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

  长春重庆路“苏联专家大楼”的往事 

              （二） 

           文/李大法

 二、“黄楼”时的日常生活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由于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匮乏，生活资料短缺，粮油定量，肉、蛋、禽、鱼、豆制品、白糖、糕点、布、棉、线等生活物品全部凭票供应。

但母亲苦心操劳、精打细算、多方筹措、勤俭持家，所以文革前的那段时间家里虽然吃的不算好，但基本可以吃饱，只是一天三顿几乎都是掺了豆面的大眼窝头和通红的高粱米粥，看着就不想吃，十几年的苞米面感觉都把人给吃伤了，生活好转以后，很长时间都不愿再碰苞米面。

由于粮食不够吃，母亲通过关系从范家屯糖厂买回来代食品干粕，充填到窝头或米饭里以缓解粮食不够吃的压力，所谓干粕，就是甜菜丝榨完汁晾干后的东西，外观很像晒干的萝卜丝，那种味道甜不甜、酸不酸、苦不苦，很粗糙，吃到嘴里就会作呕，厂家一般都卖做饲料了。

那时从心里埋怨母亲，大米饭为什么要放那么难吃的东西，苞米面本身就够难吃的了，里面还要掺上更难吃的干粕，实在让人难以下咽。尽管那样难吃，但代食品也帮助我们家渡过了那段艰难困苦时期。

那个年代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根据不同行业、轻体力重体力，分为27斤、27斤半、31、35、45斤不等。每人每月的细粮是四到五斤，大米白面差不多各半，豆油（有时是瓜籽油或花生油）三两左右，春节偶尔会给每户几两香油或增加一些细粮，文革后期，细粮定量每人每月可达八斤。  

由于细粮少，只能在节假日或家里来客人时才能吃到，平时吃的高粱米粥、高粱米干饭、高粱米小豆饭、苞米面发糕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因为那时每天三顿都是苞米面窝头。

但那时偶尔早上家里也会让我们孩子起早，拿水壶去附近的长春饭店排大队买3分一碗的豆浆（人参豆浆4分一碗）和7分一根的大果子。浆子又甜又香，大果子刚炸完笔直、酥脆，感觉就像吃肉一样，那种味道和那种感觉已经很难再找回了，就像那时在圆的保温瓶拿出的三分一串的冰糕和长春饭店5分一串的小奶油冰糕所散发出的诱人香气，至今仍牢牢地凝固在头脑的记忆中。

由于生活艰难，印象中家里从来没有带我们这些孩子下过饭店，只是偶尔会在煎饼铺吃顿煎饼卷果子豆腐脑或在副食店买点肉给我们吃。

有一次母亲买了一块高温肉（因是痘猪肉经高温后卖出不要肉票）准备给我们孩子解解馋，补充补充营养，父亲怕把我们吃坏就偷偷地给扔掉了。为此，母亲气得和父亲狠狠地吵了一架，并从垃圾站把肉捡回来洗净，给我们吃掉了。

还有一次是夏天的一个周末，母亲买了二斤肉，准备星期天给全家改善生活，但早上起来放在厨房菜板上的肉已不翼而飞，后经分析和查找，在邻居家的厨房里找到了，他家正在洗我家的肉，一问原来是他家的猫叼来的，现在回忆一只猫能够爬上我家三米多高厨房的小窗户，跳入厨房又能叼起一块两斤沉的猪肉，重新爬上三米多高的窗户逃逸，而且这块肉又能失而复得，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由于副食品限量供应，鸡蛋也很少吃，家里为了保证准备考中学大姐的营养，每天早上父亲都给她用开水冲一个鸡蛋并加入白糖，我们只能瞪大眼睛贪婪看着姐姐独享美味。

有一天，由于我又饿又馋，就在家里装鸡蛋的小筐里“偷”出一个鸡蛋，到邻居小哥杨春林家用酱油炒熟，然后共同分享了这一美味，母亲发现后把我狠狠地说了一顿才算了事。

由于粮食短缺、副食又少，一天总是饥肠辘辘、面有菜色。家里为了改善这一状况，父亲托人在九台农场买了一只30斤重的小猪，用酒糟将其吃醉，并装在了麻袋里乘火车运回长春。

我和母亲去接站。只见父亲背着麻袋向前走，我在旁边摸着又软又热的麻袋问这是装的什么，母亲连忙制止我不让再问，就这样我们顺着人流混出了车站。

为了把这口猪养大，家里先在院子里两楼之间的夹空修了一个猪圈，但由于阻碍了人们重庆路方向的出入，邻居有意见，不久就拆了，把猪圈重新盖在院子里我家厨房窗根底下。

记得那时夏天，母亲总让我去楼对面的钢铁门市部门口，去捡或用钎子扎别人吃剩下的西瓜皮，或去菜站捡白菜帮子，剁碎后掺上麸子或苞米面喂猪。

那时母亲白天上班，中午骑车回来给我们孩子做饭，晚上回来除做饭还要准备猪食喂猪非常辛苦。

就这样养了大半年，待猪养到175斤时，春节前母亲就请人在楼下的锅炉房把猪杀了。母亲给帮忙的人准备了答谢的猪肉，做了丰盛的杀猪菜

 当这些人在我家喝的满面红光，兴高采烈时，母亲为我们切了一大盘煮熟的猪肉，我们孩子也在厨房里用手抓着肉，蘸着酱油，饱餐了一顿久违的香喷喷大块猪肉，这在当时实在是太解馋了

之后母亲又将猪肉分成了好多份，让我们孩子分别给一些老邻居送去，还特意给旁边丛林寺的姑子送了一些馒头，让她们也沾沾家里的喜气。

母亲看她们生活太苦，时常接济一些粮食，她们都非常感动，总觉得无以回报，秋天就将寺庙里种的胡萝卜装上满满一盆送给母亲，当我们这些孩子吃上这甜脆的胡萝卜时，与人为善的种子则已在心田悄然播下，并成为日后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到这一丰硕的劳动成果，母亲通知了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呼兰、白奎堡及辽宁大连等地的亲属，那些日子家里就像过节一样，亲属满满，又吃又喝，走时还给每人带上一块当时很珍贵的猪肉，当亲友散尽时，家里的肉已消耗殆尽，只剩下一些猪下水了。

现在回忆起这件事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一是不知父母怎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城里居民区里养猪、二是活猪又怎么能从九台乘火车客车车厢神不知鬼不觉的混出车站、三是周围的邻居怎么会容忍在不大的院子里盖上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并持续了大半年。直到把一个30斤的猪崽养到175斤，真是匪夷所思。

现在归结起来这些事觉得，一是人吃不饱还拿出苞米面去喂猪，主要是要增加脂肪和营养。那时，由于正处于困难时期，很多人营养不良，二是觉得穷则思变，困境饥饿逼出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三是邻居们的容忍、克制、友善和包容，才使我们家在困难时期连续吃上很多天的大餐。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能感觉到那个年代邻居们的友善和人性的温暖。

  那时候邻里之间非常和睦，晚上或节假日经常走动，住的屋挨屋，门挨门，而且八家同在一个走廊，共用一个公厕，低头不见抬头见，甚至谁家来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东西都能知道的一清二楚，一家炖肉，全走廊都能闻到香味。

现在住的条件改善了，屋变大了、楼变高了、环境变好了，但独立的生活区域和封闭的小区也在人与人之间、邻居与邻居之间横亘起一道有形和无形的墙，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往来，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谓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当年人们相互间经常的串门走动，和睦相处的情景已经不再，人与人之间那种亲近友善，也只能残存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了。

大楼生活中人们最焦虑、最忙碌、最辛苦的就是入冬前的准备。那时候冬天很冷，第一场雪下了就不会再化，一直要持续半年到第二年的4月才能化掉，棉袄棉裤一穿就是半年，“三九天”最冷达零下三十四五度也是寻常事，所以人们必须为过冬做好充分准备。

一是打浆糊、溜窗户缝。我家两个屋加厨房六个窗户，里外都要糊一层，包括上面的窗户亮子，要糊十二面，加上糊前还要忍着冷风擦玻璃、擦窗户框子，这在我家也算一个大活了。

二是买秋菜。那时，冬天很少能买到黄瓜、柿子、菠菜等细菜。即使有，也没有钱买、也舍不得买，顶多在春节期间可以买一点黄瓜、菠菜换换口味改善一下生活。

那时，冬天能吃到一点儿水黄瓜，那味道就太过于鲜爽了。就象三伏天喝了一杯冷饮、吃了碗冷面一样。所以，买足秋菜做好过冬准备是各家各户的头等大事，因为半年的时间里，家庭成员维生素的补充全靠这些秋菜了。

首先是白菜。现在人们一般都不大买白菜了，要买也就几十斤、多则几百斤，那时，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家孩子都多。每家储存白菜至少1000斤，有的家庭都要买几千斤。每当买白菜时，都要穿棉大衣，半夜起来去蔬菜商店排号买菜。

那时，秤白菜用地秤。秤上面放上用几块大长条板子钉成的装白菜的工具。一秤就可秤五六百、七八百斤。

 买完菜后还要找地方晾晒，晒去多余水分，一是便于保存，二是可以多腌些酸菜，晚上怕冻还要搬走堆放盖起来，等第二天再重复前一天的劳动继续铺开晾晒。

等白菜晒好了，就要腌上一缸或两缸酸菜。同时，还要腌必备的芥菜、苤拉疙瘩、雪里蕻。还要买土豆、青萝卜、红萝卜、胡萝卜。有的人家还会晒一些萝卜干、土豆片。

秋天趁菜很贱时，还会晒些西葫芦干、豆角干、黄瓜干。当时，各家的酸菜缸、土豆就堆放在公共走廊里，我家的萝卜、胡萝卜则堆放在自家走廊门后，用红砖搭一个半米深的槽子，放上沙子或泥土，把萝卜、胡萝卜埋在里面，这样就能保证不糠。

三是还要准备好冬天穿的衣物。我家的父母工作很忙，两个大人加四个孩子的六套棉袄棉裤的拆洗、絮棉花、重做，是个很累的活。

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母亲每年就把哈尔滨的姐姐接来帮我们做活，年年如此，持续了十几年，直到生活改善才不再做了。

大姨真的十分辛苦，白天除了做活，中午晚上还要帮我们做饭，回想那么多年我们全家每到冬天都能穿上新棉袄、新棉裤，暖暖呼呼、舒舒服服，真是倾注了她老人家太多的心血，付出太多的辛劳，而且无怨无悔、默默劳作，实在让我们无以回报。

虽然大姨早已过世，但她的品德和思想已永远铭记在心，终生不能忘怀，感谢大姨给予我们那么多年的温暖和关爱。

准备好棉袄棉裤，还要准备棉帽、棉手套（有的是无手指的棉手闷子）棉鞋，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棉鞋。那时，长春人普遍都穿长春橡胶八厂和新生橡胶厂生产的棉水靰鞡。其外型就像一个胖头鱼头，黑色鞋面挂三分之一的橡胶。虽然谈不上太美观，但经济实用结实暖和，不怕冰不怕水而且防冻。但唯一缺点就是一进屋就返潮，鞋里面总是湿漉漉的。回家就要把袜子、鞋垫和鞋里子用暖气或炉子烤干，新买的鞋头一年还比较暖和，但一年不如一年。在外面时间长了，脚就像踩在一块冰凉的铁板上，把脚冻的象猫爪挠心一样的疼。

那时人们的穿戴，受政治、经济条件限制不是太讲究，因为首先没有经济条件，即使有钱受定量供应的限制你也买不到，其次穿戴太花哨、太讲究、太时尚，也容易与资产阶级思想联系起来被人另眼相待

那时人的穿衣，基本上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裤子坏了要补，即使是袜子坏了，也要拿木头做成脚楦头把袜子套在上面进行缝补。大人穿过的衣服淘汰给大孩子穿，孩子长个不合适了再给老二穿，并依次传递。

我家因为孩子多，我不得不经常被迫捡大姐、二姐穿剩的衣服，虽然经母亲改制，因样式、颜色一看就知道是女孩子的衣服，所以经常受到院里孩子或同学的嘲弄。

一天，母亲将父亲的老式大褂和立领的旧式服装改造完给我穿，引起院里孩子们的惊奇，觉得太老套、太大人化了，加上夏天我经常穿印有北京和平的白色老头衫，所以院里孩子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很别致的绰号“北京和平西服马褂”我也由此名声大振，就连有的大人都知道了我的这个绰号。

这就是那个年代生活的一个侧面。

（未完待续）

         作者：李大法

      写于2023年8月

作者简介:

李大法、男、曾任吉林省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吉林省政府法制局副局长、吉林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吉林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法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委组织部公考命题专家、考官、讲师团成员、吉林省委党校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