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榆次二中与全国所有学校一样停课闹革命。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被打倒，许多出身不好的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遭批斗，老师学生分成两派相互攻击，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全被打乱，读书考高中没有任何希望。文革初期红卫兵所谓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的激情渐渐消退。当时我对现实非常迷茫，就躲在家里看小说，跟邻居学织毛衣，懒散的打发时间，期间偶尔去学校看看。

大约四月的一天，榆次二中革委组织学生听蔡立坚作报告，我也去了。

听完报告后学校组织了一批同学去杜家山劳动，支援北京知青。 

近半个月的劳动，我亲身体会到偏僻山村确实太落后了，需要年轻人改变落后面貌。我想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与其继续在学校整日无所事事浪费生命，不如去杜家山插队与北京知青战天斗地一起改变山村落后面貌。我下定决心要去杜家山，和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父亲坚决反对认为，第一，形势会变的，国家不能一直这样乱，学校终究要开课的，你要好好读高中将来考大学，有知识才能更好为国效劳。第二，你从小身体较弱，娇生惯养，去山上受苦受累会落下毛病的。但我去意已决，偷出户口本，将户口迁出。当时榆次革委会筹委会还为我开了欢送会。会上我慷慨激昂发言，表达了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的决心，学习蔡立坚要把青春献给杜家山，誓叫穷山大变样的豪情壮志。1968年7月二中革委派老师靳润民，及高九班学生孙继仁等送我到黄彩公社西河大队，大队又派人用毛驴驮着我的行李送我上了杜家山。

之后，从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到1970年春天，先后有榆次二中闫旭红、王蕊芝、山西省委党校学生王和平（毕业于榆次二中高八班）、周山湖；太原中学生梁敬东、汪道五、汪道平、杜革；北京中学生张颖、张颐、陈寒青、郑溥伟、高中生刘淑琴等也相继落户杜家山。一九六九年秋从太原又来了一位十三岁的女孩张亚丽（其母送来），至此，山上已有二十名知青。

一九六八年秋，《北京周刊》最先报道了蔡立坚等知青落户杜家山先进事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等新闻媒体相继作了报道，杜家山这个小山村一时名声大震。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知青虽然身处大山，吃的是小米、土豆、咸菜，过着少油没肉的日子，但我们始终热情高涨，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在激励着自己。

插队后最大的挑战是挑担子。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第一件事就是下沟挑水，一担水八九十斤，挑着担子一步一喘从沟底往上爬，想歇歇都没有落桶的地方，只能将两只水桶靠在斜坡上，双手使劲抵住扁担缓口气。春天，挑着担子送粪；秋天，玉米谷子成熟了，将掰下的玉米装进大口袋里，背起来低着头双手使劲拽着口袋一步一喘往回扛，豆大的汗珠滴答滴答往下掉，一上午要扛四、五趟。谷穗扎成大捆再用两头尖的扁担插入谷捆往回挑。庄稼地多数在山梁上、陡坡上、深沟里，好多地块离村很远。开始肩膀磨破皮流血水疼痛难忍，慢慢磨成老茧就不疼了。队里经常派我外出买东西，我赶着小毛驴去黄彩供销社，一路走一路放声高歌，走在崎岖不平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路边刺梅开着各色小花，清风吹过飘来一阵阵清香，我总是闻不够，顺手采几朵边闻边唱。西河沟里小溪清晰，夏天有小蝌蚪，渴了用手鞠一口真解渴啊。看到河水就唱起“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眼望着蓝天白云及蜿蜒起伏的山峦就唱起“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边走边唱走过西河村又过山朱沟，村里常有几只大狗很凶的叫着。有时毛驴驮着粮食，我要先去乔头粮站粜粮，然后到黄彩供销社买农具、日用品等。中午在公社食堂吃一碗高粱面压河捞，一碗八两我三拨两下就吃完了，还稍有欠缺，十八九岁青春年华正是能吃的时候。吃完饭来不及休息就得往回赶，还有三十里的山路啊。回去的路就走得慢了，过了黄彩坡远远眺望南面群山，依稀能看到杜家山上那棵青松，我想着只要爬上三里坡就快到家了。

记得有一次，我赶着毛驴从黄彩返回西河沟天色已暗，毛驴饿了卧在沟里不起，急的我使尽吃奶的劲又拽又踢又打，拼命吆喝才让毛驴站起来继续走。越走天越黑，山里一片寂静，只有我和毛驴走路的声音。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抬头望满天星星一闪一闪，耳旁呼呼的风声。虽然双腿又酸又困，肚子饿的咕咕叫，心里想着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原先村里劳力少，地大都撂荒了。知青来了以后，利用农闲开垦了大量荒地。我们先把酸溜圪针烧掉，再用镢头将根子刨出。这是极耗体力的活。知青每个人的手指尖、虎口都裂开了口子，镢把上沾满了鲜血。新开垦的土地很肥沃，种下的荞麦、莜麦、土豆、萝卜大丰收。大家充满喜悦，饿了就在地头点把柴火烧土豆、萝卜吃，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说不出的甜美，那种滋味让我至今难忘。

我们和老农一起劳动，他们手把手教会我们播种、除草、间苗、施肥、收割，学会了碾米磨面。在场上用古老的扇车扇粮食。我们还养了猪，买了一头毛驴。王和平劲最大，他摇起扇车很轻松，丑牛、道五、道平几个男生和他轮流摇，我和敬东在车上往下溜，风车嗡嗡响，头上脸上沾满了麸皮。

汪道五自告奋勇当了饲养员，为了半夜喂驴方便，他搬到驴圈旁边一眼破旧的土窑里住，还买了饲养牲口的书边学边干，经过几个月的辛苦饲养，毛驴喂得毛色发亮，还添了小驴驹，老乡直夸他喂得好。

我上山时知青只有八名，我们都睡在老乡的空土窑里，窑洞放着棺材，把褥子铺上就是床，孙希文睡在上面，窑洞里潮湿，甚至有蛇在炕上爬行，老鼠更是常来常往。随着知青人数的增多，窑洞不够住，一九六九年县里和公社给我们拨款盖房子。木料就地取材，我们在老乡的指点下，去村子附近的山沟里伐橼子、檩子、大梁。没有任何机械，女生扛橼子，抬檩子，男生用绳拉，用肩扛把大梁拉回村里。常常因山路难走，从早上出发到天黑才能回来。尽管又饿又累，仍兴致勃勃畅谈着杜家山的明天会变成什么样？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教导鼓舞着我们，苦中有乐，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再苦也觉甜。

抹房顶要用麦秸，杜家山海拔1300米，无霜期短麦子不易成熟，老乡很少种麦子。我们六个女生去离杜家山约15里的黄河峪挑麦秸，山路崎岖不平，在经过一段风口时风大路险，我们咬紧牙关挑着很大的麦秸捆，小心翼翼一步一步顶着风终于过了这段路，现在想起来还后怕，一但滑倒掉下去就是深不见底的沟啊！

经过艰苦努力，在黄彩公社领导的关怀下，在邻村老乡的援助下，房子盖好了，一溜九间，一间当医务室，两间做厨房，两间做库房，余下的四间当住房，每个屋里一盘炕。新房落成后，知青周山湖剪了窗花，图案背景是杜家山上的十几颗青松，象征着知青坚韧挺拔不怕艰难困苦，正中是一排新房，一轮红日当空照。门上贴着对联，上联 “吃小米爬大山反修防修捍江山”，下联 “舞银锄挥铁镐敢叫日月换新天”横联“艰苦创业”。这年冬天，我们搬进了新居，虽然是土坯墙，泥土炕，没有糊顶棚，从房顶漏洞能看见月光，尿盆尿能冻成冰，睡觉时大家头戴棉帽挤在一起，但不觉苦。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算个啥？身上长了虱子，为了减少洗头，孙希文和我剃了光头，寓意是杜家山光秃秃的，等建成花果山再留头发。

杜家山从没有种过蔬菜，一年四季就是吃土豆、萝卜、南瓜、咸菜以及玉米地边的豆角。为了吃上蔬菜，周山湖从太原买来了各种种菜的书及菜籽，在后井旁开辟了几块菜地，自己挑大粪、施肥、浇灌，经过精心管理，终于种出了西红柿、黄瓜、茄子，虽然产量不多，但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杜家山有史以第一次种植蔬菜获得成功！每到有人在后井劳动，山湖总是提前去摘茄子、黄瓜、怕我们偷吃。我们把收获的蔬菜给每户老乡送去让他们分享。

刘淑琴自愿当了老师，进城买了小学课本，教山上几个孩子认字学拼音、学算术、画画、唱歌。郑溥伟、周山湖办了杜家山小报，我们自己写稿，有诗、有散文、有歌。

汪俊英自学针灸，在自己胳膊上试扎，当上了赤脚医生背着药箱带着狗去周围村子给老乡看病。年终我们用分红买了布，我记得给旭红及其他的知青缝了棉衣、棉裤。

为了增加收入，王钢与离杜家山二十多里的庆城林场联系，为农场上山种植松树苗。村里的二大娘、姑姑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双牛鼻子山鞋，结实耐穿。种松苗时，每人身背一个小木箱，里面放着小树苗，手拿一把像放羊铲的工具，翻山越岭将小松树苗种在三十度以上的山坡上。有的坡很陡，站都站不平，只能斜着一脚在上另一只脚在下使劲蹬住才能站稳。每个人的小腿都被荆棘划得一条条血道子伤痕累累，后来大家用破布缠在小腿上才避免了继续划伤。记得有一次我们带着中午的干粮烙饼上山种树，先把烙饼包放在山头上，等吃中午饭时发现上面爬满了蚂蚁。还有一次在狼窝沟种树，坡很陡，要到对面山上但下面是一道沟无法通过。我和梁敬东旭红试着想跳过去但不敢跳。王刚说看他的，他鼓足了劲猛一跳，一下栽倒在地，头冲山下直喊救命，真危险。我们几个看到他滑稽的样子哈哈大笑，笑的前翻后仰。

杜家山从未种过果树，在公社技术员的指导下，购买了果树苗，在杜家山周围的荒地、沟坡大量种植苹果树，品种有国光、红元帅、青香蕉等，还从外地购进核桃、梨树苗栽种。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蔡立坚被选为知青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登上天安门城楼，还被周总理邀请与当年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珍宝岛战斗英雄等一起走进中南海与周总理共进午餐，合影留念。我们给蔡立坚带上每个足有二斤重的紫皮土豆；带上金灿灿的小米，请她带给毛主席、周总理品尝。

1969年春节，蔡立坚提议过革命化的春节，全体知青不回家。大年初一在杜家山，开春节联欢会，知青们编排了文艺节目，有三句半、舞蹈、歌曲等。初二到初五打着红旗去西河、东赤土、南王等村庄给老乡演节目拜年。我记的，一九六九年我们杀了一口猪，给老乡每家送一份猪肉。王刚给我们炖肉，从南背回来，老远就能闻到肉香，满村里都飘着一阵阵香味。在村里的联欢会上，二大娘唱了一段抗日小曲“石头蛋钻个眼，装上火药和雷管，省事省钱又方便，一炸鬼子一大片”；王祯清唱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上山打虎一段；福全伯吼了几句民谣；郑溥伟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土炕上的油灯》；周山湖拉二胡，郑溥伟吹口琴，汪道平、王祯、王蕊芝唱了《沙家浜》选段“智斗”；梁敬东跳舞；陈寒青、张颖、张颐、刘淑琴、闫旭红、孙希文和我合唱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和电影《青松岭》插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等歌，……。回想起来，69年的春节是我终生难忘的春节。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我在杜家山生活了三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身体落下了毛病，但插队生活锤练了我的意志，培养、铸就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为我在后来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时都能不言放弃，勇往直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我和另外六名知青被分配到榆次商业系统，我去了蔬菜公司当了售货员站柜台卖菜八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上大学的愿望仍很强烈，通过自学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函授课程，1988年考取了律师资格，后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直至退休。

当年插队杜家山是因国家动乱，十年浩劫，我们这一代青年无法正常读书学习，是时代的悲剧。就个人而言，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劳动与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相处，是我一生最难忘的青春岁月。去年重返杜家山，看到大塔山下狼窝沟坡上郁郁葱葱大片松树林，我十分欣慰。我双手抚摸着眼前直径20厘米粗的大松树感慨万千，这些树是我们青春年华的见证。虽然我们盖的房子、挖的窑全部倒塌，村里已无一户人家，到处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只有眼前的松树在向后人述说，这里曾经有一群朝气蓬勃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为了理想曾在小小山村洒下了青春与汗水。青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