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二十一）
郝怀明
21、钟情上党戏，曲终《十里店》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问题，邵荃麟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他在大连农村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是这么说的：“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是旧的东西（这种人物在性格上是有发展的）。毛主席说，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样就更丰满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这是有害的理论。……赵树理《“锻炼锻炼”》小腿疼受到责难，作家对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应顶风，打破这些理论。提高、拔高的问题，也是从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来的，‘拔高’就是拔到他们订下的标准。”“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的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人物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事情非常清楚，不论是邵荃麟，还是其他人，谁也没有反对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只是说也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有什么错吗？怎么能硬加歪曲说成是“写中间人物”就是以“中间人物”作为“理想人物”来和英雄人物“争地盘”，“用落后人物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用反而人物的心理来看待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用灰暗的色彩来描画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其目的和后果就是“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呢？
把赵树理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加以否定、打击和批判，是对赵树理的人格的莫大污辱，对他的创作实践的任意诋毁。认为他没有创造先进人物、英雄人物，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和误会。从他一路走来创作的人物画廊中，《打倒汉奸》中的黑旦，《韩玉娘》中的韩玉娘，《邺宫图》中的农民起义首领李宏，《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老杨同志、“小”字辈人物，《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常、张铁锁、冷元、白狗，《邪不压正》中的元孩，《登记》中的艾艾等，《灵泉洞》中的田金虎等，《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玉梅、灵芝、张永清等，《开渠》中的韩金山等，《“锻炼锻炼”》中的杨小四等，《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等，《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潘永福，《三关排宴》中的佘太君等，直至《十里店》中的马红英、王家骏等，及尚未完成的《焦裕禄》中的焦裕禄等，个个都是先进人物、英雄人物；至于说到那些曾经是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后来发生了某些变化或者身上存在某些缺点的人物，或者原先并不先进，后来觉醒了，进入了先进行列的人物，那就更多了。你可以说，在他的笔下，落后人物、中间人物比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更生动，给人的印象更深，但你不能说他眼里看不见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没有写出先进人物、英雄人物，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先进、中间、落后的存在，两头小中间大是个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接触到先进、中间、落后各色人等，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写，不能要求作家只能写这个，不能写那个。一个忠于现实的作家，不管先进、中间、落后，都会在他的创作中的得到反映。这是作家深入生活，进行调查研究的必然结果。
如今无理可讲。只准他讲，不许你讲，他说啥就是啥。不允许他人发表不同意见，不允许别人同你讲理，没有鉴别，发展必然僵滞，滑向错误和灾难的深渊，导致种种悲剧的发生，铸成无数的冤假错案，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事实上，赵树理不仅没有反对写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提倡者和践行者。1959年3月赵树理在山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那次题为《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曾说：“我是喜欢这样的英雄。例如平顺县的武侯梨，他在1944年就当了劳动模范。14年以来，他一直在他的家乡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不管别人参观不参观，都是一样干。他的家乡，原先是荒山秃岭，山上有几条条梯田，平时风很大，一下雨又是山洪暴发。他看这种现状不改变不像话，就一心一意领导群众改造山区，要把它园林化。经过10多年的努力，现在这里满山沟都是密密麻麻的果木树、松柏树，山洪也被控制住了。群众的收入，大大增加，平均每年每口人可以得到150块钱。这样的人，我觉得应该好好表扬。现在我国在农业上还不能一下子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他们只凭着两只手，10多年来竟能把山区园林化，改变了山区的旧面貌，若说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认为写这样的人最有力量。”这就是赵树理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他认为就应该“好好”地去写一写。
赵树理还说：“表现英雄人物，我觉得要着重写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既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风格，又要有充足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事事站在群众前头，又要时时刻刻站在群众当中。他们是群众的表率，又是群众的一员。这样才是新英雄人物的特色。”（《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99—300页）这就是赵树理对什么是英雄人物的看法和标准，以及怎样才能写好英雄人物的要求。就是要把英雄写成“人”，而不是“神”。他笔下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你可以说他不够丰满，但个个都是生活中的真人。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和明白，为什么赵树理这样一位热心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热衷于创作“问题小说”，非常注意要在“政治上起作用”的作家，却没有陷入“高大全”、“假大空”的泥沼。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得益于他从生活实际出发，讲真话，说实话。真话实话不能全说，但假话一定不能说。有时，他宁可不写，也不看风使舵去写那些粉饰太平的伪作。这就使的创作作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他最值得人们敬佩之处，也许就在这里。
赵树理是个富有英雄情结的人。他从小到老，一直钟情于上党戏。上党戏具有一种雄壮高昂豪迈的英雄气概，令他神往。他不只一次地说过，“上党戏的好处是激烈、痛快，我爱那种痛快的气氛”。他不仅爱看戏，演戏，还爱写戏。虽是一副破锣嗓子，并不叫人喜欢，但即便在北京工作，有时也禁不住要喊上几声，痛快一番。
他在抗战时期写过的戏不必说了，这里只说说由上党梆子传统剧目《忠孝节》改编而成的《三关排宴》。
上党梆子中有许多关于杨家将的传统剧目，《三关排宴》是其中一个。其内容是佘太君奉命在三关代主践盟。在盟约之后，太君向肖后指出，驸马木易是他的儿子四郎延辉，并要索取回宋，肖后当场气得吐血，其女桃花公主也碰死三关。佘太君班师回朝，将四郎带上金殿，请宋王处治叛徒。宋王和文武百官都为四郎说情。太君激愤万分，痛斥儿子，杨四郎见求生不得，便撞死于金殿。该戏突出宣扬的是佘太君忠君爱国，大义灭亲，逼死自己最后一个儿子；杨四郎从母命返回宋朝，又在悔恨中绝命；桃花也因不能随夫南归而以身殉节。宋王深受感动，下令将四郎尸首移入“忠臣庙”，封桃花公主为“节烈夫人”，所以剧名叫《忠孝节》。
赵树理非常喜欢这个戏，认为它将儿女亲情和国家大事交融在一起，歌颂了赤胆忠心的豪杰，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斩断儿女私情，其“赞英雄、重气节”的崇高爱国情怀和高尚风格激荡人心。
1957年7月长治地区上党戏赴京汇报会演出，他就曾建议把《忠孝节》作为重点节目加工，未被采纳。后经赵树理多次提出，才勉强安排了《排宴》一场，作为内部演出。一经演出，立即获得全国剧协和戏曲专家一致好评。1958年，该剧成为赴省汇演剧目，剧名也由赵树理改为《三关排宴》。后又被定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重点戏曲，经省里领导同志加工。
汇演结束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把它拍成舞台艺术片。1959年5月，赵树理来到长治，听说长影导演主张杨四郎在杨家祠堂碰死，因同省领导的修改本撞死在金殿不同，感到难办。赵树理当即表示：让杨延辉撞死在三关。长影得知后，特请赵树理整理。赵树理写完《实干家潘永福》后即投入《三关排宴》的修改。省里听说后，即告剧组：老赵怎么改就怎么定。
赵树理重写了第一场和第四场，其中有几句唱词，竟推敲了四天。据参与改编者栗守田回忆：“审慎地保留了原剧中的精华，剔除了糟粕，弥补了不足，使得剧本主题突出，形象鲜明，结构严谨，语言流畅。”（栗守田：《赵树理同志与〈三关排宴〉》）
《三关排宴》与原剧的显著不同是，砍掉了重头戏——宣扬封建道德、皇恩浩荡的尾巴；将太君责子从“金殿”移到“三关”；四郎自刎也并非出于孝心，而是走投无路自取灭亡；桃花公主愤而撞死，也是由于看清了四郎的本质所致。这些重大改变，一洗原剧的封建糟粕，成为一曲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赞歌。
在剧本修改过程中，赵树理和剧组同志一致主张佘太君要有“母子之情”，她虽然是民族英雄，可她又是母亲，这时已“七郎八虎一无留”，要说她一下子见到这个亲生的儿子，没有一点爱怜之心，那也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儿子不争气，投降了敌人，而且在宴前的表现那样令人厌恶，将国格人格丢尽，她不能不予以严肃处理。人性的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这就有戏了。
1961年7、8月，赵树理修改完《三关排宴》，发表于《电影文学》9月号。
1962年3月，戏曲故事片由长影拍摄完毕。
1962年5月2日，晋东南专区青年梆子剧团在国务院小礼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三关排宴》。周恩来于晚9点入场看了一场，朱德、李先念、陈毅、罗瑞卿、乌兰夫、包尔汉、李雪峰等，在赵树理的陪同下看完了全场。当年扮演佘太君的演员郝聘芝回忆说：“……直到4月底才结束。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从长春返至北京，又是应赵老师的邀请，也由于陈毅、罗瑞卿同志的推荐，我们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朱德、周恩来、李先念、陈毅、罗瑞卿、包尔汉、李雪峰等领导同志看后，高度赞扬赵树理和他的家乡戏。周总理、朱老总被佘太君大义灭亲的民族气节和杨家将保国安边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立即建议我们到民族文化宫公演，并说：‘在此国家困难时期，弘扬民族自强精神，宣传祖国文化，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如此一来，我们上党戏这个地方剧种，不仅推到北京，而且走向全国。也使我在全国成名。”（郝聘芝：《师恩难忘》）
接着，赵树理就戏剧问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和谈话。他在《戏剧报》1963年5月号发表《戏外话》，就不同剧种的组织大小、流布疏密、领域广狭、交流频疏、声调强弱、动作粗细、剧情繁简等传统习惯以及如何对待这些习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1963年10月，山东省荷泽地区枣梆剧团、河北省永宁县西调剧团、郑州市越调剧团、晋城县上党梆子剧团在晋城县联合举行观摩演出。赵树理观看了部分剧目，并在演员职员座谈会上作了三次报告，题目是《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若干问题的解答——写戏、改戏的标准》。
赵树理在这这些文章和讲话中，系统而简要地阐述了他对戏剧创作的体会和经验。
他说：“编戏，为谁编？改戏，为谁改？为农民群众。不是为上级，为汇演，也不是为和别人比。”（《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181页）
他强调说，戏剧要通过人物来表现，人物写不活，教育意义就不大。“不论哪个戏，人物是一个关键。没主题思想当然是不行的，但人物还是主要的。不论新戏老戏，都要以写人物为主。”（同上第184页）
他对传统剧目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有些架子很好，只要稍加整理即可；有些架子不好，但还有些可用之处；有的则百无一用，就只好不用。“选择遗产有两个标准：主题思想与人物。主题思想正确，有鲜明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这就是好戏。如果主题思想好，人物概念化，就不好办。主题思想不好，人物却很突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能迁就，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同上第185页）
他还结合自己创作《万象楼》和改编戏剧的经验，谈了戏剧创作问题。他说：“材料的来源，非从生活中来不可，任何作家（不管是戏剧、小说、诗）离开生活不能写东西。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人和事，在我看来，这是次要的。作为旁观者，作为观察员是这样，作为生活主人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热情，有自己的人生观，碰到和自己人生观统一的，就赞成；不同的，就反对；不是注意不注意的问题。”（同上第191页）他还就主题的确立、人物的塑造、故事的结构、戏剧的分场分幕、戏文的气势和繁简进行了阐述。
他在讲到戏剧的歌舞化问题时说；“我们的戏是歌舞的。语言有抑扬顿挫，说白有音乐性，有节奏。古人把古人的生活歌舞化了，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活歌舞化，这方面有待大家努力。打仗、喝酒、骑马有舞，锄地、打枪、穿制服、骑自行车如何搞呢？……生活是基础，搬上舞台就必须舞蹈化。”（同上第201页）在这段时间内，赵树理为戏曲问题如此密集发声，在他全部创作生涯中实属罕见。他讲了这么多，总之就是一句话：“戏剧发展方向要时刻记住为农村负责，为革命负责。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正确方向。”（同上第202页）
此时的他，正在酝酿创作上党梆子《十里店》。
1963年5月初，赵树理来到陵川县黑山底大队深入生活。大队长是著名劳模董小苏。她是位回乡务农知青，带头实干，几年工夫把原先荒山秃坡的黑山底建设得林木繁茂，梯田遍布，群众收入大增。赵树理看后题诗赞曰：“树在黑山腰，村人志气高。一心趋集体，千亩变丰饶。合作十年久，收成四倍超。从此常不懈，红旗永飘飘。”
此前，他曾在长治郊区参加过“四清”，反面素材已掌握了不少，但正面素材较少，董小苏正好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他同她谈了三、四天，这位豪爽健谈的巾帼英雄从个人经历谈到家庭纠纷，从山村建设谈到妇女的作用。所见所闻，给他不少启示。他后来说，“女同志的高洁纯朴，使我的心窍顿觉开朗，马红英一闪走进了《十里店》。”
5月下旬赵树理回到长治，于6月中旬至7月中旬写出了《十里店》初稿。
剧情是这样的：十里店是个自然条件优越的大队，由于旧社会的渣滓拉拢大队长，把持副业权，党支书又软弱无能，抵制不力，致使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横行，贫苦农民受欺凌。这时，支书儿子要娶亲，对象是一个先进大队支书的女儿，他俩商定新事新办，移风易俗，违背老人的意旨，新媳妇马红英提前过门，老俩口只好打消大操大办的算盘。过门后的马红英在一次检查卫生时，看到十里店贫富悬殊，坏人当道，好人受压，挺身而出，当场揭发，使队长支书受到一次阶级教育，于是幡然省悟，下决心“彻底清查一下，把这几年的乌烟瘴气消除”。
这个戏，实际上是部反腐败戏，尖锐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蜕化变质，党的领导软弱无力，导致严重两级分化，剧中人以无比愤恨的心情唱道：“土改后本应该步步如愿，却不料这几年情况倒颠”；“不劳动修下了新房大院，劳动的住的是破瓦碎砖；不劳动每日里穿绸摆缎，劳动的常常是少吃无穿……”赵树理明白，剧中虽然歌颂了敢于斗争的青年一代，特别是马红英、王家骏等知识青年在农村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斗争的结果是代表社会主义方面的先进力量取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农村腐败势力的揭露，对干部思想作风的批评，针对性太强了，演出后很可能会招致某些人的指责。在创作过程中，他就颇有预感地说：“我这戏在农村演，没问题；到县里、专区就有人提意见；到省里就通不过，更不能招待外国朋友。”（贾特人：《关于〈十里店〉的素材》）
地委书记赵军亲自到剧团看了彩排后，表示可以演出。
8月8日，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团在在长治古会公演了《十里店》。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1964年9月，晋东南亚专区上党梆子剧团带着《十里店》参加全省现代戏汇演。但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就被禁演了。
《十里店》被禁演后，赵树理又作了多次修改。1964年秋冬之际，作了较大改动，将初稿中的第一、第二场去掉，另写了三场，全剧分为六场。
到此，事情就搁下来了。
1965年7月中旬，赵树理应邀到长治专区上党梆子剧团，重新排练《十里店》。数天后，跟剧团一起回到太原。起因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来太原开会，听说以后说要看看这个戏。
赵树理在1966年写的“检讨书”《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在谈到《十里店》的曲折命运时这样说：
这个戏在1964年到太原演出受到许多批评后，自己虽有想不通的地方，可是总算搁下不提了。去年夏天，李雪峰同志到太原市开会，不知谁向他提起此事，他说可以到太原去作一次内部演出看看。这时候，我在晋城还只在面上跑，选了峪口那个点，还没有去接头。专梆子团通知我要到太原演剧的消息，要我来帮着再排一下，然后随他们到太原去。我是迷在这本戏里的，老以为别人的批评冤枉了自己，所以听了这个消息，便向县委请了假，来长治和剧团排了几天戏，一道上太原去了。在太原住了将近一个月才演出，演出之后，各方面又都提了好多意见（李雪峰同志的意见没有单独和我谈过，他说他向省委说过了，让省委结合各方面意见，一并告我）。我去找王大任同志，王大任同志把好多意见订成一本给了我，并谈了一下总的精神，说要改就需大改，改的时候可把那个本上的那些意见都考虑一下，能接受的就接受（因为有互相矛盾的，所以不一定都考虑进去）。我根据他的指示，住在太原改了一个月，改完之后，去给他送，没有见到他，找到宣传部江萍部长，江部长看了和我谈了他的意见，又送给卢梦部长看，卢看后又指出若干处要改的地方，叫改一下（主要是删）。那时候江萍同志已经往晋东南来，我向卢梦同志说，改后是再送他看，他说不用了。我改完了，便回到长治来找剧团重排（因为改动在一半以上，所以排的时候又磨去好多时间）。这次排出之后，地委和江萍同志看了都仍有意见。
众说纷纭，无所适从。就这样，为这事几乎耗掉了他半年时间。
此时，文艺界已是风雨飘摇，风声鹤唳，大批判的浪潮波及全国，除了之前已开展的对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忠王不忠”的李秀成、“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继续进行之外，又掀起了对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等的批判，对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陵散》、《陶渊明写挽歌》的批判，并且很快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
10月下旬，长治专区组织的“四清”戏剧观摩汇演大会在长治召开，有10个剧团参加，汇报演出了大小近20个现代戏，这是建国17年来晋东南地区戏剧界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盛会。赵树理身为晋城县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应邀出席。专区梆子剧团把新修改的《十里店》向大会作了内部观摩演出。
10月30日,赵树理在长治市专署礼堂发表讲话：《戏以“好”为贵，不以”生”为贵》,对当时戏剧创作中的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当前戏剧界有个倾向，就是看见别人写什么，他也去写什么，看见人家演什么，他就去排什么。这叫赶时髦，也叫一阵风。搞戏剧工作不能这样，要知道戏以‘好’为贵，不是以‘生’为贵。剧本很重要，编剧人员必须深入生活。有些剧作者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看着报纸编戏，这样编出来的剧本剧团不愿排，即使硬排出来，寿命也不长，只能是劳民伤财。只有在生活中选择主题，经过艺术加工，千锤百炼，这样拿出来的剧本谁也反不倒，谁也抢不走，和所有的剧本都不一样，这才叫创作。”他还针对在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在戏剧创作中的表现尖锐指出：“最近，我看到有些剧本里，你写是英雄人物学《毛选》，他写是模范人物学《毛选》，灯光一照，《毛选》一翻，念上几句后，思想通了，矛盾就解决了。这叫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我建议你们今后不要写学《毛选》，要写用《毛选》，你是这样用，他是那样用，在故事情节里、在人物行动中有《毛选》的精神就行，这比学《毛选》更能感染人、教育人。”
赵树理在这次“四清”戏剧观摩汇演大会期间，还有三次讲话，即11月5日在全体大会上的讲话，11月6日在讨论《十里店》大组会上的讲话，11月8日在编导人员座谈会上讲话。这一组讲话，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关于文艺问题的最后一次讲话，这几个“回忆加新意”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经验的最简括的介绍，也可以看作是他在创作生涯结束前对文艺工作者的临别赠言。谆谆之言，殷殷之情，拳拳之意，将这位一生说真话、讲实话、做真人的卓越的“人民艺术家”的一片赤诚、凛然正气、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时下又不无几分悲怆的情怀，尽悉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11月5日，在全体大会上，他一上来就怀着无限深情地说：“晋东南地区是我的故乡，是同志们的家乡，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我和她有母子一样的感情。多年来，我有时走有时来，好比出门的儿女，隔一段不来家乡看看，心里头怪想念的慌。要说，革命者要以五湖四海为家，可我常想这个‘脚盆’地方。离的时间过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赵树理全集》第6卷第407页）一句“母子感情”“牵肠挂肚”，说出了他同故乡同农民的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一句“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道尽了他创作的根脉和成功的要诀——为农民说真话、说实话，说他们想说的心里话。
接着，他说，他从小爱戏，大会安排试演《十里店》，听听批评意见，是很幸运的。他回顾了他在抗战时期以来的一些情况后说，文艺工作者不直接生产粮食、机器，“所有一点贡献，就是写些作品，演些节目，只有写的好，演的好，才能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工作效率。”他希望：“每个同志，都应做好本职工作，我们编导演员，都要做好专业工作。对剧本，对演技，要多改，要多练；要吃苦，要勤奋；艺无止境，精益求精。这就得净化思想。”他谆谆嘱咐大家：“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是至理名言。我看，工农兵天天都为我们服务哩！人家的服务很实在，供给我们吃穿住。劳动人民是靠山，是奶娘，人群的大多数，是主人。我们写书、编剧、演戏，要想他们的爱和恨，喜乐和忧苦，传播他们的思想感情、高尚情操。让他们通过书画、舞台、银幕，看到自身思想和形体的再现。更分明的看清谁好谁坏，学谁恨谁，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提高觉悟，陶冶心灵，增强信念和勇气，成为改造环境、改造社会的力量。”（同上第408、409页）
11月6日，他在讨论《十里店》的大组会上说，大会上分组讨论《十里店》，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不管中肯不中肯，管用不管用，我是感谢的。“我不固执己见，只要指责的好，我就采纳；指责的不实之处，我也想想。”“《十里店》真实不真实？能演不能演？应由农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是生活的主人，最有发言权。在思想倾向上对不对？我是根据革命需要看重现实的。现实变化了，政策也得改。各级领导干部们，是执行政治路线者，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艺术技巧上成熟不成熟？在座的都是戏剧内行。古典的，现代的，甚至外国的，不同剧种的，看过许多戏，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有同志说《十里店》是个坏戏，这也吓不倒我。我怕的是事实先生。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利于文艺创作。”（同上第411页）
11月7目，他在编导人员会上说：“材料的来源最好通过亲身工作，才有真知。不经过实际工作得来的材料，不大可靠。有的同志为了政治需要，先定了写篇什么作品，再带着目的去收集材料，以自定稿本的小框框去套社会的大天地。找来找去，把近似的东西也强拉进去，这就失去了先天的自然美，也容易歪曲政治的本来意义。”“政治不是空的，空了就是假的。”“可怕的是给党提供材料的人，写通讯报道的人，写小说剧本的人，原本就没深入到社会实际中体验、观察、研究，得出你的见解；可要猜测党的心思为政治服务，那就糟了。……带着本本去搜集材料的方法，我不会用。我常是以工作员的身份去工作，不是为了搜集材料去工作的。”“我的脾气急，性情直来直去，知道后就向上级党委反映，提供基层情况。后来人家发现了我这个秘密，回家后没人给我说实话了。这些事我也苦恼过。为了他们，他们还避忌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怕报复、受治。……由此联想到带着本本去搜集材料的同志，人家一见你记他的体己话，他就不敢说真的了，为了应付，只好围绕着你问的意思转圈圈，打折扣，照道爬。”（同上第411、412、413页）这些，都是他的创作经历和富贵经验的极为简要的概括。他还谈到落后人物和先进人物有的问题，他说：“我们深入生活，碰到落后人落后事，不必大惊小怪。碰到先进人先进事，不必一见倾心，一听信以为真，还须多方了解。其实，很先进与很落后的人，常是少数，居于中游者，倒是多数。这三种人中，最宝贵的是先进人，他在现实生活里起带头作用，推动事物前进。戏剧与小说，是劝人学好哩！写时要多费周折，塑造好先进人物。”（同上第414页）这可以看作是他对提倡写英雄人物、批判“写中间人物”的一个简要回答。
春节，他回到太原。想到地县两级对《十里店》提的意见，又作了一番修改。回到晋城，又改排了一次。
1966年4月16日，山西省委负责人卫恒、王谦从邯郸开会回省途经长治，晋东南地委又请他们陪同前来考察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观看新排的《十里店》。看后，传下话来：“你们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还演这样的戏。”
一出《十里店》，赵树理自编自导，自己设计唱腔，蹲在剧场边排边改，前后六易其稿，累死累活，众位领导忙里忙外看戏献策，费时耗神，让赵树理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耗尽心血，在他整个创作生涯中还从未有过。赵树理不禁长叹一声：“《十里店》一剧，真害死我也！”
赵树理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大题材”，当“文革”席卷中华大地，“打倒”“横扫”之声响彻云霄之时，他还感觉良好：“我越听越觉得《十里店》没有错，因为它既‘重点’整了‘走资派’，又‘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直到《十里店》已被“造反派”打成了“大毒草”，他还梦想着再加修改搬上舞台呢！阶级斗争，一团乱麻，乱麻一团，缠死了赵树理。
由于该剧创造性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不法分子贪污盗窃，支部书记软弱无力，农村贫富悬殊的严重状况，因而受到山民百姓的热烈欢迎。这一点，也正是赵树理痴迷该剧的根由。他原本是反对“把任何问题的原因是都反映为阶级斗争”的，他曾说：“老区的地主富农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农村困难的根源不在阶级斗争，而在于干部作风和真正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但在当时那种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下，使他在《十里店》的创作中，也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了这样的政治陷阱：地富不甘灭亡，梦想变天，腐蚀拉拢党内干部同流合污，致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破坏，两极分化，政权变色，红旗落地。作者既要写阶级斗争，又不想正面描写“四清”运动，就让飞来的女英雄马红英婚后借“查卫生”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形成全剧的高潮。作者自己后来也坦率承认，“采取怪办法，是这个戏的致命伤”。
这个“致命伤”，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中也包含批判“写中间人物”对他在思想上造成的伤害和误导。在一个不讲真理专讲歪理的年代，有时也会把明白人裹挟进来，干出一些自己原来并不想干的事情。历史就是这般混沌，这般捉弄人。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赵树理有时尚且难以完全避免，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赵树理壮心不已，还在想着如何克服自己在创作上的弱点，努力奋斗写好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更上层楼。
1965年11月，赵树理选定晋城峪口村，准备在那里长期蹲点。
这年春天，省里召开模范工作者会议，他在会上碰到了老熟人常三毛，并了解到晋城本年在农业生产上要争取成为亩产400斤县，这下和他的打算碰了头，他觉得到晋城有三个方便：第一是有常三毛这位老雇农出身的县级领导，而且过去也曾有一度认识，再通过与他共事，深入理解一下，可以作为将来写县级领导的主要资料；第二晋城是个面上先进的地区，将来借作背景写起来开阔；第三是语言、风俗和自己的有家乡接近，便于深入群众。这样，他便来到了晋城，为令他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就发现，到峪口蹲点，与过去情况不同，遇到五个不利条件：（1）县委派人照顾；（2）村里为照顾书记，单独给我找了小房子，减少了接触群众的机会；（3）吃饭问题；（4）自己体力不行了，和青壮年不能在劳动中相见；（5）县委书记官衔对普遍接触群众不能算是有利条件。每天也到地里去，到俱乐部去，去谈话、讲课、娱乐，但都是自己说得多，能听到见到的生活面太少。
就在这个时候，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江青精心策划、毛泽东三次审阅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8天以后，首都各报陆续予转载，史称“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赵树理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狂澜中，他的一切善良的、美好的愿望，都将被打得粉碎，甚至性命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