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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命运：仅有知识，行吗？
董惠安
知识改变命运，在我们40年前走进西大的时候，这句话绝对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但当我们今天重新聚首时，这句“真理”中间最好加上“同学圈”，即“知识（+同学老师圈）改变命运”。这条新“真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几年前和家乡村里儿时的伙伴闲聊，他们羡慕我能在省城立足生存，并送上几句夸赞我有本事、运气好的顺耳话。我说我没啥本事，主要是我的同学有本事。见他们很困惑，我就说了是我班的同学给我提供信息、牵线搭桥，帮我从宝鸡调回了西安。我接着说了一番连我自己都很感动的话：“你们一定要供孩子上学，最好能上大学！你们看，读了小学，同学都在本村，读了高中，同学在全县范围，读了大学，同学有可能在全国，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渐渐也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毫不忌讳地说，我大学毕业后的几次人生转折，都与同学老师的帮助有直接的关系。记得大学毕业十年后，我和毕业分配的去向单位的“蜜月”早已结束，由于最初几年工作冒进，成绩不小，得罪人很多，极想跳出这个单位的“婚姻围城”。但在当时九十年代初，在中国西部的二线城市想跳出“土围子”谈何容易？想跳进市内其他新闻或者文化单位，更是无望，虽然这些单位领导平日对我客客气气，但就是不想实际接纳我。想来也是，你在这个单位是个“问题青年”，哪个领导愿意要你这个有个性、很难驾驭的人？另外，同行业业领导之间少不了尔虞我诈，但在人事方面似有一种默契，就是“互不拆台”。最后有个行业报刊社想要我，我很感激，可等我正式开始办理手续时，这家报社变卦了，其中原因不言而喻。当时我的尴尬绝望无助的境况，只产生了一个积极效应，就是在一个“庙小妖风大”的单位里，增加了众员工幸灾乐祸的幸福感和痛快感。有人已经断定我在这座城市山穷水尽了，一群岸上的人观看一个落水者的挣扎有时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在这种环境里，仅有知识很难改变命运。如果说有什么改变，那也是招致了更多的羡慕嫉妒恨，被人挖更多的坑。
就在这时，同班同学郗林的一封信，给我幽暗的生活投进一缕希望之光。来信中说他有个朋友在西安高新区开办了一家企业，急需一位文字功底好、有一定社交能力的人，他推荐了我。如果能来，西安高新区有优惠政策，可让全家落户西安。就是这封信，让我绝境逢生，逃出“围城”，仰天一笑再入长安。
在西安高新区企业工作几年后，企业发生突然变故，我又面临求职的窘境。陕报的一家子报正招聘编辑记者，我急切应聘，总编看了我的履历，与我面谈仅有两分钟，问我想不想当办公室主任，我说只想当编辑记者。总编随即招呼下一个应聘者，我感觉没戏了。可几天后我接到了上班的通知，原来这家子报的副总编是袁秋香，西大中文系七七级的才女，她曾看过我写的文章，硬把我拽进了这家报社，我又开始了传媒生涯。岂料天有不测风云，该报社一篇批评西安城管暴力执法的报道惹了祸端，被要求内部整顿停刊，我无奈又踏上了求职之路。
有一家杂志社招聘编辑记者，负责招聘的是西大历史系七九级的赵良。赵良在《三秦都市报》时，我因为常去找同学方英文，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在面试时，赵良脸定得很平，坦言对我不很了解，还需考察。我当即就说：“你可以找方英文了解我的情况。”据说赵良当晚就去找方英文下棋。至于方英文怎么介绍我的，我不知道，只知道第二天再见到赵良时，他脸上露出的是春天般的温暖、朋友兄弟般的微笑，从此我和他还成了传媒中的好搭档。
退休前夕，我由于关注儿子毕业后的就业，进而关注整个陕西的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在搜集众多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关于陕西大学生创业就业的纪实报告，为了使这部纪实作品更有高度，我必须接触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领导。可我当时已经不是媒体记者了，没有记者证，连省政府大门都进不去。怎么办？我想到了在省商务厅当副厅长的同学戴士芳，于是向他求助：能否引见一位省人社厅的副厅长，实现采访的目标？戴士芳果然联系了一位副厅长，让我和这位领导直接通了电话。该领导安排了一位专门负责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处长约我见面，很顺利地获取了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我又提出到一家大学生创业就业教育开展的比较好的民办院校采访，请求这位处长给这家院校打个招呼提供些采访便利，处长欣然同意，给我联系了该校负责创业教育的团委负责人。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这家院校的年轻的团委负责人不仅热情接受了我的采访，听说我已经退休，还推荐我担任该校创业学院的导师，从事创业教学和研究。更想不到的是，该校创业学院院长竟是西大经济学院教授韦苇，“亲不亲，西大人”，一番交流沟通后，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在这所创业学院这一干竟是四年。而我的纪实作品作为陕西省大学生“创业节”的交流材料广为散发，收到了不错的社会效果。
盘点毕业四十年来事业和生活，在人生重大节点上得到老师同学帮助的事例很多，无论是家属的“农转非”、社会活动兼职、作品的发表出版，买房子、孩子上学、看病等等方面，无不体会到“同学老师圈”的重要性。不得不说，师生之情，有时胜过父母；同窗之情，远远胜过同胞手足。我觉得此生一大幸运，就是成为了西大中文系七九级七十名同学中的一员。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重重感谢我的班主任晁华甫老师。当年由于我连续参加七七、七八、七九三届高考，身心已经疲惫不堪，急于跳出农门，加之当时担任民办教师的学校即将撤销，我将“无枝可依”，故填报志愿很“低”，对西北大学只能远远仰视而不敢填写。后来得知，参加录取新生的晁老师在众多家高校招生者围拢的一张大桌上，随手拆开了一份滑到他面前的档案袋，看到其中考生的成绩很不错（当时是324分），可是没报西大，他心想，这个学生这么谦虚的！只报了宝鸡师范、延安大学，最高是陕师大，也没写“服从分配”，于是他迅速掏出钢笔，添上了“服从分配”四个字，把这份档案紧紧夹在腋下，谁家学校也不给了！我这个幸运儿，就这样被晁老师“夹”到了西大中文系。我后来常常想，谁说没有命运之手？晁华甫老师的手，就是改变我命运的“神手”！如果没有他的挪腾操作，我的命运轨迹完全成为了别样的走向。
“知识改变命运”这条真理，应当还是真理。可脱离了同学老师的“朋友圈”，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靠什么来改变。仅仅靠知识，恐怕不够吧？
董惠安 2023.6.26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