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迁徙松茂茶马古道变迁（11/17）

左显成（四川）

宗教文化共生

松茂茶马古道以松潘为中心，北通洮岷，西北经楚皂通西宁，东经平武至江油，南沿岷江河谷到成都。岷江上游灌县、汶川、茂县、松潘，属于藏彝走廊通道之一。水草丰美的岷江河谷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往来必经道路。历史上，随着回族移民不断迁徙进入这一地区，岷江上游已成为藏、汉、羌、回多元族群交汇处。岷江上游茶马贸易与族群流动，最终形成儒、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六种及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共生之地，宗教文化交融在一起，和谐相处。

元、明、清以来，松茂茶马古道上，有专门从事茶马贸易的马帮，也有茶马贸易客商雇佣的脚夫（背夫、挑夫），还有做小生意的“山贩子”。茶马互市贸易中形成了帮会，即草地帮、鞑子帮、河南帮、武汉帮、重庆帮、成都帮、灌县帮、青海帮、甘肃帮、陕西帮等。在清代、民国时期，灌县有一家骡马大兴店，专门接待茶马贸易客商的客栈。在大兴店投宿的马帮，每年旺季可达300个马帮的规模。马帮运往松潘的货物有边茶、布匹、绸缎、铜器、铁器杂货、菜籽油、大米、盐巴等。运往成都的货物以药材、皮毛为主。青海、甘肃等地的鹿茸、麝香、羊皮、毛皮、甘草、虫草、贝母、木通等药材，全都经过大兴店后转入各药店，再由陆路、水路运往重庆、上海、天津各地销售。

茶马古道茂县到松潘沙湾，为茶马古道的一个驿站，居住有40余户回族，他们经营茗食生意及骡马脚店。凡走灌县、成都的行人，或在茶马古道运输货物的马帮，中途都要在这里投宿沙湾。

经济贸易与族群的流动，就形成了各种宗教松茂茶马古道进行传播，融合贯通，和平相处，共生共存。

明朝以维茂为松潘南路，以龙绵为松潘东路，松潘南路有号称四十八寨番人，更有号称十八寨白草番，分布着众多的羌族和藏族人。明代在岷江上游地区设立国师、禅师之职，旨在以神道设教来化导当地的羌番人。

傅樵斧1915年4月从重庆赴松潘担任知事沿途见闻写下了《松潘游记》，生动描绘和反映出了民国初期岷江上游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其中记载从灌县至松潘沿途所经数十户人家的小客栈，驿站，有文昌宫(与文坪)、王爷庙(三店)、文武宫、广生宫(七盘沟)、福缘寺、古川主庙(过街楼关)、川主庙、回龙寺、玄帝宫(宗渠)、山主庙(沟口寨)、白马庙(小关子)、城隍庙(叠溪)、五显庙(北定关)、关帝庙(新镇关)、观音庙(德顺堡)等。途中所见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庙，这些岷江上游的佛道教民间小庙，是适应沿途族群的宗教需要而兴建的。

沿岷江而上的松茂茶马古道上，至今还留有多处初唐时期的摩崖石刻佛教造像，例如茂县与松潘交界处的叠溪点将台及下海子，就有多处唐贞观四年(631年)的石刻佛像。1935年大地震震塌的崖洞中更留有大量汉文字石刻诗词。唐时都江堰的佛教十分昌盛，建筑了多达300多处佛寺，甚至一度排挤道教，最后由唐太宗裁夺，遏止住佛教对道教地盘的侵占。可以说今阿坝州藏族地区比青藏高原其他地区更早接触佛教。

儒教

儒教逐渐深入吐司政体，到逐渐融合到松茂茶马古道，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秦汉对“西南诸蛮”的管理方式以郡县制度下“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对“土官土吏”管理吐司诞生。土司制度在元代形成之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一直推行的是羁縻政策。秦开筑五尺道，汉设置牂牁、越巂、益州诸郡，秦汉推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是对西南边疆稍加管束，加以笼络，使“西南诸蛮”不生异心。至此，在元之前，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大多是自为君长，各居一方。总之，中央王朝对松茂茶马古道和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相对薄弱。

 随着中央王朝对松茂古道及西南地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羁縻政策在元代被土司制度所替代。明“踵元故事”，“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为了进一步巩固边疆，明朝的土司制度在元朝的基础上变得更为规范和严格。明廷制定了一整套有关土司贡赋、承袭、儒家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对土司管理制度日渐完备。所有土司均需由朝廷任命，承袭也得经中央政府批准，“自相君长”的情况不复存在。为让土司知君臣父子之礼仪上倾向朝廷，明朝开始重视对土司的用儒学进行教育。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要求土司子弟入国子监读书。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传谕礼部：“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再次下诏：“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的强硬措施。一般土民的教育，没有受到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遭到土司头人的阻扰。

土司为了维护其统治，给土民的读书应试设置层层障碍。“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属官俱以喜怒予夺生杀之”，“土民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田州与镇安之奉议州，一江相对，每奉议州试日，田民闻炮声，但遥望叹息而已”。例如贵州永丰州土司“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等。相继的云南威远土司“向来土官不容夷人应考，恐其入学，与之抗衡”。“云南诸土官，知史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平素爱好儒学的丽江木氏土司愿意捐重金修建鹤庆府学，却极力反对在本地兴建学校。“土酋木氏，虞民用智而难治，因如秦人至愚黔首，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奴隶中，不许事诗书”。大多数土司都担心土人上进得志、金榜题名后，会对其权力和地位形成严重威胁和挑战，所以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实行一种绝对的愚民政策，阻扰限制土民读书应试。土司地区的土民应试，大多需要土司出具印结，证明其是本州县人且家世清白。这无疑给了土司极大的权力，也使得一些土司在土民应试时有机会有权利故意从中阻挠和刁难。在这些土司的愚民政策之下，能接受儒学教育的就几乎都是土官、土目和稍有经济余力的农商之家，众多的土民受教育的几率则很少。

 清承明制，土司子弟必须入学习礼，否则不许承袭。顺治十八年（1661）下诏“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此后，土司承袭子弟可送儒学习礼，其他子弟则需要通过参加童生试入学。但由于清初松茂古到和西南局势尚未稳定，加之土司子弟儒学基础薄弱，真正考取儒学生员者并不多见。鉴于此，康熙二十二年（1683）题准：“云、贵二省应各录取土生二十五名……不准科举，亦不准补廪出贡”。给予土司子弟固定学额直接进入府学就读接受教育，另一方面仍然禁止其参加科举，不给予入仕做官机会。康熙四十四年（1705），准许“土司子弟中有读书能文者，注入民籍，一同考试”。“一同考试”是指允许土司子弟参加童试及乡试，土司子弟只能入学不准应乡试，这也只是允许一般土司子弟应试，而承袭职位者仍不准。以至雍正十三年（1736）贵州黎平府属亮寨长官司长官龙绍俭自请参加科举考试，贵州学政晏斯盛还要专折请旨，得到雍正帝的批准：“土司龙绍俭，原由生员出身，既有志观光，陈请科举，准其一体应试”。这开始了清代土司应举之先河。自此以后，土司凡有儒学生员身份，经上报后均可参加乡试。清初对土司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少数民族对儒学的追求和向往，导致儒学使松茂茶马古道的土司阶层传播的效果非常有限。

清朝200余年间，清政府在松茂古道以及西南边疆大力实施儒学建构，不仅使得松茂地区即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司土民向化儒学，“土司权威”向“绅士权威”转换，松茂古道及西南边疆的社会结构因此得到改变，还使得松茂古道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习俗信仰及祭祀祀祠逐渐濡化嬗变，形成了儒家为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和王朝国家的正统性观念，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与内地一致的精神统一体，铸就了松茂及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持久的、稳定的、多民族的大一统文化格局。

作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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