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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年前，谁助推我撞开大学之门？
文/董惠安
这是个沧桑的话题。
1979年秋天一日，身心俱疲，苦盼多日的我，终于在假日空寂的“五七”中学校园里接到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顿时，心头阴霾散去，艳阳破云而出，“天之骄子”的光环罩在了我的头顶，命运自此转机。然而就在此前一年的1978年秋天，我已经高考中榜，一只脚踏进大学门了，岂料在县医院的体检时仅因肝功检查“转氨酶高”一项，竟被挡在了大学门外！
愤懑，失望，绝望！欲哭无泪……
那么，从被挡到大学门外到最终挤进校门，这一年间我再次高考并获得命运转机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有的人认为是我董惠安有本事、有恒心，但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是一群亲如父兄般的老师们把我抬起来送进了大学。用现代一句流行语来说，就叫作“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在敲击电脑键盘之际，我命运中的贵人一个个跃然屏幕之上，当年的人情冷暖也梦幻般浮现眼前……
一、逃离广播站，回到“五七”中学的“生门”之中
1978年高考时，我当时身处县广播站，当播音员兼编辑。这看似很辉煌，据说每天通过有线电波，有全县70万人能听到我激昂的声音，但由于身为农村户口，终究是个临时工。更由于当时年轻气盛，对广播站里那个刚刚由农村公社电话员转为城市户口身份的“编播组长”不够卑恭，不经意成了他的眼中钉。后来回忆到，大约是在广播站院子下棋时，我看他自恃棋高飞扬跋扈，忍不住为他的对手支了两招，让他输得很没面子，令他生恨。在我离高考只剩一周时，好不容易逢个星期天，我本打算好好复习一天，他偏偏安排我跟着几个电工师傅到郊外去抬电线杆。酷暑、重活、饥渴加上精神上的侮辱，愤懑异常。朴实善良的电工师傅们似乎早就看出问题了，在玉米叶划脸、汗流浃背的庄稼地里，他们一方面好言劝慰我，一面把抬水泥电线杆的绳子尽量往他们一边拉，尽量减轻我肩头的负重。
高考中榜却因体检而落榜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为我惋惜，但“编播组长”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我本想卧薪尝胆，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备战来年高考，但这位组长明显是针对我而宣布了几条“不准不务正业”的规定。最终促使我毅然离开的原因是一件不大的事——广播站一台录音机找不到了，组长反复追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他居然两次径直走进我的房间，俯身下蹲撩起我的床单，在床下反复搜寻查找。找不到便旁若无人地离去。那个和现在的拉杆箱一样大而笨重的录音机，床下是藏不住的，用得着这样执着地搜查？这不是把我当家贼么？所谓的“不准不务正业”已宣布，又会有多少星期天抬电线杆的事情发生？
此地不可久留矣！可是，又该到哪里去呢？我来广播站之前，曾在宝鸡县八鱼乡（当时为公社）“五七”中学任教。我还能回去吗？
无奈之下，我求助于我命运中的最为重要的贵人——陈刚峰。
在宝鸡县八鱼乡的教育界“朋友圈”里，人们习惯称他为“老陈”。大约是1970年以前，他作为文教干事出现在八鱼的文化教育圈中，当时正值年富力强，搞教育、抓体育、聚人才很有一套。他像一团火，乐观豪爽，说话幽默，谈笑间能给人传播热情和乐趣，让人如沐暖阳春风；他像一块磁铁，极富亲和力，走到哪里都能在周围形成强大的磁场。他更像一位伯乐，不论在何地都能发现和吸引“千里马”，无论教师中的精英、知青中的尖子，甚至还有学生中的好苗，都能尽力予以帮助，提供“赛马”和发挥才干的用武之地。在他周围凝聚的八鱼优秀教师和干部群体，后来不少成为宝鸡地区教育界和政府的骨干。这个群体至今仍是八鱼地区不褪色的群英品牌。如今已经八十六岁仍旧精神矍铄的老陈，应当尊称为“陈老”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初中时因撰写体育比赛广播稿而进入了他的视线，受到他的赏识关怀与帮助，结下忘年之交。这算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
在广播站已经难以立足的我，当时带着沮丧而悲壮的情绪出现在陈老面前，陈述了我的险恶处境，以及我不屈的决心。他首先对体检的意外感到惊诧，连叹“疏忽”了！但他想了想，最后说了一句既是鼓舞又是鞭策的话：“就权当你考上了，给了你一年治病的时间！”他赞同我离开广播站回到“五七”中学备考下年高考的选择。具体事宜，他让我去找吴志东老师。
吴志东老师是我命运中的又一贵人。身为高六六级的宝鸡斗级中学的回乡知识青年，志东老师身上拥有着扎实的知识功底，以及那个时代青年的风华豪情，同时具备着沉稳的性情和宽厚的胸襟。曾经作为我初中时的班主任，他曾对我一张对开展教育建议式的大字报颇为赞赏，予以鼓励和支持。后来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初中母校淡家村学校任教，以及后来到八鱼乡政府担任广播放大站的播音员兼编辑，都多亏了他和陈老的大力举荐和激励。我母亲76年去世后，曾经的家变得冰冷而陌生，我还在他家吃过两次年饭呢！而他受命组建八鱼“五七”高中，完全是凭着热情苦干和奔走斡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带领几名教师把生产队仓库当教室，借用民居办公、起灶，把一件不可能的事办得有声有色。我在去广播站之前，也加入了“五七”中学的教师队伍。
记得是我从县城虢镇风尘仆仆地赶到宝鸡市党校，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正在这里参加学习培训的志东老师。当时他已经调任县委宣传部工作，但对“五七”中学还有相当的影响力。记得当初到县广播站当临时工，也是他举荐的。后来我和“编播组长”闹崩了，那小子没少在志东老师面前贬低我，并嘲讽他举荐了一个“刺儿头”学生。虽然他也了解我的少年轻狂，但他对我这个学生还是很包容。听了我的愤然诉说之后，他沉思了片刻，终于表明了对我既理解又支持的态度：“那就回来吧！”
二、与其说当老师，不如说是为我提供了一块“修炼”之所
可以说，“五七”中学的师生们当时是敞开怀抱欢迎我回归的。多年后我接触到一种叫“奇门遁甲”的预测学后，得知人生的某一时段所处的盘局有所谓的“八门”，是指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惊门、开门。回头看来，广播站对我来讲就是“伤门、死门”，所回到的“五七”中学，则是我命运转机的“生门、开门”。
当时担任该中学实际负责人的吴志峰老师，他也是我初中时的老师，更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之一。志峰老师也是高六六的毕业生，他性情内敛，但身藏深厚而广博的知识储存，胸怀育人助人之心，堪称良师益友。他和志东老师一样，由于“文哥”而耽误了高考。如果当下就参考，凭着自身雄厚实力稍作复习就能走进大学之门，但由于家庭责任重大，无以抽身，只能像蜡烛一般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前程。
志峰老师根据我的情况做出了最有利于我的安排。为了应对来自公社和教育界方方面面的议论，他根据我曾经学过一阵子英语讲座的情况，便以“英语”教师的身份将我“调入”。同时还安排了一个班的语文课兼做班主任。凭良心讲，与其说是让我来当教师，不如说是来当学生，甚至说就是给我安排了一处“静修”之所。恰似一个在江湖上落败负伤之人，被师傅安排在幽静洞府之中潜心养病、修炼。
然而看似平静的日子里暗流涌动，志峰老师告知我，鉴于教育要拨乱反正，趋于正规化，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有悖于规范要求，可能明年就要解散，时不我待呀。
当时老父亲在宝鸡玻璃厂已到退休年龄，曾对我说，你若考学无望，可以接班（当工人）。我曾把这条接班路当做人生最后的退路。可是一位老师对我说，你家中还有你的四哥，也在逆境中，你若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把接班的路子留给四哥，岂不两全其美？
有道理！可是我只能把自己置于死地而求后生了！
背水一战！我每天除了上课之外，就是到公社卫生院打“B12”针，然后径直返回学校，实际上处于半隐居状态。所剩下的时间贵如黄金，我便复习复习在复习。
窗外不远处伫立着一棵女贞树。属于常青科目。入夏之后开出满树白色的小花，芳香中带有一种刺鼻异味，但有醒脑之功效。多年之后我在西安高新区看到的满街道的女贞树时，感慨万千，仿佛感觉到这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联系……
临近高考，学校常常举行模拟考试。一些从宝中等市区重点高中获取的一些模拟考题，考得学生晕晕乎乎，我的数学也考得很不理想，甚至不如一些学生。坦率地说，“文哥”期间，数理化教材大肆删减，薄薄的课本里塞满了导师语录，实际学到了数学知识少得可怜！何以应对残酷的高考？
志峰老师对我的状况极为关注。他不无忧虑地指出，你这样的状况不行啊，要想想办法！
实际上，我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数学复习之中，无奈资料太少，接触的题型有限，想要突破性提高很难。所幸，志峰老师帮我弄到一套文革前历年高考试题及答案，这一下子让我开了眼界，熟悉了解析高考题型的思路，渐渐提升了文理各科目试题综合分析的能力。这在最后的考场冲刺中获益匪浅！
值得一说的是，在我复习最紧张的阶段，一位名叫吴斌芳老师主动要求接替我的班主任工作，这确实减轻了我的一部分压力。这种主动的助人之举，在我后来的工作环境中再未遇到过，因而回忆起来更觉得难能可贵。兹人已故，音容犹存，在此谨作纪念！
记得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志峰老师在考场外关切地询问我每一道题的答题情况，并当即计算出我可能得分为40分左右。当他认为答得还算可以时，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清楚地记得，我最后实际得分41分，在西大中文系79级还算是高分呢！
在我入学报到之后的第三年，“五七”中学宣告解散。但这所民办高中以不凡的业绩载入历史。在我入学前后三年间，这个破旧院落里曾走出了十多名跻身高校的学生和老师，他们经过几年的悬梁刺股般的复习苦修，都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五七”中学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其自强不息、绝地求生的精神常青不衰。
三、母亲和未来的伴侣，也是命中的贵人
助我进入大学之门的贵人中，还有两位不能不表，这就是我那早逝的母亲和后来成为我终生伴侣的那个“五七”中学女生。
母亲于1919年出生在河北保定市区的社会底层人家。我的外公是个骆驼祥子式的洋车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带给她的影响就是缠脚的裹足布被她偷偷放开，还有就是有着强烈的上洋学堂的愿望。只是她由于贫穷和战乱始终未能上学。然而她深知文盲之苦，发誓要让孩子们读书成才。她曾希望我那在宝鸡长寿中学读书的二哥能考上大学，将来能成为作家，把她一生的艰辛苦难写成一部书流传于世。二哥读高中时就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过叙事长诗，极有文学天赋，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没考上大学，进而由于“文哥”使他的锦绣才华化作了造反批判的墙头口号。作家的梦想终究成梦。但母亲 期待儿子成为大学生作家的夙愿却成为了我学习的动力和未来的志向。可以告慰母亲的是，我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也成为了一个作家，虽然是没有获得大的成功的作家。
在“五七”中学修炼的那些日子里，母亲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给我以温情呵护和告诫嘱托，平日以坚强外表示人的我，梦中难以掩饰自己的脆弱性情和对母爱的强烈依恋，常常泪湿枕巾。而在梦中感受了这珍贵的母爱之后，现实中的我，又表现得格外坚强，对面临的严峻高考抱定“荆轲刺秦”的决心。
对于成为我后来妻子的这个“五七”中学的女生，不能不说她是我命运中的又一个贵人。在我78年高考失利潦倒落魄的那段日子里，她不经意间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她的家院曾作为“五七”中学的办公室和食堂，她和老师们很熟悉。至于我在公社广播放大站当播音员时她曾远远地悄悄地注意上了我，甚至看到了我穿凉鞋时袜子露出了脚后跟，这是我多年之后才知晓的。当时我床上的褥子很薄，想用一块布缝个大口袋，里面装上麦草当褥子，一位老师随手一指她，她便红着脸走到我跟前，拿走了那块大布。口袋很快就缝好拿来了，但后来的联系便剪不断理还乱。随后学生中间尤其是女生中开始有了关于我和她的流言。而流言居然成了一种情感催化剂，原本隐晦的话题变得直奔主题。当我告诉她我有家不能回，未来不确定的命运前景时，她居然表示生死相依，非我不嫁的决心。不可否认，在我情感世界最饥渴的最荒芜的日子里，她的出现犹如清风甘泉一般，就像后来有一首名叫《小芳》的歌里唱到的那样——
“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难忘怀。
谢谢你对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这件事曾被一些人肆意嘲讽，认为我一定是“始乱终弃”，甚至等着看我成为现代陈世美的“好戏”。这也引起了老师和朋友们甚至家人的担忧和反对。最主要的担心是将来的两地分居、城乡差别，还有志不同道不合等等原因，以至于造成婚姻家庭的悲剧。
我面对着极大的压力。我知道他们都是善意的、为我着想的。但我的做人原则是“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农村户口不能随我进城，我在毕业前甚至下过毕业后去新疆西藏的决心，据说边疆地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我的大学班主任晁老师和一个同学，正是走了这条路径，解决了家属“农转非”问题。事实上，我们的“农转非”解决得很快很顺利，这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开明政策，在孩子上幼儿园的年龄时顺利地解决的户口问题。
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能不能经得住城市文明的诱惑，多少年前争论都是激烈的。我自己也曾对自己的定力有过这样的担心。但几十年过来，我发现那些所谓的诱惑大多是影视剧等文学作品中的夸张和渲染，一个穷书生离这类诱惑十万八千里呢。而妻子对我的“死心塌地”倒是极显珍贵。我有时候换一种思路想，她虽不是城里人，我把她变成城里人不就成了吗？她自己也经过几番番的挣扎努力，学会普通话，适应现代城市生活节奏，逐渐融入城市，在《华商报》等媒体广告部工作，能力、见识和气质不亚于同龄的城市女性。如今我们都已成两个孙子的爷爷奶奶啦！曾经为我们担忧的老师朋友们，疑虑和担忧早已化云烟。但那段因担忧诱惑而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光，还是挺值得回味的。
我此刻还想说说那位曾经打压我的“编播组长”，我如今觉得他也是上苍派来助推我进入大学校门的“贵人”。在我复习最疲惫的时候，我眼前常常浮现出他那得意的狞笑、冷笑，我于是在眉宇间抹上些清凉油，顿时来精神，继续啃难题。这反面的推动力也是巨大的。毕业多年后，这位当上某乡镇书记的仁兄还常常惦记着我，希望听到我倒大霉的消息，但他最终可能失望了。我虽然有过闪失和不顺，但毕竟天地间自由度高了，每个人施展才艺的平台宽了。宝鸡难施展，我就闯西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嘛！
四、又到医院体检时，过关竟如此容易
话说79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我的名字再次高悬于县城街头的红榜之上。但我清楚，体检又是一个巨大的坎儿，心情不免又紧张起来。
我找到了陈老。
他看了我的成绩单，赞叹道：“考得这么好！”
我回答道：“按照你的要求，经过一年努力，成绩要上去，转氨酶要下来！”但我随后又问：“你认识县医院医生么？”
他说：“我不认识医生，但我认识管医生的人！”
于是，体检那天，他叫来一位县卫生局的干部，据说是他的老同学，姓胥。这位老胥认为是医生检查时有时疏忽大意，不经意间给人做出“不合格”的结论，结果毁人前程。我在78年的体检遭遇的意外就属于这种情况。于是他领着我走进医院科室，医生护士按照他的要求认真负责地检查，统统盖上“合格”的戳子。
一切竟变得如此简单！
就这样，我的两只脚从这里开始，迈进了大学之门。
说到转氨酶高，现代医学证实这可能是由于营养差导致指标偏高。遥想当年的生活，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有什么营养可谈？能吃到一口白糖都是很奢侈的事。而仅凭“转氨酶高”一项指标就将年轻考生拒之于大学门外，是何等的误人子弟？所幸近年国家已经取消了这项不合理的规定。就算是肝炎患者，如今照样可以进大学门。据后来得知，县医院在77年体检时，曾将本院的一位考生3级肺结核检测为“合格”，后被学校退回，并受到批评。于是县医院第二年“严格标准”，居然卡下了上百名身体并不是有严重疾病的考生。我也在其中。这不是一种另一种杀人于无形的谋财害命吗？
在后来毕业工作后的多次体检中，结论是从未患过肝炎。
陈老后来说起此事，认为医院体检荒唐至极，他说，董惠安的儿子又高又帅，两个孙子像两只老虎，有啥病哩！如果按照医院那样体检，不是埋没了一个人才么？
遗憾的是，那位当年领我体检一路过关的老胥，已经因故病逝多年。而我敬重如父的陈老，也于三年前新冠舆疫情最紧张的阶段与世长辞，文章到此，以此文遥作悼念，愿他泉下安息！
顺便提一句，当时我急于被录取，志愿报的是陕师大、宝鸡师院等。据说我西大的班主任晁老师在省招生办招生时，把我的档案袋打开后，看到成绩很好但志愿不高，未填报西大，他嘴里念叨了一句“这学生还这么谦虚的！”随即抓到手里在表格上迅疾补填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就死不放手，陕师大的老师争要不到无奈作罢。我的命运也在这里转了个弯儿，有了西大中文系的“朋友圈”。这对我的一生影响也不小。
且说我当年逃离的县广播站，上大学后我回去过一两次。星换斗移，时光轮回，那位“编播组长”已神气不再，而我活像归来的英雄，那些熟悉的电工师傅和编采人员们喜出望外，朗声向我表示祝贺。而“组长”则躲在小屋中不敢露面。原来他依仗的站长已经调走，没了靠山。一位后调来的老大姐可能听过我曾经的遭遇和不屈的故事，像老朋友一样夸赞我，并高声说：“有才华的人不必卑躬屈膝，苟且求生，有能力有志向走大道，何必要曲意奉承寻捷径呢！他们要是有本事的话，也去堂堂正正去考大学啦！”
我想，她的话不仅仅是夸我，而还有话外之音。
四十四年过去，回首一瞬间。我已退休，各位老师们也年事已高。往事不能如烟，我写下上述文字，既是回忆，也聊表对各位贵人的深深谢意！祝各位老师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乐于助人、桃李芬芳的老师们，应当有，事实上也的确拥有着充实盈满的精彩回忆和幸福快乐的晚年时光，我愿与你们分享！
董惠安
2019-1-6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