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端上了铁饭碗原创 蓝月光 石榴花文艺 2018-11-30 00:00
我终于端上了铁饭碗
文/庞兴晟
(一)引子
七八十年代,对于农村的每一个年轻人来说,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那可是件梦寐以求的事情。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9年,我有幸搭上了这趟时代的列车,考上了大荔师范学校,这意味着我将要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了。虽然考了个师范,但这一消息,一时间在我们生产队,乃至我们东安大队,成了爆炸性新闻。
(二)毕业分配
1981年,我大荔师范毕业了,被分配到北田中学任教。终于要端上铁饭碗了,这被村里的人羡慕得不得了,不论谁见了我,都赞不绝口。王老汉说:“这娃有出息,终于熬到头了,今后不用再打牛后半截子了,就是今后再也没有这么勤快的小伙子给我吆牛了”。
因为自从我上高中到上师范这几年,每年假期在生产队里劳动时,曹队长看我是个学生,人又单纯老实,长得又魁梧壮实,所以,要么派我给石榴园打药的几个姑娘们拉水;要么就派我和王老汉拉大粪,他驾辕,我吆牛。临潼县城(当时临潼还没有撤县设区,行政隶属渭南地区管辖)周围疗养院的厕所,几乎被我们跑遍了。过去的厕所,墙里面有一排蹲便坑,墙外面有一个大粪池子,不像现在的厕所,上完厕所,用水将粪便就冲走了,再不需要人拉粪了,可是庄稼最喜欢的有机肥料,却被化学肥料代替了。夏季厕所里那种刺鼻难耐的腐臭味,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那年,我们临潼从大荔师范毕业的学生有82名,分别被分配在临潼县的各个中小学。有后门的都被分在了渭河南;朝里没人的,就只能被分在渭河北了,来回要过渭河,隔河冻水的,毕竟不方便。
即使被分在渭河南的山区,也比分在渭河北强,不是有句俗话叫“走山不走川”吗?意思是宁愿走看似很远的山路,也不走看似很近的水路,“川”是个象形字,两岸中间是水,就是河流。山路虽远,只要撩开脚步,总能走到目的地;而河流横在眼前,要过去,就得靠舟船,如果没有船,你只能干瞪眼,没办法!
我们这批师范毕业生,曾经是临潼教育战线上的顶梁柱。临潼区房副区长,前任教育局李局长,都是我们这批人中的佼佼者。
八十年代初期,交通不像现在这样便利,南北交通靠船摆渡,临潼境内沿渭河两岸只有两个渡口:一个是行者的张庄渡口,一个是新丰渡口。新丰渭河大桥,是八五年6月1日才建成通车的,想当年,我作为临潼人民的一员,也曾从三十几元的月工资中,拿出两元捐款资助了大桥的修建。
即将端上铁饭碗的我,当时不知道是激动还是胆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眼看八月十七日报到的时间到了,心里却非常不安。
这是由于当年暴雨连连,像游击战一样,一下就是几十天,渭河黄泛滔滔,一片汪洋,南北交通阻断。农村不少老旧房舍坍塌,渭北沿岸受灾更严重,许多农田房舍也都被洪水吞噬了。
母亲早早地就为我拆洗好了被褥,做好了上班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却为怎么过河加起熬煎来了。为了安全,母亲坚决反对我从渡口过河,虽然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了,可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是个小孩子。于是母亲把我二哥上班骑的自行车下了给我,让我绕道走耿镇大桥,经高陵再到北田去上班。
(三)骑车报到
1981年8月17日,母亲早早起来,给我收拾好行囊,目送我去上班,自行车后座上绑着行李卷,我跨上自行车,正式踏上了我人生的旅途。
那年,我22岁,一米八的个子,身材魁梧健壮,骑上自行车,从现在登骊山的山门(当年还没有修建山门)那,顺着108国道(当时城区还没有人民路)向西,一路风驰电掣,很快到了豁口十字,再向右朝北,不长时间就到了耿镇大桥。
站在桥上向西瞭望,眼前浊浪翻滚,泥浆沸腾,滔滔黄汤从天边汹涌而来,真有一种“泥似银河落九天”的气势;再向东眺望,一片汪洋,极目不能穷其尽头。以前只从书本上了解大海,此时,竟以为自己被大海拥在怀里,那种波澜壮阔,直叫人赞叹不已。现在想来,自己当年何其像《庄子.秋水》中的河伯形象,“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到了耿镇,路在何方?心里一片迷茫,我停下来,向一位长者问路,长者指着前方告诉我说,再往前走,然后顺着大路边上的那条小路往东走,就上了九支渠了,顺着九支渠一直往东走,就到北田了。我谢过长者,七曲八拐,终于到了一条大渠上。渠里水流哗哗,护渠的沙土坝自然形成了东西平行的两条小路,两边的堤坡灌木丛生,白杨树哨兵似的站立两排,伸向天边,我心想,这怕就是九支渠吧。
(四)第一次踏进校园
最后终于找到了北田中学,校门坐东朝西。进了校门,校园里静悄悄的,稀疏的杂草从砖缝里钻出来,随风摇摆,似乎在向我这位不速之客打招呼。砖铺路两旁,行道树的花园里一层树叶;砖铺路两边,呈东西走向,坐落着四栋安间厦房教室,教室的位置和砖铺路,正好形成了一个大大的井字形;井字的中间,从东向西,由南向北都是砖铺路,砖铺路又写成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我推着自行车,从十字中间左拐向北,左前方是一排青砖箍成的窑洞,右前方是当时学校唯一的一栋二层楼。一楼的最东边,有一间大头房子,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随着一声“进来”,推开门,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迎上来,我连忙介绍说:“我是来报到的”,并且把介绍信递过去,他只瞄了一眼,就放在桌子上,好像早就知道我要来报到似的。便问:“你是咋来的?”“骑自行车来的,”“骑自行车?”他怀疑地看着我,我连忙补充道:“从耿镇大桥骑自行车来的。”听了我的回答,他“噢”了一声。
这位中年男子中等个子,略显清瘦,脸色黝黑,眯着眼睛,始终笑眯眯的,背稍稍有点驼,说话很和气,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后来才知道他叫贺兴贵,是教育组长,也是我后来入党的介绍人之一。“走,给你安排间房子。”说完,就领着我往东南方向的那排教室中间走去。
还没到跟前,就扯着嗓子喊:“张老师,分配的师范生庞老师报到来了,你给安排间房子。”话音刚落,就从房子里走出一位脑门光亮、看似六十岁上下的老头,他中等个子,略显肥胖。他就是学校的保管,叫张安欣,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贺老师把我交给了张老师,转身就走了。
(五)收拾房子
张老师满脸堆笑,声音浑厚地说:“来!”只一个字,一句话。我跟在他后面,向他对面的那排安间厦房走去,几步就走到了。房子两边是教室,木格窗户,天蓝色油漆,没有玻璃,糊窗户的报纸已经发黄,而且千疮百孔,最下面破了的报纸碎片,挂在窗户的木格子上,在微风中摇曳着,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中间是教师住房。那年月,乡间学校教室的布局,都是教师房子在中间,两边是教室,这种布局,便于班主任管理学生。张老师一边拿钥匙开门,一边说:“以后就住这儿,需要啥就吭个声。”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一推门扇,那扇门稀里活络的,门扇边上一个老鸹嘴子(方言:门上安装的用来锁门的铁制器械),上面系着一豁揸长的铁链子,就是门闩,门框边上也有一个老鸹嘴子,刚才锁门的那个将军不下马的铁疙瘩锁子,就挂在上面。
我推开门,房间砖铺的地面上,明显由于潮湿,附着着薄薄一层残雪似的白色盐碱;对面靠墙的地方,两条床凳子上躺着一张光溜溜的床板,进门左手靠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三斗办公桌,桌上一层尘土,像铺着一张麻纸,桌子旁边靠着一把靠背椅子,一把笤帚靠在墙的拐角处,墙壁是用麦秸泥裹泥了的,房子顶棚用芦席吊了顶。看到眼前的场景,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心里顿觉阴森森、凉飕飕的,这就是我的房子,这就是我的办公室!我将要在这里,度过我的青春岁月!
面对简陋寒酸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心里正在翻江倒海,突然,张老师端着一脸盆水,拿着抹布什么的进来了,说:“看啥呢,快把房子收拾一下!”说着拿起笤帚就要扫地,我忙说:“我来我来”,说着心里一发酸,眼眶湿润了,竟然愣在那里。“去,把铺盖拿来,”张老师语气很坚决地说。我急忙转身出去拿行李。在他面前,我突然孩子似的听话,等我把自行车上的铺盖卷解下来时,张老师已经在床板上铺好了报纸。床铺好后,他又让我从教室搬来一张课桌,挡在床板靠门的一边,既可以当床头柜用,又能把床挡住。在张老师的帮助下,房子很快收拾停当了,这使我心里感到了一丝的温暖。
八十年代初,姑娘结婚向男方要彩礼,除过二百四的干礼,还时兴“三响一哐当”,“三响”是指手表,收音机,自行车;“一哐当”指的是缝纫机。一般家庭温饱都成问题,那能有这几样东西。像我这个世代农耕的农民子弟,而且还没有参加工作,更是不可能有手表的。因此,收拾好房子后,也不知道几点了。
我骑的这辆自行车,是我二哥当兵的复原费,加上几棵自留树卖石榴的钱,凑在一起买的。
(六)第一顿饭,第一杯茶
因为刚才收拾房子,加上来时路途骑车劳累,我正躺在床上休息,突然听见张老师在喊我:“庞老师,来,吃饭了。”我吓了一跳,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张老师,可不敢叫庞老师,叫小庞就行了。”我赶紧回复了一句。这是我即将端上铁饭碗时,第一次被人称老师,竟然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称我这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为老师,这实在叫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没有推辞,转身把门闭上,跟在他后面,还没到他的房子门口,一股葱花伴辣椒的油泼香味扑鼻而来,跨进房门,一眼就看见一老碗油泼面摆在桌上。“快吃”,张老师一边说一边把筷子递给我,我鼻子酸酸的,我还能说什么。吃着吃着,终于忍不住了,眼眶又湿润了,我赶忙用手擦拭,“咋了?”张老师问,我掩饰地说:“太辣了。”
我一边吃,张老师一边给他做另一碗油泼面,一边给我介绍学校的情况。就这样,我在我为北田人民贡献了七年青春岁月的北田中学,吃了第一顿饭,一碗至今难以忘怀的油泼面,直到现在,那种葱花伴辣椒的油泼香味还悠然飘在鼻翼间。
吃完饭后,我看见张老师桌上的马蹄表,已经是中午两点多了。谢过张老师,我径直朝贺老师房子走去,说是来报到的,可是,报到的事,一个字都没提,只是让张老师安排了房子,正想着,已经到贺老师房子门口了。
我敲了门进去,贺老师让我坐下,房间靠墙的地方,摆放着一对人造革单人沙发,沙发中间是一个小茶几,茶几前面放着一个小方桌,桌上一块抹布,由于长时间被茶渍浸泡,已经成了茶黑色,可见主人喝茶的功底有多深,一个小茶壶放在抹布上。我就坐在了靠门口的沙发上。“房子收拾好了?”贺老师问,我说“好了”,“那报到的事?”我问道,“介绍信交了就行了,二十五号来学习。”说话间,贺老师倒了一杯茶递给我。
这是我到北田中学喝的第一杯茶。那茶酽得发黑,我只呷了一口,不敢再喝了。那茶杯和现在的纸杯子有点像,不过没有纸杯子高,纸杯子的形状是圆台形;茶杯的形状是圆柱形,是粗瓷杯子,没有上釉子,用这种茶杯喝茶,喝一杯,再从茶壶里倒一杯,七八十年代,家家都有这种茶杯,现在这种茶杯早已被淘汰了。
从贺老师房子出来,我边走边纳闷,开学还有七八天,介绍信上为啥写着让这么早来报到?还没收假,学校灶又没开,在哪儿吃饭呢?突然想到贺老师那句二十五号来学习的话,一下子豁然开朗,对,先回去,二十四号再来。于是我用那把将军不下马的锁子把门锁好,又给对门的张老师打了声招呼,就骑着自行车,又原路返回去了。
(七)首次摆渡
回到家后,母亲惊讶地问:“咋回来了?”我说明了情况,母亲才松了一口气。
在家的几天,我尽量不闲着,多帮母亲干家务,担水,扫院子,劈柴,烧锅,把后院儿(陕西方言指厕所)的粪都拉到自留地里了。
很快二十四号到了,又要走了。经过多方打听,张庄渡口可以摆渡了,这次我决定从行者张庄过河。临走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过河要小心,端国家的饭碗,要敬事”,“知道了”,我应声答道。
告别了母亲,骑上自行车,一路朝北,到火车站再向西穿过西闸口,经水流村,再一直向北,很快就到了渭河南岸的张庄渡口。
站在岸上,向北眺望,水虽然消退了不少,但是河面还是茫茫一片汪洋,依稀可以看见北岸河堤上的树桩子,显然是被洪水啃噬的原因,一个个露出了白皙的肌肤,只有树梢微微泛出些青绿色。眼前河水汹涌着翻滚着,缓缓向前涌动。靠南岸的地方,停泊着几只大小不一的木船,几根缆绳伸向岸边,绳头上老虎爪子似的铁锚,紧紧抓住高出水面的堤岸。四五个艄公,坐在最大的一只木船的船舷上,有的光着膀子,一人怀里抱着一根一丈多长的木篙,海阔天空地谝着一二三,豪爽的笑声顺着汹涌的渭水,一直漂到渤海去了。
“小伙子,上船了,”一个大嗓门艄公扯着嗓子对我喊,我推着自行车,从搭在船舷和堤岸上的两块木板上,小心翼翼地上了船。我把自行车撑起来,手扶着车子。几个艄公,左一篙,右一篙,前一篙,后一篙,船很快转了个九十度,船头朝北,开始行进。站在船上,看着流水,一会儿,就头晕目眩,浑身肌肉紧张,手心都冒汗了,我赶紧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不敢再看水面。
不一会儿,感觉船在打着旋儿,突然船晃了一下,就稳稳当当地停住了,接着那个大嗓门又高喊一声“下船了!”等我抬头看时,船又转了个九十度,船头朝上游,搁浅在那儿不动了,船的周围全是稠泥水,这怎么下船!我看着其他几个船客,他们挽着裤腿,手提鞋子,下船趟水。真应了那句“上山打柴,过河脱鞋”的俗话。学着他们的样子,我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提着鞋子,下船趟水,趟了足有二十多米,才上了岸。
说是岸,其实堤岸离船搁浅的地方至少还有四五十米,我站的地方应该算是河滩,只是比河槽只高出那么一点点。我把车子撑起来,单脚着地,先后把两只脚在稠泥水里涮了一下,算是洗了脚,穿上鞋,跨上自行车,上了岸,经东渭阳,向北穿过尖角村,终于又到了北田中学。
(八)尾声
从此,我牢牢地端着铁饭碗,把最具活力的七年青春岁月都贡献给了北田人民,贡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
其实,在北田的七年青春岁月中,北田这块风水宝地,也滋养我。在政治生活上,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教学上,我成了北田中学的佼佼者;在个人生活上,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且成为北田师生心目中永远的美男子。
记得当时有个大胆时尚的女生,竟然问我,老师,你用的是啥牌子的头油?别说用头油,我平时连想都没想到过头油这个词儿。说句让大家见笑的话,我当年洗头,一直用的都是“山丹丹”牌洗衣粉,可是洗完头之后,头发照样乌黑发亮。
北田中学——一个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地方,你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正是有了这七年青春岁月的艰苦磨砺,正是有了这七年峥嵘岁月的南征北战,才奠定了我人生的坚实基础,才使我有了底气,去应对人生道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才使我将这铁饭碗越端越牢,以至于使我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
(作者简介:庞兴晟,出生于1959年,高级教师,在临潼教育系统从教38年,现任教于临潼区骊山初级中学。喜欢文学和摄影。
蓝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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