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迁徙松茂茶马古道变迁（6/17）

左显成（四川）

导江县博马场

导江县是松茂茶马古道一个重要的县城，东邻成都、西通番，北往彭、绵、什，南至邛、雅通吐蕃。现今为都江堰聚源镇古导江县址地导江村。这里是大禹导江历史遗迹。未成立导江县前，当地就成为导江铺。导江地势相对比较高，大禹率领的治水大军于此驻扎，修筑道路，配套相应生活设施，以此逐渐形成村落。岷江疏浚、支流往东流水到沱江，使成都平原为沼泽地逐渐成为“陆海”。以导江铺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形成了五谷丰登，富甲天下，民间至今，还流传以人骄傲的民谚“上五县(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端金碗”之说，而“上五县”恰好是大禹东别江沱的区域。明代以前，人们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沿江上下、南来北往，导江铺就成为水陆枢纽，衍生出多个驿站、商旅服务和集市贸易，逐渐成为集镇。

导江又是古蜀国的活动中心，史书留有记载。唐人罗秘在《路史》中记道：“蚕丛国在今彭州导江，有蚕岩”。《方舆胜览》亦载：“蚕丛关在导江县西五十里，以振西山之走集” 。蚕丛以后，蜀族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唐人卢求《成都记》云：“古鱼凫国，治导江县”。也就是说，导江曾经是鱼凫古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即鱼凫古国都城。鱼凫以后，古蜀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顺着大禹东别的江沱往东北方向迁移，《华阳国志·蜀志》记道：“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移治郫邑”。

《青城山茶叶史话》一书亦载：“唐代，地处蜀地腹地的导江县，东邻成都，西通诸番，北往彭、绵、什，南至邛、雅通吐蕃，交通发达、百业兴旺，空前繁荣，其‘博马场为其时天下仅有’。南来北往的客商，东贸成都的番人，西游都江堰、青城山的名流雅士汇集，车水马龙。于是，茶楼、茶铺应运而生，有‘九楼十八铺’之称。茶楼地处临河闹市区，不但有人气而且临窗风景秀美，相传著名的有导江茶楼、聚江茶楼、云树茶楼(古白果树旁)等。茶铺处街巷转拐处，至今民间仍有‘拐拐上吃茶’的说法。因为茶铺多，所以人们又把导江县城称‘导江铺’，导江铺地名称谓沿袭至今”。

唐代导江县博马场，位于导江县城外西南，方圆十里许，有邸店、茶楼、茶马市、赛马场等，为唐代主要茶马互市地，有“城外城”之称。由于蜀地富甲天下，加上政治开明、简刑约法而升平繁华，成为文人雅士迁籍之地。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祖籍弘农。清光绪《灌县志》载：祖籍弘农的杨玉环的远房叔、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之父杨珣，授职导江县令，或因上书朝廷，愿为忠义祖父杨令本护陵，朝廷感其诚之缘故。1991年版《灌县志》载：“杨妃池，一名落妃池，在聚源乡迎祥村迎祥寺侧。《太真外传》：‘杨玄琰为蜀州司户参军，生贵妃于此。妃儿时尝误堕此池”。《杨贵妃风流导江》一书载：大隋第三代皇帝恭帝杨侑矛，五世孙杨隋亦入籍导江。

据《宋史》记载：“永康军与西蛮夷接，四海一统，夷夏相通，番人之趁永康市门，日千数人”。早在唐代灌县（都江堰市）西北的蚕崖关，就是专门设立的茶叶市场，因此蚕崖关才会有现在的名字“茶关”。而在导江县(现聚源镇)又专门设有“博马场”，这样就形成了以都江堰市区为中心贸易区，茶关和导江县茶马的两大专业市场。古人这样描绘：“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从史料介绍，“从川西缘边藏族商人每年市马可得二十万斤茶叶”。正如黄庭坚写的《叔父给事挽词十首其一》诗中：“陇上千山汉节回，扫除民蜮不为灾。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

导江县博马场，马又从何来？这是我们要研究为之一。据资料中说，西南马，特点是体形小，善走山路。西南马头较大，颈高昂，鬃、尾、鬣毛丰长。马身体结构良好，肌腱发达，蹄质坚实。善于爬山越岭，可驮运货物100公斤以上，日行30~40公里，它只是用于是西南山区需要运输货物驮马。用于军马显得有些弱势，只能作为运输工具勉强可以，还能为战马差也。

以茶易马，不是只解决駄茶叶和货物，主要是在冷兵器时代武装战场上的军队用马。马号称六畜之首，马的特点马善跑，易人训练还能驮，也可拉车、载重、骑乘，是古代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马是有“灵气”动物和兼有用于武器功能，拉车、载人使用兵器战斗，又是随军移动的“粮仓”。古战车的主要动力，殷商的祖先王亥“服牛乘马”，夏朝的奚仲发明了车。在夏启征伐有扈氏的甘之战中，最早出现了马牵引战车对阵冲击。夏代晚期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商汤攻灭夏桀的鸣条之战中，车兵已成为突出的先锋。据殷墟考古发掘，商代的战车一般以5辆为基本作战单位，组成25辆、100辆、300辆的各级战斗编成。每辆战车配备射手、甲士和御者3人，装备弓矢、戈、马及赶马的“策”。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车战成为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战车的形制分为独辕、方厢、两轮、驾二马或四马。交战场景如《楚辞·国殇》所述，“车错毂分短兵接”。马是战车的动力，强壮的马匹是获胜的重要保证。中国古代用于战争的战车主要有轻车、戎车、云车、辎车、冲车、驰车、武刚车、指南车等。战车数量的多少、质量的优劣成为衡量作战双方军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至两汉时期鼎盛于商周时代的传统车战作战方式渐逐衰落，车战基本完成由单一的作战向多种作战功能方向的转化。

所以历代王朝都重视马在战争重要因素，有骏马就能取得战争胜利，而且战马体型越大，冲刺速度更快，冲锋距离更远。“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好战马只能出在寒冷地区，并不是所有寒冷的中国北方都能成长好马，出来了青海和甘肃的河曲马，优良地方马种，黄河上游青、甘、川三省交界的草原上，因地处黄河盘曲，故名河曲马。它是中国地方品种中体格最大的优秀马。其平均体高132~139厘米，体重为350~450公斤。河曲马特点头稍显长大，鼻梁隆起微呈现兔头型，颈宽厚，躯干平直，胸廓深广，体形粗壮，具有绝对的挽用马优势。驮运100~150公斤，可日行50公里。河曲马性情温顺，气质稳静，持久力较强，疲劳恢复快。故多作役用，单套大车可拉500公斤重物。

内蒙烈马，平均体高120~142厘米，体重267.7~372公斤。还有身躯粗壮，四肢坚实有力，体质粗糙结实，头大额宽，胸廓深长，腿短，关节、肌腱发达。背毛浓密，毛色复杂。它耐劳，不畏寒冷，能适应极粗放的饲养管理，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1小时可走60公里左右路程。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铁木真成吉思汗凭蒙古马英勇铁骑弓箭，枪戈，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国以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

新疆的哈萨克马，草原型马种。其形态特征：头中等大，清秀，耳朵短。颈细长，稍扬起，耆甲高，胸销窄，后肢常呈现刀状。伊犁哈萨克州一带，即汉代西域的乌孙国。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汉武帝为寻找良马，曾派张骞三使西域，得到的马可能就是哈萨克马的前身。到唐代中叶，回纥向唐朝卖马，每年达十万匹之多。其中很多属于哈萨克马。因此，中国西北的一些马种大多与哈萨克马有一些血缘关系。

中国最好的养马地就是甘肃河西走廊，在中国王朝历史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山川险要，最早的匈奴河西地，后来汉王朝的河西四郡，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养马地。

公元前121年前，河西地为匈奴“行国”游牧之处，匈奴的浑邪王驻牧在此。元狩二年，汉武帝骠骑将军霍去病征讨河西，浑邪王杀了休屠王投降汉朝。汉武帝在此设置了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四郡，这就是河西四郡，和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占据河西，其实就是汉武帝一个更现实的需要的马，汉武帝由此在这里养马场。这个地区历来以畜牧为主，地域广阔、山川、气候、水源、盛产牧草、非常适合良种马生长。

汉代晁错在《言兵事疏》中，总结了汉朝对手匈奴马的长处，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汉代的中原马的样子，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在秦始皇的兵马俑中看到的秦俑马的样子，体格小、能负重，不善跑，服从性较差，速度、力量、耐力较差，短途速力更是弱项。

在汉武帝以前的汉朝采用的是被动防御，汉武帝则是主动进攻，实行长距离深入追击，这也就更需要好的战马。汉武帝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具有“虎脊两”和“对侧步”的优质马，放在河西四郡的大马场繁育饲养。汉朝仅在河西四郡就养骏马30多万匹，河西四郡的优质战马使得汉军的战斗力有了质的飞跃。

历朝历代都在河西四郡组织了强大完善的马政系统，耗费了非常多的人力和财富，养马又是古代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历朝历代的马政都是国家头等大政。

隋炀帝曾经巡视河西，督理马政，在山丹大马营和祁连山麓草原上养马达十余万匹，并把养马地区扩大到青海东部设场牧马。

唐代在河西在设八坊，坊下设牧监，并把牧马场扩展到甘南。每监养马3-5千匹，到高宗时河西四郡的马匹数达71万余匹，开元年间属于河西地区的陇右道就有军马43万余匹。

唐朝在河西地区有70多万战马。是打败突厥，回纥的的战略基础，保障了唐代的盛世。

宋人一直认为，夏马（也就是被西夏占领的河西地区的马）是最好的战马，宋朝很富裕，有很多马，但可惜的是，好战马很少。当时的河西地区，已落入了党项和契丹手中，宋朝缺马已成为常态。宋代一朝养马没有超过20万匹马，北宋末年全国只有9万匹，南宋绍兴仅有1万多匹马。宋朝不是不想养，而是实在没地方养好马，就是我们说过的炎热的南方养不出大量的好战马来。

宋朝使用的是川马，负载差，即使做轻骑兵尤为不足，不要说可以长途奔袭的重骑兵了。而且川马也很少，全部军队的十分之一是骑兵。结果一败再败，马越来越少，马质量越来越差，只能偏安一角，南宋的灭亡和骑兵太弱有直接关系，其实也就是和河西四郡的丢失有直接关系。

明太祖对马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明朝面临着北元巨大的军事压力，为拱卫北线防御，明朝设置了九边重镇，西边最重要的战略重镇就是甘肃。明朝的战马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西域，战马的匮乏是制约明朝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岭北之战后明朝军马极度缺少，马悉数不过二万。

《明史·兵志》称：苑马寺在河西拥有五卫、六监、二十四苑，每苑养马4千至1万匹。河西地区有庄浪卫、镇番卫、山丹卫和甘州卫等，设牧监管辖苑马，繁殖马匹，管理严格。永乐中期，战马约60万匹，永乐驾崩时，战马已经有150万匹，这些战马都由明王朝在河西的四个“苑马司”提供的。

但明代中后期面临新的情况，河西地区已无大规模养马之可能，由于人口大涨、过度放牧，森林不断砍伐引起水土流失，草场沙化盐碱化。明代牧场只剩下河西与青海东北部的祁连山东段的黄羊川、大马营、扁都口和临泽县的红湾寺，河西四郡在明朝开始不太适合大规模养马。

明朝把战马的供应地转到了青藏高原，利用茶叶来换取战马，也就是“茶马交易”。但藏地的马身架太小，实在不是战马的首选。

一匹高大的战马可以在战场上获得极大的战争优势，马影响着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好马就可以打胜仗，没有好马，就只有被打。有好马，骑兵强，军队就强。军队强，国家就强。

以茶易马，就是要买好马。导江县博马市场，马的来源恰巧是从青海甘肃生长，用茶换过来的马，它强于西藏马。

对于青海马，《隋书．西域传．吐谷浑》：“青海周回千余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用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聪焉”。青海马为吐谷浑放牧，也称青海的千里马。汉武帝时所获出于渥洼水的“神马”。后来用之以泛指骏马。

唐李商隐《咏史》诗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熏曲，终古苍梧哭翠华”。青海马的解释：即青海骢。唐李商隐《思贤顿》诗：“舞成青海马，鬭杀汝南鸡”。

青海马属于青海的杂交马，力大善跑，据说可日行千里。以青海马喻可担当军国大事的英材之说。

当然在导江县博马场，不光是青海和甘肃马也有茂汶、松潘马，相比较来说，青海和甘肃马要被收欢迎些，特别国家买的战马，导江县以及后来永康（都江堰）博马场，也是这种状态，青海和甘肃马也占头角，成为冷兵器时期交易重点，以茶易马，每年为军队易马数量约两万至六七万匹马。其中大部分为青海甘肃马，灌县（都江堰）博马场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作者：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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