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王东东、张伟栋、一行、冯强、颜炼军、木叶、张杰、卢桢、子非花、冷霜、刘阶耳、孙基林等诗人、评论家今年4月在郑州讨论会上的发言资料整理，原文发表于《江南诗》2023年第8期。这个讨论会上提出的历史诗学、动力诗学等命题，探索性地对诗与诗人自身命运，与历史，与社会伦理、体制之关联和映射进行了讨论。各方的观点并不一致，但如何让诗歌成为个体或整体思想、经验的拓展者、丰富者甚至引领者，是大家的共同关切。讨论还需要继续深入，为此，既需要坦诚地解剖诗人自身经验的固囿，更需要划开时代面纱的勇敢。由是，诗学才有未来！期待更多的诗人、学者、评论家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王东东：
拾壹月论坛举办五六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诗歌批评话语的进展甚至是重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既有的诗歌史的重写与改写。过去几期拾壹月论坛主题我们相继开展了21世纪中国新诗的话语与秩序、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和主义、21世纪中国新诗的守成与维新等讨论，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当代诗歌体制批判、反思90年代诗歌、21世纪中国新诗整体批评以及21世纪中国新诗自我革新的路径等话题，还有待于我们青年批评家和诗人来展开。
张伟栋：
如何将未来诗歌的突破落实？我遵循的是这样一条思路：观念的实现就是诗学的实现，观念的就是现实的，观念的突破也就是诗学的突破，在一种诗学的建设意义上，它是对困境的非常有效的回应。之前我听了几位老师谈的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这和我接下来谈的内容也有关有关联。
比如说一行和东东反复谈到“僵尸”的问题，当然这是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在提示我们一个事实：我们需要获得免疫。就像对抗病毒所需要的免疫，诗学应该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屏障，把我们与僵化东西做隔绝，做切断。我们知道任何的生物免疫系统都是这样的，要把生命从无保护的状态转为庇护的状态，从无生机的状态到有生机的状态，一种让生命生长的状态，而这就是朝向未来的诗学所需要做的工作。光昕讲得很有趣，即如何从有限的、只能处理文学史的部分问题的诗学转化为普遍的诗学。我的说法和光昕说的稍微有一点差异，我把这种有限的诗学称为特殊的诗学。对特殊诗学最典型的表述是臧棣所提出的命题：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将诗歌作为特殊的知识、特殊的类型来看待，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了特殊诗学的最初样态，它来自于现代主义审美的独立性原则；另一层面，张枣的“元诗”概念也促使了特殊诗学的成立。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言论：鲁迅是新诗之父，这个主张其实是用一种特殊的书写原则去反对胡适的新诗，然后把鲁迅所代表的这种现代主义书写原则做为我们书写的普遍原则确定下来。这就是特殊诗学，就像一行所说的那种把某类诗歌视为专业化的，而把其他视为一种非专业化的或者不及格的，比较低级的东西。
而普遍诗学则是朝向更广阔之处的诗，或者说更集中地朝向生命本身的诗，诗要有益于生命，而非有益于文本或是有益于某个作品，而是要就使我们的生命从一种无保护的状态转为被庇护的状态，从一种无生机的状态转为一种有生机的状态。这里就涉及到光昕所说的：需要要改变语言；以及冯强所说的：要在语言身体上形成一种循环，要形成一种不断流的绵延的沟通；这也和顔炼军所说的反对那种文人意义上的诗相关，反对那种把诗作为某种趣味的、单纯审美的文人意义上的诗学，即特殊的诗学。但是不是我们摆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呢？就如炼军所说的人面对现实要有现实感，有历史感，或者如周瓒老师刚才和我谈的：我们是不是需要个体建立更好的开放性，增强主体的意志力，增强主体的沟通力，或者是我们把这个主体强化，获得更高的智识，让它进入所谓的人文社科所要求的公共领域，是不是就可以了？我觉得不行，思路不是这样的，这依然还是主体诗学的思路，还是在困境里去想象关于未来的诗学，好像我们转换一下思路我们就可以摆脱困境？我觉得不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困境所在，单纯从我们自身改变不了困境。我经常引用两个人诗，我觉得它能更好地说明特殊诗学的困境。一个是沃尔克特的说法，沃尔克特的前提是要改变语言，一个诗人需要不停地改变语言。怎么做？他说改变语言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活形态。我们上场所谈论的九十年代的困境，正是在这个逻辑里自洽的。他不停地说“改变我的生活”或者改变主体能量，好像我因此就获得了一种诗的形式。但生活本身的机制就是困境，你可以改变生活形态，你在郑州生活也可以，到海南生活也可以，貌似你从郑州到海南改变了生活，当然也改变了形态，但是你生活困境的基座改变不了。我们是在一种幻觉中去改变，好像只要我们个体面对现实就可以了，好像我们个体能介入一个更大群体、与之沟通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很多年我们的介入都是无效的。虽然从介入层面而言，新世纪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大改变，但之所以我把它称作九十年代第二期，是因为它只是一种内部逻辑的突破，而非整体超越了九十年代的逻辑。
有两种诗学可以对未来诗学提供了思路。一个是里尔克的。里尔克恰恰也有一句诗跟沃尔克特的诗非常像，但是遵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在《阿波罗雕像残躯》（Archaïscher Torso Apollos）中，他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命（Du mußt dein Leben ändern.）。不是改变语言，不是改变你的生活，而是必须你改变你的生命。这句话的意义被另一位非常重要的20世纪思想家斯洛特戴克发挥了，斯洛特戴克将其置于他球体理论中去讨论。可以说，这是20世纪的阿波罗主义，它强调通过一种生命技术重新去塑造生命，使这个生命可以诞生新的主体，而不是回到旧的主体的扩充。而我们之前所有的想象还是希望能使一个旧诗人的主体扩充，加强它的能量，加强它的综合性质，但是如此，困境无法改变。而必须改变你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从生命重新诞生，所以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重新诞生的理论：生命必须重新诞生，我们必须宣称那代诗人之死，重新来诞生诗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去考虑一种普遍诗学。普遍诗学承接了斯洛特戴克的理论，它宣布一种阿波罗主义，即生命的必须改变生命，通过一种生命技术改变生命，让生命诞生。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阿甘本的《诗的终结》，他谈到俄耳浦斯主义。俄耳浦斯主义也是通过里尔克提出，阿甘本通过里尔克的赞美诗的挽歌化，对荷尔德林进行阐释，当然经过了阿多诺的思考作为过渡。阿多诺对荷尔德林有个非常著名的判定，parataxis，我不讲太多。
这都是我们讨论的前提，我们要必须想象90年代的诗学已经陷入一种特殊诗学的困境，只有这样我们才算在直面自身的困境。我不是用这个东西去否定谁，九十年代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困境，我们要在困境意义上去想象诗学，而不是想象某种对立，我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讨论的。
所以我认为阿甘本很重要，就在于他是从里尔克出发提出的俄耳浦斯主义。其实从整个浪漫派以来，一直到20世纪当下整个的世界诗歌传统中，就具备着一种普遍诗学的思路，这并非只是我个人的单纯意向。普遍诗学是怎么对接的我们今天的困境和现实的呢？我觉得这就是光昕所说的，它是未来诗学的形象，同样也是福柯在自我技术里说的：我们诗学就必须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想象和建立我们可能之所是，而非我们当下之所是，而是我们可能朝向未来的可能之所是。我觉得从浪漫派到20世纪所构建的这种普遍诗学的思路，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当代诗的参照思路。这个重要线索可以延长到很长，在浪漫派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主张。普遍诗学，可以用诺瓦利斯的话来概括：“诗必须被当做严格的艺术来追求”。这不是所谓的单纯书写所表述出来的诗，阿多诺也对此有非常具体的表述，他认为仅仅只是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书写、个人情绪的审美表达，不能算是诗，只有当诗赢得普遍时，才能真正被称为诗。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探讨普遍诗学时重要的线索，是可以作为观念上去想象的东西。
辛尼德也有一个关于普遍诗学的著名说法：使人成为诗人的不是押韵和诗行，就像使律师成为律师的，不是他披的长袍，不是单纯写诗就可以被称为诗人的。这个系统很强，我不继续去梳理理论化的构成，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是只停留在争论上，而是进入真正的诗学问题，对当下的东西在一个创建意义上去回应，那么这里就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反对，而是在朝向未来时去回应当下的困境，使诗变成我们生成的力量，让诗成为更加强有力的东西，而不仅仅是阅读和写作行为。把诗变成生命的核心，它可以帮我们建构一个更强大的主体，帮我们修复主体的恐怖和残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试图去勾勒和想象的普遍诗学，它的出发点是对于困境的回应。对此我把普遍诗学与特殊诗学做了一种转化和连接，普遍诗学不是对特殊诗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转化，让它真正具备去生成的能力。就如当年席勒所说：我面对困境的唯一的办法，不是取消它，而是生成一种更高的艺术，通过一种更高的艺术去包容它，去超越它。
那么这种更高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在特殊诗学里转化出一种普遍诗学？在这里，这个概念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因为他们认为普遍性不在了，它只是人为强加的一种权力意志的结果，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界定普遍诗学的，与此相对的，我先通过三个概念来表述特殊诗学。首先，它以书写为最高原则，以成为一个诗人为目标。而书写就强调用什么技艺？强调技艺，就是强调文本，就比如强调诗的节奏和诗的隐喻，或者是诗的分行。换句话说，技艺是在诗的内部来谈的，它特别强调诗内部的谋篇布局，那么书写的根基最后只会落实到文本，一个作品。特殊诗学是在这样的机制中循环，特殊诗学机制中的目标就是所谓的成为大诗人的目标，就如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他们希望在文本意义上去造一个杜甫，而不是在诗学的生成意义上去比较。这种书写与技艺的差异化，即强调风格的不同技艺的差异化，是以文本的所谓的经典性作为它谋求的目标，作为它特殊诗学的构想，而这种书写、技艺与文本，是今天的我们绕不出的循环，这就是我们今天困境的另外一部分。
那么相对于特殊诗学，我认为普遍诗学是以另外三个概念来构建的：行动、技术与机器。首先，它不以书写作为目标，它是以行动为目标。所谓行动，强调的是“去”行动，强调动词，相对于特殊诗学强调的那种朝向经典化作品以进入一种经典化序列，普遍诗学所强调的是诗要成为生命的主导力量，成为生命的力量，因为去行动，就是改变生命的产生形态。所以，去行动就意味着转化，把生命的黯淡无光转化成某种光亮光彩的东西，把无生机的东西转化成有生机的东西，把破碎的东西转化为活力的东西。普遍诗学与书写原则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书写只考虑到他人能不能认同，而普遍诗学不关心这个问题，它关心的是我们今天的写作能不能有益于我们今天的生命。我的行动概念其实最早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也就是他伦理学的一个判断，“一切技艺都会生成某事物，制造和行动是不同的，技艺必然属于制造，而不属于行动。”我认为他诗学的核心仍是行动，只不过他把具体行动落实到“净化”而已，要求诗能够来“净化”生命。行动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普遍诗学最重要的出发点，它和书写机制不一样的，那种诗学喜欢设立等级，只有那些掌握了诗歌秘密的人写得更好；也不像张枣通过提出鲁迅是新诗之父，认为胡适不配作为文史来书写的……胡适非常重要，但要是按照他的元诗机制而言，胡适就不重要了。所以，特殊诗学是排他性的，等级制已经把那些其实对生命有意义的诗排除在外了，它只要求一个非常专业的文本化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诗写得越来越晦涩，越来越复杂的原因，而我通过行动来破解它的书写与技艺原则。
技艺是说的文本内部的技艺，所有的文学技艺性都服从于书写，因为它的技艺总是可循性的。比如，你是从里尔克这个系统下来的，你不会写着写着就变成华兹华斯的，这就是技艺的法则，无论它怎么强调技艺的差异性，它还是服从了既定书写的、符合现代主义贫困书写的那种技艺的差异性。而普遍诗学强调的不是它的技艺性，而是技术。这不是大家所理解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技术，我这里所说的技术必须是一种生命技术，生命技术是对生命形态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内部化的东西，因为生命之所以成生命，它要和很多东西建立关联才可以成为生命，单个的个体不能成为生命。就像许煜的宇宙技术论中所说的一样，也就是通过技术实现的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统一，比较典型的生命技术是中国古代的炼丹术，炼丹时个体生命通过和天人沟通，通过和更大的宇宙沟通，建立了一套安顿生命的法则。我是用技术的概念去破书写原则的，生命技术必须在非常大的系统里才能构成生命技术，而这种技术其实它就是生机技术，它来自斯洛特戴克的生命技术。
第三个概念是机器。不同于特殊诗学的文本，对文本化的追求，对经典化的谋求，我强调的是历史性的机器。机器可以去容纳更广阔的经验，可以和其他的机器通过端口连接。与文本的封闭性不同，机器它有非常强的开放性，冯强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谈机器，因为我需要破除主体意义上的诗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唐诗，所谓的机器说中最重要的是王国维的说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唐诗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机器，在唐王朝时代，唐诗生产关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想象，这一时代的历史的未来，它生成了这个时代关于人的生命的种种自我安顿的说法，唐代的诗人也是唐诗机器生产出来的。所以在机器说中，诗要高于诗人，不是诗人创造的诗，而是诗创造诗人，即是我们书写的诗，创造了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诗人，而不是强调一个强大主体，可以抛弃一切关联，机器恰恰就是要强调大的历史境遇中的关联。真正提出机器说的是瓦雷里，他非常明确地说出了关于“诗歌机器”的表述，尔后就很多人了，包括乔伊斯他们都谈过文学机器，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本雅明的理论。诗歌机器强调生产与关联，因为机器必须生产才成为机器，机器必须与其他的机器联合沟通才能开通起来。所以机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召唤诗人去服务于那个机器，召唤引导诗人去连接历史。基于此，今天我们必须想象一种新的诗歌机器，这种新的诗歌机器不仅可以收编我们当代人的历史，并且可以生长出我们当代人所需要的生命价值，并且它能教会我们人如何能从一种生命的无保护的状态变成免疫的状态。
伟栋深入到了21世纪诗歌——而非仅仅是“后九十年代”——不同以往的理念与观念构造，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建构。在具体的诗艺层面，九十年代诗歌也是一种特殊诗学而非普遍诗学。这从他们对叙事的固恋也可以看出。按照施塔格尔在《诗学的基本概念》中的说法，文学技艺与手法可以分为三种“抒情式”、“叙事式”与“戏剧式”，它们在同一个作品中可以同时共存，只不过比例不同。他的分析与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的分析有关，但黑格尔更多在西方文学史的历史分期中考虑问题。显然，三种方式并不能严格对应于某些历史时期，比如将八十年代诗歌视为抒情式，这肯定是武断的。孙基教授就强调，叙事或叙述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他在文章中还反对过程光炜教授的说法。
实际上，哪怕仅仅是以叙事式而论，昌耀可能是90年代的极少数具有史诗性的诗人，甚至是唯一的诗人，而史诗性是叙事性的极致。这难道不足以表明九十年代诗歌单纯追求叙事性的虚妄吗？而21世纪中国新诗则应该是叙事性、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有机融合，是的，甚至要在一首诗中做到这一点。戏剧性在九十年代诗歌中也是隐而不显，在新世纪诗人们才发现这一新的综合方式。
回到伟栋的理念设计，我想，按照九十年代诗歌的方式，自我矮化或许会让我们成为大诗人，但是一定会令我们成为生命的矮人。如何重新与更高的、更完整的生命实践相关联，比如与一种具有总体性的文明理念发生关系？这种文明理念，或者说文明视野，还应该包含对我们时代的文明条件和文明状况的感知与判断。在一个总体性暂时隐匿或者说无总体性的时代，重新追求一种总体性诗学，也许是未来诗学的任务。
刚才伟栋兄提到“重新诞生诗人”，我听后很受触动。伟栋兄的这个想法跟我以前提到的一个词“原生诗歌”有相通之处。“原生诗歌”是一种从个体生命的独有时间中生长出来的诗歌，它没有明确来历，难以归入既有传统和范式，也不依附于任何写作时尚。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写作的首要来源不是阅读，不是对既有诗歌的仿写、重组，而是生命的绝对独一性。“重新诞生诗人”，意味着从目前的诗歌体制里产生出来的诗人和诗歌文本的真实性要打折扣。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朝向真实：当代诗中的语言可信度问题》，讨论的就是诗跟生命之间是否建立起了真实的关系。而现在很多人的写作是奔着“高级感”去的，有“高级感”的诗就容易发表，能够征服各种奖项的评委。目前的诗歌体制更倾向于生产这样的诗人和诗歌。
我认为，一位诗人需要一段时间的独自生长。当然，这里说的“独自”并不是指与社会隔离或不读其他人的诗，而是不要那么快地进入到诗歌圈子。因为今天的诗歌圈已经高度竞技化，诗人相互之间不断相互效法并借鉴对方的招数，生命的独特性很容易就被技艺的趋同性所覆盖。虽然这种竞技式的诗歌也有其价值，但它的标准是过于单一的。这种诗写得太多，就会导致将诗歌阅读、仿写和重组当成写作的主要来源。因此，诗人在其创作早期最好不要跟诗歌圈有太密切的接触，否则一旦进入诗歌圈之后，写法就会被某种既定标准支配，他就很难写出具有“例外性”或“未来性”的作品。那么，诗人应该如何“重新诞生”？我想先举几个例子。最近大家可能在朋友圈里看到过一位“外卖诗人”王计兵，以及一位名叫叶小平的父亲暗中给自己的女儿写了三十年诗。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王计兵也好，叶小平也好，他们的诗歌肯定存在很大问题。但是诗不是只有“专业性”这唯一的尺度。我认为衡量诗歌的最高尺度是真实性，而不是专业性。只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对诗的理解之后，诗才能够真正成为“生命的行动”或“生命的技术”。诗与生命的统一，使得诗成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的力量，这比任何所谓的“高级文本”更重要。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很多诗人的诗尽管有问题，但没关系，保持耐心，不要急着成熟，不要急着成为所谓的“专业诗人”。一个诗人必须要经过前期的试错阶段。孙文波老师那个年代的诗人，在成为“专业诗人”之前，都经过了好多阶段。而我们现在的年轻诗人迅速越过那些阶段，可能用一年时间就把孙文波老师那一代人要花十几年的路走完了。我认为，所谓的“弯路”都是必要的路，只有捷径才是最坏的路。对诗歌写作最有害的便是捷径。一位走捷径的诗人，他的生命没有真实的成长，他的语言与他的认知、意识和生命完全脱节。他的语言很“高级”，但没有服务于生命。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未来的“平等诗学”。“平等诗学”是受朗西埃启发而产生的理念。朗西埃早期有一个文本叫《劳工之夜》，里面谈到一位研究哲学的木匠高尼。这位木匠并不觉得因为自己是个木匠，就不配做哲学，就不配研究有地位的人才能研究的领域。在“平等诗学”的理念中，诗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它就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每个人都会想说出或写下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出或写下的话，这便是诗的起源。纯粹出于生命需要的诗，是我们今天的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出路。摆脱种种的人设、姿态、高级感和专业性的顾虑，让诗成为生命本身的纯粹表达，我觉得这才叫“纯诗”，它不同于瓦雷里所说的那种“纯诗”。像余秀华、张二棍这些“大众诗人”，虽然我对他们持批判态度，但我并不是用“专业性”去否定他们的诗，而是我觉得民众没必要去崇拜、仰望他们，没必要只是成为他们的读者。如果你真正喜欢诗，那就去写诗吧，只有写才能让读变得深邃和开阔。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的诗，如果有一万个“张二棍”和“余秀华”出现，那么这一万个人里一定有比他们写得好得多的人。
这就是唐诗时代，我们在网络时代才进入了唐诗时代。
一行：
这并不是持一种诗的放任主义、粗鄙主义和相对主义观点。诗没有“门槛”，但进入之后或许有“台阶”（借用诗人清平的说法）：这一“台阶”主要不是外在评断的“台阶”，而是内在的、作为精神生命成长之标记的“台阶”。通过生命的自身成长，写诗者可以实现自我评判和自我纠正，也就是他在写作中会进行反思性的调整和改变。只要这些人写下去，他就会逐渐找到更好的、更准确的语言形式。
另外我还想讨论“历史性机器”的概念。我之前提过一个概念叫“动力诗学”，而称那些视诗为“封闭于语言之中的文本”的主张为“形式诗学”或者“肌理诗学”。我想用“动力诗学”来除破文本的封闭性，破除对“微妙感”的过度强调。在诗歌里，动力性远比微妙性重要。今天有很多人谈起诗歌，就会用文本是否专业、修辞是否精妙来判断。但“动力诗学”不是这样。历史本身就构成了生命的能量和动力，这一能量之流在语言、社会、身体和自然之间形成往复循环，将文本与世界、与他人关联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动力诗学”。
最后，我想说，未来诗学需要更多的向度，它一定是“众多的未来”，而不是单一的未来。
王东东：
一行兄试图用“动力诗学”来撬动“历史性机器”，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联系起诗与历史。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并非以“九十年代诗歌”反对八十年代诗歌的方式来反对九十年代，因为九十年代的对立面或反面是八十代，八十年代是他们为自己设定的对立面。即使按照“九十年代诗歌”自身的逻辑，也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正，九十年代是负，而现在则要进行“合”或曰更高的辩证，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而我们则没有这个对立面的意识。我们的对象是历史本身。
冯强：
我在会前提交了一篇论文，《“兴”与废名的儒家诗教重述》，讨论了中国古典“赋比兴”的传统中的“兴”。“兴”在朱熹那里就是开端的意思，兴，起也。我把它放到儒家诗教的脉络里面讨论，其实也容易被打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但我想做的工作是重述。赵毅衡有一篇文章就叫《争夺孔子》，我是认同《论语》和孔子的，很喜欢孔子，但是孔子往往被塑造成一个保守、落后的圣人形象。因此可以假设的确有这么一个战场：一个从事研究的人就是一个战士，要争夺孔子，对孔子进行重新解释，把他的潜能转化出来。大陆新儒家在我看来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与徐复观这些港台新儒家有很大差异。我这个文章更多借助了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兴”是感于物而动，就是一个新的开端。日常生活中我们受到触动而兴起，这个兴起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它也可以和一行兄的动力诗学和伟栋兄的历史机器关联在一起看，比如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能否将其视为历史机器的一个端口？
废名继承了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同样是一种主体降解式的循环，通过文学语言把个体与社会做了紧密的关联。废名虽然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进化论，但是他的精神内涵和胡适有一致性。废名认为，新诗要发展，首先要靠“诗的内容”。废名的这个区分，“诗的内容”和“散文的文字”好像很纠缠，难以厘清。我在这个文章里下了一个判断：“诗的内容”就是“兴”，简单来讲就是瞬间的触动以及生命的完整呈现，虽然带有偶然性，但却是当下完整的呈现。废名接着说，新诗的发展，“其次靠诗人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写出合乎诗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从古诗文里找，也可以跟引车卖浆者者那里获取，当然也可以欧化，只要句子合起来可以变成一首诗，拆开一句仍然是自由自在的散文。总之白话新诗写得愈进步，白话散文愈进步。”他不仅在文本意义上完成一首诗，而且还把白话散文考虑进来。联系到胡适那句话，“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是不是能想象一个跳开单个主体的“历史性机器”？它是一个具有巨大伸缩能力的语言系统，却又是复数性的，一方面扎根散文、口语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可以与其有无数可能的接口进行连接，每一个人，不管是一个矿工还是一个大学生，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生命的新端口、新接口，从而有机会与这个历史性机器进行连接。一旦有接口相连，我们就可以发明出无愧于自己生命的和这个时代的诗歌。这是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文章引申出来的，可以呼应两位兄长的地方。
另外我还想做一个工作：兴赋比的现代重述。我们通常的排列顺序是赋比兴，但要重述的话，我觉得这个顺序需要重新排列。我有两本书可以做参照，一本是施塔格尔1960年代的《诗学的基本概念》和帕斯1970年代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文稿《泥淖之子》。《诗学的基本概念》指出诗的三种本质为“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这不是在体裁上做简单的分类，施塔格尔认为没有一个纯粹抒情的作品，一个完整的作品有都是抒情、史诗和戏剧不同比例的互动混合。施塔格尔的“抒情式”跟“兴”非常接近，也是一个非常当下、偶然并且完全的东西，我把“叙事式”与“赋”进行关联，将强调结构性并置的戏剧与“比”进行关联。《泥淖之子》中帕斯提出从浪漫主义诗歌到先锋派的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类比和反讽。我把类比视为“比”，把反讽视为“比”的另一种类型，一种更加复杂的“比”，因为类比是连接，反讽则是对连接的拆解。在《泥淖之子》里，他针对刚才一行兄谈到的“语言、身体、自然、社会”也有一个类似的解释，帕斯认为身体的重新获得、重新回到初始时间才是新的诗歌的希望，现代主义诗歌如果走到“元反讽”，那么也就走到了绝境。其实想一下，欧阳江河所说的“反词”，就是帕斯的“元反讽”。但这个又是被帕斯抛弃的一个东西，认为这是一个绝境，只剩下一个高度发达的大脑，一种彻底的批判主义。帕斯认为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核心就是恢复诗歌与生活的关联，如果做到这一点，诗歌必然会走向绝境。
我们提“未来诗学”，绝不是提一个同一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前提，就是恢复诗歌与生活生命的直接关联，只要做到这一点，“未来诗学”是复数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所发明。我的发明就是我设想的“兴赋比重述”，这是能够把我连接到“未来诗学”历史机器上的的一个接口。
王东东：
冯强兄谈了很多，在宏观层面，他将新文化运动的视野纳入了我们的讨论。这让我们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是一种文学革命。在微观层面，则是我们时代的诗学技艺如何建构的问题，这其实也在考验每一个诗人的写作。另外，冯强谈到了胡适，这也提示我们，今天谈论总体性不一定就是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性，而可能是一种更为接近胡适的总体性，至少是更为开放的总体性。
刚才大家谈论了很多话题，我进行了一些思考。我们今天会更多地用唐诗和历史总体性之间的理想模式来恒定诗学问题，但是在做预测的时候，我们反思诗歌里的一些模式，比如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反叛，这其中也就涉及到诗歌写作未来的焦虑。因此我们设计出机器说、动力说这样的学说。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我们常常设计一个理想的模式，生活总体和历史总体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理想的模式。刚才一行兄和伟栋兄讲的机器动力学说，还是要靠有力的写作来实现。作为批评家或者诗歌写作的同行，面对这样的新的诗歌形态，除了诗学层面的建构外，还有一个工作很值得做，比如说记录。因为整个当代诗歌批评跟小说批评相比，具有滞后性。我们对当代诗的辨识工作还远远不到位，有很多诗中埋藏着潜能的东西，日后很可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诗。我们在想象诗歌跟历史生活总体的关系，以及和生命诗学的关系的时候，在诗学上成立，但在诗歌写作上有时未必成立。因为每个认真写诗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诗跟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所谓的专业诗人，只要他能坚持长时间的写作，我相信他的诗跟他的生命也能达到某种关联。或许这种关联是无效的，但是不能说完全不会产生关联。假如一位学生从大一一直写到研究生毕业，对他来说是诗歌肯定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个依赖。
今天的年轻人虽然不会再走过去那一代诗人的弯路，但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弯路。这些年轻诗人在学院里被填鸭式教育伤害，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弯路。因此我觉得应该还是去辨认好的写作状态和好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的写作里，所谓的未来诗学如果一定要跟古典诗或者跟西方诗歌有一个比较的话，我认为今天诗歌中形而上学的东西太少。对历史总体性的思考以及对生活总体性的思考，肯定需要形而上学的维度做支撑，这个力量很重要。但并非由于我们面向生活的姿态，而是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缺乏沉思的能力，以及沉思积淀出的激情与行动。这种内在的激情与行动，往往给我们的灵魂注入生机。那么在个体的写作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写作获得灵魂的新的生机呢？我认为或许要建立起有形而上学的维度。这个维度也许还需要继续实验和建设，但就现在思考的深度和语言表现的力度，肯定需要这样一个内在的强大的力量来支撑。无论是从佛教里，还是在诗学脉络里，抑或在儒家脉络里寻找，这种资源的来源非常广泛。每个诗人应该从不同程度上的自己的心性、经历出发，找到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力量。
每个时代，每代创作者，每个具体的人，如果想创造出真正的作品，都是从意识到绝境的存在开始的，可能也只好从绝境开始。波德莱尔有波德莱尔的绝境，艾略特有艾略特的绝境，冯至、穆旦、海子也有属于他们各自的绝境。里尔克有一句诗，“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否激动如大海，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认出风暴，属于时代更属于自己的风暴。很多人身处绝境之中，经历了一次次折磨或羞辱却依然甘之如饴或甘于沉默，这是自我和诗歌的双重迷失，是精神的奴性与致命的现代漠然，可悲的是这样的事例太多。无论是时代的绝境还是诗歌的绝境，最终都要回到个体的绝境，包含着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的发现和具具体体的创造。
在这个“未来论坛”的前半程，一行等几位批评家提到不少新世纪诗坛的危难与弊端，如二十年来没有产生较大规模实质性的诗学论争，如论资排辈，新人和新美学被压制，如“现代主义的贫困”，如“对情感的国有化”，如被规训的“速成语言”……我想大体还可以补充几点：生命力让位于权力，而权力又在僵化腐朽，切肤之痛与切肤之爱的书写未能得到张扬，更多的是二手经验的移植，锋利的开辟性理论太少，与世界的对话也缺乏开放性和原创力……
论坛上，几位评论家谈到了“保守主义新诗”的兴起，认为虽有不小成就，但是可能比学院派诗歌的问题还要大。在我看来，“保守主义新诗”或“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实绩是明显的，但问题也随着时间流转而变得显豁，最大的问题可能并非缺乏精神内核或遮住了什么，而是没有把“保守主义新诗”自身真正的能量深度发掘并化转。比如说他们回望意象，回溯音律，回向古典勾连当下，但是并没有将其中的能量穷尽，反而渐渐陷入雷同、空转乃至现实幻觉之中。这不仅仅是“保守主义”或“新古典”的问题，也许正是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一大症结：当代诗歌不是没有省思与革新，而是往往缺乏深刻性和持久力，匆匆忙忙地发展，遵循运动式的快感与短暂性，你方唱罢我登场，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还没有切实解决就被打断了，而90年代叙事本身的能量也没有被善待和审视，紧接着又被世纪末和新世纪的浪头打在沙滩上……个人的问题还没理清，就卷入时代的断裂和加速度，内心的问题还没有理清，就陷入现实的泥潭……
至于未来诗学，我以为，在当代无论是已经处于“晚期风格”写作的成熟诗人，还是处于早期或中年写作阶段的诗人，大家的命名能力都比较弱。80、90年代有很多意义深远的命名和实践（如“诗到语言为止”“日常经验”“可能性”“及物”“对抗”等），学者和诗人都充满动能，出现了很多具有诗学生产性和文本创造力的东西，但是曾经提出这些内容的人，在今天也大都无法在自己的“小传统”上再有所挺进了，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为什么今天的命名能力低？我认为是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了。只有看到了这个时代真正的绝境和危机，看到了新的渴念和可能，才能真正生出命名的原力和法门。如大家所言，文学体制、诗歌体制、批评体制都越来越“合流”“和气”，却也越来越钳制思想与活力，规训棱角与路径。时代日益复杂，诗人被覆盖、裹挟、涂抹，却偏安一隅。不少诗人、评论家自认已然大师、天才或名流，他们要么把自己从这个时代中剥离出来，看不到时代的问题，也看不到自身的缺点和新的可能，要么更多囿于利益和诱惑，动弹不得。于是，一方面，诗人无法超拔于时代，也无法超拔于自我，另一方面，诗歌和广阔的读者是断裂的，真正在诗学创新和读者口碑上都立得住的好诗少之又少，名气大于文本，活动大于文本，虚妄大于文本。
有一点最致命也最易被忽视，无论诗人是否越来越边缘化或在本质上是回归本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诗人在诸多方面均未能走在时代和社会的前面，没有在思想引领力、整体感受力、叙事辐射性、具体接受度上走在其他主体（或“媒介”）的前面，新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思潮、突出变革是首发于诗坛或由诗人引领……诗人非但未能成为先锋（或冒犯者），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拓展者、丰富者。
形势如此严峻，未来诗学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提升诗歌的音乐性，增加阅读的亲和力，敏锐应对高科技与人的交互等等，但我觉得最可珍视的是命名与赋形并重的诗学。大胆命名，小心赋形。这是充满抱负的诗歌，奋不顾身而又文本为大的诗歌，这也就是既有思想，有算法，又具备算力的诗歌。想要加强命名能力，首先要加强自我的美学建树特别是其生长性、生产性。此外，两者是辩证的，命名不是空的，是一种自时间中涌起的原创力和统摄力，命名既是发明，也是一种赋形，赋形则是另一种命名，更具体而鲜活的命名。与此相应的是，召唤独抒性情的诗人和现代集大成的诗人。悲观地讲，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虽说一切充满偶然，而当集大成者适时而生，中国新诗或曰现代汉诗的合法性与审美性才算最终完全确立了——命名与赋形并重的诗学最可珍视之处在于，它是重个体任自由而又集大成的诗学——而这种确立也可能意味着新的开始与变转。我想到一种参照性，那就是唐诗的发展，唐初出现了“四杰”，但他们依然更多属于自我超凡灵性的范畴而非真正的大师。等到李白、杜甫这些诗歌的顶峰形成时，这个王朝已经运行一百多年。而且，李白和杜甫的诞生也是经历了唐之前数代诗人以及初唐许多诗人的不断积累和推动，他们可以称为集大成者，只不过李杜的集大成各有其样貌。以唐诗映照当下，现代新诗经历了百年的跌宕波转，备受期盼的除了自我性情的抒发者，更召唤现代的集大成者（二者不是截然的，而是相互渗透）。那些具有超级综合创造力的诗人、集大成的诗人，他们从汉语深处而来，敏于面对开放而又闭锁的世界和世界文学，他们统辖多种题材，并且有自己的超拔思想力和预见力，能够将抒情性、史诗性、戏剧性的美学和方法作为自己的能量加以汇聚发扬。
西川等诗人和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期间，不少唐诗的巨擘和妙手都在，但是他们没能成为一个新的自己。当时的唐王朝战火频仍，民生多艰，几乎只有杜甫深度洞悉了这种“国破山河在”“天地终无情”，将乱世植入盛世，将时代写入自身，同时雕刻进诗歌之中，成为了新的自我，成为了诗之大者。
可能，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安史之乱”，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来自大自然或疾患，来自政治经济或战争，来自内心，来自人类或后人类的深渊。有必要申明一下的是，不是说一个人受了苦难就天然地能成为一个悲剧的创作者，也不是说经历了死亡就能成为真正懂得生命的人。勇敢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因了庞然或严酷的现实禁忌、一己的安危得失，很多人不够勇敢，写的内容很是苟且。另一方面，勇敢有赖于思想力和文本能量，看你敢不敢置身于惊涛骇浪、有没有智慧和能力与真相相碰撞。因此，有待于把所谓的光鲜亮丽和混乱混沌都揭示出来，把自己的惯性打破，令潜在的能量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的未来。当然，再强调一下，这需要崭新的算法，且须具备强悍的算力，否则也只能是“有想法没办法”，徒呼奈何，在漂亮的陈词滥调和廉价的变形中滑行。
1980年代有三个美学原则的“崛起”，事实上，新世纪也有“无数”美学原则的崛起，只不过它们很少得到关注，暂无法产生大的影响。它们在慢慢成长，逐渐从土坡长成丘陵，甚至以后可能会成为高峰。比如说刚才大家讲到的，有一些像“外卖诗人”那样的素人诗人、业余诗人，还有一些有抱负的异质性诗人，以及尚处于遮蔽之中的实力诗人，他们在不断成长变化，等待着机缘。真正的集大成者、伟大的综合性诗人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广阔的土壤、氛围和必要的时间。有了好的生态的诗坛才更平等、更多元，也更可期可待。
终究，时代复杂而贫乏，体制桎梏，诗坛僵化，所有的问题在积聚在凸显，但也许正在酝酿着更深刻的反叛和更强力的破局，没有什么能压制住一个未被体制吞噬也未吞噬他者的赤子的才情，也没有什么能阻挡颖利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悟，而真正集大成的诗人和超级文本也终究不是虚无缥缈的。“美是困难的”，美是自由，美是远近高低各不同。
刚才提到诗歌和作协体制问题，许多诗人和批评家被大面积地“驯服”，所以实在无法做出新的研究。我们作为诗人或创作者，最起码要达到一种自我启蒙的状态，不能那么糊糊涂涂地去创作。诗人可以思考如何去改变困住他们的诗学结构和社会结构，可以思考如何用语言的身体和灵魂去表现正常的公民言说，而不是去逃避思考。思考公民诗学，犹如在想象公民艺术，如果把公民作为艺术的一个寻求，当然也离不开在此基础上，该如何处理本土痛苦。反思本土，就会发现精神分析和精神解放的重要，体制带来的政治忧郁和公共忧郁并非只是形式，而是由真切的各种忧郁内容构成，在此，形式并非大于内容。人们已经忽略、麻木于生存环境，处理本土痛苦的媒介与现实公民语言材料有时毫无联系，反思本土和表现技巧有时也已经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这让 21 世纪头 20 年的中国新诗断裂处的公共忧郁和公民诗学产生诸多无力感和无助感。在当代诗这里，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信仰和宗教，这些是否寄托了当代诗的本质诉求？中国诗歌是否已远离公民和宗教太远？是诗人自己的原因还是社会、政治等因素？对于当代诗的理论批评，首先需要公民精神的介入，也需要精神分析的介入，也需要及物写作的不回避社会伦理，不把关照日常事物变得窄化，这与对当下语境的反思有密切关系，也与作者的公民意识和是否具有公共精神有关，也与艺术史环节的历史嬗变和与众多的自我清醒对话有关。21 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之一，显然是如何有效地以自由主义视角去处理本土痛苦并反思本土，当代新诗的忧郁机制与悲怆语境所生成的主体力量，不断刷新着国内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中国新诗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忧郁在此高于颓废，忧郁属于一种主体自觉，而非自娱、逃避或隐匿，忧郁不是极端，而类似于一种温和的变形。
刚才很多同仁都谈到了要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诗学。“未来诗学”这个概念我们经常看到，它既是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指向理想的诗学写作状态，同时又是一个极端丰富的、具有开放性的话语空间。今天的诗人如何想象和建构“未来”？就目前的诗歌现场观察，我理解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析。首先是面向文化传统，从过去的时间中找寻建构未来的方式，使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学和新诗加密联系。一些诗人已经发觉，“回归传统”是通往“未来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的有效途径，他们开始沉实反思，积极转化古典文学精神，从中择取相应的情调与技法，既在“诗言志”的公共层面承袭了古典诗歌对现实的观照，又在比兴手法、古风情境、古典意象等艺术层面润泽了新诗的内部肌理。还有一些操作者对传统情境进行了各类改造，以实现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抑或用古典的方式塑造今日生活。这类源于传统却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想象方式，契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风尚，也为诗歌的意义向未来延伸辟得蹊径。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写作者把古典文化精神（或者说传统精神）看作一个整体，没有对它内部的细节肌理进行细分，这就容易陷入简单化、机械化，最终导致诗质的重复化。以上是我说到的第一个方面，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源自伟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句话，说今天我们的灵魂正在追着历史跑，这其实涉及一个速度问题。很多写作者和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建构未来诗学以及发表相关评论时，他们经常会把焦点集中在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人的速度体验上，进而提倡做“减速的诗学”，以便回归纯粹的主观经验。他们强调在个体的时间中为精神寻觅栖所，保留着与新奇体验相遇的机会，实际上，这般寓言化的情境，折射出探索者们对自我意义如何生成的思考。当一个人选择“减速”的同时，一种专属于个体的感觉结构也确立而生。由内部心灵时间建立起的速度感，能够涤除外部现实的诸多干扰，便于诗人冷静地厘清、组织采撷自现实的一系列经验元素，使他找到联系既往与未来的意义焦点，以便重构内心话语的平衡。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未来的诗学应该包含写作，同时也要包括评论，甚至诗歌的传播和教育。作为评论者，应该多研究具体的文本，以不同诗人的“语言”特质为中心探讨真问题，避免把各种现象急迫地纳入某种主义，将评论引向泛化。
伟栋兄和一行兄所讲的内容，我是非常认同。在我初入诗坛的五、六年时间里，我的感受非常明显。每一个新入诗坛的诗人都存在着被格式化的可能性。我们要保持一种自我清醒，在大环境下这种清醒很难保持，因此非常容易被格式化。不管是学院派、民间派还是官方派，总之，不论哪个圈子，都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操控，如果写作者本人没有一点信心的话，可能写作很难持续下去。
另外一点我想说，我们的生活存在很多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面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怎么达到一种自我的和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种和解如果呈现在我们的诗歌里，或许就是一种神性的、命运的的表达。一旦表达出来之后，诗歌就会成为一种疗愈的工具，我们因为诗歌而变得更加幸福。这难道不就是生命最大的意义吗？我始终持一个观点，在诗歌中过度追求名利和认可，恰恰是一位诗人在诗歌写作里最大的敌人。虽然人被欲望把控，可能无法保持绝对的清醒，但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一定的清醒。
听了前面朋友们的发言，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当代诗的确存在某些内在的困境。刚才伟栋提到，对这种困境的感受与判断更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直到今天才有更多的人有所意识，我想这也许和我们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的变化也有关系，外部环境的震荡进一步暴露了这种困境，也逼迫着我们去思考如何突破它。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需要大家通过写作的认识和实践上的努力，为当代诗的未来打开新的局面。我就简单谈一下我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的几个想法。
很多朋友认为要突破目前的困境需要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有所反思，比如90年代诗歌对经验的注重，逐渐蜕变为一种经验的爬行主义。那么如何实际有效地把握我们的经验？90年代的诗歌通过叙事性的方式来处理经验，而这样一种处理经验的方式背后，原先是有一个总体性的历史眼光的。那么一方面，这种历史眼光、历史认识存在的问题今天需要重新反思，另一方面，对经验的书写和这种认识的总体性之间的连接后来也消失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同意，当代新诗的“未来诗学”里应该包含一种形而上的维度和普遍性，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如何能够成为思考和建设这种普遍诗学的有效的中介。
第三，我也非常同意重建主体的呼唤，因为失去了总体性的个人化诗学所形成的后果就是主体的涣散。那么是不是需要从一种观念化的主体理解转向更具实践性的，并且通向社会和他人身心实际状况的主体理解和培力，使诗歌与更多的普通人的身心形成感通的关系。
刚才有朋友谈到了诗歌与生命的关系、以及诗歌行动等观念，我都非常同意。这些观念其实也是浪漫主义诗学里很核心的内容。我们当然已经不再相信文学进化论的观念，不过要突破当下诗歌的困境，如何避免只是在文学观念的运动内部上下摆动，而是能从这样的状况中挣脱出来，也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
今天的会议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也想简单说一下诗歌的最大动力在哪？我想到了钱钟书先生和废名先生的观点。今天大家探讨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和未来，我想到了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出的“诗分唐宋”的观点。就是说从唐宋以后，中国诗歌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反反复复的路子。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到元明清时期的中国诗歌发展上去寻找答案。这就像30年代废名先生所说的新诗的意义：形式上是散文的，内容上是诗的。这个定义特别有趣。这些年我对诗歌的一个体会，这也是基于废名先生的观点，总是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新诗的危机本身是从“诗分唐宋”之后出现的话，就说明我们文明本身存在问题。
大家今天提的好多观点，我想是不是也和20年代或者是上世纪初的语境相似，比如和鲁迅对摩罗诗力、摩罗精神的推崇有关？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出路大概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也许就是中国文明本身出了问题，也许我们真的很难回到盛唐那个时代了。如果我们要回到盛唐诗歌的话，或许我们的思考会更加清晰。
刚才东东说到，我们实际上是在思考或者说重构同代人的诗学。我一直觉得，作为同代人，可能不一定就是同代人，这里有一个“成为同代人”的问题或命题。作为年轻的学者，我感到他们中确实有部分是从同代人出发而且成为了同代人的，但也有另一部分未必如此！而我们这些作为上一个年代的人，也试图靠近同代人甚至成为同代人，由此进行切身的对话和审视。我能体会到，当代年轻的批评家们拥有危机的意识，这是有合理性也是有源头的。比如一行谈到的绝境说，就很贴切和形象。他们处在无路可退的绝境中、悬崖边，正是这种境遇，让他们产生并焕发出强烈的突围意识，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的确这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诗歌写作开始成为一种体制化、固化的状态。今天我们谈论新世纪诗歌的境遇、出路和未来，大多是从90年代诗歌出发，由此我才明白东东他们为什么总在回看和反思90年代诗歌，而却把80年代诗歌给放下了，其实并不是！原来他们是把90年代诗歌作为体制化的庞大背景和固化格式来看待和面对的，并试图突破这种格局，走出阴影和新路，进而创造如80年代那样自由解放的时代，这实际上带有一种再出发的强烈的意志和倾向。所以我听到今天学者们的发言后，有这样的体会：今天也确实到了一个再出发的节点和时机。长期固化而又庞大的阴影遮蔽了那么多，包括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试图找到自己的话语重新出发是有现实合理性的。包括之前谈到的所谓保守主义的背景，总体意识的消减，以及由此引起并力图重建的动力诗学。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维度和启示，我也很赞赏他们这种突围意识，或者说重建我们时代的诗学的自觉精神。当然这种突围和重构的确需要一些前提，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基于对曾经的历史叙事的“知”和辨认。刚才冷霜给我们提供了很具体的思考路径，我觉得这里面特别谈到的就是如何辨认我们之前的诗学。包括一些学者提到的“返回八十年代”话题，其实八十年代是个孳生地，这里面有个“返回谁的八十年代“的问题。刚才一行也提到了一些民间诗人的写作实验、探索，这也说明，实际上我们现在试图重建的诗学，并不是在空白之上凭空而建立，而是已经有了现实的书写经验和实践，只是感到现在对于这些写作经验及文本的辩识，包括对于既有诗学的辩识都显得非常重要而又感不足。比如我们谈到语言的本体意识，一般都是把它看成一种形式主义，其实这并非如此简单，它可能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涵义。我一直坚持回到语言本身，其实也是回到事物和生命本身，它是同构一体的本体论的诗学观。所以我们在辨认固有诗学的基础上重构这一代人不一样的诗学，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总而言之，我们面对当下的境遇，有一种再出发的氛围和意志，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近一段时间，我还注意到有些学者谈论的“重提文学性”话题，这其中的意涵和逻辑我们能够明白。而我特别想强调的“再出发”，除了这种文学本身的自觉，还有一种“本身”同样也是新时期的根本，这就是“人的自觉”的诗学，或者说是一个再启蒙的问题。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巨大的背景，大家之前讲到的生命、动力、机器诗学等等话题可能都无法离开这个背景。这也是我想强调的
王东东：
拾壹月论坛举办五六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诗歌批评话语的进展甚至是重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既有的诗歌史的重写与改写。过去几期拾壹月论坛主题我们相继开展了21世纪中国新诗的话语与秩序、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和主义、21世纪中国新诗的守成与维新等讨论，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当代诗歌体制批判、反思90年代诗歌、21世纪中国新诗整体批评以及21世纪中国新诗自我革新的路径等话题，还有待于我们青年批评家和诗人来展开。
张伟栋：
如何将未来诗歌的突破落实？我遵循的是这样一条思路：观念的实现就是诗学的实现，观念的就是现实的，观念的突破也就是诗学的突破，在一种诗学的建设意义上，它是对困境的非常有效的回应。之前我听了几位老师谈的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这和我接下来谈的内容也有关有关联。
比如说一行和东东反复谈到“僵尸”的问题，当然这是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在提示我们一个事实：我们需要获得免疫。就像对抗病毒所需要的免疫，诗学应该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屏障，把我们与僵化东西做隔绝，做切断。我们知道任何的生物免疫系统都是这样的，要把生命从无保护的状态转为庇护的状态，从无生机的状态到有生机的状态，一种让生命生长的状态，而这就是朝向未来的诗学所需要做的工作。光昕讲得很有趣，即如何从有限的、只能处理文学史的部分问题的诗学转化为普遍的诗学。我的说法和光昕说的稍微有一点差异，我把这种有限的诗学称为特殊的诗学。对特殊诗学最典型的表述是臧棣所提出的命题：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将诗歌作为特殊的知识、特殊的类型来看待，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了特殊诗学的最初样态，它来自于现代主义审美的独立性原则；另一层面，张枣的“元诗”概念也促使了特殊诗学的成立。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言论：鲁迅是新诗之父，这个主张其实是用一种特殊的书写原则去反对胡适的新诗，然后把鲁迅所代表的这种现代主义书写原则做为我们书写的普遍原则确定下来。这就是特殊诗学，就像一行所说的那种把某类诗歌视为专业化的，而把其他视为一种非专业化的或者不及格的，比较低级的东西。
而普遍诗学则是朝向更广阔之处的诗，或者说更集中地朝向生命本身的诗，诗要有益于生命，而非有益于文本或是有益于某个作品，而是要就使我们的生命从一种无保护的状态转为被庇护的状态，从一种无生机的状态转为一种有生机的状态。这里就涉及到光昕所说的：需要要改变语言；以及冯强所说的：要在语言身体上形成一种循环，要形成一种不断流的绵延的沟通；这也和顔炼军所说的反对那种文人意义上的诗相关，反对那种把诗作为某种趣味的、单纯审美的文人意义上的诗学，即特殊的诗学。但是不是我们摆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呢？就如炼军所说的人面对现实要有现实感，有历史感，或者如周瓒老师刚才和我谈的：我们是不是需要个体建立更好的开放性，增强主体的意志力，增强主体的沟通力，或者是我们把这个主体强化，获得更高的智识，让它进入所谓的人文社科所要求的公共领域，是不是就可以了？我觉得不行，思路不是这样的，这依然还是主体诗学的思路，还是在困境里去想象关于未来的诗学，好像我们转换一下思路我们就可以摆脱困境？我觉得不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困境所在，单纯从我们自身改变不了困境。我经常引用两个人诗，我觉得它能更好地说明特殊诗学的困境。一个是沃尔克特的说法，沃尔克特的前提是要改变语言，一个诗人需要不停地改变语言。怎么做？他说改变语言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活形态。我们上场所谈论的九十年代的困境，正是在这个逻辑里自洽的。他不停地说“改变我的生活”或者改变主体能量，好像我因此就获得了一种诗的形式。但生活本身的机制就是困境，你可以改变生活形态，你在郑州生活也可以，到海南生活也可以，貌似你从郑州到海南改变了生活，当然也改变了形态，但是你生活困境的基座改变不了。我们是在一种幻觉中去改变，好像只要我们个体面对现实就可以了，好像我们个体能介入一个更大群体、与之沟通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很多年我们的介入都是无效的。虽然从介入层面而言，新世纪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大改变，但之所以我把它称作九十年代第二期，是因为它只是一种内部逻辑的突破，而非整体超越了九十年代的逻辑。
有两种诗学可以对未来诗学提供了思路。一个是里尔克的。里尔克恰恰也有一句诗跟沃尔克特的诗非常像，但是遵循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在《阿波罗雕像残躯》（Archaïscher Torso Apollos）中，他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命（Du mußt dein Leben ändern.）。不是改变语言，不是改变你的生活，而是必须你改变你的生命。这句话的意义被另一位非常重要的20世纪思想家斯洛特戴克发挥了，斯洛特戴克将其置于他球体理论中去讨论。可以说，这是20世纪的阿波罗主义，它强调通过一种生命技术重新去塑造生命，使这个生命可以诞生新的主体，而不是回到旧的主体的扩充。而我们之前所有的想象还是希望能使一个旧诗人的主体扩充，加强它的能量，加强它的综合性质，但是如此，困境无法改变。而必须改变你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从生命重新诞生，所以斯洛特戴克的球体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重新诞生的理论：生命必须重新诞生，我们必须宣称那代诗人之死，重新来诞生诗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去考虑一种普遍诗学。普遍诗学承接了斯洛特戴克的理论，它宣布一种阿波罗主义，即生命的必须改变生命，通过一种生命技术改变生命，让生命诞生。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阿甘本的《诗的终结》，他谈到俄耳浦斯主义。俄耳浦斯主义也是通过里尔克提出，阿甘本通过里尔克的赞美诗的挽歌化，对荷尔德林进行阐释，当然经过了阿多诺的思考作为过渡。阿多诺对荷尔德林有个非常著名的判定，parataxis，我不讲太多。
这都是我们讨论的前提，我们要必须想象90年代的诗学已经陷入一种特殊诗学的困境，只有这样我们才算在直面自身的困境。我不是用这个东西去否定谁，九十年代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困境，我们要在困境意义上去想象诗学，而不是想象某种对立，我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讨论的。
所以我认为阿甘本很重要，就在于他是从里尔克出发提出的俄耳浦斯主义。其实从整个浪漫派以来，一直到20世纪当下整个的世界诗歌传统中，就具备着一种普遍诗学的思路，这并非只是我个人的单纯意向。普遍诗学是怎么对接的我们今天的困境和现实的呢？我觉得这就是光昕所说的，它是未来诗学的形象，同样也是福柯在自我技术里说的：我们诗学就必须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想象和建立我们可能之所是，而非我们当下之所是，而是我们可能朝向未来的可能之所是。我觉得从浪漫派到20世纪所构建的这种普遍诗学的思路，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当代诗的参照思路。这个重要线索可以延长到很长，在浪漫派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主张。普遍诗学，可以用诺瓦利斯的话来概括：“诗必须被当做严格的艺术来追求”。这不是所谓的单纯书写所表述出来的诗，阿多诺也对此有非常具体的表述，他认为仅仅只是个人的激情和经验的流露，还不能算是诗。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书写、个人情绪的审美表达，不能算是诗，只有当诗赢得普遍时，才能真正被称为诗。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探讨普遍诗学时重要的线索，是可以作为观念上去想象的东西。
辛尼德也有一个关于普遍诗学的著名说法：使人成为诗人的不是押韵和诗行，就像使律师成为律师的，不是他披的长袍，不是单纯写诗就可以被称为诗人的。这个系统很强，我不继续去梳理理论化的构成，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是只停留在争论上，而是进入真正的诗学问题，对当下的东西在一个创建意义上去回应，那么这里就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反对，而是在朝向未来时去回应当下的困境，使诗变成我们生成的力量，让诗成为更加强有力的东西，而不仅仅是阅读和写作行为。把诗变成生命的核心，它可以帮我们建构一个更强大的主体，帮我们修复主体的恐怖和残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试图去勾勒和想象的普遍诗学，它的出发点是对于困境的回应。对此我把普遍诗学与特殊诗学做了一种转化和连接，普遍诗学不是对特殊诗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转化，让它真正具备去生成的能力。就如当年席勒所说：我面对困境的唯一的办法，不是取消它，而是生成一种更高的艺术，通过一种更高的艺术去包容它，去超越它。
那么这种更高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在特殊诗学里转化出一种普遍诗学？在这里，这个概念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因为他们认为普遍性不在了，它只是人为强加的一种权力意志的结果，我觉得恰恰相反。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界定普遍诗学的，与此相对的，我先通过三个概念来表述特殊诗学。首先，它以书写为最高原则，以成为一个诗人为目标。而书写就强调用什么技艺？强调技艺，就是强调文本，就比如强调诗的节奏和诗的隐喻，或者是诗的分行。换句话说，技艺是在诗的内部来谈的，它特别强调诗内部的谋篇布局，那么书写的根基最后只会落实到文本，一个作品。特殊诗学是在这样的机制中循环，特殊诗学机制中的目标就是所谓的成为大诗人的目标，就如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他们希望在文本意义上去造一个杜甫，而不是在诗学的生成意义上去比较。这种书写与技艺的差异化，即强调风格的不同技艺的差异化，是以文本的所谓的经典性作为它谋求的目标，作为它特殊诗学的构想，而这种书写、技艺与文本，是今天的我们绕不出的循环，这就是我们今天困境的另外一部分。
那么相对于特殊诗学，我认为普遍诗学是以另外三个概念来构建的：行动、技术与机器。首先，它不以书写作为目标，它是以行动为目标。所谓行动，强调的是“去”行动，强调动词，相对于特殊诗学强调的那种朝向经典化作品以进入一种经典化序列，普遍诗学所强调的是诗要成为生命的主导力量，成为生命的力量，因为去行动，就是改变生命的产生形态。所以，去行动就意味着转化，把生命的黯淡无光转化成某种光亮光彩的东西，把无生机的东西转化成有生机的东西，把破碎的东西转化为活力的东西。普遍诗学与书写原则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书写只考虑到他人能不能认同，而普遍诗学不关心这个问题，它关心的是我们今天的写作能不能有益于我们今天的生命。我的行动概念其实最早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也就是他伦理学的一个判断，“一切技艺都会生成某事物，制造和行动是不同的，技艺必然属于制造，而不属于行动。”我认为他诗学的核心仍是行动，只不过他把具体行动落实到“净化”而已，要求诗能够来“净化”生命。行动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普遍诗学最重要的出发点，它和书写机制不一样的，那种诗学喜欢设立等级，只有那些掌握了诗歌秘密的人写得更好；也不像张枣通过提出鲁迅是新诗之父，认为胡适不配作为文史来书写的……胡适非常重要，但要是按照他的元诗机制而言，胡适就不重要了。所以，特殊诗学是排他性的，等级制已经把那些其实对生命有意义的诗排除在外了，它只要求一个非常专业的文本化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诗写得越来越晦涩，越来越复杂的原因，而我通过行动来破解它的书写与技艺原则。
技艺是说的文本内部的技艺，所有的文学技艺性都服从于书写，因为它的技艺总是可循性的。比如，你是从里尔克这个系统下来的，你不会写着写着就变成华兹华斯的，这就是技艺的法则，无论它怎么强调技艺的差异性，它还是服从了既定书写的、符合现代主义贫困书写的那种技艺的差异性。而普遍诗学强调的不是它的技艺性，而是技术。这不是大家所理解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技术，我这里所说的技术必须是一种生命技术，生命技术是对生命形态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内部化的东西，因为生命之所以成生命，它要和很多东西建立关联才可以成为生命，单个的个体不能成为生命。就像许煜的宇宙技术论中所说的一样，也就是通过技术实现的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统一，比较典型的生命技术是中国古代的炼丹术，炼丹时个体生命通过和天人沟通，通过和更大的宇宙沟通，建立了一套安顿生命的法则。我是用技术的概念去破书写原则的，生命技术必须在非常大的系统里才能构成生命技术，而这种技术其实它就是生机技术，它来自斯洛特戴克的生命技术。
第三个概念是机器。不同于特殊诗学的文本，对文本化的追求，对经典化的谋求，我强调的是历史性的机器。机器可以去容纳更广阔的经验，可以和其他的机器通过端口连接。与文本的封闭性不同，机器它有非常强的开放性，冯强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谈机器，因为我需要破除主体意义上的诗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唐诗，所谓的机器说中最重要的是王国维的说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唐诗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机器，在唐王朝时代，唐诗生产关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想象，这一时代的历史的未来，它生成了这个时代关于人的生命的种种自我安顿的说法，唐代的诗人也是唐诗机器生产出来的。所以在机器说中，诗要高于诗人，不是诗人创造的诗，而是诗创造诗人，即是我们书写的诗，创造了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诗人，而不是强调一个强大主体，可以抛弃一切关联，机器恰恰就是要强调大的历史境遇中的关联。真正提出机器说的是瓦雷里，他非常明确地说出了关于“诗歌机器”的表述，尔后就很多人了，包括乔伊斯他们都谈过文学机器，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本雅明的理论。诗歌机器强调生产与关联，因为机器必须生产才成为机器，机器必须与其他的机器联合沟通才能开通起来。所以机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召唤诗人去服务于那个机器，召唤引导诗人去连接历史。基于此，今天我们必须想象一种新的诗歌机器，这种新的诗歌机器不仅可以收编我们当代人的历史，并且可以生长出我们当代人所需要的生命价值，并且它能教会我们人如何能从一种生命的无保护的状态变成免疫的状态。
伟栋深入到了21世纪诗歌——而非仅仅是“后九十年代”——不同以往的理念与观念构造，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建构。在具体的诗艺层面，九十年代诗歌也是一种特殊诗学而非普遍诗学。这从他们对叙事的固恋也可以看出。按照施塔格尔在《诗学的基本概念》中的说法，文学技艺与手法可以分为三种“抒情式”、“叙事式”与“戏剧式”，它们在同一个作品中可以同时共存，只不过比例不同。他的分析与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的分析有关，但黑格尔更多在西方文学史的历史分期中考虑问题。显然，三种方式并不能严格对应于某些历史时期，比如将八十年代诗歌视为抒情式，这肯定是武断的。孙基教授就强调，叙事或叙述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他在文章中还反对过程光炜教授的说法。
实际上，哪怕仅仅是以叙事式而论，昌耀可能是90年代的极少数具有史诗性的诗人，甚至是唯一的诗人，而史诗性是叙事性的极致。这难道不足以表明九十年代诗歌单纯追求叙事性的虚妄吗？而21世纪中国新诗则应该是叙事性、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有机融合，是的，甚至要在一首诗中做到这一点。戏剧性在九十年代诗歌中也是隐而不显，在新世纪诗人们才发现这一新的综合方式。
回到伟栋的理念设计，我想，按照九十年代诗歌的方式，自我矮化或许会让我们成为大诗人，但是一定会令我们成为生命的矮人。如何重新与更高的、更完整的生命实践相关联，比如与一种具有总体性的文明理念发生关系？这种文明理念，或者说文明视野，还应该包含对我们时代的文明条件和文明状况的感知与判断。在一个总体性暂时隐匿或者说无总体性的时代，重新追求一种总体性诗学，也许是未来诗学的任务。
刚才伟栋兄提到“重新诞生诗人”，我听后很受触动。伟栋兄的这个想法跟我以前提到的一个词“原生诗歌”有相通之处。“原生诗歌”是一种从个体生命的独有时间中生长出来的诗歌，它没有明确来历，难以归入既有传统和范式，也不依附于任何写作时尚。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写作的首要来源不是阅读，不是对既有诗歌的仿写、重组，而是生命的绝对独一性。“重新诞生诗人”，意味着从目前的诗歌体制里产生出来的诗人和诗歌文本的真实性要打折扣。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朝向真实：当代诗中的语言可信度问题》，讨论的就是诗跟生命之间是否建立起了真实的关系。而现在很多人的写作是奔着“高级感”去的，有“高级感”的诗就容易发表，能够征服各种奖项的评委。目前的诗歌体制更倾向于生产这样的诗人和诗歌。
我认为，一位诗人需要一段时间的独自生长。当然，这里说的“独自”并不是指与社会隔离或不读其他人的诗，而是不要那么快地进入到诗歌圈子。因为今天的诗歌圈已经高度竞技化，诗人相互之间不断相互效法并借鉴对方的招数，生命的独特性很容易就被技艺的趋同性所覆盖。虽然这种竞技式的诗歌也有其价值，但它的标准是过于单一的。这种诗写得太多，就会导致将诗歌阅读、仿写和重组当成写作的主要来源。因此，诗人在其创作早期最好不要跟诗歌圈有太密切的接触，否则一旦进入诗歌圈之后，写法就会被某种既定标准支配，他就很难写出具有“例外性”或“未来性”的作品。那么，诗人应该如何“重新诞生”？我想先举几个例子。最近大家可能在朋友圈里看到过一位“外卖诗人”王计兵，以及一位名叫叶小平的父亲暗中给自己的女儿写了三十年诗。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王计兵也好，叶小平也好，他们的诗歌肯定存在很大问题。但是诗不是只有“专业性”这唯一的尺度。我认为衡量诗歌的最高尺度是真实性，而不是专业性。只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对诗的理解之后，诗才能够真正成为“生命的行动”或“生命的技术”。诗与生命的统一，使得诗成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的力量，这比任何所谓的“高级文本”更重要。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很多诗人的诗尽管有问题，但没关系，保持耐心，不要急着成熟，不要急着成为所谓的“专业诗人”。一个诗人必须要经过前期的试错阶段。孙文波老师那个年代的诗人，在成为“专业诗人”之前，都经过了好多阶段。而我们现在的年轻诗人迅速越过那些阶段，可能用一年时间就把孙文波老师那一代人要花十几年的路走完了。我认为，所谓的“弯路”都是必要的路，只有捷径才是最坏的路。对诗歌写作最有害的便是捷径。一位走捷径的诗人，他的生命没有真实的成长，他的语言与他的认知、意识和生命完全脱节。他的语言很“高级”，但没有服务于生命。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未来的“平等诗学”。“平等诗学”是受朗西埃启发而产生的理念。朗西埃早期有一个文本叫《劳工之夜》，里面谈到一位研究哲学的木匠高尼。这位木匠并不觉得因为自己是个木匠，就不配做哲学，就不配研究有地位的人才能研究的领域。在“平等诗学”的理念中，诗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它就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每个人都会想说出或写下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出或写下的话，这便是诗的起源。纯粹出于生命需要的诗，是我们今天的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出路。摆脱种种的人设、姿态、高级感和专业性的顾虑，让诗成为生命本身的纯粹表达，我觉得这才叫“纯诗”，它不同于瓦雷里所说的那种“纯诗”。像余秀华、张二棍这些“大众诗人”，虽然我对他们持批判态度，但我并不是用“专业性”去否定他们的诗，而是我觉得民众没必要去崇拜、仰望他们，没必要只是成为他们的读者。如果你真正喜欢诗，那就去写诗吧，只有写才能让读变得深邃和开阔。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的诗，如果有一万个“张二棍”和“余秀华”出现，那么这一万个人里一定有比他们写得好得多的人。
这就是唐诗时代，我们在网络时代才进入了唐诗时代。
一行：
这并不是持一种诗的放任主义、粗鄙主义和相对主义观点。诗没有“门槛”，但进入之后或许有“台阶”（借用诗人清平的说法）：这一“台阶”主要不是外在评断的“台阶”，而是内在的、作为精神生命成长之标记的“台阶”。通过生命的自身成长，写诗者可以实现自我评判和自我纠正，也就是他在写作中会进行反思性的调整和改变。只要这些人写下去，他就会逐渐找到更好的、更准确的语言形式。
另外我还想讨论“历史性机器”的概念。我之前提过一个概念叫“动力诗学”，而称那些视诗为“封闭于语言之中的文本”的主张为“形式诗学”或者“肌理诗学”。我想用“动力诗学”来除破文本的封闭性，破除对“微妙感”的过度强调。在诗歌里，动力性远比微妙性重要。今天有很多人谈起诗歌，就会用文本是否专业、修辞是否精妙来判断。但“动力诗学”不是这样。历史本身就构成了生命的能量和动力，这一能量之流在语言、社会、身体和自然之间形成往复循环，将文本与世界、与他人关联在一起，这就是我所说的“动力诗学”。
最后，我想说，未来诗学需要更多的向度，它一定是“众多的未来”，而不是单一的未来。
王东东：
一行兄试图用“动力诗学”来撬动“历史性机器”，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联系起诗与历史。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并非以“九十年代诗歌”反对八十年代诗歌的方式来反对九十年代，因为九十年代的对立面或反面是八十代，八十年代是他们为自己设定的对立面。即使按照“九十年代诗歌”自身的逻辑，也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正，九十年代是负，而现在则要进行“合”或曰更高的辩证，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而我们则没有这个对立面的意识。我们的对象是历史本身。
冯强：
我在会前提交了一篇论文，《“兴”与废名的儒家诗教重述》，讨论了中国古典“赋比兴”的传统中的“兴”。“兴”在朱熹那里就是开端的意思，兴，起也。我把它放到儒家诗教的脉络里面讨论，其实也容易被打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但我想做的工作是重述。赵毅衡有一篇文章就叫《争夺孔子》，我是认同《论语》和孔子的，很喜欢孔子，但是孔子往往被塑造成一个保守、落后的圣人形象。因此可以假设的确有这么一个战场：一个从事研究的人就是一个战士，要争夺孔子，对孔子进行重新解释，把他的潜能转化出来。大陆新儒家在我看来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与徐复观这些港台新儒家有很大差异。我这个文章更多借助了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兴”是感于物而动，就是一个新的开端。日常生活中我们受到触动而兴起，这个兴起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它也可以和一行兄的动力诗学和伟栋兄的历史机器关联在一起看，比如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能否将其视为历史机器的一个端口？
废名继承了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同样是一种主体降解式的循环，通过文学语言把个体与社会做了紧密的关联。废名虽然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进化论，但是他的精神内涵和胡适有一致性。废名认为，新诗要发展，首先要靠“诗的内容”。废名的这个区分，“诗的内容”和“散文的文字”好像很纠缠，难以厘清。我在这个文章里下了一个判断：“诗的内容”就是“兴”，简单来讲就是瞬间的触动以及生命的完整呈现，虽然带有偶然性，但却是当下完整的呈现。废名接着说，新诗的发展，“其次靠诗人自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写出合乎诗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从古诗文里找，也可以跟引车卖浆者者那里获取，当然也可以欧化，只要句子合起来可以变成一首诗，拆开一句仍然是自由自在的散文。总之白话新诗写得愈进步，白话散文愈进步。”他不仅在文本意义上完成一首诗，而且还把白话散文考虑进来。联系到胡适那句话，“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是不是能想象一个跳开单个主体的“历史性机器”？它是一个具有巨大伸缩能力的语言系统，却又是复数性的，一方面扎根散文、口语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可以与其有无数可能的接口进行连接，每一个人，不管是一个矿工还是一个大学生，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生命的新端口、新接口，从而有机会与这个历史性机器进行连接。一旦有接口相连，我们就可以发明出无愧于自己生命的和这个时代的诗歌。这是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文章引申出来的，可以呼应两位兄长的地方。
另外我还想做一个工作：兴赋比的现代重述。我们通常的排列顺序是赋比兴，但要重述的话，我觉得这个顺序需要重新排列。我有两本书可以做参照，一本是施塔格尔1960年代的《诗学的基本概念》和帕斯1970年代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的文稿《泥淖之子》。《诗学的基本概念》指出诗的三种本质为“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这不是在体裁上做简单的分类，施塔格尔认为没有一个纯粹抒情的作品，一个完整的作品有都是抒情、史诗和戏剧不同比例的互动混合。施塔格尔的“抒情式”跟“兴”非常接近，也是一个非常当下、偶然并且完全的东西，我把“叙事式”与“赋”进行关联，将强调结构性并置的戏剧与“比”进行关联。《泥淖之子》中帕斯提出从浪漫主义诗歌到先锋派的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类比和反讽。我把类比视为“比”，把反讽视为“比”的另一种类型，一种更加复杂的“比”，因为类比是连接，反讽则是对连接的拆解。在《泥淖之子》里，他针对刚才一行兄谈到的“语言、身体、自然、社会”也有一个类似的解释，帕斯认为身体的重新获得、重新回到初始时间才是新的诗歌的希望，现代主义诗歌如果走到“元反讽”，那么也就走到了绝境。其实想一下，欧阳江河所说的“反词”，就是帕斯的“元反讽”。但这个又是被帕斯抛弃的一个东西，认为这是一个绝境，只剩下一个高度发达的大脑，一种彻底的批判主义。帕斯认为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核心就是恢复诗歌与生活的关联，如果做到这一点，诗歌必然会走向绝境。
我们提“未来诗学”，绝不是提一个同一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前提，就是恢复诗歌与生活生命的直接关联，只要做到这一点，“未来诗学”是复数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所发明。我的发明就是我设想的“兴赋比重述”，这是能够把我连接到“未来诗学”历史机器上的的一个接口。
王东东：
冯强兄谈了很多，在宏观层面，他将新文化运动的视野纳入了我们的讨论。这让我们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是一种文学革命。在微观层面，则是我们时代的诗学技艺如何建构的问题，这其实也在考验每一个诗人的写作。另外，冯强谈到了胡适，这也提示我们，今天谈论总体性不一定就是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性，而可能是一种更为接近胡适的总体性，至少是更为开放的总体性。
刚才大家谈论了很多话题，我进行了一些思考。我们今天会更多地用唐诗和历史总体性之间的理想模式来恒定诗学问题，但是在做预测的时候，我们反思诗歌里的一些模式，比如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反叛，这其中也就涉及到诗歌写作未来的焦虑。因此我们设计出机器说、动力说这样的学说。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我们常常设计一个理想的模式，生活总体和历史总体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理想的模式。刚才一行兄和伟栋兄讲的机器动力学说，还是要靠有力的写作来实现。作为批评家或者诗歌写作的同行，面对这样的新的诗歌形态，除了诗学层面的建构外，还有一个工作很值得做，比如说记录。因为整个当代诗歌批评跟小说批评相比，具有滞后性。我们对当代诗的辨识工作还远远不到位，有很多诗中埋藏着潜能的东西，日后很可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诗。我们在想象诗歌跟历史生活总体的关系，以及和生命诗学的关系的时候，在诗学上成立，但在诗歌写作上有时未必成立。因为每个认真写诗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诗跟自己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所谓的专业诗人，只要他能坚持长时间的写作，我相信他的诗跟他的生命也能达到某种关联。或许这种关联是无效的，但是不能说完全不会产生关联。假如一位学生从大一一直写到研究生毕业，对他来说是诗歌肯定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个依赖。
今天的年轻人虽然不会再走过去那一代诗人的弯路，但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弯路。这些年轻诗人在学院里被填鸭式教育伤害，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弯路。因此我觉得应该还是去辨认好的写作状态和好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的写作里，所谓的未来诗学如果一定要跟古典诗或者跟西方诗歌有一个比较的话，我认为今天诗歌中形而上学的东西太少。对历史总体性的思考以及对生活总体性的思考，肯定需要形而上学的维度做支撑，这个力量很重要。但并非由于我们面向生活的姿态，而是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缺乏沉思的能力，以及沉思积淀出的激情与行动。这种内在的激情与行动，往往给我们的灵魂注入生机。那么在个体的写作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写作获得灵魂的新的生机呢？我认为或许要建立起有形而上学的维度。这个维度也许还需要继续实验和建设，但就现在思考的深度和语言表现的力度，肯定需要这样一个内在的强大的力量来支撑。无论是从佛教里，还是在诗学脉络里，抑或在儒家脉络里寻找，这种资源的来源非常广泛。每个诗人应该从不同程度上的自己的心性、经历出发，找到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力量。
每个时代，每代创作者，每个具体的人，如果想创造出真正的作品，都是从意识到绝境的存在开始的，可能也只好从绝境开始。波德莱尔有波德莱尔的绝境，艾略特有艾略特的绝境，冯至、穆旦、海子也有属于他们各自的绝境。里尔克有一句诗，“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否激动如大海，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认出风暴，属于时代更属于自己的风暴。很多人身处绝境之中，经历了一次次折磨或羞辱却依然甘之如饴或甘于沉默，这是自我和诗歌的双重迷失，是精神的奴性与致命的现代漠然，可悲的是这样的事例太多。无论是时代的绝境还是诗歌的绝境，最终都要回到个体的绝境，包含着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的发现和具具体体的创造。
在这个“未来论坛”的前半程，一行等几位批评家提到不少新世纪诗坛的危难与弊端，如二十年来没有产生较大规模实质性的诗学论争，如论资排辈，新人和新美学被压制，如“现代主义的贫困”，如“对情感的国有化”，如被规训的“速成语言”……我想大体还可以补充几点：生命力让位于权力，而权力又在僵化腐朽，切肤之痛与切肤之爱的书写未能得到张扬，更多的是二手经验的移植，锋利的开辟性理论太少，与世界的对话也缺乏开放性和原创力……
论坛上，几位评论家谈到了“保守主义新诗”的兴起，认为虽有不小成就，但是可能比学院派诗歌的问题还要大。在我看来，“保守主义新诗”或“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实绩是明显的，但问题也随着时间流转而变得显豁，最大的问题可能并非缺乏精神内核或遮住了什么，而是没有把“保守主义新诗”自身真正的能量深度发掘并化转。比如说他们回望意象，回溯音律，回向古典勾连当下，但是并没有将其中的能量穷尽，反而渐渐陷入雷同、空转乃至现实幻觉之中。这不仅仅是“保守主义”或“新古典”的问题，也许正是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一大症结：当代诗歌不是没有省思与革新，而是往往缺乏深刻性和持久力，匆匆忙忙地发展，遵循运动式的快感与短暂性，你方唱罢我登场，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还没有切实解决就被打断了，而90年代叙事本身的能量也没有被善待和审视，紧接着又被世纪末和新世纪的浪头打在沙滩上……个人的问题还没理清，就卷入时代的断裂和加速度，内心的问题还没有理清，就陷入现实的泥潭……
至于未来诗学，我以为，在当代无论是已经处于“晚期风格”写作的成熟诗人，还是处于早期或中年写作阶段的诗人，大家的命名能力都比较弱。80、90年代有很多意义深远的命名和实践（如“诗到语言为止”“日常经验”“可能性”“及物”“对抗”等），学者和诗人都充满动能，出现了很多具有诗学生产性和文本创造力的东西，但是曾经提出这些内容的人，在今天也大都无法在自己的“小传统”上再有所挺进了，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为什么今天的命名能力低？我认为是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了。只有看到了这个时代真正的绝境和危机，看到了新的渴念和可能，才能真正生出命名的原力和法门。如大家所言，文学体制、诗歌体制、批评体制都越来越“合流”“和气”，却也越来越钳制思想与活力，规训棱角与路径。时代日益复杂，诗人被覆盖、裹挟、涂抹，却偏安一隅。不少诗人、评论家自认已然大师、天才或名流，他们要么把自己从这个时代中剥离出来，看不到时代的问题，也看不到自身的缺点和新的可能，要么更多囿于利益和诱惑，动弹不得。于是，一方面，诗人无法超拔于时代，也无法超拔于自我，另一方面，诗歌和广阔的读者是断裂的，真正在诗学创新和读者口碑上都立得住的好诗少之又少，名气大于文本，活动大于文本，虚妄大于文本。
有一点最致命也最易被忽视，无论诗人是否越来越边缘化或在本质上是回归本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诗人在诸多方面均未能走在时代和社会的前面，没有在思想引领力、整体感受力、叙事辐射性、具体接受度上走在其他主体（或“媒介”）的前面，新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思潮、突出变革是首发于诗坛或由诗人引领……诗人非但未能成为先锋（或冒犯者），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拓展者、丰富者。
形势如此严峻，未来诗学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提升诗歌的音乐性，增加阅读的亲和力，敏锐应对高科技与人的交互等等，但我觉得最可珍视的是命名与赋形并重的诗学。大胆命名，小心赋形。这是充满抱负的诗歌，奋不顾身而又文本为大的诗歌，这也就是既有思想，有算法，又具备算力的诗歌。想要加强命名能力，首先要加强自我的美学建树特别是其生长性、生产性。此外，两者是辩证的，命名不是空的，是一种自时间中涌起的原创力和统摄力，命名既是发明，也是一种赋形，赋形则是另一种命名，更具体而鲜活的命名。与此相应的是，召唤独抒性情的诗人和现代集大成的诗人。悲观地讲，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虽说一切充满偶然，而当集大成者适时而生，中国新诗或曰现代汉诗的合法性与审美性才算最终完全确立了——命名与赋形并重的诗学最可珍视之处在于，它是重个体任自由而又集大成的诗学——而这种确立也可能意味着新的开始与变转。我想到一种参照性，那就是唐诗的发展，唐初出现了“四杰”，但他们依然更多属于自我超凡灵性的范畴而非真正的大师。等到李白、杜甫这些诗歌的顶峰形成时，这个王朝已经运行一百多年。而且，李白和杜甫的诞生也是经历了唐之前数代诗人以及初唐许多诗人的不断积累和推动，他们可以称为集大成者，只不过李杜的集大成各有其样貌。以唐诗映照当下，现代新诗经历了百年的跌宕波转，备受期盼的除了自我性情的抒发者，更召唤现代的集大成者（二者不是截然的，而是相互渗透）。那些具有超级综合创造力的诗人、集大成的诗人，他们从汉语深处而来，敏于面对开放而又闭锁的世界和世界文学，他们统辖多种题材，并且有自己的超拔思想力和预见力，能够将抒情性、史诗性、戏剧性的美学和方法作为自己的能量加以汇聚发扬。
西川等诗人和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期间，不少唐诗的巨擘和妙手都在，但是他们没能成为一个新的自己。当时的唐王朝战火频仍，民生多艰，几乎只有杜甫深度洞悉了这种“国破山河在”“天地终无情”，将乱世植入盛世，将时代写入自身，同时雕刻进诗歌之中，成为了新的自我，成为了诗之大者。
可能，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安史之乱”，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来自大自然或疾患，来自政治经济或战争，来自内心，来自人类或后人类的深渊。有必要申明一下的是，不是说一个人受了苦难就天然地能成为一个悲剧的创作者，也不是说经历了死亡就能成为真正懂得生命的人。勇敢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因了庞然或严酷的现实禁忌、一己的安危得失，很多人不够勇敢，写的内容很是苟且。另一方面，勇敢有赖于思想力和文本能量，看你敢不敢置身于惊涛骇浪、有没有智慧和能力与真相相碰撞。因此，有待于把所谓的光鲜亮丽和混乱混沌都揭示出来，把自己的惯性打破，令潜在的能量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的未来。当然，再强调一下，这需要崭新的算法，且须具备强悍的算力，否则也只能是“有想法没办法”，徒呼奈何，在漂亮的陈词滥调和廉价的变形中滑行。
1980年代有三个美学原则的“崛起”，事实上，新世纪也有“无数”美学原则的崛起，只不过它们很少得到关注，暂无法产生大的影响。它们在慢慢成长，逐渐从土坡长成丘陵，甚至以后可能会成为高峰。比如说刚才大家讲到的，有一些像“外卖诗人”那样的素人诗人、业余诗人，还有一些有抱负的异质性诗人，以及尚处于遮蔽之中的实力诗人，他们在不断成长变化，等待着机缘。真正的集大成者、伟大的综合性诗人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广阔的土壤、氛围和必要的时间。有了好的生态的诗坛才更平等、更多元，也更可期可待。
终究，时代复杂而贫乏，体制桎梏，诗坛僵化，所有的问题在积聚在凸显，但也许正在酝酿着更深刻的反叛和更强力的破局，没有什么能压制住一个未被体制吞噬也未吞噬他者的赤子的才情，也没有什么能阻挡颖利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悟，而真正集大成的诗人和超级文本也终究不是虚无缥缈的。“美是困难的”，美是自由，美是远近高低各不同。
刚才提到诗歌和作协体制问题，许多诗人和批评家被大面积地“驯服”，所以实在无法做出新的研究。我们作为诗人或创作者，最起码要达到一种自我启蒙的状态，不能那么糊糊涂涂地去创作。诗人可以思考如何去改变困住他们的诗学结构和社会结构，可以思考如何用语言的身体和灵魂去表现正常的公民言说，而不是去逃避思考。思考公民诗学，犹如在想象公民艺术，如果把公民作为艺术的一个寻求，当然也离不开在此基础上，该如何处理本土痛苦。反思本土，就会发现精神分析和精神解放的重要，体制带来的政治忧郁和公共忧郁并非只是形式，而是由真切的各种忧郁内容构成，在此，形式并非大于内容。人们已经忽略、麻木于生存环境，处理本土痛苦的媒介与现实公民语言材料有时毫无联系，反思本土和表现技巧有时也已经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这让 21 世纪头 20 年的中国新诗断裂处的公共忧郁和公民诗学产生诸多无力感和无助感。在当代诗这里，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信仰和宗教，这些是否寄托了当代诗的本质诉求？中国诗歌是否已远离公民和宗教太远？是诗人自己的原因还是社会、政治等因素？对于当代诗的理论批评，首先需要公民精神的介入，也需要精神分析的介入，也需要及物写作的不回避社会伦理，不把关照日常事物变得窄化，这与对当下语境的反思有密切关系，也与作者的公民意识和是否具有公共精神有关，也与艺术史环节的历史嬗变和与众多的自我清醒对话有关。21 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之一，显然是如何有效地以自由主义视角去处理本土痛苦并反思本土，当代新诗的忧郁机制与悲怆语境所生成的主体力量，不断刷新着国内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中国新诗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忧郁在此高于颓废，忧郁属于一种主体自觉，而非自娱、逃避或隐匿，忧郁不是极端，而类似于一种温和的变形。
刚才很多同仁都谈到了要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诗学。“未来诗学”这个概念我们经常看到，它既是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指向理想的诗学写作状态，同时又是一个极端丰富的、具有开放性的话语空间。今天的诗人如何想象和建构“未来”？就目前的诗歌现场观察，我理解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析。首先是面向文化传统，从过去的时间中找寻建构未来的方式，使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学和新诗加密联系。一些诗人已经发觉，“回归传统”是通往“未来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的有效途径，他们开始沉实反思，积极转化古典文学精神，从中择取相应的情调与技法，既在“诗言志”的公共层面承袭了古典诗歌对现实的观照，又在比兴手法、古风情境、古典意象等艺术层面润泽了新诗的内部肌理。还有一些操作者对传统情境进行了各类改造，以实现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抑或用古典的方式塑造今日生活。这类源于传统却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想象方式，契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风尚，也为诗歌的意义向未来延伸辟得蹊径。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写作者把古典文化精神（或者说传统精神）看作一个整体，没有对它内部的细节肌理进行细分，这就容易陷入简单化、机械化，最终导致诗质的重复化。以上是我说到的第一个方面，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源自伟栋老师刚才提到的一句话，说今天我们的灵魂正在追着历史跑，这其实涉及一个速度问题。很多写作者和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建构未来诗学以及发表相关评论时，他们经常会把焦点集中在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人的速度体验上，进而提倡做“减速的诗学”，以便回归纯粹的主观经验。他们强调在个体的时间中为精神寻觅栖所，保留着与新奇体验相遇的机会，实际上，这般寓言化的情境，折射出探索者们对自我意义如何生成的思考。当一个人选择“减速”的同时，一种专属于个体的感觉结构也确立而生。由内部心灵时间建立起的速度感，能够涤除外部现实的诸多干扰，便于诗人冷静地厘清、组织采撷自现实的一系列经验元素，使他找到联系既往与未来的意义焦点，以便重构内心话语的平衡。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未来的诗学应该包含写作，同时也要包括评论，甚至诗歌的传播和教育。作为评论者，应该多研究具体的文本，以不同诗人的“语言”特质为中心探讨真问题，避免把各种现象急迫地纳入某种主义，将评论引向泛化。
伟栋兄和一行兄所讲的内容，我是非常认同。在我初入诗坛的五、六年时间里，我的感受非常明显。每一个新入诗坛的诗人都存在着被格式化的可能性。我们要保持一种自我清醒，在大环境下这种清醒很难保持，因此非常容易被格式化。不管是学院派、民间派还是官方派，总之，不论哪个圈子，都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操控，如果写作者本人没有一点信心的话，可能写作很难持续下去。
另外一点我想说，我们的生活存在很多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面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怎么达到一种自我的和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种和解如果呈现在我们的诗歌里，或许就是一种神性的、命运的的表达。一旦表达出来之后，诗歌就会成为一种疗愈的工具，我们因为诗歌而变得更加幸福。这难道不就是生命最大的意义吗？我始终持一个观点，在诗歌中过度追求名利和认可，恰恰是一位诗人在诗歌写作里最大的敌人。虽然人被欲望把控，可能无法保持绝对的清醒，但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一定的清醒。
听了前面朋友们的发言，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当代诗的确存在某些内在的困境。刚才伟栋提到，对这种困境的感受与判断更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直到今天才有更多的人有所意识，我想这也许和我们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的变化也有关系，外部环境的震荡进一步暴露了这种困境，也逼迫着我们去思考如何突破它。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需要大家通过写作的认识和实践上的努力，为当代诗的未来打开新的局面。我就简单谈一下我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的几个想法。
很多朋友认为要突破目前的困境需要对90年代以来的诗歌有所反思，比如90年代诗歌对经验的注重，逐渐蜕变为一种经验的爬行主义。那么如何实际有效地把握我们的经验？90年代的诗歌通过叙事性的方式来处理经验，而这样一种处理经验的方式背后，原先是有一个总体性的历史眼光的。那么一方面，这种历史眼光、历史认识存在的问题今天需要重新反思，另一方面，对经验的书写和这种认识的总体性之间的连接后来也消失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同意，当代新诗的“未来诗学”里应该包含一种形而上的维度和普遍性，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如何能够成为思考和建设这种普遍诗学的有效的中介。
第三，我也非常同意重建主体的呼唤，因为失去了总体性的个人化诗学所形成的后果就是主体的涣散。那么是不是需要从一种观念化的主体理解转向更具实践性的，并且通向社会和他人身心实际状况的主体理解和培力，使诗歌与更多的普通人的身心形成感通的关系。
刚才有朋友谈到了诗歌与生命的关系、以及诗歌行动等观念，我都非常同意。这些观念其实也是浪漫主义诗学里很核心的内容。我们当然已经不再相信文学进化论的观念，不过要突破当下诗歌的困境，如何避免只是在文学观念的运动内部上下摆动，而是能从这样的状况中挣脱出来，也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
今天的会议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也想简单说一下诗歌的最大动力在哪？我想到了钱钟书先生和废名先生的观点。今天大家探讨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和未来，我想到了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出的“诗分唐宋”的观点。就是说从唐宋以后，中国诗歌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反反复复的路子。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到元明清时期的中国诗歌发展上去寻找答案。这就像30年代废名先生所说的新诗的意义：形式上是散文的，内容上是诗的。这个定义特别有趣。这些年我对诗歌的一个体会，这也是基于废名先生的观点，总是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新诗的危机本身是从“诗分唐宋”之后出现的话，就说明我们文明本身存在问题。
大家今天提的好多观点，我想是不是也和20年代或者是上世纪初的语境相似，比如和鲁迅对摩罗诗力、摩罗精神的推崇有关？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出路大概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也许就是中国文明本身出了问题，也许我们真的很难回到盛唐那个时代了。如果我们要回到盛唐诗歌的话，或许我们的思考会更加清晰。
刚才东东说到，我们实际上是在思考或者说重构同代人的诗学。我一直觉得，作为同代人，可能不一定就是同代人，这里有一个“成为同代人”的问题或命题。作为年轻的学者，我感到他们中确实有部分是从同代人出发而且成为了同代人的，但也有另一部分未必如此！而我们这些作为上一个年代的人，也试图靠近同代人甚至成为同代人，由此进行切身的对话和审视。我能体会到，当代年轻的批评家们拥有危机的意识，这是有合理性也是有源头的。比如一行谈到的绝境说，就很贴切和形象。他们处在无路可退的绝境中、悬崖边，正是这种境遇，让他们产生并焕发出强烈的突围意识，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的确这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诗歌写作开始成为一种体制化、固化的状态。今天我们谈论新世纪诗歌的境遇、出路和未来，大多是从90年代诗歌出发，由此我才明白东东他们为什么总在回看和反思90年代诗歌，而却把80年代诗歌给放下了，其实并不是！原来他们是把90年代诗歌作为体制化的庞大背景和固化格式来看待和面对的，并试图突破这种格局，走出阴影和新路，进而创造如80年代那样自由解放的时代，这实际上带有一种再出发的强烈的意志和倾向。所以我听到今天学者们的发言后，有这样的体会：今天也确实到了一个再出发的节点和时机。长期固化而又庞大的阴影遮蔽了那么多，包括那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试图找到自己的话语重新出发是有现实合理性的。包括之前谈到的所谓保守主义的背景，总体意识的消减，以及由此引起并力图重建的动力诗学。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维度和启示，我也很赞赏他们这种突围意识，或者说重建我们时代的诗学的自觉精神。当然这种突围和重构的确需要一些前提，其中一个前提就是基于对曾经的历史叙事的“知”和辨认。刚才冷霜给我们提供了很具体的思考路径，我觉得这里面特别谈到的就是如何辨认我们之前的诗学。包括一些学者提到的“返回八十年代”话题，其实八十年代是个孳生地，这里面有个“返回谁的八十年代“的问题。刚才一行也提到了一些民间诗人的写作实验、探索，这也说明，实际上我们现在试图重建的诗学，并不是在空白之上凭空而建立，而是已经有了现实的书写经验和实践，只是感到现在对于这些写作经验及文本的辩识，包括对于既有诗学的辩识都显得非常重要而又感不足。比如我们谈到语言的本体意识，一般都是把它看成一种形式主义，其实这并非如此简单，它可能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涵义。我一直坚持回到语言本身，其实也是回到事物和生命本身，它是同构一体的本体论的诗学观。所以我们在辨认固有诗学的基础上重构这一代人不一样的诗学，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总而言之，我们面对当下的境遇，有一种再出发的氛围和意志，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近一段时间，我还注意到有些学者谈论的“重提文学性”话题，这其中的意涵和逻辑我们能够明白。而我特别想强调的“再出发”，除了这种文学本身的自觉，还有一种“本身”同样也是新时期的根本，这就是“人的自觉”的诗学，或者说是一个再启蒙的问题。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巨大的背景，大家之前讲到的生命、动力、机器诗学等等话题可能都无法离开这个背景。这也是我想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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