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岐仁兄，你所惠寄的大作《小说艺术课》已经收到了，当即展读，大有收获。你对小说叙事艺术，进行了生动深入的阐发，有自己的体验，又有独到的生发，见解卓识，生动有趣，是一本创作者应该具备的案头好书。
——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仵埂
冯主席的《小说艺术课》写得太好了。跟曹文轩、格非、毕飞宇的写法都不同，格非重学术，讲究出处，像论文；毕飞宇结合自己的创作，重细读；您的特点是博览群书，信手拈来，成竹在胸，将若干作品融会贯通。你们这几位的创作学方面的著作，都是非常宝贵的当代作家的杰作
——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知名评论家于爱成
积岐兄的小说艺术课，比许多装腔作势的创意写作读本好的多。
——著名作家、诗人秦巴子
第十一章 寓意
小说的寓意既可归入小说本体论，也就是小说艺术的范畴，也可归入小说主题论：因为小说中的寓意往往有关小说的主题思想的浅薄与深刻，尤其是西方的有些小说的寓意本身就是小说所传达的思想。因为，寓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某些情节、细节的寓意；一种是整部小说的寓意。在一部小说中，一些情节、细节的寓意无疑是修辞手端，是小说本体论的内容，也就是小说艺术的一个部分。而整部小说的寓意，作者在构思的时候，立意很明确，作者是为了传达他对时代、社会、人生、人性的认知，而不只是艺术手端的问题了。
美国的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浦安迪来大陆讲学时，在题为“中国古典文学与叙事学理论”的课程里，讲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寓意问题。关于《金瓶梅》的寓意，他认为：“刻意把性与痛苦揉合在一起，是小说作者精心设置的重要笔墨。”“性狂欢之‘色’的深处，暗酝着‘空’之苦果。”“作者反复地告诫，要人们从声色的虚幻中觉醒过来，去领悟万事皆空之理，是为第一层寓意，与此同时，作者又使我们感到，这种说教实际听起来似乎又十分的空洞乏力，是为第二层寓意。”因此，《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能概括了的，它的寓意即：“色”“空”。浦安迪对《金瓶梅》寓意的解读，其故事背后的寓意比浦安迪解读的更深刻，有他的道理。我觉得，《金瓶梅》不只是叙述了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们的故事。西门庆只不过是一个商人，并非达官贵人，可是，他的生活却如此糜烂，妻妾成群，吃喝玩乐不说，而且上下串通，官商勾结，把一个小县城玩得滴溜溜转。明王朝已经如此腐败，从下到上都烂了，这个时代的终结将是必然的，也许，这才是《金瓶梅》的思想层面的寓意。浦安迪也认为：“作者通过叙事故意经营某种思想内容才算是寓意创作。”“如果作者确实有意对人物和行为进行安排，从而为预先铸就的思想模式提供基础，我们就有理由说，他已经进入了寓意创作的领域了。”浦安迪按照自己的这个观点，对《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寓意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他认为，中国的古典小说透过讲述的故事，都隐含着各自的寓意，这种寓意是通过作者有意识的反讽，结构上的“二元补衬”等等手法的动用展示出来的。
给作品赋予寓意，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贯用的手法。可以说，卡夫卡的每一部小说中都含有寓意。比如《审判》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可是，他无缘无故地被起诉，被逮捕，以至后来被判处死刑。对一个无辜者的处死，这一系列过程看似完全符合法律程序，而且程序的链条是完整的。可是，连K也不明白，他究竟因为什么罪名被处死。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睡了一觉，从梦中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他由人的生活而开始变为甲虫的生活。《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员K，尽管费尽千辛万苦，却怎么也到达不了目的地。生活在地洞中的动物本该是安全的，可是它依旧有恐惧感。卡夫卡作品中的寓意指向几乎是相同的：这个时代是荒诞的，是没有理性的。看似冠冕堂皇，有法律，有法度，有审判，这全是骗人的，是善良的人的绞肉机。《审判》中的K和《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员都是绞肉机上的“猎物”。支撑社会的支柱是欺骗和暴力。所谓的法律程序越显得完善，审判的全过程越“民主”越“细致”，越是说明这架暴力机器越虚伪越残暴。卡夫卡对他所处的时代看得清清楚楚。用荒诞的眼光看待荒诞的事物，一切似乎呈现着常态。卡夫卡的叙述是平静的、冷静的。在不动声色的、冷静的叙述中，作品的寓意愈发显得有深度，有广度。卡夫卡的小说不再是再现现实，而是表现现实，表现他对现实、对时代、人性的认知。卡夫卡是主观的，他将思想作为主人公，——这一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似之处。他创作的意图是明确的，他有意识地构置有寓意的情节，所以，他的整部作品是有寓意的，而不是局部的寓意。
加缪的小说和卡夫卡小说中的寓意的不同之处在于：加缪小说的寓意是：人的冷漠、冷酷和麻木。《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在母亲死了以后，他照样去游泳，去和女人调情，甚至已经进入了监狱，面对检察官、面对法官和陪审团，他无动于衷，想到的是摸女人的衣服，意念中是女人丰腴的乳房。即使死到临头，他依旧麻木不仁。和卡夫卡不同的是：加缪一心一意地编织情节，讲述故事，他不放弃故事的好看，讲求故事的吸引力。他将主观的寓意深藏在客观冷静地叙述中，读者只能从他的故事情节中深切地感悟到其中的寓意。
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是一部意义深邃的小说，其中的寓意是从小说开始贯穿到结尾。一个小车司机在十字路口停下车等待绿灯的时候突然失明了。要命的是，他的失明症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传十、十传百，刹那间，一个城市里的人几乎都传染上了失明症，他们像囚犯一样被隔离，被囚禁，被驯服，他们生活在黑暗中，屎尿中，污浊肮脏的环境中。可怕的是，失明症患者为了生存，互相伤害，不但争夺食物，争夺生存空间，也争夺女人。抢劫、强奸，虐待发生在失明症的“患者”之间。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环境。萨拉马戈的寓意是明确的：我们都是盲人，都不愿意面对、也难以面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凶险而丑陋的世界；即使我们失明了，这个丑陋的世界也无法逃避，底层人的“恶”更可怕。萨拉马戈的作品的寓意和现实紧紧相扣。面对这个冷漠、残酷、荒诞的世界，除了一声叹息，除了闭上眼睛，别无它法——即使闭上眼睛也还在被欺凌折磨之中。
萨拉马戈的《洞穴》《死亡间歇》等等其它作品，也都具有不同的寓意。
科塔萨尔的小说《南方高速》是一篇具有深刻寓意的小说。作者笔下的那条高速公路是我们生存环境的寓意。这条高速路拥堵了几百公里，被堵在路上的旅客们，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为了求得摆脱像绳索一样捆绑着人们的高速公路，人们不但失去了耐心，变得焦虑、焦躁不说，而且互相倾轧，行为不堪，邪恶卑鄙。即使这样，谁也无法挣脱这条人类自己给自己修筑的这条所谓的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高速公路》的寓意是如此深刻：我们都在这条拥挤不堪的高速公路上，谁也逃不脱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上了这条高速公路，必然被它捆绑，被它囹圄，被它折磨，我们要寻找出路，必须付出沉痛的代价——即使付出沉重的代价，也未必能逃脱。这是人类的宿命。
瑞士著名的小说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短篇小说《抛锚》和《隧道》是两篇荒诞而又寓意深刻的小说。
迪伦马特摆出一副讲故事的架势，用完全写实的手法讲述“没有可能发生的故事，”讲述十分荒诞的故事。
《抛锚》既是车子的抛锚，又寓意着人的抛锚，人心的抛锚。四十五岁的纺织品推销员特拉普斯开着他心爱的小汽车在一个小山村行进时，小汽车抛锚了。夜晚临近，他只好借住在退休的司法官家里。晚餐时，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司法官叫来了他当年的搭档检察官、律师等人模似一场法庭审判。这看似只是一场调剂气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推销员扮演的是一个被告，他被推上了审判席。因为他们一边用餐饮酒一边做游戏。推销员起初认为，这只是模拟审判，只是闲得无聊的玩耍，全然不当一回事，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游戏的参与者，依旧狂饮猛吃。推销员万万没有想到，司法官和检察官老奸巨滑，别有用心，他们在不断地劝酒中用诈术让推销员上钩。推销员已经处于醉酒状态，看不出这场游戏的危险性，看不出这几个人的居心叵测，看不出游戏是有人导演的恐怖剧，看不出模拟实则是陷阱，因此，在他们的诱导下，推销员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说出了上司的恶行，说出了他为了赚大钱如何挤掉上司，说出了他和上司妻子通奸的过程，说出了上司是如何因为他给戴了绿帽子而气死的。推销员的“犯罪”是在游戏中模拟出来的，也是他主动“交待”的。在这场游戏中，推销员由不得自己而入戏了。推销员一旦“交代”了犯罪事实，司法官和检察官等人立刻变了脸，司法官不再是留他住宿的“好人”，检察官和律师不再是和他一起吃一起游戏的食客，他们显示出了职业嘴脸，为查办出了一个“罪犯”而荣耀。推销员在晚上清醒后，知道自己犯了罪，难逃法网，竟然自杀了。作者写到此处戛然而止，结束了小说。
这个短篇的寓意在于：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十分荒诞的事情，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防不胜防。遍地陷阱，一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在西方社会，司法程序看似十分公正，其实不只有荒唐的一面，而且毫无人性，极其残酷。这残酷不只是由冰冷的司法条文、僵死的司法程序构成的，也是由国家机器上的利刃——包括法官、检察官、刽子手等人组成的。与其说这几个老朽是职业病，还不如说，长期的职业生涯已经把他们培养成一帮冷血动物，他们的灵魂已异化了。他们自以为警惕性很高，为国家尽职，实质是利用国家机器制造恐怖，利用国家机器杀人。推销员和上司的妻子通奸算什么罪？即使有罪也不至于丢失生命。这几个老朽更不该采用游戏的卑劣手段来引诱推销员上钩。
《抛锚》的另一层寓意和卡夫卡的《审判》《城堡》的寓意有相通之处——恐惧。推销员的恐惧和《城堡》中的土地丈量员、《审判》中的K的恐惧是一样的。他们恐惧的是这一套国家机器。推销员恐惧的不只是自己犯了罪，这套国家机器令他不寒而栗，竟然在游戏中可以将人置于死地。《抛锚》还有一层寓意：人是很难掌控自己的，随时有失去理性的可能。人性是有缺陷的，如果推销员不喝那么多酒，他将是理智的，不会被几个老朽引诱上钩。即使他有道德缺陷——勾引他人之妻；即使他在商业竞争中使用了不正当手段——挤掉上司，也不至于送命。“抛锚”也告诉读者，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是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的。
《隧道》同样是一篇内容荒诞而又寓意深刻的短篇小说。情节是这样的：一个二十四岁的大学生乘坐火车去听一堂研讨课，火车进了隧道，由于火车在隧道里时间太长——超出了平日里全程行驶的时间，这个大学生便觉得十分烦躁，不可理喻，去找列车长理论。列车员很平静地告诉他，这是常态，列车会准时到站的。大学生观察车厢里的乘客，个个神态安详，没有什么异样，只有他自己感觉到，“火车一定开得飞快，它发出的呼啸声令人恐惧。”他即使用棉花塞住自己的耳朵，也还是忐忑不安。火车一直在隧道里运行，跑不出去。至关重要的是，车厢里的乘客们脸上洋溢着喜悦，谈笑风生，麻木不仁；餐厅里也是和往常一样，没有空座，照常吃喝，没有一个人感觉到危险的存在，没有一个人觉察出这并非常态，而是危机四伏了。因为他们是麻木的、迟钝的、是一群没有头脑、没有思想、任人摆布的木头人，他们只相信规则，只相信火车即使晚点也会到站的。列车长也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他的职业就是由火车摆布，他同样是被异化了的人。乘客也罢，乘务员也罢，一个列车上的所有人都没有主见，没有警惕，没有怀疑，没有命运感——自己的命运已经交给了这趟列车。原来，这是一条长长的、很难驶出的隧道，一旦驶出隧道，灾难就临头了。况且，这一趟列车，没有火车司机。司机在进入隧道后五分钟就跳车了。于是，火车在长长地隧道中自由地狂奔，谁也弄不清究竟过了多长时间，火车最终驶入了万丈深渊，一车人的命运不言而喻。
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却发生了——人生就如此荒诞。迪伦马特不动声色地叙述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作者的寓意是明确的：在这个时代，人的命运有不确定性，更难以掌控。这个时代，犹如没有司机的火车，火车跑到哪里是哪里，谁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面对的不是大道如砥，而是万劫不复的地狱。作者寓意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车内的人都是懵懵懂懂的，是任人宰割的，你将这一群人拉运到什么地方都是合理的，即使送进火车场，也没有人觉得异样。如此麻木的人和加缪在《局外人》中塑造的那个麻木的默尔索是同类人。他们的麻木也是因为被驯服了，他们相信火车会按时到达他们所要到达的地方，他们从未怀疑过规则和制定规则的人——火车在隧道里行驶了几十个小时，他们也不怀疑其非正常性。即使火车上有司机，也同样可以驶向万丈深渊，因为，命运没有在乘客手里掌握。迪伦马特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希望在哪里？人类的命运是什么？也许，这才是《隧道》的寓意。
民国时期的现代派作家施蛰存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揉合在一起，改变了文学本体的单一化。他的作品中的非理性、潜意识、神秘魔幻中都具有其深刻的富意。
施蛰存的短篇小说《石秀》是根据《水浒传》中的一个片断改编的。由于他给作品增添了新的寓意，因此，石秀帮结拜兄弟杨雄杀杨雄之妻潘巧云的情节，不再是展示《水浒传》中原来的意义——朋友情义重于泰山。石秀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好汉形象。首先，施蛰存改变了叙述角度，由客观的情节叙述变为主观的心理叙述。在石秀的心目中，杨雄之妻潘巧云不再是《水浒传》中所叙述的荡妇形象，潘巧云漂亮娟秀，是一个难得的尤物。令石秀爱慕、吃惊的不只是潘巧云的身形、五官，还有她的那双玉足，她的一双玉足是“这样素洁的、轮廓圆浑的，肥而不胖的。”潘巧云的漂亮吸引着石秀，他觉得，潘巧云是一个“美明的小家女子。”然而，石秀暗暗在内心喜欢着、垂涎着潘巧云，却无法表示，也不敢表示。在那个时代，向朋友之妻示爱是大不义。爱慕而不能得，这对石秀来说，是一件苦闷而焦虑不安的事情。性压抑给石秀带来的是忧郁，是无法宣泄的伤痛——爱由恨生。小说的最后，石秀举刀砍杀潘巧云，不再是对朋友之情的报答，而是他压抑久了的潜意识的释放——无法获取所爱的女人就杀了她。施蛰存在短篇小境《石秀》中的富意是明确的：不能控制的人欲可以导致人心的黑暗。什么英雄好汉？石秀不过是一具肉身，面对他喜欢的女人，其精神困境、肉体困感无法解脱，最终，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他成了杀人的屠夫。《石秀》是极具反讽意味的短篇小说——如此梁山英雄好汉，人心黑如铁。
施蛰存的短篇小说《将军头》是一篇具有现代主义精神的历史小说。
小说叙述，一个将军奉命去和藩地交界处的边关镇守。他的士兵镇守在边关的一个村庄里，驻扎了好长时间，也不和藩兵开战。没有战争，没有疆场骋驰，士兵们便懈怠了，厌倦了，骚动不安，蠢蠢欲动，对象不是要杀戮的藩兵，而是驻地的女人。他们的性苦闷，无处释放。一个士兵因为骚扰村姑而被处死，头挂树梢，以示众人。其实，将军也喜欢这个村姑。因为村姑的哥哥是武士，因为将军是有头街的，所以，他只是暗暗地喜欢村姑，而不敢轻举妄动。对女孩儿的迷恋使将军既无奈，又苦不堪言。不久，吐藩来犯,两军开战。在交战中，将军被吐藩将领砍下了头颅，抓在了手中。失去了头颅的将军并未倒下去，他十分迅捷地砍下了吐藩将领的头颅，也提在了手中。将军提着吐藩将领的头颅去见他喜欢的村姑。将军原以为，他可以得到村姑爱情的奖赏。可是，村枯却羞辱他:“打败仗了吗？头也被人家砍了，还不快快地死了，想干什么呢？无头鬼还想做人吗？呸！”这时候，将军手里吐藩将领的头颅露出了笑容。在远处，在吐藩的军营里，将军的头颅的面部的双眼里却流出了眼泪。
这是一部超现实的、魔幻的心理小说。
这部小说的寓意是多重的：将军败了，他看似败在吐藩的将领手里，实际上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他不能战胜自己的性欲望、潜意识。人性的缺陷是很难克服，人的本性是很难平复的。并非女人是祸水，而是人的心中有魔，这个魔压制久了，就会出来作乱。
所以，对于现代主义作家来说，寓意不再只是艺术形式——修辞手端，而是思想的构架体。
小说寓意问题，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也是传达深刻的主题的途径之一。不只是现代主义作家给小说中注入了寓意。中国的古典文学中的寓意也是极其深刻的，这也和当时的作家所处的时代有关。细读司马迁的《史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四大名著”，无不含有耐人寻味的寓意。这些作品是后世作家借鉴的范本。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悟出，如何在现实中很寓意地传达自己对时代、人生、人性的认知，如何像卡夫卡、萨拉马戈那些大师一样，写出有寓意的、极其深刻的传世之作。这也是对作家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很智慧地传达自己的认知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陕军创作小组组长，有“短篇小说之王”称誉。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十月》《当代》等数十种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部)篇;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并选入各种优秀年选;出版长篇小说《凤鸣岐山》《沉默的季节》《遍地温柔》《逃离》《村子》《渭河史》等十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人的证明》等十部。《沉默的季节》曾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村子》获陕西省政府“五个一工程”奖,柳青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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