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我生命中的贵人

——读董惠安《四十四年前，谁助推我撞开大学之门》感言二 

                       韦   苇

柳青先生说过，人生的道路漫长，但关键的地方只有几步，在这紧要几步，如果有人拉你一把，或推你一把，助你一臂之力，你跳过了这道坎，就如鲤鱼跳过了龙门，迎来了生命的春天。 西大校友董惠安先生的《四十四年前......》一文里,深情回忆了在他连受77、78两次高考挫折，茫然失措之时，生命中的六个贵人相继出现，帮他恢复了继续冲刺79年高考，志在必得的精神状态。并为他创造了一个较为安适温馨的复习功课的环境。最终被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是这六人的助考团队接力赛般把他交给了西大中文系招生的老师，让他开始人生新的高度的攀登!

董先生的文章深深感动了我。四十年往事并不如烟，我和董先生均属于和共和国国运共沉浮的一代人，所以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几天，我眼前晃动的也是我1977年前后的人和事。乃至再上溯几年，从我1970年出嫁，来到我的第二故乡周至县尚村公社西坡村开始，我翻开了生命的新的一页。（此前，我作为老三届回乡知青，一个被入了另册的黑五类可教子女，在第一故乡户县甘河公社东岩村大队当了三年农民。）在娘家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大队小学缺教师，宁肯聘一位老三届初中生，也不肯要我这个高67届毕业生当教师。1970年1月我嫁到了第二故乡，算是暂时找到了归宿。1970年5月，西坡的大队领导在学校急缺一名能胜任初中数学教师时，他们听说新来的媳妇是户县二中的高中毕业生而且在校期间品学兼优，于是就找上门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当民办教师？（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即可决定本村民办教师的招聘与去留）。我简直惊呆了！这和我在娘家的境遇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呀！我忙不迭地一口答应：“愿意！愿意！”又有点疑虑：“两位叔叔，我可是娘婆两家出身都不好，能行吗？”来者一位是大队支部书记姓卢，一位是大队长姓赵。卢书记四十多岁，胖胖的中年汉子，脸上带着宽厚的微笑：“咋不行呢？上面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你接替的教师就是你们庞家刚出嫁的闺女，她不也出身不好吗？可这女子是周中高中毕业，书教的好着呢。现在出嫁了，留不住了。正好，你嫁过来了。大队研究了，也了解到你是二中毕业，在校就是个好学生。来咱村这几个月了，邻居们都夸你是个好娃呢。所以就决定聘你当西坡学校民办教师。”卢书记深明大义，对党的政策理解的竟然如此到位，一旁的瘦瘦高高的赵大队长也帮衬着说了几句对我信任和鼓励的话。我和坐在一旁的婆母激动地语无伦次，表达了对大队领导的感激感谢和进校后一定竭尽全力工作的决心！当年5月3日，我走进了周至县尚村公社西坡七年制学校，走上了讲台，开始我高考前八年的教师职业生涯！我感激给我提供改变命运的我的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和大队的党政领导，卢书记和赵队长！他们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贵人群体!在后来八年的教书生涯内，我面临多次的考察、评比，推荐民办转正......，我们大队的政党领导班子总是给予好评，让我过关。

八年的教学生涯，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难忘的极其珍贵的阶段！虽然只有每天8分工的待遇，只解决了我的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最重要的是给我提供运用知识教书育人的舞台，育人也育己，不断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拥抱书本，关心家国天下。为我在八年后的高考，虽临阵磨枪，匆忙上阵，却也能杀出重围，获得高分，为后来我的西大恩师录取我，奠定了基础。

追忆八年的教学生涯，有师生教学相长的欢乐（我和我的第一拨学生是同年参加高考的，有好几位学生是77级或者78级大学生，或中专生——那时的中专生也是十里挑一啊），有同事教学教研的互相帮助与课余课后的体育活动欢乐，也有教师转正的几次挫折带来的迷茫与痛楚！也有与领导同事之间的人际矛盾造成工作困难。但较之这些难以忘却的人和事，一切苦闷与不快，都成了过眼云烟了！在这里，我首先要回忆的是这八年里为我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女才子的另一位贵人，尚村公社的教育专干陈尊师，他是和董惠安先生文中的第一位贵人陈刚峰及其相似的一位人物！一看到董先生笔下的陈刚峰，我立马想到了陈尊师。他成为我写这篇文章的缘起。

文教专干，是当时体制下公社干部群体中专门分管中小学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专职干部。没有多高的职务级别但有实权！全公社十多个含戴帽子初中在内的学校，它们的公办教师调动，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任免，文教专干有百分之八十的决定权，最后的上会通过，只是个程序罢了。所以这个人物很重要，要由在教师中有崇高威望，本人德才兼备，精明干练，处事公道，能团结凝聚人心的人担任，人选可以是从多位资深校长中选拔，也可能由县级机关空降。这样的人往往是当地（至少在全公社范围）教育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是一大批优秀教师和社会青年中文化活动骨干们的核心和灵魂。董先生所遇的第一个贵人陈刚峰是这样的人——他的故事，我也听陕西另一位来自宝鸡地区，深受陈老影响的作家陈仓讲过。而我要讲的贵人陈尊师，也是这样一位文教专干。我被聘为教师时，陈已经是我们公社的文教专干了。我初次见到他，可能是一次公社教师会议，也可能是他来学校公干。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高大壮实，面庞黧黑，有点像卸了妆的包公。给我的感觉是威严有余，文气不足。我不知其出处，但后来知道，他竟然毕业于户县二中（当时，处于周户交接处的户县二中，在文革前有许多来自周至的学生），是我的学长！熟悉了后又感觉他这人其实是挺随和的，走哪都能很快拢集一拨人和他谈心交流。进一步知道他还是我夫君的初中同学（我夫君初三时随堂兄转到耀县中学去了）！但他对我的支持帮助并不是缘自这种裙带关系，而是他下乡到各校转游发现的结果。那时的公社基层干部，经常到自己管辖的范围了解情况（说视察，考察，调研对这级干部都显得过于夸张了点），是基本的工作方法，亲自了解基层学校教学状况和人事情况，也往往是他来年调动教师，升降校长副校长的基本依据。他对我的了解，也可能是来到西坡学校，碰巧在我上课的教室门口路过，悄悄地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发现了这位年轻女教师讲课包含激情，竟然还能用普通话朗读课文!也可能是在公社组织的中小学生大讲革命故事的演讲会上，我带队的西坡学校故事队表现突出，我自己还自编自演地讲了一段故事赢得了阵阵掌声......总之，陈专干注意到我了，认识我了！当然他不只是认识我一个，全公社的二三百名教师，他能叫上名字的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搞人事管理的人一种职业本能。当他后来知道他和我夫君竟然还是户县二中的初中同学时，就更亲近了一步。有一次，碰巧我夫君从工作的宝成铁路凤州工务段回家，他到西坡学校来办事。公事办完后，我邀请他去家里坐坐，见见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他欣然跟我到家，两位老同学自是喜欢不尽，兴奋不已地畅谈别情。可我和婆婆却有点发愁拿什么招待贵客吃一顿午饭，婆婆看看鸡蛋罐里还有三个鸡蛋，便决定在做一顿臊子调干面的同时，再炒一盘鸡蛋。为了让分量更丰满一些，我给婆婆出了个主意:给蛋液里加点水，再撒少许面粉，搅匀再炒。这是第一次尝试在书上看到的烹饪小窍门。端上桌了，两个老同学就着这盘炒鸡蛋，还喝了几口小酒。我站在一旁心里有点发虚，唯恐他们发现这炒鸡蛋口味不大地道，但他们吃的津津有味，谈的眉飞色舞。我才放下心来，接着给他们端上热气腾腾的臊子调干面！......

陈尊师，那时教师们都叫他陈老师。第一次重用我是1973年6月，公社接到县里要在国庆节组织一次规模空前的文艺调演。各公社要准备一台晚会（三个小时左右），参加汇报演出。主题是庆祝国庆，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题材是自编自演的革命现代戏！这个组织统筹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陈老师的头上了。他首先得组织剧本的创作班子，其次是演出队伍。这样短的时间(不到四个月时间），还要自编自导的原创剧本!散落在各村的自乐班显然是拿不下来了。陈老师只能依靠他的基本队伍，各校教师中的文学、文艺人才！编剧方面，他自然就抓住了我，他听我“自吹自擂”过，1968年给娘家村里编排过一个十三场的村史大戏，被村里的自乐班搬上了舞台，要连演两个晚上呢，在那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也算是当地一件大事。十数八里的外村群众都来我村看戏。我的才女之名首先在我老家一带传开了。所以，陈老师认为，我就是现成的编剧！他还召集几个学校的有点名气的笔杆子和文艺骨干成立创作组（那个时代，中小学教师队伍，是公社的备用干部梯队，往往上级布置一项工作，一道命令，便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要抽调谁就是谁，学校没二话可说，至于教学秩序，教学任务。那你学校自我调整吧），陈来师先是让我尽快拿出一个创作思路，一个剧本选题和大致剧情框架，然后集体讨论集思广益一下，最后由我主笔编剧 。两天后上会研究，我拿出框架稿，选定以颂扬当时还盛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题材，剧名叫《广阔天地》，剧情是一个下乡知青群体在关中农村插队，大搞科学实验，进行棉铃虫防治的故事，分为五场，估计演出一个半小时到一百分钟，故事情节曲折，，有知青兄妹的互相帮助，有贫下中农老队长对知青的关爱期盼，有老幼三代的悲欢离合！——一位孤寡老太对知情兄妹的疼爱有加，结局竟然是1940年代逃荒讨饭流落关中的老人与隔代的孙儿孙女的骨肉大团圆！这个剧情虽然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但也充满了人情人性的温馨，有故事情节，有男女老少各色行当的角色，符合戏曲要素的要求，适宜搬上秦腔舞台。创作组一致通过我创作思路和剧本框架。又考虑到县上的晚会给予时间是两个半到三小时。这个戏只有一百分钟左右，显得单薄，就决定由神灵寺学校纪德新老师主笔再编一个短剧。纪老师也是创作组的成员，是文革前的周至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也是尚村公社教师队伍里的才子，而且是戏剧书法绘画文艺全才！在他们村的自乐班就是导演，乐队指挥，舞台美术的台柱式人物。他当即想起给学生编的革命故事《一颗白木耳》（是反映阶级斗争内容的，那是时代的烙印啊），他表态可以改编成戏曲，内容不会太长，可以控制在一小时左右。两个剧合演，正好在三小时以内。于是陈老师就当即拍板，决定了这两个剧目作为尚村公社十月份参加全县戏曲汇演的节目，上报公社党委通过后上报县文教局备案。由于纪老师负责的剧目较小，他本人即可当编剧，又可当导演，演员的遴选可以以他们神灵寺村的业余文艺团体“自乐班”为基础，这个剧就当场交给纪德新老师独当一面，全权负责了（只需要以公社的名义下个文给神灵寺大队和神灵寺学校让他们全力支持纪德新同志的戏曲创作即可）。陈老师本人就亲自抓我这个剧本的创作。他给我的任务是一周之内先写出剧本的前半部分，一周后到尚村中学集合报到。他在一周内调兵遣将，除了现有的创作组核心成员，他还得物色戏剧导演、演员和乐队成员，还有得为我配备文书，把我写的手稿刻成蜡板，印刷成油印本，可供演员乐队人手一册，还得找一两个后勤同志为整个剧团（确实是一个存在了四个多月的临时剧团）的生活服务......

一周之后，我拿着写好的剧本前两场（幕），报到了。核心组几个人看过后，觉得可以刻版印刷了，我才知道，陈老师调来给我剧本刻蜡板的竟然是全公社有名的硬笔书法家，西风头学校校长赵麟祥老师！赵老师与我渊源更深，他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语文算术一肩挑！当我四年级离开本村初小升入运渠店中心小学时，他也是随之调入运渠店小学，担任总务主任，还给我们带着音乐课，还兼管着学校的图书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书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在户县小学教育界一直工作到文革中公办教师下放才回到家乡周至尚村公社，到自己家乡当了小学校长。我把剧本手稿交给赵老师，一脸的诚惶诚恐，很不好意思地说：“赵老师，怎么能让您刻蜡版呢？会刻蜡版的年轻人多的是嘛！”那时的赵老师，不到四十岁，白白净净的脸，英俊而秀气。他满脸微笑，满心喜欢，看着他的爱生脱颖而出，能编剧本了，故意调侃着说：“怎么？怕我刻的不好，配不上你的剧本?”“哪里哪里啊！我光荣的很，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是怕大热天累着你！”“能为我学生服务，我也很高兴啊！”我们师生都会心的大笑了。后来的一个月，是七月流火天气，学校已经放假，剧组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以尚村中学腾出来的三间大教室为宿办合一的办公场所（除了我和一两个女演员晚上骑车回家，男同志们都是熬到半夜后把课桌并起来当床），在尚村中学教师食堂搭伙就餐，吃着公社给予补助伙食费的一餐两个馒头一碗烩菜的大锅饭。工作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我和赵老师密切配合，我赶着写剧本，他赶着刻字，几个后勤同志跟着滚钢滚，搞印刷。当即由陈老师匆匆看过，就发到演员手里背台词，戏剧导演由马村学校校长严秉璋担任，他就开始琢磨配唱腔，他自己就会拉板胡（秦腔乐队的头把弦）先分场分段导演演员进入角色了。我永远记得，赵林祥老师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肩膀上搭条白毛巾，不时拉下来檫把额头的汗水又搭在肩上，低头刻字。我空闲之余，也常常走过去为他换杯茶水，帮他把毛巾在水管揉搓几下。赵老师的工作时间不长，约半月左右，他刻出来的仿宋字体一丝不苟，剧本约三万字，是一件精美的硬笔书法作品，剧组同志们人手一册，呵呵，夸奖我剧本编的好的人不多，但几乎人人夸奖赵老师字刻的好！可惜我们当时都认识不到这个手刻蜡板印刷体剧本的书法艺术价值（包括我也认识不到自己剧本创作的文学价值），戏上演了，评价也不错，过后剧组解散了。剧本竟然没留底稿!包括我的手写本，包括油印本，散落在各人手里，戏演完了，导演、演员和乐队成员手里的剧本，都翻阅的散了架，而我和陈老师、赵老师手里，为了节约印刷纸张，竟然也没多留一份。几年过后，它竟成了我记忆里的残留。

我长话短叙，我们剧组，在九月份开学后，进入了彩排阶段，离开尚村中学，搬到了导演严秉璋所在的马村七年制学校，为的是他还可以兼顾一下学校开学初的工作，还有，他遴选的演员和乐队成员有几个还是马村学校教师。最重要的是马村有自乐班和很像样子的戏剧舞台，可以彩排戏剧，是要配齐乐队文武场面，制作舞台布景的时候了，全公社只有神灵寺和马村两个大队具备这样的舞台条件。正好是我们两个剧组分别进行后期创作彩排的场所！我记得，剧情中在知青青年棉花试验田的地头有一颗大柳树，男主角知青彬彬对他的妹妹彤彤有一段励志的深情唱段：“咱应该学习这棵柳，风吹日晒站田头，莫学浮萍扎不住，风雨飘摇随波流!”为了剧情的需要和舞台的美感，陈老师把纪德新从他的剧组调过来几天，帮助我们大剧组用三合板制作了一棵能站立在舞台上的大柳树。为后来的演出增色不少！后来我觉得这棵象征知青扎根农村精神的柳树和男主角的四句唱词，不幸成为了谶言！几年以后，随着高考的恢复，招工参军，知识青年纷纷返城，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运动终于翻过了历史之叶，寿终正寝了！我当初选用柳树而不是松树作为知识青年精神的象征，岂非暗合天意？

尚村公社的两个剧在十月初的全县演出中一举成功!尤其是我们这个《广阔天地》剧，它以主题积极向上，演员乐队阵容整齐上乘，舞台音乐、美术效果唯美且与主题密切配合获得大奖，载誉而归！给我带来了一些声誉，让公社和县一级的文教部门某些领导知道了编剧是一位女民办教师，笔杆子还不错，算个人才吧。这是以陈尊师、赵林祥老师为首的我的第二个贵人群体——我们的剧组把我推上了新的平台。逐渐，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在1973年和74年相继被作为“可教子女”代表，参加了共青团尚村公社团代会，并被选为出席周至县团代会代表，接着被选为团县委委员和出席咸阳地区团代会的代表！更有意思的是，在74，75年的公社团代会，党代会召开之际，需要有秘书班子为两会领导起草工作报告，为团委书记起草工作报告还情有可原，因为我已经是团委委员了，和团委书记多次参加县上和咸阳地区的会议，已经很熟悉了。给他起草就起草吧，不想，报告效果不错，政策掌握到位，前期工作总结和后期工作任务均写的头头是道！接着，公社要召开党代会了。为党委书记写工作报告的任务竟然又落到我头上了！这次，是陈尊师老师亲自代表党委来布置任务了。我一听惊掉了下巴！“陈老师，这合适吗？我连党员都不是，有资格能代党委起草这么重要的文件吗？”他说：“说你行，你就行，这是公社党委郝书记钦点的。他看到你为团代会起草的报告不错。认为可以。”“那怎么写呢，我没见过党内文件，郝书记有没有什么写作要点，提纲？”我还是心里没底，不敢答应。他又调侃起来：“你架子还这么大啊，我说了不顶事，还非得要郝书记出面请你啊？”不等我辩解，他又说：“给你准备好了，这是几份可以参考的资料：县党代会已公开的文件，还有中央的几份关于农业的文件，近期的人民日报，你们学校就有。”他从手提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沓文件递给我，说：“五天内交稿，到时我来取，你有课就不让你跑路了。”等到党代会开幕之日，我们教师列席会议做听众。我坐在台下听着党委书记一字一句念着我写的没改动几个字的工作报告，心里还在嘀咕：“这是我写的啊！是谁在作报告呢？”陈老师坐在主席台的一角，和我目光对视，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几十年后，当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出入人民大会堂商议国是时，我才明白，各级党政领导人的工作报告。都是有一个庞大的智库班子起草，多少人无数次修改而成的，领导们的伟大思想其实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啊！

您别以为我从此就风光无限，走上命运的坦途了！正好相反，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挫折和失败！大约从72、73年开始随着69年被下放回归农村原籍挣工分的公办教师又重回公办体制内，一些资深民办教师也有了转正的机会，但得有五年以上教龄的基本条件。我开始是想也不敢想的。但随着教龄的积累，随着自己上述的在公社和县上“名声鹊起”，到1975年开始民办教师选拔转正时，我所在的学校有一个推荐名额，就毫无竞争的落在我头上，（因为其他教师不是教龄不够，有的是我的早期学生，上了两年高中，又回到学校教书；就是原学历不高，文革前老初中毕业，教学水平一般）。学校推荐，大队党政班子通过（贫下中农管学校，这一点是马虎不得的）。但是到了公社党委、革委会被家庭出身不好这一政审关卡住了！因为尚村公社没有可教子女转正指标！当陈老师来校解释原因时，对我不啻是当头棒喝！我满脑子的疑惑：你们用我写剧本，写报告时，就忘了我是可教子女吗?或者说那时是“已经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放心使用；而我的工作成绩亟需要得到认可，取得转正资格时，我就倒退了回去，成了“尚未教育好的子女”，被剥夺了当公办教师的权利？我当初以为我的娘家村里，对党的阶级政策理解有偏颇，对我视之如弊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为到了第二故乡，给了一线生机，能当民办教师，便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的工作，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被入另册的另类！陈老师和校领导只能是婉言安慰：你还年轻，工作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来日方长，再努力吧。他们还鼓励我争取入党，为以后转正创造政治条件。于是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大队党支部，书记接受时态度是和蔼的，话语也是一番鼓励。可是再没了下文。半年后，我托校领导问问党支部看有希望没，因为76年的民办教师转正又将要开始了。校长转回来的情况是：没希望，西坡大队党支部还没有接受过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入党的先例呢，报上去，公社党委也不会批准。路堵死了。我也平静下来。76年转正工作开始，我是抱着失败的底牌，碰运气再申报一次，所以当一年前的程序、环节重演一次后果然以同样的原因被淘汰，我反而相对平静了。时间在流逝，我的年龄和教龄都在积累，1977年的民办转公办开始的早，是76年11月就开始的.这次学校和大队连续第三年推荐我！校长给我说，韦老师，最后一次冲刺吧！等明年校内竞争就激烈了，几个青年教师的教龄就够五年了。陈老师也专门来给我吃定心丸：“你申请吧，我要到县里专门汇报一下你的情况，给咱公社争取一个可教子女转正指标！今年不解决你的问题，我就觉得太对不起你了。”陈老师的努力有了成效，因为有了县里对尚村公社的特批指标。我在公社政审关顺利通过了！而且因我不占正常指标，西坡学校还报了一位出身好的同志也过了公社关，上报到县上去了。大家都喜滋滋地等着我们俩的请客吃饭呢。但是到了期末，消息传来，那位出身好的同志通过了，我却没通过！情况不明，原因不清楚！我到公社打问，却找不到陈老师！有人说他上县里开会去了，有人说他因事请假回家了！那位消息确凿通过的同志被同事们拥簇着请客吃饭，到镇上割了几斤肉，在学校的公办教师的灶上让炊事员老太太作了一大锅白菜萝卜吨肉片，烙了几个大锅盔。十多个人美美地吃了一顿。他们四处寻我，我却回到家里抱着两岁的孩子和婆婆泪眼相对！我几近崩溃了！我觉得家庭出身这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起来了。它也像一个传说中的金钟罩，我被扣押其中，就是有孙悟空通天的本领，拳打脚踢，也撬不开一条生路！学校放了寒假，村里也开始有了年气，人们开始走动上年集，购买年货。只有我家，凄风苦雨，我和婆婆守着孩子，闭门不出，整天以泪洗面！要不是两岁的孩子我丢心不下，我连寻死的念头都有了。

我丈夫闻讯从宝成铁路凤州公务段赶回来了！他首先是安慰我，稳住我的的情绪，让我走出万念俱灰的痛苦。然后他鼓动我走出家门去公社去县里问清情况，问题出在哪里？第二天开始下雪了。但年关将近，再不询问，各机关都要放假关门了。我们骑着自家的和借来的两辆自行车，先去公社打问，陈尊师仍然不在，别人一问三不知。我们只有直奔县城了。尚村公社里县城约三十五公里。砂石路面的公路本来就坑坑洼洼，现在被纷纷扬扬的大雪笼罩，我们骑着自行车，逆风而行，歪歪扭扭地艰难前行，我被摔倒了几次，但这一天的风雪我不觉得冷，一天没吃饭也不觉得饿，人完全麻木了。支持我跌跌撞撞撞跌倒了又爬起来骑车前行的精神支柱，就是我要见陈尊师！我要见领导，我要为自己讨个说法！讨回公道！到了县城，已经是午后两点了，文教局机关还在上班。值班的女同志接待我们，我先问尚村公社的陈专干来过没有，她回答，前几天来过，现在不在，我说我想问一下民办教师转正的情况，她说，这事早就结束了，文件都下达给各公社半个多月了。我把自己的事情简单说了几句，说，我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想来了解情况，她面有难色，似乎知道点什么，又不好说。她说，那你只能问领导了。她给我指了院内一个房间，说，你试试，看陈局长在不在。我鼓足勇气，和夫君敲开了局长的门！啊，这位局长竟然是73年我们剧组演戏，演出结束后在后台接见我们的那位陈姓“首长”！那时还没恢复文教局这样的机构，一律沿用文革中的某某革命领导小组。他满脸笑容，夸我们戏编的好，演的好，还着意问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清楚他的官衔，便称了一声：“首长，我是编剧，我叫韦苇。”他对这个称谓似乎很满意，笑着说：“哦，叫我首长啊？好！戏是一剧之本，你写的本子好。我记住你了。”所以，门一推开，我看到竟然是他，便很兴奋，以为他还记得我，便急急忙忙自我介绍：“陈局长，我是尚村公社的韦苇啊！73年......”但他俨然是不记得，不认得我了（或者是装不认得，不记得），脸挺得平平的严肃而阴沉！打断了我的套近乎：“有事说事吧！找我有什么事？”我一下子愣住了！也当即知趣了。赶紧收回笑容，有点拘谨地把我的事说一下，说，“这是陈专干给我们学校打了招呼，叫今年继续报我，他到县里为我申请可教子女指标，说按我的表现，应该给我落实政策了......”他一听大怒！“这个陈尊师怎么这么不讲组织原则！他给你承若，你找他去！党的‘可教子女’政策，是能随便送人情吗？这个指标要给最优秀的同志的。这事评审已经结束了，你要顾全大局！以后再努力争取吧！”他做个让我出门的手势，我们只好退出了。我很沮丧！问题没弄清楚，我还把陈老师“出卖”了！正愁不知道往哪里走，怎么办的时候。突然在院子里遇到了一个从尚村公社调到县文教局的熟人，原西风头学校一位姓彭的老师，看样子他是刚上班来。他一见我们，倒是很亲热，招呼我们到他房间坐下，给我们各自倒了一杯热水。这是我们清晨出门，冒着风雪奔波了大半天喝的第一杯水，心里暖和了许多。老彭问我这么大的雪，来县里有什么事？我只说了几句他就知道了意图，他也是闪烁其词。给我出主意，“这事有点复杂，别人都说不清，你去问问陈尊师吧。”我说“我是要找他要个说法，可是我找不到他呀！”彭老师给我们说了陈老师家在楼观台脚下的焦镇，他可能病了。

我们告别了彭老师，又冒雪奔向楼观焦镇。这是十五公里路程，赶到找到陈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冬季的雪天傍晚，天开始檫黑了！陈老师见我们前来，一身雪花，他一脸的歉意！也是让夫人先倒热水，为我们驱寒。他不等我多说话，就知道意图，说：“我这一段时间，是严重感冒了，咳嗽好不了，要不，我就给你们登门谢罪去了。”我夫君一路几乎没说话，但仗着他和陈是同学，也不客气了，说：“你和韦苇开的什么玩笑啊？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给她承若，就像前两次一样，她痛苦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可这次，你许的愿那么大，她就信以为真了。而且西坡学校还报了一位同志，那个同志批下来了，欢天喜地地请客庆贺，她没了消息，还不断有闲言碎语传来，反差这么大，你让她还活不活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给个说法。就是被PAS了，让我们也死个明白。”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韦苇今年这件事，我是尽心尽力了，也是韦苇本人这些年的努力和工作成绩，在那里摆着。我去县里专门争取给尚村公社专批一个可教子女转正指标，上至郝书记下至一般干部，没有异议。到县里也顺利争取到了。所以这次我就觉得公社通过，上报县里，只是个程序问题。但就在最后的临门一脚。出了问题！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谁呀？你们最熟悉的人，我们共同的好朋友纪德新！”“啊！纪德新怎么啦！这几年他不是在县戏曲学校当校长吗？他和我有什么交集呀？”我问。——纪德新，1973年我们一块儿编剧演戏的纪德新，我们共同为尚村公社争得了荣誉。我是挣得虚名，他却是得到了点实惠。因为他是编剧、导演、音乐、舞美一肩挑的戏剧全才，这样的能人在全县屈指可数，演出结束不久就把他调至周至县戏曲学校当校长了。不过没有编制，仍然是民办教师身份，只是由每天10分工变成每月28块钱的临时工资。这可是当时工分值的两倍啊。也是够令挣工分的我们这些民办教师羡慕的，所以我们剧组的同事们都为他高兴了好一阵子。接着听陈老师讲，纪德新这几年把戏校办的有声有色，给周围市、县剧团输送了许多戏剧好苗子。但他的转正问题却也一直没解决。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年一年拖着。不过他在县上工作多年了，也从来没人把他的职务问题和尚村公社的教师转正联系起来！但这次当他的转正问题没有着落，他不断寻找文教局领导要求解决弄得不可开交时，某领导突然一拍脑袋，想到了给尚村公社特批的那个可教子女指标！纪德新还是尚村公社人啊！他还是农业户口啊，就在神灵寺村啊！就拿这个指标解决纪德新的问题！领导拍板了！谁让近水楼台先得月，领导们经常被邀请去看戏校排出的新节目呢（在70年代那个没有电视，极少电影的时代，带着家属经常去当地剧校剧团看看戏，是地方领导一种特殊的待遇）。他们谁不认识纪德新呢！而且也不用再占县级直属单位指标，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个方案在县文教局的会议上是压倒性的通过了！我们的陈专干只是被叫去列席会议等候通知而已！他是万万想不到啊，也是百口莫辨，不容他分辩啊！领导一句话：纪德新就是你们尚村公社人，原来还是你的部下，你不解决谁解决？就把他噎住了！听了陈老师道出真相，我沉默了！暗自思忖，平心而论，纪德新绝对是个好同志！老民办教师，出色的文艺人才，我对他一直敬重三分。他也是陈专干的得力干将和知心朋友，就是陈当时有取舍权，你让他在纪与韦之间作何取舍？果然，他就是这样反问我们俩了：“老庞，韦苇，咱们推心置腹地谈谈：我当时是没有说话的余地，就是事前征求我的意见，我能怎样说？纪德新也是老庞你在周至中学读高中的同学，韦苇你和老纪在剧组共事几个月，他放下他正排演的戏，给你的戏制作布景忙乎了好几天。你们是好朋友，也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换位思考，若是你们在场，你们怎样处理？纪德新若是在场，他怎样处理?我不相信你们这样的谦谦君子，会争得面红耳赤，会打得头破血流！”陈老师抓住了我心灵深处最软弱的地方！我和老庞面面相觑，无语了！但我心中滴血！天哪天哪！这是什么政策！什么世道！要把两个同病相怜的好人逼在墙角旮旯，让他们内斗！让他们厮杀，为争夺一口饭吃啊！天已黑了，我们起身告辞，老陈想留我们吃饭，也不能强留。回家的路上，我们无语。接受现实吧， 怪谁呢，似乎谁也不能怪。政策的倾斜，领导的偏爱！陈老师无力回天，我更不可抗拒啊！我相信天命，我的罪还没有受完呢。二十公里土路风雪搅合着泥泞，我们跌跌撞撞，摸黑回到家里，已是晚上九点。老婆母倚门盼望，小儿子嗷嗷待哺！看到这一老一小，还有身后伴我东奔西走了一天的夫君，我泪眼盈盈，但反而抑郁了十多天的心情豁然开朗了！这才是我的家，我的亲人！和他们相比，什么职务转正的事都轻如鸿毛！我犯得着轻生吗！我和他们相依为命，得为了他们，顽强地活下去！“打不死的吴琼花我还活在人间！”这是我每遇危难时的精神支柱。

春节后，开学了。教学秩序一切依旧，但我变了。除了上课仍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外，我变得沉静下来，不再热情洋溢，不再多管份外闲事！不再多和同事交往闲聊，那都是浪费时间！课余时间就躲在九平米斗室看书看报。（学校按照上面要求，没钱干别的改善教学条件的事，却有钱订了一大推报纸。 这些报纸大概只有校长和我看，校长是为了选择几段在每天早晨的半小时“天天读”政治学习会上给大家念。我这是上中学养成的关心时事的习惯。没想到，这好几份报纸到高考时帮了我的大忙。这是后话。）放了学就再不留恋学校立即回家抱孩子，帮婆婆做家务。

日子过得好快，底层社会一切平静如水，但上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在酝酿涌动着。1977年七月，邓小平刚一复出，就抓教育这百年大计，提出了要恢复高考，抢救人才断代的大事！而恢复高考的消息由风闻变成文件，见诸报端，已经是十月国庆节过后的事了。看到文件上把报考的条件放宽到老三届学生，我一开始是欣喜若狂的。觉得这可能是我自我救赎的一次机会！但腹中微微一动，我突然想到我是怀孕数月的孕妇了！孕育中的生命以他的躁动提醒着他的存在。怎么办？夫君是婆婆中年守寡唯一的独子，两岁的儿子是我们结婚第六年才生的独苗，这个家庭人丁不旺，婆婆是太希望我再为她添个胖孙子了！我怎忍心和老人开口说为了参加高考我要舍去这个孩子！我去信和夫君商量，他很快就回信了！他说他本来也想到参加高考可能是我鲤鱼跳龙门的最后一搏了。但现在得知我心中的犹豫和母亲的感情，支持我珍惜腹中的小生命放弃这次机会。说，放弃吧。我们的孩子更珍贵。于是，我放下了，当别的同事，学生，纷纷挤出时间，寻找各种复习资料时，我生活依旧，上课和参加秋收劳动！终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严重的壬辰反应，营养不足，导致胎儿流产了！我为小生命的消失彻夜流泪，但朦胧中觉似乎听到他在我耳旁喃喃私语：“妈妈，我来的不是时候，我去了，您安心复习吧，我们母子有缘，来世我再当您的儿子！.....”稚嫩的童声远去了，我醒了过来，更是泪流满面！我也对未曾谋面的孩子低声送行：“孩子！谢谢你成全了妈妈！妈妈定不辜负你！咱们来世再结母子吧！”天亮后，我告诉了婆婆这个神奇的梦境，信佛的婆婆说：“这是天意啊！”

之后，我的高考冲刺就拉开了序幕！婆婆说，小月子被大月子还难坐！不敢见风，不敢劳累，要静心修养，否则落下的月子病一生都治不好！可是，我哪能坐月子养病呢？好在学校还给了我一周病假。我包上了乡村妇女的大头巾，为的是保暖避风，这是唯一的保护措施。婆婆到大队医疗站为我买了两盒人参养荣丸（每盒一块八毛钱），杀了家里的一只老母鸡，用黄豆，党参煨成鸡汤，这是农家传统的给产妇吃的大补之物。所以，后来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考上大学的，我就说，是我婆婆用两盒人参养荣丸一个老母鸡供我考上大学的。

最急需的是高考复习资料！我一无所有！自己十年前的高中课本早在文革中的派系混乱中被人一网兜提走了！教书八年来只接触的两年制初中教材，怎么能应付高考！我病急乱投医，赶紧发出了几封求助信！很快我的高考助考团就形成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三个贵人群体！首先是我大哥从他工作的西安市五十六中寄来了一大包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复习资料，接着是我在户县二中的恩师高景文老师从他工作的户县六中寄来了同样类型的复习资料。我最缺的是高中数学教材，高老师信中说，他已经给他在尚村中学教书的高富泉写了信，让他帮助寻找。

过了几天，我到尚村中学找到了高富泉老师。他不但给我找齐了高中两年制的数学教材，习题训练集，还也找齐了一整套语政史地复习资料！这下，我有了三套来自不同市县教育系统匆忙为自己地区学生高考备战的资料，是拿钱都难买到的宝库！剩下的就是我生吞活剥这些资料了。这时已经到了11月初，我比别人失去了二十天复习时间，到预定的12月10日的考试时间，满打满算是40天。我开始了冲刺！史地是合成一个科目的，四门课，每科平均10天，除了五个周日可以全天复习，其他每周六天还得照常上课！学校只减免了早晨的天天读，和下午、晚上的跟班自习辅导。孩子自然是全部交给了奶奶，我除了回家吃三顿饭，住在学校9平米斗室夜以继日地琢磨这些资料。每个科目的10天都有预定的任务。政治，我把三套资料对比综合，自己模拟试题，答了130道题。我已经没有了少年时过目成诵的记忆力，但我深信勤能补拙，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答过题了，写在纸上了，也就记住了。语文是无法也无时间复习语法之类的知识，从过去高考重头戏是作文的经验分析，应该还是靠作文得分！我于是根据当年的形势，拟定了十一篇作文题目，写了十一篇千把字的作文，有叙事文，议论文。历史是从背历史年代表开始，整理大事记，各朝各代农民起义的原因，时间，领袖人物和成败意义等。地理是从无数遍看着中国地图背诵江河湖海，高山峻岭，高原盆地，沙漠平原的名字，到背各省会地名，各省资源特产工矿农业发展概况......;世界地理也是从认识地图开始，七大洲，四大洋，季风，洋流，最高的山，最长的河.....130多个国家的首都背的滚瓜烂熟！最难的数学，我放在最后10天，真的是临阵磨枪啊！现在的高考数学，是靠的题海战术，而我当年是靠的记原理，背公式！从初中到高中四年四本教材我是两天半一本！从头到尾边看原理边摘录公式，做题只能每个单元象征性作一两道题！初中数学还则罢了，毕竟自己前几年还教过。但高中数学，就丢失远久了，尤其是高六七级还没学过高三数学，解析几何知识就是一片空白！硬着头皮攻读解析几何原理，似懂非懂，题更是解不下来。时间就到了12月10，带着很多的缺憾和困惑走进设在尚村中学的高考考场！

关于那场我赌后半生命运的高考，我永生难忘。2017年12月，在全国上下纷纷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的背景下，我也写过一篇长文，写《我的高考故事》，详细追忆那四十天的刻苦备考和12月10日至11日的四场考试。文章先发在网易博客上，后被西大民盟一位热心同志推荐给陕西省考试中心网站，三天内点击量超过15万，好评如潮，都认为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所以，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就不再细写四场考试的答题得失了，只是通过几个细节回顾这两天的心路历程，情感跌宕了。我一生的几个十字路口，总是和风雪交加联系在一起。我清楚的记得，12月10日那天，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2017年的许多回忆高考的文章，也许是因为这是命运转折的大好日子，把天气渲染成风和日丽，艳阳高照），清晨，我仍然骑着伴随我东跑西颠好几年的26圈自行车，从西坡赶到尚村中学，寻找到我的考场教室。教室里已有许多考生落座，我站在教室门口，摘下头巾拍打着满身的雪花时，一个穿着黄军大衣，知青打扮的青年晃着肩膀走过来了，东张西望，他也在寻找自己的考场。他看到我这一身行头：穿着臃肿的大襟棉袄，大腰棉裤，还拿着条绿色大头巾甩打着肩膀，典型的村妇！竟然禁不住轻蔑地一笑，甩了句讽刺的恶语：“哼！乡下老太婆也来高考？！”我愣了一下，但随即宽容地笑了，回了句：“是的，老太婆也想来试试。和你一样啊！”小伙子不屑一顾，转身走进了隔壁的教室。77年的高考，是十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拥在一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哪能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呢！连同中专生在内，百分之四的录取率。那年的尚村中学考区，考生来自尚村和九峰两个公社，连同下乡知青在内，大约有千把名考生，其中文科考生占三分之二，但那一年的尚村考区，七百余名文科考生，最后只录了我一个！而那位讥笑我的知青（他的年龄不会是老三届知青），肯定当年没有录取！这就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吧！但我没有恶意，至今还牵挂着这位交臂而过的小兄弟，他肯定过几年也回城了，78、79年继续高考？还是走参军、招工、招干这条路？小兄弟啊？你在哪里？应该也是六十多岁的小老头了，儿孙满堂，家庭幸福吧！在你的高考故事里，可曾还有和我这个老太婆在考场外的萍水相遇？

上午第一场语文考试下来，我自我感觉不错。只有两道大题，一道是古文翻译“愚公移山”。这是我给初二学生教了多少遍的课文，能够倒背如流了。第二道是作文：《难忘的一天》。我写过十一篇备考作文，其中有一篇《难忘的一件事》，写的是学校派我去镇上新华书店买毛选五卷，我把它拉长成一天，不但有数十个人熙熙攘攘，排队购满的虔诚与热闹，我完成任务骑车回校一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惬意，还增添了回校后同事们下午学习的积极发言场面.....绘声绘色，文笔流畅。估计得分不会低的。于是心情轻松愉快。本来考场尚村中学离我家西坡也就是2.5公里，骑车20分钟，中午有三个小时休息，我是可以赶回家吃午饭的，但我想起了老朋友纪德新！他年初转正后不久就离开戏校，调回尚村中学当了高中语文教师。我得会会他，也蹭顿午饭。两人一见，自然是寒暄一番。他给我泡了一杯陕青热茶，捅旺了火炉。又赶紧去教工食堂打来了还冒着热气的饭菜：两份带肉片的大烩菜和几个馒头。这是当年清贫的中小学教工食堂的上等伙食了。我们两人围着火炉，边吃边聊。首先是他关切地问我上午答题情况，我回答还可以吧。慢慢话题转到了年初的教师转正的事，这是个绕不过去的事。对我是揭伤疤，对他是很尴尬。但不得不说，他主动开口提及：“韦苇，今年转正的事，我很为你难过。太委屈你了！但我也听说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是我抢占了你的指标。这是个误会，我这是文教局特批的一个指标。......”我打断了他：“不说了，都过去了！老兄，咱俩是谁跟谁呢！你和老庞是同学，是我儿子的干爸啊，咱们是患难之交的朋友啊！能为这事鹬蚌相争吗！”我没有揭开事实真相，这老兄也许真的以为文教局特地给他开了绿灯，恩赐了一个指标。既然他这样认为，就让他安心吧。当初已经原谅了，放下了，何必旧事重提呢伤了和气呢。（当然，我见见他，本来是想听他一句道歉...）要去考场了，我谢谢他的午饭招待。他再三叮咛:明天中午一定过来吃饭，节约点时间和体力。我点头笑了。于是第二天又蹭了顿饭。——我们和纪德新的友谊一直维持了几十年。在1986年暑假，我为了写近代经济史论文，要做点社会调查，曾带着儿子去周至县委宣创部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在此任职了，在他的帮助下在县志办找到了许多土地改革的珍贵资料。还安排我们在县委招待所住了一晚，热情款待我和他的干儿子吃了顿周至美食——两家保持着联系，他于2000年去世，我和儿子还回去进行了吊唁。

那天下午的第二场考试，是政治，我凭着答了130道题的功力，和经常看报的知识积累，答的几乎没什么缺失，那时，正是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理论大力弘扬的时候，还有揭示沙俄伙同列强蚕食掠夺中国大片国土签订的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文章和史料不断见诸报端，不但有助于政治答题，而且也应付了第二天的史地答题。由于第一天两门课的旗开得胜。傍晚我骑车回家时，心情轻快无比，连落在脸上飘进嘴里的雪花竟然也是甜丝丝的！回想起春节前我和夫君顶风冒雪去县城寻人求人的落魄，简直是另一重天地啊！

回到家里，夫君已从宝成铁路赶了回来，和母亲一块儿张罗着晚饭，还没等我一身寒气散尽，儿子就扑进我的怀里，亲热起来，这些天，我几乎把儿子都忘了！我和儿子坐在炕上，等夫君端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是结婚八年来，夫君第一次给我盛饭！（我们老家的习俗，媳妇从来都是站在炕边，给公婆和丈夫盛饭端饭的）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儿子还在撒娇，要我喂他喝鸡汤时，婆婆又端来一碗，说：“乖乖。过来，让奶奶喂你，让你妈赶紧趁热吃，暖暖身子。你妈辛苦了！”儿子乖乖地过去了。我边吃边谈两场考试的得失，回应婆婆和夫君的关问。一家人其乐融融！

第二天上午考的是数学，一道解析几何题把我打出了原形！是一道椭圆方程题，我在脑子里搜索着解它的公式，疑惑着，尝试着，但就是解不出来！这是一道20分的答题！加之其他题的似是而非，我估计数学得分就在50分左右，好在教过初中代数，一元一次、一元二次方程题还是有把握的。数学的失利在意料之中，世界上可能没有仅靠背公式就能考好数学的先例！我调整情绪，稳住阵脚，下午再战史地考试！。不错！背历史年表记历史大事，看地图背地名强记各地资源物产的方法凑了效，史地考的也不错，我只记得地理答错了一道填空小题：地球的自转是自（）往（）转的。我想到早晨东方的日出朝晖，晚上西方的日落晚霞，多美啊！于是不假思索地填写到地球的自转是自（东）往（西）转的！交了试卷，走出教室，我才恍然大悟！这道题答错了！地球是自西往东转的，我们才能迎来日出送走晚霞啊！失去了2分，我懊恼不已！但又释然了。没大差错，总算是扳回了一局！

回到家里，和夫君估算了一下成绩，可能在300分到320之间。若没有其他因素干扰，估计应该能被录取！有心人，天不负，50个日日夜夜的头悬梁锥刺股，应该是会有回报的！

过了元旦，收到了去县医院体检的通知和填报志愿表的通知，而收到通知的考生在我们公社是凤毛麟角寥寥数人！那几百名考生都成了分母！全村乡亲为我喜出望外，全校师生为我弹冠相庆！认为我凭借自己的知识功底和顽强拼搏，终于熬出头了！也成为了学生们学习和励志的榜样！接着，更好的消息不胫而走，那年高考不公布分数，这是沿袭文革前的惯例（为的是给政审和特招留下可操作的空间），高考分数是属于国家机密！但个别案例还是传出来了：我以92分获咸阳地区高考政治分数第一名！！这一下大家都认为我考上大学是万无一失了！虽然还不能肯定是文科状元，但单科状元是坐实了！再接着，已经放了寒假，过了小年，大概是腊月二十四、五吧！西安某师大来了两个干部，进村打听我家，说是学校招生办的，来调研考察我的情况。好几个热心老乡带着他们来到我家，又把这个消息传遍了全村！他们和蔼可亲，喝着我婆婆倒的热茶，聊着天，询问我的家庭情况，孩子多大啦，我如果去上学，他离得开吗？家里经济收入如何，我若上了学，家庭生活有困难吗？......我和婆母一一回答，保证不受影响，一个孩子三岁了，一直都是奶奶带的，我丈夫在外工作，工资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两位老师（我姑且称为老师吧）笑呵呵地说：“那就好，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家庭情况能否坚持学习，那这样，你就被录取了。等着录取通知书吧。”我问：“通知书什么时候能发呢，这是假期里啊？”他们说：“不影响，大概在正月初五以后吧。”我和婆婆吃了颗定心丸，欢天喜地的送了客人，接受着闻讯赶来的邻居们的道喜相贺。第二天，我夫君放了年假带回了一挎包工务段从汉中黑市搞到的时令蔬菜：芹菜、韭黄、莴笋、莲藕（这在关中都是夏季才有的蔬菜，很稀罕哪），还有几斤肉。全家人喜喜欢欢过了个年，正月初二，是待客的日子，还热情款待了我娘家、舅家，姑表兄弟等亲朋好友，顺告了我被某校录取的喜讯，就等着初五过后，收到通知书了。

但是！但是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天有不测之风云！正月初五过了没有消息！我安慰自己，可能是正月初五才发出通知吧！再等两天！ 正月初七过了，没有！正月初十过了还是没有我的消息。但已经陆续听到尚村、终南一带，哪个村某某某收到某师大，某学院的录取通知！别人的喜讯这无疑对我又是晴天霹雳！肯定又是哪个环节又出了问题！过了正月十五，学校开学了。同事们纷纷问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何时报到？还吵着要喝我的喜酒，等我说明情况，都沉默了。有的开个玩笑，哎，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有的说，哎，韦老师，你这是在大学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见我脸色难看，也就再没人开这样的玩笑了！一年前的黑幕重演！我欲哭无泪！上告无门！和夫君，和父亲商量，无论如何，得到某师大，问清原因！毕竟他们招生办来过人，口头认可录取，即就是后来退档，也得有个理由啊！父亲说他有个在西农附高上学时的姓袁的同学在师大政教系。他写信让我大哥去趟某师大找这位几十年未曾某面的老同学帮帮忙，打听一下最后未被录取的原因。大哥去了，找到了这位袁教授，也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了。老人家当即放下手头的事情，让我大哥坐下休息，他去中文系打问情况。过了个把小时，袁伯伯告诉我大哥，情况是这样的：中文系承认，韦苇确实是被初录了，系里还去人到她家看了家庭情况，是准备录取的，就要发通知书了，有人托关系，有个教师的亲戚，也是女生，也有孩子，考分过线，但比韦苇低多分。系里考虑还是要照顾自己的职工，保护教师的积极性，作了取舍，把韦苇退档了。袁伯伯说，他还问；“那退档总得有个理由呢？”那参与招生的人说：“那还不容易啊？档案表上有周至县文教局的政审鉴定：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右派言论加历史问题，是现成的。还有两个孩子，负担也重，可能会影响学习。”，袁伯说完情况，深感惋惜，大哥听罢，低头无语！

大哥写信诉说了上述情况，我又在家庭出身的原地跌倒了！任何时候，任何事情，谁想“杀”我，这都是一把现成的刀！父亲比我还痛苦！他认为是他屡屡牵连了我“祸害”了我......我只得含着泪反过来安慰父亲：“没有你就没有我，父爱比山还高，比海还深，你放宽心。咱不再想考学，转正了！我就当一辈子民办教师，老死农村吧！”但我不甘心的是，你堂堂某大学，为什么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你第一次初录，就难道不看政审材料吗？还是那时可以解释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考分高就说明已经教育好了。而当你们要开绿灯照顾关系户时，就可以重算我父亲的历史旧账，我就仍然是还没有“教育好”的子女呢？更有甚者，竟然还睁着眼睛说瞎话：你们来人到过我家，见过我唯一的三岁孩子，在一旁嬉笑蹦跳！哪里还有第二个孩子？这口年气我难以下咽！

但是，天不灭我，真正意义的一声春雷，送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已经到了1978年的2月，中国青年报上有一条通栏大标题：《关于在招工招干参军和招生中值得注意的一个落实政策问题》谈的是在这些国家重大的事项中，要切实落实党的阶级路线政策中的“可教子女”政策，再次强调，家庭出身不由己，但是道路可选择，只要出身不好的青年自己表现优秀，身体，学业条件符合招工招干参军和高中专院校的录取条件，一律平等择优录用，不得以家庭出身问题予以歧视！啊！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于万千可教子女第一件天大的好事！压在我头上的政治大山被移去了!我又想到某大学退我档案，把我踢出校门的事！我要告状！我有了政策依据，可以批驳他们的政审理由，认为他们是歧视我！我只有一个孩子，这是铁的事实，可以告他们罔顾事实，捏造退档理由，手段卑劣！于是，我连续写了三封信，一封给某师大党委，一封给陕西省高教局，一封给教育部并转邓小平副总理。状告某大学中文系在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行为！

当然，三封信如石沉大海，没一点回应。我知道，我一人是无回天之力的！我只是想出口胸中恶气，反应一下底层受害者的心声罢了。但是，可能是万千个和我一样的可教子女受到不平等待遇遭遇了类似问题，也开始了类似的呼吁活动，形成成了一股合力，也许是上面高层发现了这已成历史惯性的招人用人问题积重难返，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必须痛下决心解决一批人的问题，于是转机来了！三月初，大部分院校已经开学了新生都报到了，却传来的各高校要在落榜生中扩招一部分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问题未被录取的考生！我仍然关注着某师大。因为，我当初的第一志愿就报的是这个学校，专业志愿是中文第一，历史第二。我当时唯一的心愿就是考上师大，毕业后能当个中学教师，能调到宝成铁路沿线的哪个铁中铁小，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至于西大，尽管它是我父亲当年的母校，考虑我当民办教师的阅历，考师大还是保险点，不得不把西大放在第二志愿。至于第三志愿，我记得填的是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那完全就知道望尘莫及，是为了志愿栏目没有空白而已！谁能想到，我十分向往认为最适合自己的的学校，却戏耍了我，淘汰了我！但是，要扩招了，该轮到我了吧？不几天，似乎周围又有落榜生收到了通知，我还是没有消息！已经到了三月下旬，我又一次一筹莫展！甚至还听到传闻，说我被咸阳师专录取了！因为这是一所新成立的大专院校，校长是从周至中学调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说：“韦苇是我们周至的高材生，别人不要，我们要！”但也是子乌虚有，捕风捉影罢了！我父亲担心我的告状信得罪了师大，让我大哥再次到师大托袁伯伯打听情况。老先生带回的消息是：中文系负责招生的老师说：“这次我们是真心实意地要招韦苇，她把中文系告到校党委，李书记批评了我们，但是却找不到她的档案了！”不过，中文系的同志提醒，韦苇可能还报了西大，也可能被西大录取了。这次扩招，西大排在了师大前面提档，因为西大刚被评为全国重点大学了。这一提醒倒是很需要的，再没路可走了，那就去西大碰碰吧。这次是我夫君去的，他奉我父亲之命，利用周末（4月5日是个星期六）赶到了西安，去西大寻找我父亲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张志明教授。当年在城固时期，他读中文，我父亲读经济，同是1946届毕业生，他毕业留校了，我父亲回家乡当了中学教师，两个人也是几十年未见了。为了女儿，我父亲不得不放下了自卑和自尊，让孩子们相继求助于自己多年断了来往的老同学了！我夫君进了西大西门，问了几个人，拐了几个弯，才找到了住在东四排一座破破烂烂的平房四合院里，张先生不在家，夫人说他出去修鞋去了。听客人说他是张先生的同学的女婿，从宝鸡南边山里坐火车赶来拜见先生的，便热情地招呼我夫君坐在小房子里歇歇脚，倒了杯水让他等一会儿，接着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飘着葱花的酸汤挂面！我夫君后来给我说他当时的感动是眼泪几乎流下来了！几个月来，甚至几年来，为我转正与考学，求人时总是热脸去贴冷屁股，受尽了屈辱，没想到，在西大遇到了一位像母亲般关心他极寒保暖的老人！他吃了一碗热面，心里暖暖的。张先生回来了手提着双修补了鞋底的皮鞋，人胖乎乎的。老两口都很慈祥，他听说了我的事，转身即去中文系了。半小时后，张伯伯笑意盈盈地带回了好消息，我被西大录取了！但录取的不是西大中文系，而是刚组建的政治理论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张伯伯说，参加这次补招的景老师说：“这个考生名字特殊，好记。她成绩很好。我已经把她的档案拿到手里了，正要登记，被何炼成老师要走了。他说，他们教研室要恢复重建经济系，党委批准了。得先恢复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们此前没上招生广告，没有考生报考我们。我得从档案里挑。这考生政治考了92分咸阳地区第一，较之其他考生，总还和政治经济学沾点边。你就让给我吧。你们中文系不缺生源啊。”——我就这样被我的后来的恩师钦点了！

我夫君兴奋得心花怒放，他匆忙和张先生老两口告别，顾不及去看住在西郊的大哥一家，只在西大门口借传达室的电话给大哥告知一声喜讯，便急忙赶到玉祥门汽车站，搭上去周至的汽车，回家了！他归心似箭啊！他告知了我和婆婆喜讯，我是热泪纵横，又哭又笑！婆婆则是赶紧给她虔诚供奉的菩萨像前上了一炷香！父亲第二天得知消息也是喜泪纵横。夫君给岳父报了喜后，又急急忙忙乘汽车、坐火车回单位了。一家人悬了数个月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我又开始等待西大的通知书。等了几天，又是没有消息，心里又忐忑起来。终于，4月10日下午，我正上课，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推着后座搭着鼓鼓囊囊的邮件袋的自行车进了校院，寻声找到我教师门口了。手里摇晃着一个大信封，喊着“韦老师，看看是不是你的？若不是，我就准备退信啊!”我赶紧给学生们安顿几句，跑出教室，一把抢过来那大信封，一看是韦苇收，落款是西北大学，便知就是通知书，喜极了，又是热泪盈眶！那个邮递员已经很熟练了。他调侃着：“你先别急着高兴。你看看信封是怎写的！‘周至县尚村公社韦苇收’，尚村公社二十九个大队。谁知道韦苇是哪个村哪个队的？这封信在所里搁了好几天了，没法投递。正要准备退回去呢。幸亏遇到我。我说，这可能是我线路上的西坡学校的那个女教师，她这几天天天打问有没有她的信件呢。咋谢我？”我欢天喜地，满口答应：“谢谢！谢谢！明天一盒烟，一盒烟！”呵呵！负责签发通知书的老师也真吝啬笔墨！收信地址只写了周至县尚村公社！叫人家邮电所无法投递，叫我又焦急了几天！若真的以查无此人的 理由把信退回西大，那还不定出什么变异呢？

收到通知，距报名的时间4月19日，只剩了九天！我立即和学校办了课程交接手续，第二天就拿着这薄薄的一纸通知书（对我却是重若千金，决定命运的判决书）开始马不停蹄地办各种手续：到大队开证明、去公社粮站卖粮食、换粮票转零食关系、到公社办公室转户口关系、到公社团委开证明、到县团委转团关系......这倒是很顺利,拿着录取通知书，一路绿灯放行啊!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峰回路转，什么叫绝处逢生啊！——亲友们的道贺酒，学校领导和同事们的送行宴，我一切都谢免了！我是经过如此三番五次跌宕起伏，悲喜交替、交集的人，报名前夕反而心情平静如水，只剩下对孩子和婆婆的牵挂和不舍！要真正解决全家团聚的问题，还得在四年以后，还得我和夫君的努力拼搏！这四年里，年过六旬的婆婆和刚满三岁的孩子在老家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我和夫君都鞭长莫及，只能靠他们自己和老天的保佑了！

4月19日清晨，婆婆抱着孩子为我们送行——夫君是前一天赶回来送我去西大报到的。走到了村口，我们站住了，让婆婆带着回去，我拍拍儿子的小脸蛋，强忍住泪珠，笑着说：“乖乖，妈妈昨晚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要听奶奶的话，不敢离开大人乱跑，不舒服了就告诉奶奶，带你去诊所看看医生，要乖乖吃药......”儿子是从小就懂事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和妈妈的分别。虽然脸上也挂着泪花，却懂事地点点头：“嗯，我记住了。听俺奶的话。”便回过头，抱住他奶奶的脖颈，不再看我。我们和妈妈道声别：“妈，我们走了！你们回吧！”便推着驮满我的铺盖行李的自行车，向尚村汽车站走去。走远了一回头，看见婆婆还抱着孩子，伫立在村口，我又一次潸然泪下！到了尚村车站，弟弟在路边等着，他代表父亲来送行。寥寥数语，却是殷殷心意！车来了，我们卸下行李，把自行车交给弟弟带回，就登上了去户县的汽车。本可以直接乘去西安的汽车，却是因为通知书上写着，4月19日在火车站有校车接站。

到了西安火车站，果然看到在广场的西南角停着一辆天蓝色的车身印有西北大学四个醒目大字的大轿车！这是西大的校车！我们上了车立即有接待老师热情接过行李，安排我们坐下。我有终于到家的放松感觉。车子在一路长街穿行，通过解放路，东大街西大街，穿城墙洞，出大西门南拐上了太白路进了西大西门，把我们送到大礼堂西侧的路边，这里离设在礼堂门口的报到处就只有几步距离了。

我感慨着：今天从老家到西大，我报到的时间花了三小时，直线距离55公里！而从我高中毕业到今天报到，却是整整走了十年啊！路漫漫其修远兮！迂回曲折，跌宕起伏，有多少人设置路障，又有多少人助我一臂之力！恩怨永在心，甘苦我自知啊！

关于1978年4月19日的报到情景，我在2018年也写了一篇《校园里的春天》和《我的高考故事》，堪称姐妹篇，在陕西考试中心网站转载后点击量也是高达15万个，并经郭立宏校长推荐，刊发于2018年三月的《西北大学报》上。文章再现了40年前西大老校区美丽的风光和人文景观，记叙了报到那天温情脉脉的人和事，体现了校园里的春天，不仅是美丽的春光，还在师生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里。由于有此文的详尽描述，我在这里就不多回顾了！但我还是要追述的我的恩师，我后来四十年前进路上的一盏明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经管院的创始人，老院长何炼成教授在4月20日晚去我们宿舍看望新生的往事。那天晚上六点多，我们报到时的接待老师，后来的班主任程希韬老师陪同何老师来到我们和生物系女生合住的宿舍。我们在场的三个女生，赶紧站起来迎接两位老师。程老师首先给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系主任何老师，是他把你们从档案堆里挑出来召回西大的。他就是你们生命中的贵人，恩师，你们就是他的门生啊！”我看着眼前的中年人，五十开外年级，穿着洗的发白了的蓝旳卡中山装，微胖白皙，不多的黑发向后梳的一丝不苟，戴着一副茶色的宽边眼睛。啊！这就是何炼成老师啊！一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程老师接着想给何老师介绍我们几个学生，指着我正要说，“这是......”，被何老师摆摆手打断了，说：“不用你介绍，我自己认认，她们的档案我看过好几遍了，名字照片我都熟悉。”他果然一下子认出了我：“你是韦苇，户县甘河人，嫁到周至，从周至考的。”我连连点头，回答“是，是”。他接着说：“你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很不容易啊！你这次考的很好，政治得了92分，咸阳地区第一啊!是我把你从中文系景老师手里要过来的！我对他说，我们系是才组建，前面没上招生广告，考生还不知道西大有这个专业。我得从档案里挑，这个娃政治考的好，她起码知道点帝国主义五大特征，资本与剩余价值这些名词概念（这都是当年政治考题的简答题或名词解释），你得把她让给我！呵呵！于是我就把你召回来了。”这和我已经知道的故事一模一样！何老师就是这样轻轻地带上了他身旁的中文系的大门，一转身把我领进了我当时还一无所知的经济学殿堂啊！我赶紧回应：“何老师，我是被别的学校不要的退档生，正如程老师所说，您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一定跟着您好好学习！”接着何老师继续和杜郁，杨明丽拉家常，说着他们的名字和家世，如数家珍！鼓励她们好好珍惜这次上学机遇.....我们几个原本有点敬畏的情绪，一下子就放松了，还想听何老师继续教诲，程老师说：“别急，我们下周就会举行开学典礼，进行专业教育，听何老师讲话机会多着呢！你们上晚自习去吧，我陪何老师再去男生宿舍看看。”送走了两位老师，我们三人也去了图书馆，我们的四年大学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1959年的院系调整，把很有历史，颇具规模的老经济系划分出去变成了陕西财经学院，（2000年被合并入西安交大，现在是交大的经金学院），西大大伤了元气！西大经济系的恢复和重建，是从何老师带着当时马列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八个教师开始的。我们就是经济系恢复的第一届学生！四年来，何老师带着八个教师，带着七七、七八两届学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老师自编教材和学生记录课堂笔记相结合，请校外名师和积极引荐进人才相结合，何老师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从讲授“一把石斧交换两只羊”的物物交换开始，到为我们构建了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不但系统学完了和南开、人大可以媲美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全部课程，而且还在全国较早地开设了高等数学，计量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讲座.这都归功于何老师和他的团队高瞻远瞩的专业建设的发展目光！

何老师把他早期的教学科研团队，戏称为“八大金刚”我要留下他们的名字：“何炼成，杨荣卿，李靖华，常兆忠，朱玉槐，程希韬，李瑞芝。梁继宗”；随着学生年年增多，教学任务不断增加，系里也不断引进人才，扩大教师队伍，到了我们毕业时，何老师就号称经济系有“十八罗汉”了！据我的记忆，应该还有后来进系的王一成、刘承思，黄继农、陈宗祥、朱月煌、何锡纯、宋申仁、杨浚泉、刘诗美、刘淑端。（可能不太准确），再后来等到1985年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时，就已经是三个系，一百多个教师了！号称“一百单八将”！这是个泛指，我不能一一落实到人名了。

我在这里，追忆这一群恩师队伍，是因为前八大金刚和十八罗汉，都是我的恩师辈！他们是何老师的得力助手，共同完成了对我和我的同学们的道路指引，知识浇铸和人格塑造，是我的生命中第四个贵人群体！师恩难忘，高山仰止！西大经管院的发展史上，应该有他们的地位！今天我们给何炼成教授立像，以志何先生的功绩对经管学子是光前裕后的丰碑！而他们这些和何先生一同摸爬滚打的战友，就是陪祭的人！

应该结束长文了！我想到了何老师把我引荐给他的另一组学术界高朋，那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1984年至1987年送我到复旦大学师从叶世昌教授专心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奠定了我后半生30年从事这个阳春白雪般的专业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基础，成为何炼成先生在此领域的助手和传人。而且当时看作是一张废纸的复旦大学的助教进修班结业证书，在1993我报考博士时，却成了闪闪发光的必不可少的“具有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力”的唯一证明！否则我连报考博士生的资格都没有！何谈后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呢！在这个领域和复旦学习的岁月里，我结识了我生命中的第五个贵人群体和恩师群体！他们是我复旦大学以叶世昌教授为首的老师们：叶世昌、吴申元、李民立、郭庠林（上财）、施正康，还有当时复旦经济学系的几任领导：尹伯成、伍伯麟、洪远鹏等（选修过他们的课），还有经济思想史学会的几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石世奇、于祖尧......这些大师级的学术领袖把我带进了这个小众专业的象牙塔，那是另一番文化与精神境界！我感谢叶先生，感谢这个贵人群体！

我的贵人们，恩师们，现在大部分已经离世，西坡村的老一辈领导，西坡学校的几位校长，教导主任，都纷纷谢世，我的第二个贵人团体的领头人，陈尊师先生，在我转正失败不久，他也调离尚村公社，到县里一个什么单位供职。似乎也不得意，后来我考上大学，他是知道的，由衷为我高兴！当我毕业留校后，他来过西大看过我，我们谈笑风生，他还调侃：“要是当年让你转正了，你可能就不考学了，那就周至县只是增加了一名公办教师而国家却少了一名经济学家！”我哈哈大笑：“陈老师只说对了一半，那年转正了，我是没心劲再考学了。但是现在不是，今后也不会是经济学家。只是西大多了个教书匠罢了。”我对自己的预言被后几十年的现实认可成真！——敬爱的陈老师英年早逝，享年五十多岁，大概是九十年代死于肝病，我知道这个消息已是数年之后了。我的恩师赵林祥老师也是去世于九十年代，可能是猝死于脑梗。他是在帮助老伴压面时突然倒地，也是不到六十岁！剧团的严秉璋校长，多才多艺，难得的中小学领导人才，后来支持山乡教育去了秦岭厚畛子公社，他可能还长寿。但也不在人世了！......我的高考助考团的三位贵人，我的大哥韦启祥，户县二中的高景文老师都已谢世，尚村中学的高富泉老师，多年未曾联系，不知尚否还健在？

我的前期领导、恩师们他们生于平凡,死于平凡，但生命如一道流星，也留下了自己的光痕，他们默默无闻却也无私于底层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虽然生无夏花之灿烂，死却如秋叶之静美！安息吧！我的贵人们，老师们！

我大学时代的两个贵人团体，恩师们也都纷纷谢世，何老师的八大金刚，只剩了一个朱玉槐老先生，十八罗汉，也健在无几，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叶先生去世了，李先生去世了，几位系领导也健在无多.....但是，这是两个星光璀璨的群体，他们活着，事业辉煌，登峰造极，誉满天下，死后哀荣=，被后学们尊为圭皋，奉为偶像，真是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所有有恩于我的老师们，前辈们，安息吧！我永远怀念你们！

                      2013年7月14 日                             

韦苇，女，1948年出生，陕西西安人。198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陕西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历任西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副院长，西大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劳动模范，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主讲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学与当代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学与西部经济发展。主要著作有《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走向富裕的千年追求》等。论著共计3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