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后海滩再拾贝
——西北大学“新三届”校友毕业40周年纪念大会校友返校活动随想之二
文/董惠安
本人采写的《潮后海滩，拾起彩贝无数——西北大学“新三届”校友毕业40周年纪念大会校友返校活动随想》一文上网后，一周点击量超过七万，校友反应热烈，网络上掀起一波“感恩母校”的浪潮。落潮过后，又有晶莹的彩贝撒落海滩，俯首拾起，惊喜无数。
一、校友点赞中的精彩荟萃
西大原经济系七七级的韦苇校友写道：读完《随想》实在震撼，西大新三届原来出了这么多的人才精英！令我十分振奋，感动！写了这么多的人和事，概括出了西大精神，只有从事多年新闻采编的专业记者同时从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才能从大量基本素材中收集、梳理、裁剪、取舍和铺陈，凝练出来。这样的纪实性文学，没有绘声绘色的情节描述和精当的人物评论很容易就变成史料和档案材料的堆砌。而《随想》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群生气勃勃的生龙活虎的西大人！个个个性分明，又具有西大学子刚正、光明、深厚的家国情怀的共性！让人不敬重都不行。文章读不完就放不下，其中对中文系七九级杨乐生、刘林海等人的描述活灵活现！我忍不住捧腹大笑，学校领导和何炼成教授对张维迎等前卫学生的体谅包容和呵护，让人对这一代教育家充满敬重和怀念之情！西大毕业生极少出贪官可真是能说明当年郭琦等老一代领导人正确的办学思想和教书育人先铸魂的英明。
西大哲学系七九级安瑞同学表示：我之前很少关心西大的状况，也没有这方面的渠道，这篇《随想》让我从整体上对西大的很多方面有了一些了解，感触很深。上学期间，我经常抛头露面，似乎也习以为常。毕业后，尤其是当了老师后我一直很低调且喜欢安静。这次突然在这篇文章中亮相，我还真有些不知所措。不管怎么说，我仍然非常感谢作者的同学情意！
中文系七九级李明斌点赞道：《随想》提出的“西大的思想解放是从七七级招生就开始了”的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同断代史研究中，对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重新定义。这是对母校为时代贡献的肯定，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中文系七七级的张兴先同学读罢《随想》之后，立刻写出了一篇名为《“形象不佳”照片的记忆重拾》文章，传到董丁诚老师微信中。文中写道——
昨读董惠安同学的《随想》，其开篇第一标题“西大思想解放的序幕，由77年底招生的老师悄然拉开”中的第一个举例，方知一事：已经86岁高龄的董丁诚老师还清楚地记得，我张兴先招生表上的照片头发凌乱，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即投身校园的考生，倒像是一个社会盲流，给系领导的印象很不佳，“不予录取”的意见占了上风。然而负责招生的他不想这样轻易地下结论，他再次仔细查看这张招生表，看到报考志愿一览，所有志愿填写的都是“西大中文系”，可见这是一位很执着有个性的青年。于是他坚持认为“仅凭照片以貌取人”就淘汰一个考生很不科学，说服参与录取的老师们录取张兴先。待报到时，老师们看到的是一个朴朴实实的青年。至于那张形象不佳的照片，原来是照相时仓促所致。
这张“形象不佳”的照片是我1972年在陕南略阳县照相馆所照。那时，我在陕西省地质局四队普查组工作。春末夏初的一天，我们几个地质队员从深山老林里走出，专程到略阳县城去照证件相。正走在嘉陵江大桥上，忽听桥下有小孩哭喊“救命”！我们从几十米高的桥上往下一看，数百米宽阔的河道里有处挖沙留下的深坑周围有五六个小孩拼命呼喊着。我们就飞奔而下，直扑而去。跑到跟前一看，一个约八九岁的小男孩掉落深坑似有一会儿了，已经没有挣扎的力气了。同行中只有我会游泳，加之我在凤翔县插队时曾救起过一个落水孩子，我顾不上多想，连衣服都没脱就跳入水中，将奄奄一息的孩子救了上来。可我们都不懂急救，问那几个小孩最近的医院在哪？小孩们指向岸边靠右的方向。我就抱起落水的孩子飞奔而去。那年头我23岁，又干的是天天爬山涉水的工作，加上急着救人一命，也不知从哪来的哪股劲，只有一个念头，快跑救命。在路人的指引下，一直抱着孩子跑了约十几分钟的光景，直扑到一个街道小卫生所的床上，大呼“小孩落水了!”医生、护士实施紧急抢救，我就坐在地上没起来。等我的同事们赶过来要扶起我时，我才知道孩子没救过来。当时我沮丧透了，直怨我跑得再快一点儿就好了。
这时，同事们提醒我还要去照相，我才又跟大家一起去找照相馆。到了照相馆，师傅看我浑身湿漉漉的，头上直冒汗，说这么狼狈怎么照证件照，再说我们也要下班了。同事们解释说，刚才他救了一个被淹的小孩。那师傅立马对我热情起来，打来水让我洗了脸，又用干布把我湿衣服擦拭了又擦拭。眼看着太阳越来越偏西，师傅知道我们返回驻地还得走三十多里山路，不得不急忙给我们照了证件照。我的汗依然不停地从头发里往出冒着，师傅还不停地说，这是他这辈子照的最当真的“好人照”！就是这张内着海魂衫，外套工作服的“形象不佳”年轻时的照片。于是这张照片就成了我青春的记忆，成了多年应对单位需要的证件照，以至到大学毕业证上使用的还是他。没想到，因为他，我竟差点没被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幸亏董丁诚老师思想解放、慧眼识真、海纳百川，我才没被淘汰掉。幸亏有邓公开恩，扩招老三届。开学一个月后，我才以走读生的名义被西大扩招。
董丁诚老师感叹道：历经51个年头，一个好人的故事才得以完整呈现。张兴先初到西大，我只注意到“这娃长的没弹嫌”，如今才知悉“小伙原来是好汉”，见义勇为，遇危解难，太感人了！向他致敬！
我想，今天给张兴先补发一个“见义勇为”的牌匾也是应当的。
二、从董丁诚老师的《紫藤园夜话》中捡拾“彩贝”
“大聚会”后我到西大长安校区家属院拜访董丁诚老师，一见面他便谈论起我写的《随想》。他说：你提出了“西大思想解放的序幕，由77年底招生的老师悄然拉开”的观点新颖，但所举的例证，比如张兴先照片的例子不够典型，班理的例子还可以。你可看看我的《紫藤园夜话》，其中就有不少更典型的事例。
董丁诚老师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西大读书、留校、任教，担任校党委书记，至今已经60多年，他既是西大风云的见证者、变革进程的参与者，又是辉煌历史的记录者，西大半个多世纪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都化作锦绣诗文汇聚在他的三辑《紫藤园夜话》中。我虔诚走进他的“紫藤园”世界，透过《招收七七级》《七七级印象》《1978，老师的命运也改变》《七九级同学聚会有感》《班理的“一进一出”》等文章，四十年前西大招生的风雨雷电呼啸而来。
可以说，四十年前的那场新时期“招生大战”不仅决定了一大批“超级人才”的命运走向，同时也彰显了不同院校的政治胆略、文化境界和人文底蕴，有充分的理由让西大学子“以母校为荣”。而敢于冒险录取带有“风险因素”的超级人才的西大，自然也会在多年后无愧地享受“母校以超级人才为荣”的荣誉。这一切，在《紫藤园夜话》中的《省里开大会，满座西大人》《从政的西大人》《影视圈西大人》《也说西大作家群》等文章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咱们再说当年招生录取之“险”。一些有个性的学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时的环境所不容，档案里的“鉴定”评语多有貌似严肃的“不实之词”，甚至堪称“罪状”，感觉这些有个性的考生送进监狱蹲几年都不为过。将这样的“有争议”的考生录取进校，招生老师需有金刚之身。董丁诚老师在《招收七七级》一文中写道：“我们招生的当儿，政治气候虽已回暖，却乍暖还寒，仍有冷风从某些角落吹来。上面的政策虽逐步放宽，而人们的认识却有个过程，个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也有差别”。“我特别关注一些年纪稍大的考生，他们差不多都经历过不断的蹉跎岁月”。
董丁诚老师清楚地记得北京知青王晓安的情况：他考前为某厂工人，因对“文革”不理解，发表过一些“消极言论”，写过一些被认为是“灰色情调”的诗歌，受到批评。他大概担心这笔“账”记在档案里，会影响录取，特别在报考表里附了一份“详细说明”。董老师和系主任景生泽看了这份“说明”深受感动，认为王晓安是一个难得的有见识的好苗子，当即决定录取。王晓安进校后担任班长，学习优秀，作风稳练，思想成熟，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工作，曾任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副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毕业后出任渭南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王纯，在录取时也给董老师留下深刻印象：他已在韩城钢厂工作近10年，担任厂部秘书。一般文科考生数学成绩均不见佳，他却考了80多分，在理科考生中也算高分，可见他基础知识相当扎实，本可早上学、早成才，由于种种原因被关在大学门外，此时不招，更待何时？
大学霸陈学超，是第二批补录时进入中文系招生老师的视线的。他的档案“鉴定”如今说来就是属于“严重差评”，给人的印象不是该进大学门，而是该进受辱的“轭门”。然而，报考表中附有一叠陈学超已经发表的散文作品，极有品味，中文系不轻信档案“鉴定”，认为对该考生应当做进一步的了解考察，于是派一位老师亲赴陈学超所在的咸阳某地考察，获取了群众对他的客观评价，使之得以顺利录取，后来成为博士，学术成就辉煌。
化工系当时有个考生家庭中有三个“右派”。负责招生的白老师很是为难。他对董丁诚老师说：“你说这考生家里出一个右派还罢了，竟然有三个右派，这可怎么办？”董老师当即对他说：“只要考生本人条件合格，你就别管他家有几个右派，尽管录吧！”
何炼成教授在当时招录七七级经济系考生时，有个考生就是西安某学校政治理论的教师，已婚。可他的报考表上却填写的是“未婚”，因此在录取时引起了争议。何炼成教授认定这个考生是个可造之才，不必纠结于他的婚姻状况，不仅坚持录取了他，而且特许他在读大三时就考研，成为了何教授的得意弟子。二十年后，该生成为了享誉中外的经济学权威。
我认为董丁诚、何炼成等老师在招收七七级学生的过程表现出的过人胆识，堪称陕西高校思想解放的先行者、破冰者。何老已经作古，而作为在那场“招生大战”中的亲历者的董老师——也该称为“董老”了！他谦称“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善事”。如今细细想来，此项壮举岂一个“善”字了得？董老对我聊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后来补录的20多名“超级人才”考生，有这样的大背景——由于当时的政治惯性，大部分人的档案处于“摆不上录取台面”的状态。后来有了中央补录“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拒之门外的人才”的“紧急通知”，铁板一般的墙上开了一扇窗，这批英才的档案得以从紧锁的铁柜中跳跃出来！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变化中，我们才得以抢着录取这批宝贵的人才！否则，这批人才不知还会被压抑多少年。这不得不感谢大环境的变化啊，然而我觉得，有了中央的好政策，还不得有一些敢担当的好人来理解实施，化为具体的大善之行吗？
三，从坊间传说和记忆深处捡拾“彩贝”
大聚会后，校友群里开始“百花齐放”，许多如烟的往事和校友的传说一下子灵动起来。
我在《随想》中说到西大很少出现贪官，尤其是新三届学员，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我觉得忽略了的是，西大更多的是出了不少的能官、好官、智官。董丁诚老师的《紫藤园夜话》中提到了原省委书记安启元、广电厅长骞国政等等西大毕业的省厅级高官，而值得称道的“西大帮”高风亮节的官员群体中，和我们新三届学生有关联的人还真不少。
郑定宇、张书省老师在西大期间分别担任过我们中文系七九级的写作课，对培养西大作家群体功不可没。后来外调做官，也作为儒雅、清正之官至今被人称颂。郑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任西影长副厂长，协助吴天明开创中国“西部电影”誉满中外，从《红高粱》开始，随后有了《黑炮事件》《野山》《人生》等等，他对许多当时热门题材剧本的判断极为精准，不少国内电影厂家拿着剧本请他把脉定盘，指点迷津。当然，对于这些，他只是轻描淡写地称自己为“高级打工仔”。后来他调任西安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上任伊始就语出惊人：“你们来找我，不要说别人怎么坏、怎么不行，你只说自己有多好，有多行，最擅长干什么！”这让当时文化部门“文人相轻、互相贬损”的风气为之一扫，西安电视台的改革如火如荼。七九级作家马玉琛当时还任教于某大学，在文学路上正披荆斩棘，找到郑老师解惑释疑，郑老师回答简单明了而语重心长：“想当官挣钱来我这儿可以，想当有作为的作家，就安心待在高校。”马玉琛解读出其中滋味，板凳又坐十年冷，终于修成硕果，作品厚重，目前鲜衣怒马，正冲刺在摘取茅盾文学奖的征途中。
张书省老师离开西大后，出任陕西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分管全台新闻的第一副台长，主抓并审查新闻中心的陕西新闻联播，还有早、午、晚点新闻。就在他负责这些新闻节目的时期，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社会矛盾突出，他对上要通报热点信息，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对下要反映广大受众的心声，揭露现实中的问题，他就要真话实说，又要把握尺度，感觉天天都在坐过山车。他形容自己经常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面对播出或者即将播出的内容，他常常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突然一个电话，撤稿换稿更是家常便饭。然而，他担任新闻副台长的时期，既注意把握政治导向，几乎在政治上没出现过任何大的差错，更是在反映百姓心声、纠正社会不良倾向上让新闻最受观众欢迎的时期，是《陕西新闻》最接地气的时期。《都市快报》《晚点新闻》《时代广场》《新闻末班车》等都创出了电视收视率最辉煌的至高点！
两袖清风，处事谨慎，出污泥而不染，是西大人出身的官员群体之风范。曾担任过西北大学校长、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安康市委书记的经济系七八级学员王忠民，堪称西大学者型官员的典型代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西安高新区听过他一个经济活动讲座，深入浅出，令人开朗。后来听说他出任安康市委书记，由于行事正派，不搞旁门左道，让投机者认为他难以攀附，跟着他没有官运钱途，于是转身站位他人，令他独木难支。于是他远走北京，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股权部主任、副理事长。就在西大“新三届”毕业四十年聚会过后不几天，融中2023（第六届）有限合伙人峰会在北京举行，王忠民以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的身份发表致辞。他提出了独到的经济学观点：“技术进步会打破过去的产品，打破过去产业的循环，这种技术的新的商业模式，会形成新的生产组织和新的消费组织，去带动整个社会发展。如果新的组织成为产业组织的主体模式，连社会的组织方式也会围绕它进行运转和新的创新运作，它把这个叫创新式的成长，创新式的破坏，乃至于是破坏旧的而创新出新的。”“破坏旧的产业、产品，也会破坏新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它带来新的成长，新的动能，要比旧的东西大得多，更有用的多，更带来实际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
这里还要说说中文系七七级的王纯同学。1982年，他毕业一走西大校门，很快就担任了渭南市副市长，投身到已经展开的改革大潮中。然而一介书生想在积淀厚重的官场中站稳脚跟、建功立业谈何容易？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废寝忘食，而周围聚满了看笑话的、砸洋炮的、使绊子的，他真有些“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困惑和悲愤。他对西大的老师掏心窝子地说：“市长真不是人干的！”我也听说过，他在乡镇村寨能干成很多事，却修不通政府门前的一条路。
我们七九级的王凌玉同学，毕业后分配回渭南家乡，被安排手提着算盘，四处下乡收缴计划生育罚款。最后还是王纯出面，把他调到广电系统，得以学以致用，发挥专业特长。
王纯后来殉职于省农业厅厅长任上。他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此，谨向他表示悼念和敬意。
最后说说蔡大成的故事。
西大对于蔡大成的态度，我认为真正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蔡大成为经济系系七八级学员，北京知青，因喜欢中文系的思想解放的氛围，常常跻身在中文系七七级的北京知青中间。文质彬彬的他，刚入学就逃避军训，骑上飞鸽 26 型加重自行车开始陕甘游学历程：一路西行去了楼观台、汤峪、武功农学院、法门寺、宝鸡博物馆、天水麦积山，回程还去了乾陵等文物古迹名胜之地。回校后，学校要处分他，结果不了了之。后来他写了一本《中国古代的性崇拜》，曾在一次同学自发组织的演讲活动中，语出惊人地说出“华表是生殖崇拜的变形物”（大意）的话，令当时思想和见识很有局限的同学们大为惊愕。一些外校学生经常邀请他去演讲。他两度退学的风波也在陕西高校中传得沸沸扬扬。他的自述文章《我的任性时光》中讲述了自己的历史——
《希望》杂志刚刚出了三期就被强行叫停。更可气的是眼前杂志已经印出来了，竟然要拉回造纸厂不让上街卖！本人杠头一个硬是不服，遂写出《我的退学书》表示抗议，贴在校图书馆的大门口。
哈，这下可成了轰动校园的一大事件，使我猛然间成为当年 77、78 两届学生无人不晓的新闻人物！人家辛辛苦苦考上大学，好不容易把农村户口弄成城市户口，你居然还敢放弃学业！事件越闹越大，最后西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郭琦出面把我叫到办公室，耐心地做我的说服工作，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这期杂志照常上街售卖，交换条件是让我放弃退学的举动，参加补考。某同班同学说我退学是怕期末考试不及格，结果我补考成绩全部合格。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郭琦校长是我父亲在延安时期的同事，他顶住了上面的压力，有意对我施加保护。他真是西北大学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校长，值得尊敬和怀念！
第二次退学原因与政治无关，他在《我的任性时光》中写道——
一路风尘地找到凉山州教育局的大门，说明我们有意加入当地为数可怜的教师队伍的愿望，谁知人家一句话就把我们挡住了：" 有毕业分配介绍信吗？" 再三解释也得不到理解和接纳。我们不死心，又穿过大凉山辗转来到金沙江畔红军渡口的巧家要求当乡村教师，也遭到回绝。盘缠快花光了，只好无功而返。回到学校，我再此提交退学申请，因这次无关政治的缘故，得到西北大学校发 [ 81 ] 学字 001 号文批准。
退学了，按说应该回原岗位，但原延安插队的地方不再接收北京知青，西北大学就派出学生处干部专门为我落实户口迁回北京事宜，处置得比较圆满。
相比之下，他的女朋友即后来的夫人却受到西安某学校的严厉处分，毕业分配被贬回甘泉县，用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劲才把她户口迁回北京，只能长期做临时工作。
四十年后的今天，蔡大成早已淡出西大师生的视野，但他仍是个不可遗忘的人物。有关他的资料显示——
1982 年至 1984 年相继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及图书馆工作。1985 年入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任《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负责人，并兼任《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主任、中国神话学会副秘书长。1989 年至 1997 年在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负责规划工作，参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创建。1998 年加盟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策划株冶火炬股份公司上市，为成克杰受贿案、奥运五环标志被侵权案、郑百文重组案提供咨询。2015 年退休，创立公益国卿传记馆，捐给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传记和回忆录 2 万余册。主编出版《测字解密》，在香港出版《测字宝典》。目前移居昆明，专注于云南文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按常人理解，他应当移居国外，或者称为一种整天站在高处指点江山的网红大咖，然而他却选择了话语沉默，选择了彩云之南。如果我们至今还无法对他做出评价，就交付给历史吧。
......
以色列人写过一本《四十年建国，四十年烽烟》的书，称他们在一边战斗，一边建国的四十年烽火狼烟过后，才有了回忆苦难的机会了。而我们也是在改革开放、奋斗拼搏四十年后，才有机会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了。我的两次“随想·拾贝”，权当抛砖引玉，旨在唤起老师同学们更多的关于母校的美好回忆。谢谢大家欣赏！
董惠安2023.7.31
编辑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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