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后海滩，拾起彩贝无数

——西北大学“新三届”校友毕业40周年纪念大会校友返校活动随想

             文/董惠安

2023年7月15日，西大史册上应当浓彩重抹的日子。

这一天，西北大学1977、1978、1979级校友毕业4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四届校友集中返校活动在位于终南山下的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举行。活动定名为“芳华四十载，归来仍少年”，返校归来的千余名银发校友，穿上印有“西北大学”字样的白、灰、红色文化衫时，俨然又成为了一支热血团队。师生重逢的喜悦，热烈聚会的狂欢，让位于上林苑旧址上的西大新校区体育馆内青春波涛汹涌。老校友们抚今追昔，再次热血沸腾！在学校新领导以及校友代表、在校代表激情讲话、向老教师代表的深情献花、参观校园校史等等一系列流光溢彩的活动过程中，岁月时而倒流回四十年前，时而穿越到未来世界。新校园虽感空旷而陌生，然而健在老师们的笑容与慈爱依旧，清纯的校风与青山共存，母校的精气神韵犹在！我们如同归来之燕雀，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直至晚宴散去，师生同窗难分难舍，又是一次“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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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返校活动曲终人散，喧闹的校园归于寂静时，我脑海回放大聚会的一幕幕，眼前犹如海潮退去，仿佛看到沙滩上留下无数色彩斑斓的贝壳。在回味中细细寻觅，还真有不少值得收藏的彩色记忆，以及《西大故事》背后的黑白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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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大思想解放的序幕，由77年底招生的老师悄然拉开

大家普遍以为，西大思想解放的序幕从中文系七七级编印《希望》杂志开始，事实上从筹划招收七七级学生那一刻起，“如何招生？招什么样学生？”招生老师们就已经们开始冲破思想牢笼。百废待兴的1977年底，整个社会还未摆脱“找呀找呀找敌人”的思维定式，一些高校招收学生时，一看到招生表上“家庭成员有反动背景”时就如同这二年见到“新冠病毒”一般神经紧张，唯恐“引火烧身”，而西大中文系的老师们已经一腔热血，开始了“找呀找呀找人才”的模式，抱定荆轲刺秦的决心，迈开解放思想的果敢一步。

已经86岁高龄的董丁诚老师还清楚地记得，中文系七七级张兴先招生表上的照片头发凌乱，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即将投身校园的考生，倒像是一个社会盲流，给系领导的第一印象很不佳，“不予录取”的意见占了上风。然而负责招生的他不想这样轻易地下结论，他再次仔细查看这张招生表，看到报考志愿一览，所有志愿填写的都是“西大中文系”，可见这是一位很执着有个性的青年。于是他坚持认为“仅凭照片以貌取人”就淘汰一个考生很不科学，说服参与录取的老师们录取张兴先。待报到时，老师们看到的是一个朴朴实实的青年。至于那张形象不佳的照片，原来是照相时仓促所致。

同班的女生班理，天津人，其父在延安时期就被打成反革命，头上压着一座山。她努力成为当时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放飞梦想。七七年冬天她报考西大某文科系，等来的却是中文系的通知，甚感意外。多年以后她才得知围绕她的取舍予夺而展开的博弈。

原来，她所报考的某文科系，碍于她父亲的“严重”历史问题，决然对她不予录取。恰巧董丁诚老师走进了某文科系的录取办公室，闲聊中随手翻开了班理的档案袋，感觉这个学生成绩挺优秀的，还有文艺特长，便问道“这个学生录取了吗？”当得知将要退档时，甚感惋惜。他再次翻开档案袋，从中发现一封信，是班理所写。他被信中坦陈家庭背景不好，个人努力进步，渴望读大学，立志报效国家的真情所感动，决定将班理“协调”到中文系，最终录取。四年后毕业前撰写论文，班理搞了个关于西安市幼儿教育的社会调查报告。这个和文学不搭界的选题让指导老师犯了难，如何评审？董老师根据此篇调研报告深受西安市妇幼教育部门欣赏、社会意义重大的实际情况，给她打了个“良好”，让她得以顺利毕业。

张兴先后来在省政府和班理都走上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岗位，成为四十年改革大潮中的弄潮人。他曾就职于省经委、省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目前仍担任省决策咨询委员会顾问。班理在省妇联长期从事妇女工作。退休后仍担任陕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还是陕西省妇联发起的“妈妈环保”和扶贫扶志助学的“红凤工程”两个志愿服务协会的发起人，被誉为“全国最美志愿者”。

经管学院（当年的经济系）的第一届学生韦苇，走进西大校门的经历步步惊心。入校时，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由于父辈的所谓“历史问题”，入学前十年间，她曾在民办教师转正、推荐上大学等等人生重要节点上，都惨遭淘汰，看惯了人情冷暖。好不容易盼到77年恢复高考，成绩很优秀，也得知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也有望真正实施，她对录取通知书可真是望眼欲穿啊！眼看着身边一同参考者收到通知书，高高兴兴报到走了，而她“望尽千帆皆不是”，惟见渭水默默流。三个月后，终于盼来的西北大学经济系的大红的录取通知！喜极而泣之际，她略感困惑：“我第一志愿报考的是那个教育大学中文系呀，怎么录取到西大经济系了？”

多年之后她知道，那个教育大学招生者一见到她招生表上“直系亲属的政治历史状况”一栏上的“反动地主家庭、父亲：现行反革命”的表述后，且有一个孩子，便有些犹豫，但看到成绩优秀，起初决定按照“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标准录取，可是随即有了一个和她条件相近的考生托关系而来，于是，她就被PAST了。退档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直系亲属历史问题复杂”。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她的第二志愿是“西大中文系”。由于西大是全国重点，她当时没敢奢望，第二志愿也是勉强填写的，然而就是这个不敢奢望的西大中文系，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正所谓“东庙不让烧香，西庙请当和尚”！不过，她没成为文学作家理论家，而成为何炼成教授的新三届“开门弟子”，继而成为陕西经济学权威的转化过程是这样发生的——据中文系景老师说：“韦苇，这个考生名字特殊，好记。她成绩很好。我已经把她的档案拿到手里了，正要登记，却被何炼成老师要走了。他说，他们教研室要恢复重建经济系，党委批准了。得先恢复政治经济学专业，可是我们此前没上招生广告，没有考生报考我们。我只得从档案里挑。这考生政治考了92分，咸阳地区第一，较之其他考生，总还和政治经济学沾点边。你就让给我吧。你们中文系不缺生源啊。”

她的档案辗转三个月，终究变成一纸通知终于送达她手中，“烽火连三月，通知抵万金”！四十年后的今天，韦苇的“百度”条目介绍是：“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曾任西安外事学院创业学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哲学系七九级的安瑞同学，校园内曾经的“女神”，当年在大型艺术活动中奔忙亮相，类似于今日的网红。四十年后再见，风采不减当年，惟有云鬓中多了几缕银丝。而作为在校学生代表发言的女生权家乐，其神韵气质和安瑞甚为相似。这也是一种奇幻的传承。而安瑞当年入校的经历也是故事。她当时的成绩离西大的录取线差1.4分。按理说，应是“不予录取”。可是招生老师看到了她的“报考志愿”的四个选项都填写的是“西北大学”，而她又来自某文工团，显然是个艺术人才嘛。破格录取！成为西大学子后的安瑞，曾在一次全省高校合唱比赛中担任指挥，为西大争得了亚军的成绩。她曾参加全省高校乒乓球单打比赛，名次进入了女子单打前八名，创造了西大此项体育成绩的最高记录。她清楚地记得，当决赛局她落后对手5分，对方已经拿到赛点时，她破釜沉舟连得5分，最终获胜，惊得对手目瞪口呆！毕业离校时，她诙谐地问老师：“我入学时差的那1.4分，补考及格了吗？”老师连连赞道：“及格了！”

顺便补一句，笔者本人原本没有报考西大中文系，收到的通知却是西大中文系。后来得知是负责招生的晁华甫老师在和几个大学的招生人员在同一个大桌上拆阅考生档案，碰巧抓住了我的档案袋，抽出招生表一看，成绩不错，却报的是其他学校，他一边嘟囔着“这娃这谦虚的”一边抽笔添上了“服从分配”四字，就把我的档案袋夹在腋下，不给别人家了。我的同窗刘林海也是类似情况，被“掳”到了西大中文系七九级。

当晁华甫老师背着70个档案袋从省招生办满载而归后，中文系七九级这个后来被称为带着“稚气、匪气、灵气、生气”的团队，在西大思想解放的高潮中不断掀起高潮，四年后群英荟萃，出现了一大群教授、学者，如担任过西大副校长、享有“长江学者”称号的李浩、在文艺批评界独树一帜的杨乐生，还有学界翘楚段建军、张晓虎、张蓉、陈文源、白正春等；有马玉琛、方英文、刘林海、徐海滨、王新民等一大群作家，还有陈敏、赵永强、王爱萍、杜仲龙等诗人群体；笔者本人作为一名“文化浪人”则擅长于嬉笑怒骂，闲谝乱弹；官员群体中有转战甘肃、辽宁的李旭、主政一方的高岖，在行业中独当一面的戴士芳、李明斌、张乃卫；更有一群军人，如国防建设顶层专家崔杰同学、理论专家卞建国同学、扎根边疆的梁文源、蔡宗岐同学，梁文源同学更是斐声国内的军旅书法家、诗人；老班长周建国成了著名慈善家。

特别值得一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的，是七七级中文系的补录考生工作。当时有一大批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拒之门人外的人才，中央就此问题十万火急地发出“补录”这批人才的新通知，当有的学校还没反应过来时，而我们西大中文系已经抢先补录了20多人，其中就有大学霸陈学超，据说还有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后代沈宁。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扛鼎领军人物，或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如今看来，何炼成教授、董丁诚老师、晁华甫老师的行为，以及后来的抢先补录七七级的考生的行动，不是“抢人”吗？明火执仗地“抢人”吗？当然也可叫做“抢救人”，或者“抢人才”。这情景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出现过，在二战后期出现过——当时英美抢德国的人才，而苏联抢牛羊。至于改开后中国南方抢人才，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了。

如果有人要写一部西大思想解放史，请务必记载这些老师们从招生那天起就开始迈开的思想解放步伐。当我们这些学生上演威武雄壮的思想解放的活剧时，不可忘记是谁搭建起了坚实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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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领导层与老师们的包容呵护，尤其是郭琦校长的大度担当，成就了学子们四十年的辉煌

四年大学就像是一座炼丹炉，如何用三昧真火把我们淬炼成一个个火眼金睛的孙大圣的呢？以我之见，集中释放知识量，启蒙思想，鼓励突破性思考，探索，使我们产生不同于中学时期的质的飞跃，而宽容，容错更是很值得一说的机制。或者称之为秘籍。

此次返校聚会，毕业于西大中文系七七级的葛岩，携带着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考古学博士、信息科学硕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身份和荣誉，代表中文系校友代表讲话。葛岩激动地说道：“我想到了老校长郭琦先生。毕业时，郭校长早早就约定，要和我们一起拍照留影。但新三届的文科生，特别是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恰是给郭校长，给学校惹来不少麻烦的一群。岁数大了，我们终能从张维迎《为钱正名》一文带来的风波，从王子今对《我们》读书会的回忆，从西安市民曾一读为快的《希望》杂志，体会到学校的苦心，懂得为什么只有宽容和呵护，才能养育出独立、勇气和创新。曾在西大中文读研究生，后来在北师大教书的王富仁师兄曾说：西北大学，好就好在宽容。”

中文系七七级办《希望》杂志，把《希望》售卖到钟楼，百花齐放式的探讨会，譬如展开对《公开的情书》的讨论，还有历史系发起的区人大代表选举，学校或予以默许，或者是给予的批评和处罚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当公安局为《希望》之事找到学校时，中文系领导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他们说，学生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勤工俭学”。如今的著名律师兼作家刘林海，进入七九级中文系时，爱赶时髦，他在代表七九级同学在文学院聚会上发言时回忆道：“当年在学校里，那个让同学们辣眼、让班主任挠头、留着长发、戴着蛤蟆镜、穿着红色拖地喇叭裤的混小子就是我。”系里的李景兰老师把他叫了去，他以为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却不料李老师微笑着温和地劝他“能不能把头发理的短一点？”他后来干脆剃了个大光头，以示个性。当时我们总觉得老师保守迂腐，如今终于得知老师和学校领导承受了多少压力！如果是当时的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老师们则是扛着我们踩着薄冰过河。

杨乐生，这个16岁就带着一身的桀骜不驯进入中文系七九级的少壮，逼真地演绎了“归来仍少年”的传奇。当年虽由于年少对男女之情懵懵懂懂，对女生投来的秋波不予回应，但常给人以“英雄出少年”的惊吒举动。一度留着长发昂首而行，受到老师警示后迅疾剃个大光头逍遥过市。整天不上课却泡在图书馆读各种冷门书如醉如痴。毕业前单车骑行下广东，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化为了行动。但这些与他和郭琦校长对话时由剑拔弩张到据理力争、再到同气相求的传奇故事相比，那就不足为奇了。

此事的起因是1981年冬天，有人把他告到了郭琦校长那里，理由是他穿牛仔裤、留长头发，是资产阶级生活习气什么的。郭琦校长把他叫到了办公室。杨乐生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十九岁，用今天的陕西话讲真有点二，不服郭老的批评，不认错，还反驳郭校长说：‘你说资本主义把牛仔裤都淘汰了，那我们更应该穿，我们不是老在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吗？’郭老看我不服，也没有再训斥我，语气缓和了下来，他就开始问我，你平时在学校都干什么，我就说平时主要是睡觉和打架。郭校长给逗笑了，说你别骗我，听说你还爱学习，整天在图书馆。这样一来，我和郭老就聊上了，后来的结果就是谝的越来越热闹。”谝了些啥呢？刚满18岁的杨乐生竟然说出了一整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中文系课程合理设置的理念体系，明显看出有的观点是借鉴了国外大学文科课程的设置。而涉及的一些僵化教条的理论课，如何推陈出新，也真是他这个校长苦苦思考的问题。原本两人之间是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很快就转化为同志式的探讨关系。西大能有这样的少年才俊，郭琦校长甚感欣慰。随后抽烟、喝茶、聊天，谈话在宽容友好的气氛中结束。郭校长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

顺便插一句，我第一次知晓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实际抗战的历史史实，还是从杨乐生口中听说的。主流媒体公开评说这些史实，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杨乐生毕业后到省文联工作，十年后成为陕西锋芒毕露的文艺批评家，人送雅号“杨批评”。重回西大文学院，犀利的批评锋芒成为他学术利器，他对陕西作家及作品的批评剖析精准到位，刀刀见血。在阿谀粉饰之风日渐弥漫的文坛江湖上，他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常常在一些研讨会上让一些名人大家面红耳赤，芒刺在背。陕西的文人作家们，既怕他又喜欢他。虽然16岁进校的他如今已年满60，但他基本上本性难移，依旧毛头少年模样。郭琦校长的包容，已经让杨乐生青春不老的种子在西大的土壤中已经生根。杨乐生后来回忆道：“郭校长把我叫去本来是要批评我，结果是没批评几句倒是谝上了，抽烟、聊天、喝茶约一小时。我毕业后还见过几次郭老，其中有回在省委开会，会后我专门等上他，敬上一支烟并说：‘当年当学生抽过校长的烟，今天还敬一支’。郭老接过烟，我给他点上，笑容灿烂。”

说到母校是学子的成长摇篮、避风港湾，经管学院走出来的大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境遇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位黄土地上走来的高加林、孙少平式的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热血青年，在何炼成教授的关怀教导呵护下，想不成为人才都很难。

1983年，张维迎研究生在读期间写成的《为钱正名》一文，引发轰动的同时也招致当时舆论的激烈抨击。这对他的学业生涯不免要产生影响。关键时刻，何炼成教授站在他的身后，郭琦书记也站在他的身后，一面是循循善诱的批评，一面是坚定不移的支持。后来张维迎羽翼渐丰，飞出校园，在全国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指导。随着其理论探索的超前，招致的批评更激烈。然而母校和老师的鼓励支持总在身边。此次大聚会，经济学院为已故的何炼成教授铸立了一座铜像，揭幕仪式上，张维迎高歌一曲《信天游》，表达了对恩师的无限深情。歌中唱到：

第一次见面你摸着我的头

最后一次见面你微笑着不开口

我让你欣喜也让你愁

你还夸过我那《信天游》

羊羔羔吃奶双腿腿跪

当你的学生我好陶醉

黄河里无路水推舟

启蒙路上你领我大步走

一层层石头一层层沙

坚实的基础你打下

壶口里行船浪花花大

有你的保护我何惧怕？

一道道沟来一道道坡

一篇篇文章惹风波

前山里有雨后山里雾

不管旁人走自己的路

喜鹊站在那树梢梢头

不争那个馒头为了自由

何老师你慢慢走

哎，再听我一首《信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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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大极少出贪官，与“公诚勤朴”校训有关

“西大学子为官者很少听说成为贪官落马者，我们班同学全都平安着陆了”。一位校友在视频中如是说，事实也如此。袁秋香说，袁秋香同学形容道：“西北大学教给我们是向善和向上。我们班没有出一个贪官，也没有出一个坏蛋。我们过往的辉煌都是美好的记忆。”我们可以看看官场潜规则下的“朋友圈”：“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脏、一起嫖过娼”，而我们的同学当官后，大多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守着西大人的精神底线。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告慰已故的郭琦校长和各位老师。

在此次“新三届”千名校友聚会会场里，聚集了数百名已退休的官员，曾经在改革大潮中叱咤风云，如今很低调很坦然地坐在体育馆里，轻松愉快地享受着这场师生同窗的欢聚盛宴。赵康泰学长代表中文系七七级发言时，引用同窗薛保勤的诗句说：“在西大，老师教我们把灵魂放到高处”。我们中文系七九级的周建国同学，是“公诚勤朴”校训的忠实践行着。大约是90年代初期，我还在宝鸡电台当记者，忽闻身为国务院救灾办副主任的周建国到宝鸡检查救灾工作，我兴冲冲地前往市政府会议厅，既和老同学重逢，又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采访。记得当时接待他的市领导对他这样的“北京来人”毕恭毕敬，既请他讲话、合影，还请他题词。当他向市领导隆重介绍我是他的老同学时，我这个不起眼的小记者顿时也获得了几分恭敬。后来市上还打算利用我的同学关系担负“跑步（部）前（钱）进”的光荣使命呢，可不久就听说他辞职下海，为香港一家慈善基金会做起了慈善事业。好端端的国务院部门官职，多少人做梦都想跳进的龙门，怎么就视之粪土呢？多年以后聚会，我饶有兴趣地请教他，他只是简单地做了个戴手铐的动作，说道：“我要是不辞职，早就进去了！”看来他的那座官椅，还是个高风险职位。可以想见，他在那个位置上遭遇的“围猎”该有多么的惨烈！

挂印辞职、走出体制圈，投身慈善救助的他，无官一身轻，更像“从赤松子游”的张良，遍历祖国的山山水水，在乐善好施中陶冶性情，助人利己。据说，他在插队的陕北宜川运用慈善基金救助了一批贫困者，还捐建了希望学校。有一个父母双亡、仅靠爷爷抚养的放羊娃，被他从小学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所资助的资金流水和该学生每年的求学经历都有录有视频资料（上报慈善基金会）。2019年，该生已经从国外留学归来，在西安浐灞金融园区成为一名金融金领，并且已经结婚生子，和放牛娃的命运已是天上人间。

西大也沾了他乐善扶贫的光。大约在2016年，他代表慈善基金会与西大联手，举办了一届贫困县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旨在提升陕西贫困县的开放度以及软实力。

另一位七九级中文系校友曾担任重要的资源管理岗位的领导，围猎者甚多，但他“刀枪不入”。有次坐回老家的班车，竟听到有二人在悄声议论他、研究他的“嗜好”，其中一人说“听说他爱健身”，似有以此为缺口围猎他的意图，他立刻警觉起来，再也不去健身了。眼看着自己的上司被带走，自己的下属被带走，而自己坦坦荡荡，无怨无悔。总结起来，西大人文精神有一种天生的免疫力。当然，由于不去同流合污，也就很快被官场边缘化，也算是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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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学科的探索，知识融合、文理相融的成就

西大作为一所综合大学，校园的文理知识通融的氛围，成就了不少跨学科的成果。中文系七九级就出了刘林海、张攀峰两位律师。多年前刘林海在政法学院硕士毕业，以律师身份参与一桩上市公司评审会，一位政府处级官员与他形成观点上的冲突，该处长当场不无揶揄地说他：“我理解你是西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对法律的认知不到位也是人之常情。”刘林海无法容忍他对自己的母校和一直引以为豪的专业的轻慢，便反唇相讥道：“我很同情你没有机会受过正规的中文专业训练，以至于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存在严重障碍，当然也会对有一定语言深度的法律理解得南辕北辙”。对方瞠目结舌。而刘林海那一年便在首届中国律师电视辩论大奖赛上，获得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后来还到美国帮客户打国际官司并获胜。中文系七九级的朱锋同学先在西北大学管理科学与哲学系工作，后到深圳做多媒体开发、到重庆做工商管理博士后项目，在重庆创立传媒公司任总经理。2003年在暨南大学MBA、创业学院工作，目前仍担任三创课程开发研究室和企业孵化器研究所主任，兼任易维国际传播（香港）顾问，项目有有创业课程开发、网站建设和Arduino OSH产品开发。融合跨界的的力度真够大的！

此次聚会扩大了朋友圈，从校友会建立的“大群”中知道了其他系（学院）同学的很多情况信息，许多校友的成就令人惊叹。如物理系郭军工作十年后下海创业，曾研制生产的无线电传呼机在当年填补了国产空白；自主研发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打破了国外垄断，电动尾门用推杆所采用全新传动结构领先于国际水平；个人拥有多项专利目前还在研究一种实用型机器人。而他同时对《易经》和《道德经》颇感兴趣，结合自己的专业实践，试图用哲学、数学、物理学的理论解读这两部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他并不认同《道德经》是一种玄学，认为大道应当致简。并将其多为思考成果用于软件开发、公司管理。他提出了一种“DOR理论”（DOR是Data、Operation、Record的缩写）其中——

Data：物质或事物的现态是一组数据；

Operation：物质或事物发展是各种操作之可能；

Record：物质或事物的过去是一系列记录。

他认为“一切物质或事物存在的形式是DOR”，并由此导引出一种“SADCO技术”（SADCO是Start 、Assign、Do、Check和Over的缩写）。其中——

Start－启动、发生；

Assign－定义、分配；

Do－执行、作业；

Check－检验、查验；

Over－结束、归档。

由此提出了一种“新五行”理论：金起、木定、水行、火验、土植。并认为“一切物质或事物的变化过程是SADCO”！

当然，对于一般读者甚至文科生都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已经将“新五行”理论用于管理软件开发。有兴趣的校友，可以与其展开深入探讨。

我还在群里欣赏到物理系七九级潘永军的诗作——

四十载白驹过隙，再回首霜染两鬓。

忆昨日懵懂少年，看今朝栋梁林立。

聚首日促膝畅谈，相别时情谊绵延。

幸同窗身康体健，再逢时续写情缘！

一位理科的校友能写出这样的诗，还是很令人赞叹的。还有物理系的刘宝海，专业是机场消防工程，但拿出手的反映关中风情的小视频制作的很棒，构图配乐都很专业，一打听，此君还是一名摄影家。

文理交融的跨界人才的涌动，创新成果的出现，是西大一大特色。由于篇幅限制，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最后再啰嗦两句，一句是此次聚会也知道了过去的学校的“名流”四十年的天涯行踪和辉煌成就，我想，如果这个聚会早举行几年，这个“大群”，早个十年八年建立，那么校友代表张龙、田萍、杨德生、庞玉凤表演的诗朗诵《四十年的情与思》中所说的“我们与西大是永远的命运共同体”，其“共同体”也许会有更多的精彩呈现。

我要说的第二句是关于“归来仍少年”的话题。我们是怀着一颗不老之心返回校园的，还是有着“再向苍天借我一百年”的梦想，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我们精神上宝刀不老，但有些号召实在响应不了了，譬如生二胎三胎，力不从心啦，只有含饴弄孙的份儿了！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地活着。虽然同学中有人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但大多数健在，还在发挥余热。我们应有五十年六十年再聚首的信心，坚强的活下去！如果能出现几个杨振宁式的科学巨匠以及“杨——翁”式的爱情浪漫故事，也是大幸！校友们，努力啊！

西大中文系七九级

董惠安202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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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