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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百闻 认知匡燮
——《面对落日 迎接朝阳——匡燮手稿展》观后
作者 董惠安
接好友微信，邀我去陕西省图书馆观看匡燮先生书法展。好友特别声明书法作品大多是艺术家匡燮先生的日记、散文毛笔手书原稿。我说我不懂书法，看不出啥门道。好友说，主要看内容，看懂了内容，你会有所思，咱们更会有共鸣！
恰逢夏日雨天，我走进省体育馆附近的陕西省图书馆一楼侧厅，参观了名为《面对落日 迎接朝阳——匡燮手稿展》的展览。在我到来的前几天，这里刚刚举行过一场高人满座的“匡燮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日常书写空间学术研讨会”，巨幅标牌墙犹在，虽会终人散，雨天展厅中观者不多，然而好友在微信中已经传来这场研讨会的盛况，隐隐感受到研讨会的余音缭绕。在其中我看到了我那以犀利批评而叱咤陕西文坛的西大同学杨乐生的威猛形象，并看到了他一段不轻易示人的赞誉之语：“匡燮书法自由、率性、 随性，给今天的人们以表率”。这让我不由地对这场特殊的展览生出敬畏。于是，我拨通杨乐生的手机，让他为我的参观以及认知匡燮先生做点提示。他在电话里说：“这个展览很值得看，匡燮的书值得品味。他是散文大家，尤其是独创的‘无标题散文’，堪称一绝。可以和唐诗中的‘无题’绝句媲美。他的散文层次很高，尤其是他退休后写出的非虚构文学巨著《我与世界》，题目很大，说的都是小事，而小事中道出了大乾坤，这部七卷百万字的系列作品，我读了两卷，很好！这个展览里面也藏着大乾坤，你好好看看！”
杨乐生的话，让我此展览在敬畏之中又多了几分虔诚与探幽寻奇之心。值得一说的是，参观匡燮书法展的前一天，我参观了某艺术团体的辉煌历史展，居然在其中看到了鲁迅的仿真蜡像，那是鲁迅曾经讲学西安的纪念，还有许多传统艺术家们高光瞬间的定格。可在此展厅里，不要说雕像了，就连匡燮一张大一些的照片也没有。也不要说成就回顾了，连个醒目耀眼的生平事迹介绍也没有。我想这倒不是主办者的疏忽，而是刻意苦心地将他的外在繁华拂去，却将他的灵魂秘籍、理想图谱、开启精神宫殿的密钥藏于密密麻麻的行云流水般的狂草散文以及密密麻麻的小楷书法之中，等待有心人去用心灵去叩开他的新窗，展开隔空对话，感悟他的情操智慧、他的奋斗足迹，他的歌哭呐喊，与他携游于一个更为广袤而通灵的世界。
展厅内集中展陈了匡燮先生生命中最后十年创作的最后一部七卷本长篇系列散文《我与世界》的手稿部分卷轴300余米，三十余篇的散文创作手稿，多为匡燮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十余年间与师友朋辈间把酒言欢、游戏唱和、兴之所至、直抒胸臆的精妙小品文章的书法作品。展厅不大，却显得有点空旷，在落寞中透出一种空灵。无丝竹之乱耳，无华堂之喧嚣，正好可以与作品的主人展开心灵的交流。我仿佛感觉到眼前密集的字迹如同浓缩的二维码，一经心灵之光的扫描便灵动起来，渐渐化作流淌的山泉、化作春风催生的绿草，化作长安郊外的鸟语花香。细细品读玩味之中，隐隐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冲洗。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而我觉得这“一见远胜百闻”，让我在醍醐灌顶中从灵魂深处认识了匡燮这位奇人——一个在当今时代完全有能力有资格有底气和盛唐诗人隔空对酒当歌、吟诗唱和的大散文家、书法家。
在观看展览的同时，心底总翻腾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从前不认识匡燮先生呢？我作为曾经的广播传媒人，怎么就和这样一位大师级散文书法人物生不相逢、相识恨晚呢？此刻心底不免生出深深的遗憾。
在“百度”上查询匡燮先生，显示他作品和荣誉多多：“有散文集《野花凄迷》《无标题散文》《唐诗里的长安风情》《悟道轩杂品》《记忆蛛网》《菩提树下》等数部。有多篇散文被选本编入，亦在央视播出，并多次获得大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而这样一位文坛书坛响当当的人物，怎么就如同隐形一般，于高亮之处看不到他的无限风光呢？
我想原因出于两点。一是由于我这样目光总瞄准T型台、领奖台、主席台的普通传媒人，满眼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大腕权贵富商，两耳充满专家的吹嘘张扬、夸夸其谈，事业轨迹很难和他相知相遇；二是与匡燮先生的低调隐身、避开镜头、独善其身、游走于江湖有关。这一点从诗人沈奇为本次展览所撰写的序言中可以得到佐证。这也让我这个孤陋寡闻之人为不识匡燮而侥幸获得一丝宽慰。沈奇的序言这样写道——
严格地讲，他不属于标榜什么“陕军东征”的“秦制”文学版图，他只是那位叫“匡燮”的当代散文家自己，因而孤岭横绝，疏影暗香。
他在作为陕西文学界“异数”的同时，也是陕西书法界的一个“异数”。严格地讲，他也不属于所谓“当代书法重镇”的“秦制”艺术板块，他只是那位用毛笔字抒写个在人文情怀落款“匡燮”的“圈外”人士，而松秀野逸，不屑一世！
“秦制”陕西文坛、书坛以及其他什么“坛场”中得意人物，若直面而虚设历史归档，不外乎“陕西陕西人”“外地陕西人”“陕西外地人”三个板块，或显或隐，各得其所。匡燮从根上到立足，皆客态而居，胸怀展阔，出而入之，入而出之，到底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了陕西“外地人”，最终走出“秦制”，流芳汉语故里，而孤掌自鸣！
好一个“异数”，又一个“圈外”，再一个“陕西外地人”，难怪进不了相关的“坛场”，难怪“孤独求败”！曾经的“坛场”不接纳他，容不下他，而今看来，一般的“坛场”还真安顿不了他，他也不屑于进那些类似于“卖场”、官场甚至于斗兽场的坛场。由此我的一点困惑也瞬间明了，为何本次展览是由陕西文联和陕西省图书馆来主办。看来省图这片净土给他办展览、开研讨会意味深长，而他也真适合于这块净土。
净土、净界、净化；奇人、奇书、奇笔。是我观看展览的第一印象。展厅里一块展板上书写着匡燮一段书法“自道”——
我常常耽于幻想，以为书法便是心灵的一种轨迹，比如风之随虎，云之随龙，影之随形。
宣纸毛笔徽墨诸般材料，便作了操作中的红粉知己，随侍左右，红袖添香，却偏让千古文人消受了这种惬意和风流。
我也便于气清风爽的时候仰望高空，看幻化中动如逸马，静如澄湖的流云，如虎如龙，如楼台，如人物，如野林的霓虹，作雪酿雨，狭恃雷电。
这时候，我便又以为这云中的幻化也就是书法的灵魂了。
......
一段无标题散文“闲话”，道出了他的“闲情野趣”——
我与书者情也，书与我者闲也，
闲可脱世情，可入林，此一也；
次则惧见大家，大家如高山如峻岭如松如岩，而我则如草如石如土如云，故喜与少年野夫交游，如微末如侃良如续本，皆为无名之辈者；
再则喜仰视奇峰险仞如石鲁如李琼玖诸翁，
与前二辈者交，可得野趣、可得童真，
以此意趣入书不亦快哉！
“惧见大家”，其中“大家”可理解为一般威名赫赫的名家大咖，领导权贵，也可理解为芸芸众生。“拒见”也可理解为畏惧出名出头露面，不屑于官场应酬。他“喜仰视奇峰险仞如石鲁如李琼玖诸翁”，可见交友极有选择性，一是率真而无名的野夫少年，二是德高望重的书画界前辈。两者皆不为所“惧”者。
一篇《草木性情》，寥寥百字竟勾勒出了一幅“鸟衔籽来，人化草木”的奇幻画图——
一日，正坐山庐间，见一鸟西来，喙中含一草粒，随风落于座旁。而座旁遂有草生焉。又一日，此鸟复来，口含一树籽，亦随风而落于座旁。座旁则有木欣欣然长也。
吾起视，则座下又遍生草木，遂急入之，正于草木争地。
入未半，然吾已化为草木矣。
另一篇《归一》中“观雪赏梅，人化木梅”的场景更为神奇——
庚辰岁尾大雪，忽一友自华阴南侧之山中来。
雪眉如蚕，遍身皆白，视之，则蓑被其衣，讶迎入户，相于向火，上茶上果。
赏梅矣！问梅何处，友笑指窗外曰：君不见乎？
问友何来之由，友曰：特邀赏雪矣！问梅何处？友笑指窗外曰：君不见乎？
遂悟友谓之梅者乃雪耳！就见大雪纷飞者实如梅瓣之舞，便喜随之，至一园林。
时大雪初霁，朝燉才出。
想昔之绿树皆枯而枝桠如虬者无数，唯梅花始开。
友曰：梅者雪也，而雪者梅也。早花而迟叶，寒放而暖谢，四时之变化，万木之归一，然周而复始，始而遍周者，岂独木乎！
言毕，二人携手入林，一化为木，一化为梅。
《悟道轩记》似梦非梦，梦中女子似仙非仙，对做梦者所患疾病之判断一针见血，言毕患者梦醒汗出病愈，读罢不禁拍案称奇！此散文摘录如下——
一日，沉珂既久，正辗转病榻间，忽有一女子来，翠衣唐髻，星目柳眉，立于床侧问曰：“君患了何种病？”答曰“重感冒。”“非也！”女子正色曰，“迷悟之疾也！”问其因，女子曰：“盖起于不自制也！”于是望闻问切，剖析病理所问多有荒诞玄机之语，正当细细诘问之时，忽叩门声大作，急惊起，乃南柯一梦。时闻楼下杨氏所养翠鸟啼鸣，遂疑梦中女子为翠鸟所化。然顿觉有汗涔涔，自脐间出，粘涩如胶，病遂愈。忆梦中人语，大抵忘却。惟记片言只语。曰：“大千世界，汹汹者塞于目，嘤嘤者充于厅，岂不病乎？”又曰：“悟者灵性之舟，道者灵性之水。”再曰：“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虎豹在山，狐兔在川，鹰击长天，鱼翔海底。不亦乐乎？”后沉珂又起，偶忆梦中语，病即去，神之。思良久，似有所悟，遂命陋室为“悟道轩”。
参悟匡燮先生上面几段散文，似观庄周化蝶，犹赏高山流水，如触摸魏晋隐士风骨，顿生苏轼在乎山水之醉意，恍惚间将蒲松林的“聊斋”看作了“悟道轩”。
一则关于水的广告说，我们不产生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借喻当今一些“坛场”现象，不少地位显赫的名流大家事实上不产生诗情真知，不过是充当了秦汉唐宋诗词歌赋的搬运工、临摹匠。而匡燮则是纳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从心底流出心泉，或热血沸腾，或岩浆喷涌，化作了原创的可与汉赋唐诗媲美的锦绣文章和狂放意境。
不错，他引用了一句鲁迅的“破帽遮颜过闹市”，但紧接着来得是自己的一句“妙笔洗心著奇文”，完全不同于“漏船载酒泛中流”，俨然一种逆境中将烦恼抛于脑后，在“悟道轩”中大彻大悟，将心中所爱所恨所情所愿凝于笔端，随心所欲地挥洒于天地之间的境界。
我原以为匡燮先生说古仿古而避今不论今，但一篇《悟道轩杂品》改变了我的看法。其中一则无题小品引起了我的兴趣——
半午，二三落魄文人邂逅于一室，户外冬阳残白，影布窗上，有风拔弄窗玻璃轻响，如山涧清泉叮咚。室内炉火，有烟筒直立而折。这几位皆从官场上落拓下来，头上顶了个虚职，所以，比普通人更显出行之所至，随遇而安的消闲来，每日只给自己写些闲散文字，然后就信步闲走，然后聚住了，就议论官场闲话下酒。
目下，他们转着火炉，端着酒杯，嚼着凉拌的红萝卜丝儿，说着知识分子在官场的人工分类。一位说：“官场上的知识分子可分三类，一类潜心官场的。这类人善于在官场走动，权术智谋往往高出常人十倍，所以，如鱼得水，如鸟归林。这类人下海可致巨富，当官必至高官。另一类人是想走动而不精于走动，想搞好关系而不精于关系，想玩权术而不精于权术。这类人当官或可升迁，但终究根基不稳，难免风浪起时，落得个樯倾楫摧的下场。再一类是明知走动而不屑于走动，明知关系而不屑于关系，明知权术而不屑于权术。这类人履薄冰而不却步，处虎豹而不藏身，官场如靶场，而众矢之的便是他们了。”另一位接着说：“正如我辈然。”
笑。酒杯还在半空举着：“来，来，喝！”
前文提到观看展览时所感悟的“净土、净界、净化”，其中的“净界”在但丁的《神曲》中，也被理解为“炼狱”。基督教义中强调善良之人升天堂前须在炼狱中暂时受罚，至罪愆炼尽时为止。也用以比喻险恶的境遇或经受锻炼的环境。我对于匡燮先生以才情高洁、书坛独秀之势，却未能在陕西书法界登堂入室一事颇有不解。然而仔细一想，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岂能让他的人生顺水顺风？可以说，无“净界”之炼，便不会有他的“悟道轩”，更难有他的“非虚构”文学巨著《我与世界》。仅仅探及他在书坛秦地版图中成为“异数”和“圈外人”的经历，足以感受到他的“净界”之困。品读他的《浮荣题诗记》，方知他碰壁蒙羞的个中曲直原委。文中颇带自嘲——
平生既钟情于文，亦钟情于书，却于书，年轻只作闲事玩耍，中年后方忽存驰誉书坛之心。何以然者？只因见当今能书者，多皆谋生有道之故也。而为文则多苦而贫，以之生财，纵观天下，唯数人而已，书不然，但入了中国书协，便即添生财双翼，若书界有职，则乎身价百倍，号名家，动辆数千上万数十万百万只在一挥毫运腕之间。于是，世之为书者便如过江之鲫，如花前蜂飞。期间，以书为业者有之，半道出家者有之，以文博名复兼而书者有之，弃文从书者有之，长无他只可为书者亦有之，便长安市上以书取富比比矣。吾顿醒，即欲取道财路，主文兼书，谋以书致富之途，然迟矣。虽入会种种皆有，却书界之许，执权柄者足参列户，层层拒进，即有名儒如钟明善兄之鼎力助之，然一纸入会表格难求，勿论登其堂而入其室了，心遂冷。窃思吾本私念，不得者，亦理之希也。便又以书为贻趣之物了。
感觉自己被“坛场”圈子“层层拒进”的他，在“心遂冷”之后，在“以书为贻趣之物”之后，毅然踏上了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漫漫之路。起初的《问佛》，后来的《剥离手记》——后改名为《菩提树下》，其所思所感既似屈原之“天问”求索，更胜过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寻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匡燮先生曾和挚友就此展开探讨，他说：“我并没有真的弄懂我要回归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怎样的情景。而我的回归只是一种愿望而已。”挚友双目看着远方，许久，忽然问他：“你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过真正的精神家园吗？ ”接着挚友列举出从古至今一长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这其中还包括最让人钦佩的孔孟、老庄、陶渊明、李杜、苏东坡等等，并说道：“他们真的就找到了精神家园了吗？ ”这问题让匡燮很震惊，他提出了一个更深的疑问：“你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文化人格？”挚友没有回答。问题太重大，也太突然，谈话戛然而止。匡燮后来回忆说：“这次交谈却促成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但由于半生混迹官场，学无专攻，是无从弄懂朋友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完整文化人格如此庞杂的问题的，我的思考只能是我所目及的现实。”如陶渊明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采菊东蓠之下，他一直在“剥离”。“剥离”什么？官场名利之羁绊也，官场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也。2002年，匡燮先生即将退休之际，完成了他的《剥离手记》（《菩提树下》），这部二十余万字的长篇散文，讲了他在体制内职场中，作为一个基层小吏，对权力的认识与反思。他认为自己早已被异化为一部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了。他痛心疾首地说：“眼下更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对于权力的攫取竟有着更为执着的迷恋。他们仿佛已从别人那里汲取了‘失败’的教训，方法似乎越来越接近更灵活、更世俗、更软性的市场上的那种交换原则，而他们能拿出来与权力交换的往往只能是灵魂，甚至是上帝之类，得到的却是不含任何社会成分(比如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等等)的，纯属自己欲念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一切。所以，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时髦词汇，叫‘玩政治’。在这种‘玩’的过程中，不仅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灵魂和信仰，连同政治和权力也注定不再能神圣和威严，很快就沦落到如同旧社会老北京天桥地摊上的杂耍了”。为什么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任凭自己文化人格的流失”；“中国知识分子有精神家园吗？”……这具有终极意味的追问，一时无解。但提出这种追问，已经是石破天惊。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什么样子？莫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魏晋七贤之山野竹林？还是刘禹锡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而我觉得，“悟道书轩”和“菩提树下”有可能是匡燮所构建的精神家园的雏形。他退休之后遍揽国内外除南北极之外的名山大川，眼界更高远，灵魂更放飞，已达到羽化登仙之境界；而通过家人子女和书坛好友，连接着社会的脉搏和底层的地气，让手中如椽之笔更直更正更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气神韵无所拘束地释放出来了。从匡燮之子郭彤彤为此次展览所撰写的跋中，可以看到匡燮已经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匡燮对其书法作品的登堂入室和他书写的率性而为比起来，更看重的是后者。也因此，匡变便也愈来愈远离着当代职业书法家的路径，一味的把写毛笔字当成了与师友朋辈游戏唱和的媒介。从书写内容上，便少了唐诗宋词先贤名言警句的题写，多了匡燮与师友间兴之所致直抒胸脆的佳句妙言。如侃良、如李娜、如王仲生、如沈奇、如杨乾坤、如张中山……
这些书写，也便成了《面对落日迎接朝阳——匡燮与当代知识分子的书写空间手稿展暨学术研讨会》壁上所悬作品。它们绝少擘窠大字，那种当下书法艺术该有的广厦高屋展厅里的视觉冲击效应，那种端肃磅礴的庙堂正气，那种奇峭高路成一家风格的绝品佳构，在匡燮这些书作中难觅其踪。唯独留下来的是他与诸师友在相识，相知、相交中瞬间的心脉物现和注定将永恒下去的一派风流蕴藉。
同时也建构出了一个匡燮和师友间古风盎然的精神家园。
而这一点，恐怕是中国书法艺术在古典中国时期成为知识精英们追寻的津要所在。
也因此，匡燮，书于匡燮也便真的为情、为意、为趣了，
他便担不得当代书法艺术家的桂冠，只忝列在古典中国 书者的末尾，做了一位古典中国时期书法艺术落日余晖的最后守望者。
匡燮先生已经辞世两年，追寻他离去的背影，盘点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人们愈来愈感受到他作品意境之深邃、人品形象之高大。应当说，他是从汉唐故地站起来的中国盛唐文化当之无愧的传承者。他的一位弟子下了一篇《他从大唐中来》的文章，文中评价道：“他来自长安，他的智慧与古典，他的才华与善良，他恣意的人生，他诗意的生命，他一切的一切，只吻合于长安，也只可能来自大唐长安......”如果我是个画家，我将描绘他在雪夜中举起一个火把，朝着火树银花的梦幻般的新长安城跋涉......
而在《唐诗里的长安风情》一书中，匡燮先生自己毫不掩饰地说：“我有一个梦，那便是回归唐朝。在富贵豪华的长安城里，在直下终南的天街上，在胡姬的酒肆里，或三月的曲江畔，或宫墙外的玉沟旁，如林的梵寺，柔糜的平康里，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与孟郊、贾岛、杜牧、李商隐等我所追慕的诗人们邂逅相遇，一睹他们的风采、得意和飞扬，看他们的腕底笔端，如何流溢着那么多盛唐华彩和长安风流。甚或到皇宫去欣赏杨玉环的绝世舞姿，体会上官婉儿技压须眉的文采，寻觅盼儿、韩氏那帮宫女们写在红叶上的诗……这个梦久藏心底，虚无又迷离。”
国人们崇敬历史中的李白、杜甫。鲁迅等，用书法书写着他们的不朽的诗句，呼喊着重振雄风的口号，而当李白穿越归来，站在现实中时，会不会有人上演“叶公好龙”的新版故事？而匡燮恰如唐代诗人书法家穿越归来，当今长安可让他一个坛场？。我们不做这样的假设了，因为他已经有穿越而去，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和怀想。
董惠安2023.7.7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