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山 仰 止
——追记原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局长付国兴先生
张兴源
一个离开人世近二十年的老人，在这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仍然有人记得他，怀念他，感恩他。那么，他之为社会、为他人曾经做出过有益的事情，应该是无须论证的。——记者此处追记的是原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宜川县人氏付国兴先生。
一
记者首先见到的，就是付国兴先生的子女们。
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付国兴先生就已经是副县级领导干部了。因此，他的子女们关于父亲的记忆，总是与他工作的人、事、时、地分不开的。
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付国兴先生是宜川县贸易公司的会计员，其后他曾担任过宜川县供销社主任、商业局局长，宜川和黄龙两县的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并先后曾分别兼任过兰宜备战公路指挥部和黄龙县垚门河水库指挥部的总指挥。
如今的黄河旅游文化，已经成为我市“两圣两黄”文化旅游的支柱产业之一，正在不断地给我市人民创造着经济和精神生活的奇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条曾经营运了近四十年的黄河旅游干线（如今宜川通往壶口、延安通往壶口的高速主干线与此无关），却是在付国兴先生手上奠定的基础。1970年6月至1974年9月，付国兴先生担任宜川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并在此期间兼任兰宜备战公路指挥部总指挥，领导和组织实施了这条公路黄河至富县段的施工工程。那时的宜川，经济极其落后，生产力十分低下，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现代化施工设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跟当地老百姓一起，把自己最是美好的青春岁月，无私地奉献给了这条连接“文革”并迄之于今迥然不同的两个时代的艳阳大道。
许多人都知道，早先的黄龙县“水土”不是很好，这跟黄龙县森林密布，地气偏阴，没有很好的水源有很大关系。1974年10月至1978年7月，付国兴先生任黄龙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并同时兼任黄龙县垚门河水库指挥部总指挥。凭着他在宜川县担任过备战公路工程总指挥的实际经验，他很好地领导并圆满完成了这一担负着解决黄龙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用水重任的重要而特殊使命，受到黄龙县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三十多年过去了，而这一工程至今仍是黄龙县吃用水重要的、并且差不多也还是惟一的资源与命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直九十年代初，付国兴先生先后担任过延安地区药材公司经理、书记，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此期间，他一手创建了延安地区的牛黄种植基地，得到当时延安地委、延安地区行政公署的表彰和奖励，并因他所在单位和部门多年都是“文明单位”，当时的延安地委组织部曾给予他个人提升一级工资的特别奖励。
二
一个行政领导而被调往医药部门任职，对付国兴先生来说显然就是“转行”，按理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的。然而，他却凭借着一贯的聪敏与好学，很快就进入角色，并且很快就在新的岗位上拿出了新的成果。
改革开放初期，我市的经济文化仍然相对落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仍然相对偏低，外地来延安的人们看到延安当地人吃豆钱钱饭和黑窝窝头仍然不感到意外，缺医少药，仍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标记之一。为此，付国兴先生跟他的同事们一起，开辟了“南泥湾牛黄种植基地”，并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以延安制药厂为核心，加大科研投入，提升科技含量，在当时当地的艰难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开发着中医中药的神奇潜力，并且在搞活延安中医药市场、实现中药材的自产、自购、自制、自销和延安与外地中药材双向贸易的同时，也在为延安人民、尤其是延安农民开辟着一条脱贫与致富的新路。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此一时期，延安城区南门坡一带——当时延安地区药材公司和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所在地——极为壮观的景象之一，就是大车进、大车出的一行行中药材运输车队，如同流水似地往来穿梭，日夜奔忙……
尽管五六十年代西医在我国已经非常普及，西医的优势也已经充分显示，但中医在许多方面仍有它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如中医在治标的同时可能更加注重治本，如中医把人作为一个综合生命体所实施的“辩证施治”，如中医特有的保健与养生并重，还有例如中药对人体的副作用可能相对较小等等。这是付国兴先生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总结出的一些他认为是粗浅的“理论”和经验。他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在延安地区药材公司原有的中医科、西医科、制剂科等科室的基础上，又组建了收购科、生产科、中药加工厂和对外贸易等相关科室，创造了延安中医中药事业的一个前无古人、差不多也可以说是后无来者的辉煌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付国兴先生在此期间得到了陕西省医药管理局、陕西省药材公司、延安地委、地区行署的多项表彰和奖励，真可以说是名至而实归了。
三
人才，这是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兴家立业，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话题。付国兴先生生前常说，领导者是否爱惜人才，关键体现在他是否敢于破格提拔使用人才。若只是因循守旧，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甚或任人唯亲，任人唯“财”，那么，优秀人才就很难有脱颖而出施展才能的机遇。
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如果说付国兴先生曾经以他锐意革新的精神，给当年延安的中医药市场创造过一个可以引为骄傲的辉煌时代，那么，同样让他生前常常绽放笑颜，而如今也可让他含笑九泉的则是，他曾经以敏锐的识才眼光和超常规的运作手段，给延安医药界和政界，精心培养、大胆提拔并热情输送了一批德才皆备且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如今，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已经是延安市或各县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物了，正在为伟大的新时代谱写着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新乐章。
四
是清正廉洁还是贪污腐败，这可以说是考验领导干部的一块试金石，而其前提条件则是领导者手中是否有“实权”。不用说，无实权而不贪不占者易，有实权而不腐不败者难。
付国兴先生至少有三个阶段——在任宜川县兰宜备战公路总指挥、黄龙县垚门河水库总指挥与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局长及党组书记期间，他的手中曾经握有人、财、物各项重权。然而，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农民子弟的耿直，他从未贪占分文。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和“四清”，直至文革结束后的清理“三种人”，付国兴先生都曾经按照组织程序接受过审查，也都在组织的严格审查之后，被无条件地宣告清白无污。
付国兴先生之子、现任吴起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付天平同志向记者介绍说，199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被任命为志丹县建行行长，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工作岗位。当我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与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而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那种亲热的谈话。父亲满怀希望却也不无忧虑地对我说，要做官，先要学会做人。而做好一个领导干部的根本，就在于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不贪不占，不爱公家的钱财。付天平说：“在此之前，我早就知道，父亲在延安地区医药管理局担任局长期间，陕西省医药管理局曾给他个人800元奖金，但父亲并没有简单地把这看做是对他个人的奖励，而认为这份奖金当中，也渗透着全局同志的血汗。为了调动全局上下的工作积极性，我的父亲拿出这800元与局领导班子成员共同分配，同时协调资金，给全局职工每人一份鼓励奖。在那次谈话当中，父亲以此事为例告诫我说，任何工作都是要靠大家来干的，作为领导者，首先要有识人之慧眼，用人之公心，容人之雅量，要放手让每个人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这样，工作才能够成为大家共同热爱的一份事业……我的哥哥、姐姐和我一样，如今也都担任着县级领导干部职务，而我的英年早逝的一兄一妹，在去世之前也都已经成为正科级领导干部。因为有着父亲不遗余力的言传身教，尽管我们还远没有像父亲那样在政治生活上有较大建树，但也还算对得住党组织和老百姓的这份重托。”
五
对上，付国兴先生是远近有名的孝子；对下，他则是五个子女的安祥慈父。与许多家长教育子女有所不同，付国兴老人对于子女们的教育，重实际而不尚空谈，重大节而不拘细事，重引导而不予强求。
付天平副县长回忆说，我的大哥是最早由村上到父亲身边工作的一个。尽管大哥通过招工已经有了“铁饭碗”，但我的父亲仍然不忘记他在学业上的进一步提高与充实。为了让大哥的学习更有榜样和动力，父亲常常与大哥一起熬夜，下那些在外人看来似乎没有多大“实际用处”的“笨功夫”。对我们其他几个子女，无论我们是在学校还是已经走上社会，父亲都常常敦促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父亲常说：“安身立命，安身立命，人靠德而安身，靠才而立命。不学习，何以增长才干？不学习，何以自立于社会呢？”
一个家庭，亲人之间拉拉家常里短，叙叙人情世态，享享天伦之乐，实乃人之常情常理，他们家自然也不例外。但与许多家庭稍有不同处，他们家的话题可能要广泛得多，也要超脱得多。国际国内有什么重要新闻发生，付国兴先生总要以之为例，跟他的子女们一起讲说各自的看法与评价。身边有什么正面反面的真人真事出现了，他也总是引导子女们，从中得出人生的经验与教训，进而摸清些儿做人与做事的门径。
付国兴先生的五个子女，就是在他这样的家庭课堂中渐渐成长起来，进而走进社会的大课堂接受熔炼与锻打的。
六
付国兴三岁时，他的母亲即已去世。其父续弦之后，付国兴对待他的后母一如亲娘，这在整个宜川县也可以说是有口皆碑，且至今仍是传为美谈的。其父亲爱抽卷烟，后母爱吃山楂片，付国兴每次回家，总要带上这两样礼物孝敬老人。
1993年春，付国兴先生离休。操劳一生的他，此刻本该好好休养调理一下自己了，然而为了陪伴不愿进城居住的他的后母，他毅然离开延安，回到宜川县云岩镇曲洲村乡下。就在陪护此时已经生病的后母期间，他本人患上了重感冒，并进而引发了心脏病的急性发作，一个原本身体健康硬朗、年事并不多高的人，居然由看护者变成了重病人。就在医院全力抢救他的当口，其后母不幸去世，给了他精神上重重的一击。就在后母去世后不久，他本人也便一病不起了。
1995年1月14日，付国兴先生病逝，享年64岁。
七
宜川县云岩镇曲洲村，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杂姓的付姓村庄。村庄不算太大，但外出工作并且很有些出息的“公家人”还真不少。付国兴先生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付天平副县长回忆说，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的单位办公室（那个年代也同时兼着起居室），不论是在宜川县城，还是后来到了延安市区，都差不多也就是他的乡亲们的旅馆。有时因为来人多，父亲的办公室实在挤不下了，我们几个子女们就不得不东奔西走，到同学家暂住。父亲每次回家，总是刚进村口就下车步行，不单是与邻里们拉拉家常，嘘寒问暖，亲热亲热，而且也含有父亲对于乡民们祖祖辈辈信守的一种礼仪的尊崇和敬畏。父亲离开村庄时，那些准备进城办事的、看病的、走亲戚串门子购置货物的，只要小车能容得下，他总是来者不拒。夏天，只要父亲回到村里，村头那棵大槐树下所形成的仿佛会场一样的人堆里，中心人物一定是我的父亲。冬天，则家家户户的热炕头，也就是父亲与其乡亲交流思想与信息的阵地。
父亲的年代，农村相比于现在自然要封闭得多。于是，在与父老乡亲们聚会之时，我的父亲便把塬外的世界和纷繁的世事，用朴素而诚恳的话语，叙说给他的乡亲。村民中有杂七杂八的难肠事，也都在这样的聚会中说给他听。毕竟父亲曾经是一位县级领导干部，村民们说给他的难肠事，经他出面协调，往往就得以妥善解决，村民心上的石头，也就此落地。
若遇正月天父亲正好在村里，那么，这家请，那家叫，有时一天三五家十来家不等地往过轮。乡亲们用这种朴素的行为，表达着他们对一个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邻里的亲情与感恩。
八
死人进村，这是许多地方的一种禁忌，曲洲村也一样。
然而，付国兴先生的棂车到达村口后，人们却惊奇地发现，曲洲村的村民们，早已自发地搭起了用松柏枝编结的彩门，雇请了当地最有名的乐队，村民们不分男女老少，齐刷刷地跪在村道两旁。棂车才一停稳，村上人就提议应该给他建造堂子。此言一出，本村那些能工巧匠一个个不请自来，只是一两天时间，建堂子这个在一农家小村庄而言完全可谓“浩大”的工程就得以顺利完工。村民们还特别提出要有组织地向付国兴先生的遗体告别，表达着他们对一个曾经关爱过他们的好人的最后一点心意。
在安葬付国兴先生的那些日子里，整个曲洲村全都都沉浸在一派忙碌而又悲怆的气氛之中，人人都仿佛就是他们自己的亲人。在这之后，遇到一些节令，如果子女们因故未能按时回村祭奠，村上的家门亲戚们，也都会自发地代为祭扫。老人的坟头之香火祭品，从来都不曾断过。
付国兴先生，他不是作为一个名字活在公家的祭文当中，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名人活在新编《宜川县志》中，而是作为一个仿佛仍然健在的长者，活在熟悉他的活人们心里。这，大概就是他留给其子女们的一份最可珍视的精神遗产。
安息吧，这位普通而又绝不平凡的伟大父亲！
2011年11月4日上午写就
2013年2月14日改定于延安市区民乐小区之万卷楼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