积累起十万卷藏书：
其一，雇佣仆人四处购书。周永年曾雇了四名仆人，专门四处收书。周永年的邻居也是好友王相符，有一个叫田升的家仆，还曾代周永年经理采购书籍。王相符之孙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记周永年“性好书，有仆四人，专为收掌。先王父在都日，寓舍比邻，朝夕过从，家仆田升亦代为经理。”[6]
其二，从四库馆借书抄录。按当时四库馆规定，馆臣可以把在馆内没校完的书，下班后拿回家校理[7]。周永年于是雇了十名工人，让他们每天晚上抄书“数十纸”：“佣书工十人，日抄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1]桂馥此时也来到北京，助理周永年校书、抄书，过起了黑白颠倒的生活，他有“欲眠再起披衣坐，不见清光已数旬”[8]的诗句，自言通宵达旦校书、抄书，已经数旬不见日光了。当时李文藻来京公干，也以诗记下了周永年雇工抄书的繁忙景象：“两月住京华，与君无暂闲。借抄中秘籍，手少傭为艰。”[9]周永年在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期间，抄录了很多大内藏书，直到朝廷禁止，方才罢休，“会禁借官书，遂罢。”[1]
其三，在藉书园刻印书籍。周永年曾在北京藉书园刻印书籍，目前可见的如《贷园丛书初集》[10]《制艺类编》[11]等。所印书籍也对外出售，王培荀家就是藉书园所营书籍的大经销商，王培荀称周永年“所刻书，多寄余家代为消散”[6]。章学诚还记录周永年刻印了“万本”制举辅导书，因为不符合科举考试的实际需要而滞销：“（周永年）遂评辑制举之文，镌印万本，以为诸生干禄者资。其文多组织经史，沉酣典籍，意在即举业而反之，通经服古，自谓庶几义为利矣。然而应科举者多迂之，印本不售……”[2]
如上所述，周永年在北京通过雇佣专人采购书籍、从大内借书抄录并大量刻印，聚书数量翻倍增长，藉书园藏书从济南时期的五万卷飙升到了十万卷或十许万卷。
[1]桂馥《周先生传》，见周永年辑《先正读书诀（及其他一种）》卷首，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新一版。
[2] 章学诚《周书昌别传》，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据嘉业堂1920刊本影印，1985年，第181-182页，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古籍。
[3]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四十三册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周永年，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一三二一〇至一三二一一页。
[4] 王赠芳、王镇修，成瓘、冷烜纂《济南府志》卷五十三·人物九·国朝·历城·周永年，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山东府县志辑2》之《道光济南府志（二）》，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第635页。
[5] 钱保塘《周少传大令属题其高祖林汲先生小像》，见影印《清代诗文集汇编》（清宣統三年刻本）第724册之《清风室诗抄》卷五（第二页），第六三二页。
[6] 王培荀著，蒲泽点校《乡园忆旧录》卷二第五八篇《周永年》，齐鲁书社，1993年。第九五页。
[7] 杨洪升《四库馆私家抄校书考略》：“尽管《四库》纂修工程巨大，日程紧迫，但在公务之馀，馆臣中的一些嗜古绩学之土乘职务之便，纷纷私下据馆书录副校勘……”见《文献》2013年1月第一期，第56-75页。
[8] 桂馥《久雨初晴同林汲夜坐》，见桂馥《未谷诗集》（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卷第二，第十六页，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古籍。
[9] 李文藻《六月十五日出都留别钦州冯伯求季求历城周书昌次伯求见赠韵二首》，见《续修四库全书·一四四九·集部·别集类》之岭南诗集八卷·岭南诗集六（桂林集卷二，第十二至十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四六页。
[10] 周永年《贷园丛书初集叙》，见《贷园丛书初集》卷首，竹西书屋藏版，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古籍。
11] 周永年《时艺类编序》，见周永年《制艺类编》序，乾隆四十八年岁次癸卯七月历城周永年书于京寓藉书园，济南市图书馆馆藏古籍。
藉书园
TianYi Ge
天一阁
传是楼
述古堂
▲浙江宁波天一阁
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藏书，
都不到十万卷
按著名史学家、周永年生前好友章学诚所作《周书昌别传》记载，周永年在京举办藉书园时期，在江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藏书楼，是“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2]逐一考察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三大江南藏书楼的藏书量，当时都不超过十万卷，也就是都没有藉书园藏书量多。
2.1 天一阁藏书量，最高时仅七万余卷
宁波天一阁是江南最著名的藏书楼之一，是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致仕还乡后的藏书楼。从清代学者全祖望、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到当代学者多如牛毛的著述、论文，对天一阁聚书、藏书、传书历史描述甚详。天一阁的藏书量，最多时不过七万余卷，已有定论。
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刘水养《天一阁藏书及社会贡献史考略》[12]为例，该文写道：“从范钦1561年建阁至1644年明朝灭亡止，历时73年。这个时期的藏书在范钦在世的时候就基本上达到了顶峰的5000部70000余卷，之后从范钦谢世到明朝灭亡，天一阁的藏书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藏书数量和规模保持平衡，变化不大……从明朝过渡至清朝，直到清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1773)为止，天一阁的藏书呈现稳定并略有上升的状况。……这时天一阁的藏书己达到了5457部70000余卷，应可以视为天一阁作为私人藏书楼史上藏书最丰的时期。”
该文继续写道：“1773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始，天一阁的藏书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懋柱应诏向朝庭进呈天一阁藏书638部，供编纂《四库全书》用。而所呈贡书籍使用完毕后却不发还给天一阁，使天一阁藏书大受损失。此次呈书之后天一阁的藏书数量下降至4819部……”可见，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期，天一阁藏书量已不足七万卷，而这一时期藉书园的藏书量达到了十万卷甚至十许万卷，远超天一阁。
2.2 传是楼藏书量，应在三万余卷
但传是楼的藏书量到底有多少呢？遍观十余种传是楼的研究论文，论其藏书量最高的记录，最多不过“数万卷”而已：
苏州大学图书馆赵明《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传是楼”主徐乾学》考证：“纵观徐乾学一生，他对中国藏书史的贡献在于其数十年苦心积藏达到了上万卷的藏书。”[14]明确指出，传是楼藏书量仅为“上万卷”。
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徐学林《传是楼主徐乾学的编书、藏书和刻书活动》[15]考证：“徐乾学藏书有《传是楼藏书目》不分卷，记载其藏书以千字文编号，设56个专橱，每橱分4格，似四库分部立类，著录徐乾学藏书7000种。又有《传是楼宋元版书目》一卷1册，著宋元版书442部，除顾维岳考证出其中有13部为非宋元版外，实有宋元版书429部，虽然复本较多，如《倡黎集》就有5部宋版、3部元版，但所收宋元不重复版本种类也是明清藏书家中罕与匹比的。”可见，徐乾学传是楼并非以藏书规模见长，而是以所藏宋元孤本种类丰富著名。
台湾学者陈蕙美在《徐乾学及其藏书刻书》（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9月版）一书中，根据《传是楼藏书目》记载，道出了传是楼的实际藏书规模为33900余卷。
此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匡淑红认为：“至康熙二十年（1681）左右，传是楼藏书无论从数量、品种乃至于版本上均达到顶峰。”[16]可见，传是楼传至周永年举办藉书园的乾隆朝时，33900余卷的规模也不再有了。
2.3 述古堂藏书，至多数万卷
明万历进士、礼部侍郎钱谦益60岁时，迎娶苏州名妓柳如是，后于常熟老家建绛云楼藏书，“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后，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17]不料数年后的一个晚上，女儿与乳母在楼上剪烛嬉戏，引发大火，楼书俱焚，余烬赠族曾孙钱曾，布衣钱曾遂以述古堂藏书闻名江南。
钱谦益、柳如是绛云楼的藏书规模，是否达到十万卷不可知，时人顾苓称其“宋刻书数万卷”，可见其藏书甚巨。可惜的是，后来绛云楼失火，以其余烬所建的述古堂，藏书量就少多了，至多数万卷而已。扬州大学陈宇《钱曾述古堂藏书去向考略》写道：“清初虞山钱曾继承其父钱裔肃遗业，收绛云余烬，以布衣聚书4100余种。”[18]
述古堂主人钱曾（1729-1701）与藉书园主人周永年（1730-1791）年龄相若，但述古堂的书万卷藏书量，与藉书园的十万卷藏书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12] 刘水养《天一阁藏书及社会贡献史考略》，见《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第54至56页，2007年5月，总第19卷第5期.
[13] 刘水养《天一阁藏书及社会贡献史考略》，见《农业图书情报学刊》第54至56页，2007年5月，总第19卷第5期.
[14] 苏州大学图书馆赵明《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传是楼”主徐乾学》，见《新世纪图书馆》2005年第6期，第73至75页。
[15] 徐学林《传是楼主徐乾学的编书、藏书和刻书活动》，见《出版科学》2007年第3期，第83至85页。
[16]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匡淑红《徐乾学传是楼藏书聚散辑述》，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187至195页。
[17] 清顾苓《塔影园集》集一《河东君传》，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23册，上海书店，1994年6月版。
[18] 陈宇《钱曾述古堂藏书去向考略》，见《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2月，第1期，第56至59页。
藉书园
YuanmeiYaofan
袁枚/姚范
藏书楼
▲袁枚在南京建的随园
袁枚、姚范等藏书，
到底有多大规模？
据丁辉、陈心蓉《中国进士藏书家考略》（黄山书社，2017年12月版）论述，清初藏书家藏书量达十万卷的，有金陵熊赐履的下学堂、德州卢见曾的雅雨堂等，且不说这些数字有多少水分，周永年在济南、北京举办藉书园时，下学堂、雅雨堂都早已不复存在。
《中国进士藏书家考略》又举出与周永年同时期的袁枚（1716-1798，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清朝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在随园的藏书达到四十万卷，如此荒唐的数字都敢采信，让人匪夷所思。
《中国进士藏书家考略》又举出与周永年同时期的姚范（1702—1771，清朝文学家，安徽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姚鼐的叔叔），曾“蓄书十万余卷”[20]。笔者查阅姚范“蓄书十万余卷” 的原始出处，即廖大闻、金鼎寿等纂修的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并非姚范亲述，也无姚范生前亲友见证，且修志时距姚范去世已过去了近60年，可信度不高。又过了一百年，徐世昌及其门客僚友吴廷燮等集体编纂《清儒学案小传》，沿袭了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关于姚范藏书的记载，可见姚范“蓄书十万余卷”实是孤证，按照“孤证不立”的原则，姚范“蓄书十万余卷”不可采信。
即使姚范“蓄书十万余卷”值得采信，充其量也只能与藏书“十万卷”、“十许万卷”的藉书园并列第一罢了，并不影响藉书园“藏书量为当时全国之冠”的结论。
[19] 郑幸《随园藏书考略》，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总第80期，第94至101页。
[20] 廖大闻、金鼎寿等纂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姚范传》，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安徽府县志辑》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藉书园
Summarize
小结
藉书园藏书量,
列当时全国之冠
综上，无论考察周永年生前好友章学诚所记江南三大藏书楼“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还是对比后人传说的袁枚、姚范等藏书，藉书园藏书“十万卷”、“十许万卷”的规模，都列当时全国之冠。
Zhou Yongnian also compiled books and catalogues for literati, and promoted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 as well as the launch of imperial libraries of Wenzong Ge, Wenhui Ge, and Wenlan. His Recipe of Effective Reading by Ancient Wisdom, a scientific reading method derived from ideas of wise men and scholars in history, has promoted reading among the public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s till this day. Zhou’s contributions are thus regarded as the origin and unique creation of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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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书园书店
藉书园书店长期从事“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中国公共图书馆本土萌芽“藉书园”这一文化IP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藉书园书店在完成26万字非虚构作品《周永年传》基础上，创作学术论文《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考》,“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这一结论，首次得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的认可。
2022年，译注周永年辑《先正读书诀》，该书开系统搜集、整理我国古代读书理论的先河，被誉为“中国读书法元典”。又继续采编古今中外名人读书法千余条，总结为“一创三喻七阶二十四诀”读书法，通过线上、线下向社会公益推广，探索全民阅读的山东方案。
藉书园书店创建一年多以来，立足“与天下万世共读书”的核心定位，先后举办公益读书会、朗诵会30余场，并逐渐延伸到书画和文创，力争成为城市精神和艺术的滋生地、投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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