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全国“反右派斗争”的运动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中央又发出了“干部下放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中央带头，各部委向全国各省下放了大批机关干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

当年夏天，中央轻工业部下放200多名机关干部到沔阳县彭场区杨步乡等地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有男有女，年龄均在20多岁到40岁左右，绝大多数是出了学校门就进了机关门的小知识分子，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从来未参加生产劳动的“三门”干部。

上面政策将劳动时间定为3年，表现好的再逐步抽调回机关。其实不然，这些中央下放的干部，不到1年时间大部分就陆陆续续地调走了。只有少数年龄较大的被留在本县，分配到各部门工作，一直到离退休，有的早已死在沔阳了。

（二）

1957年冬季，干部下放劳动的风吹进了县城，沔阳县委当然照办不误，在县直机关通过摸底，抽调了180人(包括财贸部门)。

这次不是下放到农业合作社劳动，而是用这批干部去开垦2个新农场——九合垸农场、赵西垸农场。这批抽调下放的干部中，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而且都是一般干部，党员干部极少。

县委意见是这2个农场本来都委任了领导，预备了工作人员，但下放干部青年人多，思想复杂，环境又艰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十分重要，必须每个队选派一个年龄较轻能力较强的区级干部(即现在说的科级干部)去带队，同样作为下放干部，只要求百分之七十时间参加劳动，百分之三十时间作为开会、做下放人员的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时间。

这2个带队干部，挑来选去，选到了我的头上，另一个是当时担任人民银行县支行副行长的黄某。

干部下放劳动动员大会之后，在干部中震动很大。谁愿意到农村去劳动，而且说的是一去3年。只有动员党团员带头写申请下放锻炼，后来被批准下放的人，单位还给他家里送大红喜报，还要把下放喜报贴在大门口。下放干部家属接着单位送来的“喜报”哭笑不得。 

我是带队人，说得好听一点是队长、是领导，同样也是下放，单位也给我家里送了一张大红“喜报”。送“喜报”时我不在家，接“喜报”的老娘已是60多岁的老人，听说是批准我下放而送“喜报”，当即眼泪夺眶而出，并说“他爱人(指我妻子，她当时只有26岁)还没有正式工作，还有孙子(指少雄)只有2岁，孙女(指少英)只有2个月。他一走，这家人怎么办啊!”

我妻子看到婆婆哭，她也哭了，2岁的少雄和在襁褓之中的少英也跟着大人一起哇哇哭起来，这样一来，倒把来家“报喜”的人搞得十分尴尬。

（三）

180名下放干部分为2个队，100人到九合垸农场垦荒，由银行黄某带队，80人到赵西垸农场(现为国营赵西垸林场)垦荒，由我带队。

说是农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大片一大片荒芜的茅草、芦苇、黄蒿和数不尽的荒坟堆。

这里是历史上血吸虫病的重疫区，解放前这里的人大多死于此病，有的整个村庄死的死，逃的逃，而被湮没，因此留下了这片荒凉的土地和荒坟野冢。

县里委任的场长、副场长及工作人员，都借住在一间比较宽大的农户家里办公，晚上用稻草开地铺睡觉。80名下放干部和一部分招收的农工(绝大部分是河南外出打工的农民)，住满了附近的几个村庄，都是住在农户的堂屋里，睡地铺。

下放干部与河南农工每天主要是在大片荒原上挖树兜、割茅草和芦苇、挖掉荒坟堆。每人有3件工具：一把铁锹，一把镢锄，一把镰刀，为下一步拖拉机开垦翻耕清除障碍。下放干部们离开机关和家庭来到这荒凉的垦区，生活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但绝大多数人在政治工作的鼓励下干劲很足，在严寒的冬季都是脱掉棉袄穿着毛绒衣干活，每天干得汗流夹背，收工回去也只能是半盆温水擦擦身，洗洗脚，换换衣服而已，根本谈不上冲澡，一个月也没法洗一次大澡。个个累得腰酸背痛，天黑了都来不及地快点倒在地铺上呼呼地睡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更让人恐怖和恶心的是在挖荒坟堆时，挖出棺材中的累累白骨和毒蛇、蜈蚣、蝎子等毒虫，被蛇虫咬伤者，时有发生。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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