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顺学 著

        第二十八章 

     周思甬今年外出搞副业的成果还算不错，除了每天上缴生产队的一块钱后，自己剩了二百多块钱。

     眼下，除了日常花销，最要紧的是要把院落收拾一下。尤其，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周思甬家的一孔崖窑顶上涌进了一股水。何凤治看了之后说，这窑已经被水灌了，住人已经很危险了。

     周思甬经过和父母亲商量，计划在现住的旧地方重新建一个庄院，连着箍三孔土窑，然后修一个大门。虽然窑和庄院都是土的，可以就地取材，但人工还是要花的，仔细一算也需要不少钱。

     周思甬对如何箍窑和建庄院的事不太熟悉，便详细咨询了一下何凤治。何凤治对修建庄院和箍窑那是行家里手，就帮周思甬规划了一下，这让周思甬心里明白了不少。

     何凤治给周思甬建议:“你准备修建的庄院不要太大，十六丈大的庄院就可以了，太大花的钱就多了。这样大的庄院虽然在农村的庄院里算是最小规格的，但如果以后有能力盖房子的话，东南西北四面能盖四座房，一个庄角上还能盖一座高房，又能修一座大门楼子。”

     周思甬表示同意，他又问何凤治:“何大哥，那你说箍几孔窑比较合适?窑的尺寸多大比较好?”

     何风治想了一下，说:“如果你的钱稍宽裕就箍上三孔，如果钱紧张就暂箍上两孔。窑的尺寸也不要太大了，宽度八尺，长度一丈五就可以了。”

     周思甬说:“我想箍三孔窑，不然不够用。两孔窑住人，一孔当厨窑，杂物和磨窑就放到现在的崖窑里。”

     何凤治建议说:“如果箍三孔的话，那就在正北面箍三孔连间窑，这样既省人工又省钱。如果单独箍三孔窑的话，需要打六堵墙，而箍三孔连间窑才打四堵墙。这种连间窑最大的优点是坚固耐用，一般情况下，使用几十年都塌不了。”

     周思甬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就听何大哥的，我决定箍三孔连间窑。”周思甬又说:“何大哥，我想把打胡基的事包给你干，我给谁包都是包，还不如包给你算了。一方面包给你我心里放心，你打的胡基肯定质量没问题，另一方面这钱外人挣不去。”

      入乡随俗，周思甬现在也把脱土坏叫成打胡基了。

      何凤治笑着拍了一把周思甬的肩膀说:“看老弟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打胡基的这笔钱咱们就不花了。我想是这，咱俩利用中午和晚上加班打胡基，我打胡基你操土，每天争取打二百片，要不了多少日子就打够了。咱们能省就省，但打庄院的工程量大，咱们两个完成不了，就必须包给别人打。”

     周思甬不好意思地说:“何大哥，这不是又在剥削你吗？咱们两个加班打胡基我倒同意，但最后我给你还是要付钱的。”

     何凤治很认真地说:“又来了不是！咱们两家说这话就见外了。是这，如果你真的心里过意不去，每一千片胡基就按两块钱给我付工价，再多一分我都不要。”

      周思甬再不好推辞，就只好同意了。

     说干就干，过了两天，何凤治帮周思甬请来了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先站在场地中间观看了四周的山向，然后拿着针盘在新庄场子里来来回回摆弄着，每换个地点，摆弄一次针盘，周思甬要给风水先生的针盘下面放两毛钱。最后又拿出方尺划了新的庄院，在庄院的四角钉了木撅，算是划定了，只待择吉日动土。 

      庄院墙和箍三孔窑的墙，以一百二十元的价格给外生产队的人包出去了。打庄院一共来了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年龄五十岁左右，是土工师傅，其余三个小工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几个人在一辆架子车上拉了所有打墙的工具，两根碗口粗的木檩条，八根松木椽，一个杨木做的墙模，还有两把铁杵子和四把铁锨以及一些小零碎东西。 

     破土动工的那天上午，周思甬和何凤治以及这几个打庄院的人一起参加，搞了一个简单的奠基仪式。先在新庄院的正中央挖了一个三四尺深的一个坑，将一块由风水先生写了字画了符的青砖埋进土坑里，然后烧了黄表纸，祭奠了酒水。中午炒了四荤两素六个菜，蒸了一笼白面馒头，还有几瓶白酒和一条香烟。

     这顿饭就算是对打庄院的几个人的一次招待，意思就是让他们打墙时保证质量。 打墙的几个人吃得可口，喝的高兴，最后土工师傅拍着胸脯表态说:“请你们放心，墙的质量肯定没麻达，如果出现质量问题你们找我就是了。过去地主家的堡子我都打过，这一点小活不在话下！” 

     庄院工程开始后，他们先挖了二尺半深的地基，然后回填一层，用铁杵打一层。等墙体基础打好后，架上松木椽一板一板地往上打。每换椽增加一板墙，先铺十公分左右的土，用脚踩实，土工再用铁杵将土打得瓷瓷实实。一个杵印上重重地打两下，杵窝被砸的泛着青色，光油油地发亮。杵印套的是“梅花杵”，一个挨着一个，像拉鞋底一样密密麻麻的。 

     周思甬和何凤治两个打胡基与打庄墙同步进行。何凤治拿来了自己家的基模子和打胡基用的石板以及石杵子，又在周思甬家灶堂里掏了草木灰，便开始打胡基了。胡基一般摞八层高，个别技术好的人可以摞到十层高。摞胡基的技术要比打胡基难以掌握，摞不好胡基垛就会倒塌。胡基垛子一旦倒塌，力气就白费了，前功尽弃。摞胡基有一定技巧，上一层与下一层要咬茬，从正面看，从上到下都一块丁着一块，但到背面看，每块胡基错着两块的茬。这样咬茬的作用是，增加了胡基垛的整体性，使胡基垛子不易倒塌。 

     周思甬和何凤治两个打胡基配合的相当默契，何凤治负责打胡基和摞胡基，周思甬负责运土和操土。何凤治打胡基的技术特别熟练，所以打胡基要比一般人快得多，普通人每天能打五百块胡基，何凤治每天能打七百块。 周思甬将基模子放在石头底子上，顺手抓一把草木灰撒在基模子里，以防胡基与基模子之间粘连，紧接着往基模子里面操三铁锨湿土。何凤治光着脚丫子跳上基模子将土踏实，然后用石杵将土啪啪啪地打瓷实，再用脚后跟在基模子的四角各踩一脚，顺势打开基模子的后挡板，之后双手将打成的胡基用力搬起，最后用两只手掌卡着胡基整整齐齐地码在胡基垛子上。

     当地人对打胡基还有一个顺口溜:三锨九杵子，二十四个脚底子。意思是说，打一块胡基需要三铁锨土，打九杵子，用脚踩踏二十四下。 

     正在大家忙着打墙和打胡基时，一天上午，有一个打墙的小伙从土里挖出来了一个肉乎乎的东西，这下把在场的人吓得不轻。经多见广的土工师傅看了之后说:“这东西叫太岁，老年人说，这是个不祥之物，每年在庄院里转一个方位。现在既然把它挖出来了，最好不要惊动它，咱们给安置一下就行了。” 

     周思甬家打庄墙时挖出太岁的消息不胫而走，队上的男女老少都来到周思甬家看稀奇，一个小院子挤满了人。有的人出主意，让周思甬家把太岁煮着吃了，这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有的人让周思甬家把太岁在水里养起来，这东西泡的水能治病；有的人则说，这东西是凶煞之物，必须叫一个大阴阳先生进行安置，不然家里以后会犯事的。

     周思甬一家三口是知识分子，对挖出太岁的事并不感到十分惊讶，认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既不感到高兴，也不觉得恐慌。尤其，周文录曾经看到过关于太岁的一些资料。他向到家里来观看太岁的人简单讲了有关太岁的一些知识:“太岁又称肉灵芝，是自然界中非植物、非动物和非真菌类的第四种生命形式，生长于地下，是由粘菌、细菌和真菌三类菌构成的一种稀有的聚合体。而关于‘太岁’的存在、作用和功效，在生物学界始终有争议。太岁分为水太岁、土太岁、石太岁三种，像我们家院子里挖出来的这就是土太岁。我觉得，把太岁说成凶煞恶神或把太岁当做能治百病的良药，都是不对的，没有一点科学依据。” 

     这时，庄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打断了周文录的话，把旱烟锅往腰里一别，对周文录劝说道:“老周，你的这些话是科学的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我听好多老年人说，这太岁是一种神，而且太岁神是所有神中权利最大的神，掌握着人一年的运程。如果谁在太岁头上动土，就会冲犯了太岁神，所以就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说法。我知道你们一家都是知识分子，不信这些迷信的说法，但我还是要劝劝你，请一位本事好的阴阳先生，把挖出来太岁安置了。迷信这东西谁也说不清楚，迷信，迷信，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如果你把这太岁安置了，你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其他人也赞同这位老汉的做法。在大家的劝说下，周文录也就半推半就地同意了。当天请来了一位阴阳先生，写了祭文，盖上了阴阳的朱红大印，烧了香表，祭奠了白酒，在原地挖了个深坑，将太岁原封未动地埋了。 

     经过一月时间的加班苦干，周思甬和何凤治两人一共打了八千块胡基，这些胡基箍三孔窑是绰绰有余了。庄院墙和箍窑的窑间子墙已经打成了，下一步就要开始箍窑了。 

     箍窑的活儿不像打胡基和打墙那样拖拖沓沓，是带有突击性的，用的时间越少越好。因为箍窑时最怕遇上下雨天气，如果窑箍到中途遇上一场大雨，就会发生倒塌的风险。所以，箍窑的速度越快越安全。 周思甬从本队请来了三个窑匠和十七个强壮劳力，一共二十个人，准备在两天之内突击完成箍窑的任务。

     为防止箍窑的活儿忙无头绪，周思甬将这二十个劳力进行了分工。一个人负责从窖里吊水，两个人负责和泥，三个人负责操泥，两个人负责端泥，四个人负责运胡基，三个人负责接胡基，三个窑匠负责箍窑，两个人负责填土。周思甬作为机动人员，哪里活儿紧张就上哪儿。 

     三个窑匠每人负责箍一孔窑，箍窑的进度也是齐头并进的。窑匠用双手将算泥涂抹在拱形的窑轮子上，再抓起一块二十斤左右的胡基用力贴在窑轮子上。为了保持平衡，必须左边和右边各贴一块胡基。为防止胡基掉落下去发生安全事故，窑匠用两根长椽支在刚贴的胡基下面。到了中间合拢时，窑匠用瓦刀劈一块梯形状的半块胡基，恰如其分地塞到半块胡基大小的缝隙里，紧接着下一轮窑又开始箍了。

     箍窑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儿，窑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全都被酸泥糊过了，脸上被泥糊得看不出人样儿。 “土工，一天要吃五顿。”这是当地人的一句俗语。要在两天之内完成箍三孔窑的繁重任务，确实要给干活的人不要说吃好，最起码要吃饱。

     周思甬家给箍窑的这些人每天两顿白面饭，三顿糜面馍馍。糜面馍馍虽然是杂粮面做的，但特意用小酵子发的面，软甜可口，特别好吃。饭和馍是没有定量的，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饭量吃饱为止。周思甬还给箍窑的人买了香烟，过一阵子就给所有人散一轮香烟，不抽烟的人，就把发的烟夹在了自己的耳朵背后。 

     为发挥何凤治力气大的优势，把他安排到了撇胡基的岗位。他双手拿起一块胡基如同一块瓦片儿，两傍一用力，一块胡基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嗖一的一声，一下子飞到了站在高架上人的手里。

     第二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三孔窑顺利完工了，也没发生大小事故。这三孔窑箍得都很周正，从窑的这一头到另一头，都像拉了线一般直，宽窄和高低都一样的，也没有一点凹凸不平的现象。周思甬还别出心裁地在窑头上做了一道女儿墙，看上去不像窑而像房，显得特别气派。 

     不几天，周思甬家新箍的三孔窑全部干透了，周思甬便叫来了何凤治帮忙，给窑的外面又上了一遍粗泥，给窑的里面上了一层细呢。尤其窑里面，上一层细泥就等于是对窑进行了一次装潢。上细泥时，用泥抹子压成了光面，顿时窑内显得非常亮堂。

     最后，给三孔窑装上了门窗，又修建了大门楼子。大门楼子虽然是用胡基垒起来的，但由于泥活做的细致，同样显得很大气。 

     今天，是周思甬家新庄院入住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几天前何凤治帮周思甬在阴阳先生那里选定的。近几天，周思甬和父母亲把旧屋里东东西西都搬进了新家，摆放到了一定的位置。 

    为搬新家，周思甬还特意缝了几套新被褥，给两个炕上买了新竹席，炕周围的墙上贴了炕围纸，尤其在窑的正面墙上贴了毛主席像。周思甬把他住的窑里布置的像婚房一样漂亮，既舒适又大方，显得十分靓丽。 

     今天上午，齐梦鹭一家三口都来到了周思甬家，一来是为了庆贺搬迁新居，二是赶来帮忙的。他们知道今天周思甬一家三口人肯定是忙得不亦乐乎，既要收拾搬东西，又要做饭招待客人，还要里出外进地干杂七杂八的零碎活。 

     齐梦鹭的父亲观看了周思甬家的新家后说:“不容易啊！修建这么一处庄院既费人力又费钱，这下就可以舒心地入住了。”

     周思甬接着齐梦鹭父亲的话说:“齐叔，明年我再努力一年，争取把您家的院子好好收拾一下，让你们三个人从破窑里搬出来。”

     齐梦鹭父亲笑着说:“有你这份心意我就心满意足了！” 

     齐梦鹭看了周思甬布置的新窑后，心里非常高兴，她伸出大拇指夸奖说:“思甬哥，你行啊！没看出来你是这么心细的人，一个新箍窑你收拾的井井有条。”

     周思甬笑说:“你觉得还满意吗？”

     齐梦鹭回答:“当然满意！”

     周思甬有意压低声音说:“你感到满意就好，等咱俩以后结婚了，就住在这孔窑里，到时候我再精心布置一番。”

     齐梦鹭腼腆地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用捶头轻轻地在周思甬的肩膀上砸了两捶。周思甬关切地问:“最近感觉怎么样?别人发现你怀孕了没有？”

     齐梦鹭说:“最近我吃什么都香，饭量大增，胎儿发育的很快。但由于我个儿大，到目前还显不出来身怀六甲的腰身。那你能看出来吗？”

      周思甬两眼盯着齐梦鹭的肚子看了一会，摇了摇头说:“看不出来，我明明知道你怀着孩子，但看上去并不明显。不过现在月份还不太大，越往后就越明显了，你千万要注意，你在人多的场合尽量少去，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齐梦鹭点着头说:“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当地人把乔迁新居叫“进火”。本生产队的社员大多数人都知道周思甬家今天搬新家，都嚷嚷着要来给他们家进火，周思甬索性挨门把家家户户都请了一遍。 

     搬迁新居也是比较隆重的一件事。

     周思甬在新院墙头上插上了纸彩旗，大门上和三孔新窑门上贴了对联，庄院显示出了一派节日的气氛。

    周思甬家“进火”的时辰是晚上七点钟，“进火”的真正含义是，在确定的时辰将新家灶堂里的火点着。“进火”从习俗上来讲也叫请灶王爷，时辰没有到，新灶堂里是不能进烟火的。

     为给来的客人准备吃食，周思甬家便在院子里临时支了一个简易锅灶。 七点的“进火”时辰还没有到，客人已经陆陆续续地到了，屋里和院子里都站满了人。前来恭贺乔迁新居的客人，有的出两毛钱的礼金，有的提着几颗鸡蛋。

     七点的时辰一到，院子里霹雳啪啦放起了鞭炮，周文录拿着香表点燃后塞进了新灶堂里，然后在灶堂后面插了三支香，祭奠了酒水。这时，所有来的客人都跟随着周思甬父亲磕了头。

     周思甬对前来进火的人热情招待，给客人吃的是四个下酒的凉菜，牛肉烩菜和白面馒头，喝的是散装金糜子酒。

     吃过饭，客人们慢慢散去，但喜庆的气氛还弥漫在这座新庄院里。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能让父母住进一个象模象样的新家，周思甬觉得很有成就感。

      作者简介

    董顺学，汉族，宁夏西吉县人，生于1955年10月10日。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先后在西吉县工交局、统计局、计划委员会、计经局、震湖乡政府工作，担任过国营企业厂长。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喜欢读书，热爱文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丰厚的生活实录，创作过中短篇小说。退休后，用近五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狼毒草》，终以抒怀于文学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