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洪迪，本名郑宏杰，诗人、诗论家、学者。1932年生，浙江临海人。著有诗集《雨后新叶》《超越存在》《存在之轻》；诗美学理论专著《现代诗美的创造》《大诗歌理念和创造诗美学》《诗学——关于诗本体诗创造及诗传统》；历史随笔《天马嘶云》（合著），系列散文式断代史著作《唐唐大唐》；传统文化专著《中国文化太极：老子与孔子》等。
洪迪先生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任上级，也是我的文学导师。近年他年事已高很少下楼，只是“阳台上闲坐，翻翻书，或慢慢地爬爬格子”。读完拙著，他用笔写下了十五张稿纸长达六千字的评论，挂号寄给我。读着这些文字，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现予推送，谨表谢忱，以飨读者。
(王剑波)
洪迪先生手稿
潇洒挺进在现代散文的正道上
读王剑波散文集
《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
文︱洪 迪
王剑波先生的现代散文集《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刚刚在宁波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从近些年陆续写下的几十万字各类文章中整理出来的十余万字的现代散文精品。故人新作，当然先读为快。当我细细读完这本尚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散文新作，刚刚掩卷，不觉喟然：潇洒挺进在现代散文的正道上。
也许，我的所谓“现代散文正道”，早已为某些散文作者嗤之以鼻。但王剑波显然是我的同调。他在《后记》中说：“我喜欢这样的散文：有生活，内容充实，言之有物；有诗意，无论华丽还是淳朴，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有情感，真诚、真切，能够触摸到文字的温度；有思想，作品中蕴含着思考的力量与精神的价值。这是我对散文的认识，也是今后写作的努力方向。”这本《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正是雄辩的证据。我们不妨从史之真、诗之情、思之新、文之细几个方面去讨论一番吧。
史之真
散文天然是非虚构文体。它写人，状物，观景，抒情，说理，寻思，可涉猎的境界极宽广，而其生命却在史之真。它正是信史的一张张切片。《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这些文章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从小学到高考这些年里，对我的成长产生过影响的一些生活事件和生活片段。我觉得这比流水账般写回忆录更有意思。”是的，作者真是将这段记忆犹新的生活真切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了。
且看《山坳里的村庄》。文中说到当年浙东的一所乡间中学组织文艺宣传队去山坳里演出的盛况：
我们到达祠堂的时候，天已黑尽，戏台檐口挂着的两盏汽灯，将台上台下照得通明。正厅已经坐满了人，后来陆陆续续进来的只好站在两边的天井里。
学校宣传队刚刚组建，节目都是临时排练，同学们更无演技可言，演出时洋相不断：有唱歌起调过高上不去的，有“三句半”忘词的，甚至有跳舞时在台上绊倒的……台下观众热情洋溢，觉得好看就大声叫好，表演出错了就哄堂大笑，气氛十分热烈。观众的情绪激励着我们，大家都非常卖力，汗水在化过妆的脸上流出了道道痕迹。
演出结束，夜已深沉，几个热情的山民举着松明点燃的火把，将我们送到山脚溪边。
再看《公社年代的拖拉机》。此文说到，“那是在遥远的1968年，一个真正的公社年代。我跟随担任乡村教师的母亲，生活在一个叫大郑的村子”。“ 大郑大队在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番薯的同时，办起了集体兔场，并因此小有名气”，连“县长也来到了村里，当着社员的面许诺奖励一辆手扶拖拉机，要将这里作为农业机械化的试点”。后来拖拉机果然来了，村中少年们，包括“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决心长大后“要当一名拖拉机手”。于是文中便有：
手扶拖拉机后面有一个兼顾运输的拖斗，因此也成了小伙伴出行的“座驾”。经常可以看到拔兔草的少年手挽竹篮等在村口或路旁，当往地里运送猪粪牛粪的拖拉机驶来，就一个鹞子翻身跃了上去。拔草回来遇到拖拉机从地里返程，便顾不上篮中青草有倾覆的危险，跳上去在拖斗里挤成一团。更多的时候，少年们喜欢单脚站在拖斗侧面的檐板上，另一只脚悬空，伸展双臂做出飞翔的姿势，任凭田野的风吹拂敞开的衣衫和稚嫩的脸庞，一路撒下肆意的欢笑和喊叫。
剑波这段文字，的确“有情感，真诚，真切，能够触摸到文字的温度”，让往岁的五维时空跃然纸上，做到了史之真。
诗之情
散文与诗最为近邻，所以有以散文形式出现的诗，叫散文诗。诗歌，散文诗，往往以抒情为天职。王剑波早年更钟情于诗，是“诗人梦”与“作家梦”一起做的。如今出的是现代散文集，仍不免在散文中氤氲着颇浓的诗之情。
《难忘风中那盏灯》正是以史之真与诗之情相融合，写活了既崇敬更亲爱的“外公”，凸出一位平凡而高大的山乡老者难忘的形象。此文有对“外公”的简介：“桑洲是一个群山围合的小镇”，“但因为是宁海、天台、三门的交界之地，加上清溪水运的便利，在久远的年代”，“一条不足千米的老街，聚集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外公开一家“小有名气”的“杨万利”，“经营一些蜡烛香火之类的杂货”。“他喜欢唱越剧，年轻时曾经参加街上的业余戏剧演出，在其中扮演皇帝，后来‘皇帝’就成了他的绰号”。他善讲故事，更“是象棋高手”。“他和找上门来的棋友对弈，围观的人对着棋局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外公始终不言不语、稳如泰山，颇有大师风范”。文中特写了老年外公已沦落到摆小摊的窘况。一天晚上，祖孙俩到后门垟去看露天电影。外公摆起甘蔗摊，让外孙去看电影。于是便有了一些半大小子打闹的一幕：
站着看电影的人群也像水波一样开始晃荡，荡到场子中央摆着凳子的地方碰到阻拦就往回摇晃，并且幅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一些胆小的大姑娘开始发出叫声和骂声，抱在手里或骑在大人肩头上的小孩，吓得尖声哭叫。个子矮小的我挤在人群中，就像一滴水在汪洋中随波逐流。渐渐地，我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开始意识到危险，就拼尽力气挣扎着往外挤去。等我好不容易挤出人群，一只布鞋已不知掉在什么地方。
我正在低头找鞋的时候，听到了外公焦急的声音，他在一声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连忙转过身，看到了外公举着风灯踮脚张望的身影，一下子就感到了安全，想到刚才被挤压在人群中的无助，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
祖孙的骨肉亲情，沁透了字里行间。
《乡村学校》。“我跟着母亲到小汀小学是1963年，那时候还只有六周岁。白天上课时间我无事可做，也没人一起玩，就坐在办公室照着课本写字，做母亲布置的算术题。”于是便生发出如下抒情妙文：
一次，在办公室值班的老师临时有事离开，嘱咐我壁钟的分针到哪个位置的时候就帮他敲响下课钟。领到这个任务，我心里非常激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眼睛始终盯着壁钟不敢移动。当分针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我伸出颤抖的手，勇敢地拉动钟绳，响亮的钟声顿时响起，下课的学生冲出教室，整个院子变得喧闹无比，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觉得自己当了一回老师。
到了晚上，母亲总是要去夜办公，为了哄我一个人睡觉，就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鸡蛋——学生用来抵交学费、母亲将其买下的鸡蛋，用织毛衣的竹针戳一个洞让我吮吸。喧闹的校园、寂寞的夜晚，伴随生鸡蛋的味道，留在我少年的记忆里。
这难忘的少年记忆中，便洋溢着诗之情。
思之新
现代散文在史之真与诗之情相融合的骨子里，必有思之新为之支撑。思想的深广与新锐，实为作家王剑波篇篇散文的现代性底蕴。
《老宅里的守望》，写活了一生“守活寡”的凄苦而硬气的“大外婆”王桂妹。她刚新婚即被“绝情而去”的“老倌”遗弃。作军医的“老倌”“在大西北的宝鸡落地生根”，另组新家，生离惨于死别。然而，王桂妹逆来顺受，以台州人的“硬气”，“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孤身一人建起了‘三层楼’，依靠酿酒生意支付日常开销，生活仍在继续”。在可怜的境遇中，自树可敬可近的形象。后来，她断荤，念经拜佛，又成了“花眼婆”。“我们一家是1969年开始与大外婆住在一起的，这时她已年近八十，到了需要后辈赡养的年龄。” 在这之前，杨氏家族曾经商定，“每月从母亲的工资中拿出十元钱作为大外婆的生活费，而她的房子则由我母亲继承。”从此她便“真心将我们兄弟几个，视作她的后代”。一次，“我”割稻中暑，高烧三天卧床，“大外婆急得团团转，颠着一双小脚、拄着拐杖请来老中医，又忙着生火煎药，哆哆嗦嗦将汤药递到我的面前。我几次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总能看到她坐在床边，脸上满是焦急的神情”。而可幸，“一年前，大外婆第一次出远门，去宁海北路桥头胡医治眼疾——她的‘花眼’其实是白内障。从医院回来后，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从一楼上到三楼，又从三楼下到一楼——她终于看清了一生为之守候的家的模样”。于是，她一生修行成了“正果”，在自己经手建造的“三层楼”里无疾而终，且由“我捧着大外婆的遗照，走在送葬人群的最前面”。王桂妹逝于1972年农历十二月初四拂晓，终年八十二岁。显然，在记述王桂妹可悲更可敬的一生背后，体现着作家的思之新；否则，这个旧时代的山乡普通妇人，便不可能获得如此呈现。其实，本书中的每一篇，皆可作此例证。
在本书第三辑“大地行吟”中，还有一种思之新的表现方式。最突出的要数《寻迹珞珈山》。此篇记的是“我去了武汉”，“去位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去探寻宁波人沈祝三为建造这所‘中国最美丽校园’而留下的踪迹”。“这位1877年出生在鄞县沈风水村的宁波人，从小失去父亲，读了几年私塾之后便去学做木匠，后来跟着舅舅到了上海”，经过勤苦学习，艰难打拼，“很快就得到了洋人的赏识。1905年，协盛在汉口承建平和洋行的打包厂，沈祝三被平和洋行指定主持该项工程”。1928年，“已经在十年前因患青光眼而双目失明”的沈祝三，听到武汉大学建校的消息，便下了决心：“我给洋人盖了一辈子房子，今天，我要给国家盖一所最好的学校。”果然，在当年“战乱纷扰、天灾频发、物价飞涨”的困境下，沈祝三承担巨大的亏累，如期“交付出一组完美的建筑”。而在“武汉大学为此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时，王世杰校长曾请沈祝三到主席台就座，“但他坚决谢绝，说一个瞎老头子坐在上面算什么”。在此文的最后，作者不禁感慨：
繁花如云，游人如织，我在人群中走着，想着为这座校园倾尽全力的沈祝三，心中涌起百般感慨。沈祝三和他的汉协盛虽然因为建造武汉大学而败落，但这座美丽校园成了他事业的丰碑，人们也因为武汉大学而记住了沈祝三这个名字。
由此，我也想起了“宁波帮”。这个商帮闯荡四海，因为刻苦勤劳、务实能干、善于经营、诚信守义而声名显赫，在中国近现代商业史上留下了华丽篇章。沈祝三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才华，靠着自己的努力，构筑起一个庞大的营造王国，在武汉留下了至今仍然闪耀着辉光的建筑风景；为了完成武汉大学项目，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他散尽家财，不惜付出从一代富商到一贫如洗的代价。沈祝三很好地诠释了“宁波帮”精神，他无疑是“宁波帮”的代表。正是千百个沈祝三的所作所为，让“宁波帮”、宁波人、宁波这座城市，赢得了美誉，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如今，又有无数宁波人秉承前辈的基因，走南闯北，星散四方，在海内外书写着“宁波帮”新的篇章。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充满了敬意。
文之细
出色的现代散文，除了在质体上必须将史之真、诗之情、思之新有机融合一起，还应当在行文上出之以生动细致。而行文的粗糙，似乎是当今某些散文的通病。作家王剑波正是在文之细方面亦显见自己的优长。请容我誊录《走！到桑洲岭攮车去》中的一段：
车队的出现并非毫无征兆。先是看到桐洲桥的那头有几个黑点在蠕动，慢慢地这些黑点多了起来，并且连成了一条线，远远地看去，就像搬家的蚂蚁在移动。渐渐地这些黑点越来越近，拉车人的身形也清晰可见，可以确认这就是我们要等候的车队。这时，我们这些攮车的人一涌而上，找到自己家的手拉车，前呼后拥朝着桑洲岭进发。
似乎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从东山岭脚往上的第一道长坡，是整个桑洲岭最陡的一段。刚接上车队时的笑声和话语声渐渐消失，四周变得鸦雀无声。姨丈的双手紧紧抓住车杠下部的把手，弯着腰身往前用力；我们几个攮车的人，双手在车上找到最能着力的地方，双脚抵地，身躯前倾，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各自的能量。车子在我们的推拉下，缓慢地向坡顶移动。汗水出来了。先是微汗，后是大汗，慢慢地流进了眼睑，渐渐地渗透了衣衫，我们默默地用衣袖擦去满头满脸的汗水，继续用劲。坡道是那么长，似乎没有尽头；时间是那么慢，空气也好像凝固了一般。渐渐地，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这时就得像马拉松选手在奔跑途中掌握好步幅，像歌唱演员在演唱过程中找准换气的节点，我们也要不露声色地调整姿势和理顺气息，让自己的身体状态能够跟上车轮滚动的节奏。由于埋头用劲，我们的思维完全被眼前的手拉车所牵引和左右，头脑已经失去了思辨能力，剩下的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到达桑洲岭顶。
桑洲岭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高潮与高潮之间有着抒情的慢板和欢快的行板。过了长长的陡坡和一个个弯道，来到了平缓的地段，我们双手虽然还搭在车上，但已经可以稍稍地缓一缓劲。这时，我们直起了身，抬起了头，眼睛开始向四周睃巡，看到了刚才因为埋头用劲而忽略的事物，譬如路边的那些树，山中的那些草，天上飘动的云彩，感觉到远远吹过来的风，甚至听到了山坳那边传来的啁啾鸟鸣，身心感到无比舒畅，真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前面虽然还有弯道和陡坡，仍然需要我们出力流汗，但桑洲岭顶已经遥遥在望。
这真正是显示现代散文的文之细的华彩段落。看来为文者非有多次亲身经历，并善于体察、感受与思考，又富于多色调的学识与知识，更握有上乘的文字上的生花妙笔不办。
好了。当我们以摘录原文作证的笨办法，对新出的散文集《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作约略巡礼，通过对于史之真、诗之情、思之新与文之细等四个方面的大体考量，足以气壮理直地断言：作家王剑波先生确凿潇洒挺进在现代散文的正道上，而且贡献了崭新的可喜收获，更显示着前景的蒸蒸日上！
桑洲景色摄影：清溪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