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一三三）

笔者的家乡邵阳有一个被誉为“神奇的绿洲”的地方，她就是偏于湘桂黔之边南岭与雪峰山余脉相偎崇山峻岭之巅的绥宁县。

“神奇绿洲”这个称呼来自上世纪70年代。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在卫星拍摄的中国西南山区的图片上发现了一处像晶莹剔透的绿宝石一样翠绿欲滴的风水宝地，该官员吃惊地大叫，哇，神奇的绿洲呀！于是，这个美誉不胫而走。

不过，绿洲也好，宝石也好，反正没有多少人愿意去那个地方，道理很简单也很现实，因为那里穷。

文wg革中知识青年被安排上山下乡的地方无一不是最苦最穷的地方，因为那样的地方才有利于知青们“经风雨、见世面”锤炼一颗红心。

在本已经是湘西南干旱走廊的邵阳地区，最为偏远贫穷落后的地方就非绥宁莫属了。因此，绥宁也成了邵阳地区知识青年下放的首选之地。

于是就有这样的熟悉场景，在知青聚会上，十个知青倒有八、九个是从绥宁回来的。

笔者打小生活在地委大院，一帮发小的父母们不是这长就是那长。一天，一个发小的父亲从绥宁县委书记任上回来了，父母和大孩子们说起这件事来都是一副如释重负的口吻，哎哟，总算是回来啦！那口气仿佛是现在大家议论某人刚从俄乌战场捡了一条命返回家乡。

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年龄尚幼的笔者并不能理解，也没有兴趣理解。但说实在的笔者对绥宁的印象并不坏。

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曾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上山下乡。为了能混上一口现成的饭吃就跟了大队的几个农民去绥宁修公路。

那时从绥宁到靖县没有公路，而靖县会同一带又有我们的新组建的导弹部队，亟需要修建一条代号为312的战备公路。

修公路的苦和累就不去说它了，反正那个时候年轻，再苦再累也吃得消扛得住，倒是现在回忆起来反倒有一种甜丝丝苦涩的幸福感。

是那白云深处朦胧起伏的群山还是那大山背后神秘的二炮部队？抑或是那身着蓝黑破旧民族服装的朴实善良的老乡，要不就是那工地上平淡艰苦的施工劳作？反正一切难忘的回忆都因为那飞鸟一样逝去不返的青春和汗水。

一年之后的湘黔铁路大会战，笔者跟随浩荡的筑路大军起早贪黑地跋涉在湘西南风景迤逦的山水中。那侗楼苗寨吊脚楼，那如诗如画的青山绿水，那笑靥如花的民族小姐姐，都让笔者有一种雾里看花如梦如幻的感觉。

后来许多年，笔者参加了作为政府扶贫工作早期形式的深入贫困山区驻村驻队的“四民”活动。那个点就是被誉为“神奇绿洲皇冠上的明珠”的绥宁黄桑乡的上堡村。

早听说绥宁有个“上堡古国”。“国”很袖珍，但有省有县，（笔者所驻的与上堡村仅咫尺之遥的界溪村即为“界溪省”，往下的邻村赤坂村即为“赤坂县”）。古国有寨门，街道，点将台、护城河、旗杆石下马石甚至还有金銮殿。

但笔者怀着莫大的兴趣到国中一游却不免有点扫兴，一支香烟还剩下小半截就被告知已经“出国”了。

想想也是，明清之交的苗族起义军的首领李天保建立的那个“上堡国”也就区区几平方公里的疆域，他那个“一国之君”也仅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长（连乡长都不够资格）。

但上堡国毕竟是龙脉所在，那清澈的流泉，弥漫的飞花，古朴的木屋，险峻的群山，看上一眼就能让人心旌动摇，情乱神迷。还有那布满青苔的石板，翘角飞檐的侗楼，那看似平淡无奇的景致，即使你当时毫无感觉地离开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却能不经意地出现在你的记忆中，莫名其妙地让你魂牵梦绕。

黄桑景区就在绥宁与城步的交界处的八十里大南山脚下，上堡村的顶上就是乌鸡山，距离长安营修建在乌鸡山的公路仅6公里。

笔者认为绥宁的致富之路在于大力发展以休闲度假为主要形式的旅游事业。为此专门请当地人做向导两次涉险攀登乌鸡山，并写出两份调查报告，建议市县两级政府建筑乌鸡山公路，打通绥宁与城步的近在咫尺的交通盲肠，将绥宁的旅游与城步大南山的旅游捆绑开发。

可惜笔者的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主要是他们认为太难了，没有钱，也没有劳动力。仅仅想要立个项都觉得“难于上青天”，乡政府同意了还得打通县市两级政府，还得报省交通厅立项。没有人愿意白耗精力去做那些几乎没有希望的无用功。

当地村民多为侗苗瑶族，而以侗族为多。民风豪爽善饮，几乎家家都会酿酒。山泉水酿出来的米酒甘甜醇香，佐以炒的喷香的土猪腊肉，冬笋辣椒，直吃得满嘴流油，大快朵颐。

人性相通，三杯下肚，酒酣耳热就爱吹牛。老乡说，咱们这儿虽然穷，但山好水好空气好，这么好的米饭菜蔬你上哪儿吃去。而且咱们这儿什么都奇，有上堡古国，有六鹅古洞，鸳鸯岛、曲幽谷，还有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的铁杉树林。

那可是咱们黄桑的宝贝，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国又只有黄桑有！满脸通红的村支书喷着酒气，得意响亮地如是说。

但支书的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好奇。他说，别的地方都是一次就解放了，但我们绥宁硬是解放了两次，49年一次，50年年底是第二次。别的地方早就挂五星红旗了，我们县城还挂国民党旗。

笔者虽然诧异，但想想绥宁自古民风强悍土匪横行，也就不奇怪了。

前两年疫情正重的时候，远在天津定居的路福贵给笔者发来一篇微信文章，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题目是《建国一年后才二次解放的绥宁县》。仔细地拜读完文章，这才解开了笔者心中多年未解的谜团。

被笔者称为“路叔”的路福贵，是湖南著名的党史专家。他是南下的学生兵，1949年南下时还没满16岁。他年长笔者20岁，却是笔者的忘年交。

路叔很能写，是上世纪50年代邵阳地委办公室秘书和地委书记秘书，被誉为邵阳地委“两支笔”。（另一支笔是后来为地委书记秘书的戴次一）。

路福贵亲历过邵阳地区解放初期的剿匪战斗，60年代担任过绥宁县委副书记，加之他博闻强记，又整理过许多邵阳的党史、文史和地方志，他的文章是可以作为正史来读的。

有了可以依据的史料，下面便与列位朋友聊聊绥宁二次解放的陈年往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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