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锐|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特色

原创 邓锐 huaxiamagazine 2023-07-24 10:04 发表于广东

人类学家根据人类的发展史，将中国的汉族分成五大民系：越海系（江浙系）、汀赣系、南海系（两广本地系）、闽海系（福霰老系）、闽粤赣系（即今日之客家人）。

著名史学家、梅州籍人罗香林在其所著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中认为，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从中原辗转迁到安徽南部等地，再到闽粤赣边界，在粤东、粤东北、闽西、赣南等地，中原移民的一部分与南方原有的百越族（主要是畲、黎、瑶等族）融合，发展成独具特色的民系⸺客家。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其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次南迁：

东晋“五胡乱华”后

由于北部的严寒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为了生存和发展，汉代以后，塞外的部族开始向中原内地迁徙，为了区别中原人，这些外来部族被称为“胡人”。其中较大的外来部族主要有：匈奴、羯、氏、羌、鲜卑，被叫做“五胡”。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衍发展，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

《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这就是说，由于晋王朝的腐败和各种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出现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至此宣告灭亡。西晋灭亡后，汉族在江东建立东晋政权。北方的“五胡”部落趁机起兵，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五胡乱华”动荡时期。

中原地区的各阶层人士，特别是衣冠士族、官宦大户等大举向外迁徙：随晋王室南迁的汉民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裹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由山东、安徽和江苏迁出的流民，一部分循淮水辗转迁移至太湖流域、浙江、福建沿海。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一带，然后继续迁移到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

《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进入汀州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这时移民的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在大埔设置了义招县。

这是中国第一次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人口迁徙，移民不仅给当地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南方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进步直追北方，南方昔日地广人稀的面貌得到改变。

第二次南迁：

唐末黄巢事变后

唐玄宗后期，任宰相达19年之久的李林甫排斥异己，培植党羽，他的继任者杨国忠更是仗着妹妹杨贵妃公行贿赂，妒贤嫉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755年，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奉旨诛杨国忠为名，起兵叛唐，引发长达4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统一的唐王朝名存实亡。近40年的战乱，使黄河流域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象，然而淮南、江南却未受到影响，比较安定。为求生计，饱受战争灾难的北方民众纷纷南迁，南迁汉民，第一次使中国的南北方人口趋于平衡。

据有关地方志记载：唐朝开元时，有大批的移民进入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由于人口不断增加，736年设置汀州管理日益增加的人口。

875年，濮州人王仙芝领导农民起义；不久，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起兵响应。王仙芝死后，农民起义军由黄巢带领，从河南、山东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然而，黄巢军进攻的地方，恰恰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刚刚安定的汉民又被卷入战争。与其他地方相比，赣东南、西南和粤东北是较安定的地方，为了避战乱，为了生存和发展，南迁汉民继续南迁，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这次移民潮从唐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年。至此，北方人民的南迁运动达到高潮。

第三次迁徙：

宋朝受金人入侵后

1115年1月，居住在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地区的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随即，大金展开灭辽之战，辽朝灭亡。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后，携灭辽之威，席卷而南。1127年，金攻陷宋都汴梁（今开封），掳走徽宗、钦宗二帝，此乃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不久，宋王室迁都临安（今杭州），成立南宋。随着宋朝政治中心的南移，大批人民跟随而去。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元”。处在游牧时代的元朝，推行的是掠夺式统治，他们进入中原，推行奴隶制，强占民田，导致天下民怨沸腾，民族矛盾日益恶化。

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时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犹力图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闽粤赣义民纷纷起来抵抗元兵，于是闽粤赣交界地成为抗元辗转攻守的战场。失败后，大批义民辗转流入广东东部大埔、梅县、兴宁及粤北一带，另辟安身的所在。另外，参加抗元的梅州籍将士中，不少人开始向外迁移，如卓谋的“过番”（向海外迁移）开创了梅州人向海外迁移的先河。同时，为躲避战乱，黄河流域的汉民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渡江南迁和南方居民的再次迁徙。据元朝政府在1291年的统计：北方诸郡民户为199万余户，江淮以南民户为1143万户，尤其浙江和广东，人口及户数变化最大。因为这时闽粤赣等地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皆自称为“客家人”，以示与“主籍”的区别。为寻找更加安宁的生存环境，不少客家人又继续南迁，进入梅州、惠州一带，这些新迁入的人户，被称为客户。根据史载，当时梅州客户占52%，客户共计584284户，为唐代的2.7倍。

闽西、粤东、赣南山水相连，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江河便利，人口相对稀少，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环境较为稳定，成为中原流徙民众的重要基地。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南迁汉民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

北宋、南宋抗御辽、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几无宁日，在这期间先后迁徙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等地的有：曾、邓、谢、邹、欧阳、胡、孙、赖、游、蓝、魏、巫、吴、宋、罗、林、江、黄、彭、梁、简、汪、范、赵、官、徐、傅、潘、翁等姓。这是有史记载的客家的第三次迁移运动。

第四次迁移：

明末满人入侵后

明朝永乐年间，为了避差役、屯田，又有一批人从浙江、江西、安徽迁徙到汀州。汀州的客家人，经过明朝的休养生息，人口剧增。据考至明末清初，南迁汀州的姓氏已超过了百家姓。

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加上文官贪敛，武官诛戮无辜，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蜂起。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建立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民族统治政策，严重伤害了汉民的感情。汉民打着“反清”的旗号，纷纷起兵抗清，在“反清复明”的影响下，客家义士举兵反清，1646年，清兵入闽，进攻福建和广东，义兵与之战斗，终因力量悬殊，义兵失败，将士和家属又被迫散居，分迁至粤北、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到海外去谋生。

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四川一带遭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清朝康熙皇帝发起了“移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于是，由中原移居两广两湖的汉民和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便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年由广东、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

17世纪初，台湾被荷兰殖民者侵占。清朝统治者统一大部分大陆后，开始了收复台湾的进程。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金门出发，收复了台湾。清朝设置台湾府，加强了台湾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海防。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客家人也来到了台湾。

由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发展，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人口膨胀起来。1721年，镇平（现蕉岭县）县令魏燕超上奏朝廷，获准县人赴台湾耕作，从此镇平县人和周边的客家人开始大量迁台湾。清朝后期，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朝廷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促进对台湾的移民。此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

第五次迁移：

清同治年间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1年到1864年），洪秀全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运动。综观整个运动过程，由客家人领导，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的太平军，不仅促进了客家迁移，而且客家人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思想意识等都不可避免地对这一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许多方面打上客家人的烙印，使之成为一场具有客家色彩的革命运动。日本人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运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几乎全部参加革命的将领，都是客家人。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太平天国运动辗转征战长达15年之久后，1866年，随汪海洋部覆灭于粤东，以失败告终。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面对被剿杀的危险，参加过起义的军人和支持过太平天国的人士纷纷逃匿，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国。

1854年，广东全省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三合会大起事，并由此触发了广东西江流域的土客大械斗，并与三合会大起事相终始。三合会武装久攻广州不克，1855年年初，除部分仍留在省内活动之外，主力则分头向西、北转移，北上部分与太平军会合，称“花旗”。西进部分与广西三合会联合建立政权，1861 年失败。北上后中途返回广东的陈金缸（或作“釭”）部，在粤西、桂东建立政权，1863年，陈金缸败死，余部加入客家武装。清政府为解决土客12 年械斗之争，特划出台山赤溪地区用以安置客家人，此为“广东西路事件”。因为受太平天国运动和广东西路事件的影响，掀起了又一次的移民过程，迁到海南、广西，或漂洋过海到海外去谋生，此是第五次迁移。

除了前面所述的客家人的五次大迁移外，史学家对客家人的大迁移，还有其他说法，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台湾中央”大学范绮教授认为，客家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秦朝之时，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防南越族的入侵，先后派屠睢、任嚣、赵佗等统率50 万大军，越过五岭，平定百越，建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随军的被秦所亡，六国的贵族、官吏、贾人和15000多名无夫之女就地屯垦，在岭南安家落户。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修筑灵渠运河，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这些中原汉人在“与越杂处”的过程中，多数成为广府民系，也有少数成为客家先民。现在龙川有秦、书、李、任四大姓，其族谱记载，祖先都是随赵佗从中原南迁的完整家庭。第二次为东晋南渡，第三次为宋室南迁。二是李松庵先生认为，客家人的形成和发展有六次：除了罗香林所说五次外，再加上范绮指出的秦朝一次。

我们认为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五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客家民系的形成，其年代当在宋代。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第三期是形成期，第四、第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

客都梅州

根据客家历史，南迁汉人南渡后便成客家先民，他们主要分布在赣闽粤三省边境地区。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史学家研究认为宋末以前客家人南迁的集期散地和中转站为福建宁化，随着客家人的再迁移，他们迁到了嘉应州即现在梅州市，嘉应州成为客家人的又一个集散地。因此从土地分布客家人口分布看，梅州全市总面积1.59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00.9万人，梅州辖区内99%是客家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梅州是客家人口比例最多的市。由于人口的日益膨胀，土地资源的严重不足，加上灾荒战乱等因素，不少人又经历了再次迁移，因此，梅州籍人不仅分布在中国各地而且散居世界各地。据统计，梅州籍华侨及其后裔便有330 多万人，梅州籍的海内外客家人人口众多，布分广，梅州是“客都”。

从梅州行政变迁及行政区划看，西周以前梅州属九州南裔地，战国时期为南越地。秦开五岭后，属南海郡。汉时属高州南海郡。三国时属东吴扬州。西晋时属广州义安郡。据《乾隆版大埔县》称，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在大埔设置了义招县，包括大埔、程乡两县地。南齐置程乡。梁、陈二朝废。隋朝复置，初属潮州，后属义安郡。唐沿置，属岭南道潮州府。五代十国时隶属南汉国。南汉乾和三年（945年），程乡县升格为敬州，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易名梅州，元代设梅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梅州复程乡县，隶属潮州府，清设嘉应直隶州，民国时先后属潮循道、第六行政督察区。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设兴梅专区，1952年并入粤东行政区，1965年设梅县专区，1970年改称梅县地区，1988年改建为梅州市。现辖梅江区、兴宁市、梅县、平远县、蕉岭县（曾称镇平）、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曾称长乐）8个县（市、区），全部县市（区）都是纯客县市，说明了梅州是客都。从文化看，梅州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梅州是客家文化、客家语言保留最为完整的市，再一次证明梅州是客都。

客家的特色

经过不断的搬迁、融合、交融，客家人吸收了不少别人的东西，但客家人自己独特的方面是不会改变的。

1. 不屈不挠的客家精神

客家人的艰苦奋斗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一脉相传。客家先民离开中原老家，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迁徙，在偏僻贫瘠的地区建立新的家园，在这长期艰苦奋斗的岁月里，客家人的性格受到更严峻的考验与磨炼，适应能力增强了，孕育了梅州先民的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形成了坚忍卓绝、刻苦耐劳、独立自强、敢冒风险、进取创造、不满现实、追求理想和百折不挠的特性和“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客家精神，无论客家精神如何发展，客家精神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一脉相传的。

客家人在迁移过程中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特色，他们团结合作，讲义气，尚武术，依靠集体力量防卫外来干涉，使他们能够与各种类型的人和睦相处；他们注重文化教育，使他们成为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对待先进事物的借鉴性和兼容性，使他们能够借鉴和吸收先进的东西；他们逢年过节要祭拜祖先，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客家人的团结、学习与中华民族“团结合作”“有容乃大”“慎终追远”的精神是一脉相传的。同时，客家人具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断革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清《嘉应州志》记载，1256年，蔡蒙吉（祖籍梅县松源金星村）考取进士，官授从政郎、义兵总督等职。1275年秋，元兵南下，时任梅州义兵总督的蔡蒙吉变卖家产，征召梅州客家青年参军卫国，资助义军。1276年冬战败牺牲，时年32岁。蔡蒙吉在梅任职期间，撰写了大量歌颂家乡的文章和诗歌，创建了松源堡义学，开创了梅州设义学之先河，是著名的抗元英雄、社会活动家、爱国诗人。

宋代末年，流亡广东的宋帝赵昺一行被元兵一路追赶，来到梅口（即现在的梅县松口镇），眼看就要落入元兵之手，宋帝内心充满彷徨与失望。危急之际，一群口唱山歌，肩挑柴草，手持镰刀，头戴“头巾”的妇女从山上走来，宋帝的随从即上前请求救援。樵妇见义勇为，撂下柴草，手执橹杠（挑杆）、镰刀堵住路口，把住渡口，组织渡船护送宋帝一行渡江。元兵追至，发现路口被堵，沿河、山口有人把守，不明虚实，疑有伏兵，便不战而退。宋帝得救，为谢“救驾”之功，宋帝赠以金银珠宝，樵妇们不受，宋帝感于樵妇忠义，诏令封赠全体樵妇以“孺人”称号。此后，客家妇女丧后，可按诰命夫人的服饰殡葬，墓碑上均尊称为“孺人”。

1277年3月，文天祥率勤王师从福建进入粤赣后，与元兵激战，不久收复梅州，抗元义军多为客家人。勤王师经梅县松口时，受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客家儿女纷纷从军，自愿参加勤王者，仅卓姓就达800人，军威大振。他们转战于闽粤各地，同年，宋帝赵昺兵败，撤退至梅州，曾在大埔县三河安营扎寨、建宫殿，即今旧寨村，勤王师与元军激战中不少客家将士身亡。以此传说为据，后人有为客家人的客家精神题诗：“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丘逢甲和著名学者邹鲁在其著述中均有记载。文天祥从福建进入粤赣以后，与元兵长期激战，当时客家战士战死“不知几千几万人”。

在海外，客家人继承和发扬着客家精神，客家人重视组织，维护团结，坚忍豁达，勇敢无畏，用鲜血和汗水换来了住在国（地）的民族解放，如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客家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努力开拓，用鲜血和汗水促进了住在国（地）的基础建设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住在国（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如建设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线，建设沟通太平洋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等；客家人崇文重教兴办学校，教化众人，促进了住在国（地）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对祖(籍)国、客乡，海外客家人同样给予热情关注和贡献，在辛亥革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客家侨胞都贡献了力量，付出了鲜血和汗水。由此可见，客家精神与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一脉相传。客家华侨史，就是一部血泪和辛酸交织而成的拓荒史、奋斗史、贡献史。

2. 思根的意识强烈

客家是相对于岭南土著居民而言。由于长期的迁徙和偏僻山地的环境，客家人既保留了中原精神和文化主流特征，又容纳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形成了既有汉族又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习俗，如客家话、客家山歌、客家姓氏、客家建筑和客家饮食等，可以看出客家的根在中原。

客家话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它是从古代中州汉语演变而来的，是在北宋时期就基本上已中止变化而定格的中州古音，这些词语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统文学所常用的词汇，其方言在历史上曾为中国古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有许多古诗词如用客家话来诵读就显得非常优雅畅顺，用普通话来诵读就不够押韵，这更说明了客家话是中州汉语。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在其《种族的品性》一书中说：“关于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注意的事，便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实在是一种官话，和四周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但是很像现在中州河南的话。客家人原出北方，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

客家山歌是流行于客家地区，客家人喜闻乐唱的、优美的民歌。它是一种格律化的即景民歌，一般是以七字一句，四句一首，句式整齐，格式固定。它与旧体诗七言绝句相似，有些地方跟《诗经·国风》里诗句十分相像，有“赋”“比”“兴”，“赋而兼比”“兴而兼比”“赋而兼兴”等特点。但是山歌的平仄较少限制，以唱起来顺口为主，这种形式是在唐宋间形成的。客家山歌的传诵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客家人的思根情结。经过改良，现在的客家山歌既保留了客家祖居地——中原的文化神韵，又焕发了华南文化的异彩。

中原汉民被迫南迁，成为客家先民，他们恋恋不舍故里，始终都想重新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去，但因为时代的变化，这些意愿都成为不可能。为了便于区别，便于自己的后代慎终追远，客家先民约定俗成，根据各自的特点，制作成标志贴在各自的家门上，形成“堂号”“门联”和“堂联”。客家“堂号”“门联”和“堂联”对于研究客家迁徙史、发展史、社会心理与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早在北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民居建筑有圆寨、围龙屋、走马楼、四角楼等已出现。围龙屋是客家最具代表性的房屋，是一种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围龙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大特色之一。这些在梅州地区出现的兼具南北方特色的客家典型民居建筑围龙屋，无不向世人表明了客家先民是经过辗转迁徙从中原而来的。

随着海外华侨的融合和改进，梅州广大城乡出现了许多内涵丰富的华侨人文史迹，如位于梅县白宫镇新联村由海外华侨建造的，被称作“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的“联芳楼”，其外表是西洋风格，在两层楼上建有三座穹顶的钟塔，正面30多根墙柱，20扇拱形窗户，以及墙面、墙角，都嵌饰着浮雕和绘画。穿过西式门进去，屋内却是“三堂四横”的殿堂式围龙屋，屋内的走廊柱子和楼梯地面的装饰，全是龙凤、牡丹等汉民族的图案。又如同样是海外华侨建造的，既有西式的尖屋顶大钟楼建筑，又有中式客家围龙屋特点的“万秋楼”，是一座集中西建筑于一体的客家民居典范。从“万秋楼”高大门楼进入“万秋楼”下厅，沿着中堂上，这座楼像一个多了两短竖的“中”字，以“中”字的长竖为中轴线，隔着天井的左右两旁是走廊，走廊的上下端各有一小门通左右横屋，横屋后边又建有两杠。这些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为梅州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客家人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原的饮食习惯。客家饮食民俗古风浓厚，究其烹饪技艺诸如“捣珍”“酒”，都不同于其它菜系，是古法的继承和演变；究其日常习俗中诸多礼仪礼规，亦可见古礼之所在，因此它是岭南饮食文化融会中原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不少名菜也印证了客家民系与中原源远流长，展示了客家人历尽沧桑的历史。如盐焗鸡，是由北方民间的盐腌鸡演化而来；酿豆腐，传说源于北方的饺子，因岭南少产麦，思乡的中原移民便以豆腐代面粉，把肉塞入豆腐中犹如面粉裹着肉馅，可见客家菜是对北方菜的继承与发展。由上观之，客家民系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的民系，客家人根在中原。

（节选自邓锐主编的《梅州华侨华人史》，本文有删节）

作者：邓锐（梅州市委台港澳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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