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颜  渊（14）

              樊迟其实不木讷

  【原文12.21】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鲁国人（一说是齐国人）生于公元前515年（一说505年），少孔子三十六岁（或四十六岁）。其二十多岁就仕于鲁国季氏，在季氏宰冉求手下供职，之后才拜入孔门，终生追随孔子。由此可见，他当是孔子的中晚期弟子。《论语》中，樊迟共出现了六次，虽不算多，但从《为政篇》第5章“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 和本章“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可以看出，樊迟是孔子比较亲近的弟子，跟随孔子经历了周游列国。也许是相较于同期其他弟子年龄偏长、阅历相对丰富的缘故吧，樊迟的表现似乎过于谨慎沉稳，身在老师之旁，却不善主动提问，不像子张等弟子活跃，而且，对其所请教的问题，孔子也多从现实的具体做法上给予深入浅出的回答，不像对待颜渊、子张等弟子那样，从“理论”的层面上给予教诲。有人便说樊迟生性木讷，悟性迟钝，其实非也！樊迟所请教的问题，不仅是很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而且很有深度。

     这一章说，樊迟随同孔子出游到舞雩台下，主动向老师请教三个问题：一个是“崇德”，这个问题，子张也问过，就是“崇尚道德”；第二个是“修慝”，修，即修正，慝，读te，指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恶念，是一种心理活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指内心深处的不健康的思想、情绪等；第三个是“辨惑”，这个子张也曾问过，就是明辨是非真伪，不被表象迷惑蒙骗的意思，这是做人做事应有的才智。

      孔子的回答首先是肯定其：问得好！为什么呢？这三个问题，“崇德”是做人做事应把持的原则，“修慝”是个人修养，“辨惑”是才智，这三个问题是一个人在现实中必须面对的三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很现实，很实际，当然也是“好说难做”的实践性问题。樊迟在请教这三个问题时，用 “敢问”一词，“敢”作为副词，用在动词“问”之前，不仅仅是表达自谦的语气词，而且是对“问”的宾语做了特定的限制，即不是问“崇德，修慝，辨惑”本身的定义、概念等理论性的问题，而是在问“如何才能做到”的意思，这是很实际的现实问题，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问题，所以，孔子说，他这个三个问题，问得好，问得有深度，有水平。“善哉问”是对其肯定和鼓励。

     接下来，孔子站在实践的层面上，通过平实可行的做法，启发引导他领悟其中的道理，体会仁道的修养和智慧。他说：

       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做人做事先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和价值，以成事为先，得利为后，这样做，不就是倡导道德吗？也就是说，无论干事么事，都要以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克己敬业，率先示范，这样，才能营造出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错误，不挑剔别人的毛病，这样做，不就是修正自己内心深处的邪念吗？这就要求弟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努力实践忠恕之道；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因一时之愤就不顾自身处境和安危，以至于使自己的亲人也受到牵连，这样的行为做法不就是很糊涂的吗？！告诫樊迟，遇事要冷静，只有做到了冷静，才可辨惑。

      所以，冷静，是智者的才智。

     接下来我们看樊迟下面的问题：

    【原文12.22】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仁，同样问的不是仁的定义而是问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这次的回答是“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义的血缘情结，而是对人的一种态度和情怀，即：友善和尊重。用现代社会的哲学观念来说，就是尊重人权，尊重人格，不歧视任何人。这个观念在不把奴隶当人看的春秋社会是相当进步的！

      樊迟紧接着又问“知”，即做人的智慧。孔子的回答是“知人”——这个“知”是了解、懂得的意思，“知人”即：了解人，尤其是了解与你相处和与你有这样那样关系的人的本性、品德和才能。一句话，能看清人的本质。“樊迟未达”是说樊迟对老师的这一教导不能完全理解，心有疑惑：一个人能做到了解他人就是智慧吗？所以孔子紧接着就启发他认识“知人”的重要性：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直”即正直、端正，“枉”即不轨、错误。一个人，尤其是作为领导者或一定范畴内的主事者，如果能正真懂人，能看清自己身边每个人的本质，就能重用正直的人，用正直的人修正错误，使那些心有邪恶的人也会正直起来。一句话，就是依靠和重用正直的人，用正确的理念和舆论引导人，使那些心有邪门歪道的人发挥不了作用——这是何等崇高的智慧！在人生哲学中，所谓的智慧，说到底，是识人。会识人才会用人，用对人，用好人！不会识人，认不清人，再好的主张都无从实现，再好的抱负都会化为泡影。因此，孔子教导弟子，人生最大的智慧是“识人”！

     也许樊迟在政治上过于幼稚，是那种只善谋事、干事而不善“玩人”的书呆子型理想主义者吧？他不理解老师为什么会把“识人、用人”这种在他认为是“政治权谋”的东西看成是人生的最大智慧？因此，他从孔子那里退出后，见到了同窗子夏，就与子夏讨论，说：我刚才向老师请教做人的智慧，老师告诉我“‘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何谓也”并不是“是什么意思”的意思——樊迟再笨，也不至于搞不明白老师这句话的意思，他是怀疑孔子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所以，他问子夏：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难道说，识人、用人就这么重要吗？子夏一听，就说：哎呀，老师的这两句话，含义实在太丰富了！并以历史上舜和汤两位圣君在普天之下选用贤才治天下的故事为例来说明“识人、用人”的重要性。他说：

      舜获得了天下之后，就在天下选拔贤才协助治天下，选拔了皋陶之后，那些不仁之流就远离了，天下大治得太平；商汤获得天下之后，同样在众人中选拔贤才，选了伊尹之后，那些不仁之流就远离了，开创了商汤盛世。他用这两个典故，告诉樊迟，做人处事，只有用好人，用对人，才能成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