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件事，如今的青年人听起来都觉得恐怖恶心。就是挖坟堆时，挖出了很多很多的棺材板子，除了腐烂的外，还有许多经木匠锯砍出来，与新木料相差无几。
于是，就利用这些沉睡多年的废物，做成门、窗、桌、凳，还做了一个乒乓球台子，供下放干部休息时娱乐健身。
在物资匮乏经费困难的时代，这些恶心的废物，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农场场部有了办公处所，下放干部和农工也有了较为安心的住处，生活和生产劳动也逐步走入了正轨。大片荒凉的草地，经过拖拉机翻耕和整地，也呈现出一望无际黑油油的土地。
这时农场党支部也建立了，由场领导和下放干部的代表5人组成，正、副场长兼任支部正副书记，下放干部2人，就是我和税局下放干部陈斌成为支部委员，还有一个农场行管干部为委员。农场一切活动均由支委会研究讨论，然后分头执行。
当时春耕春播来临，重要任务是将大片开垦出的农田进一步土地平整，以及开沟、修路(田间小路)。开垦出来的土地，主要是种棉花。
晴天，全场人员全力以赴挖沟渠。大小沟渠纵横，好似棋盘格子。要沟沟相通，利于排水。挖沟渠的活较重，个个累得腰酸背痛。
雨天就学习，由农场技术员为下放干部讲解农业基本知识，特别是棉花的栽培技术，从选种、播种、间苗、治虫、施肥、锄草等一整套科学知识和操作技术进行培训。
以后每个环节在田间操作时，由农工分组带领下放人员在田间边做、边教。下放人员经过一段时间劳动，在农活操
作上进步也很快，双手也打满了老茧，皮肤晒得黑黑的。
生活比以前有所改善，思想情绪也有了些转变，在田间地头劳动时、在宿舍休息时也常听得到欢笑声，在劳动中还出现了许多积极分子。
（二）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显得十分繁忙，到处都缺乏干部。
正当自己亲手种的棉花正在开黄花的时候，县里开始向农场抽调下放干部了。第一批抽调了五、六人，隔了个把月第二批又抽走上十人，这样在农场劳动还不到8个月，就上调了两批人，不仅未影响下放干部的情绪，反而还稳定了他们的情绪，因为原先所说下放3年的话，已经不现实了。
1958年9月中旬，第三批又调走十多个人，这次有我在内。我在农场整整劳动了10个月。
后来还有第四批第五批，据说在年底经过“整风反右”运动后，到1959年除了留在场里当干部的以外，全部调回单位了。
这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这段经历，使我在思想、体力、农活技术以及工作经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同时也给我身体留下了灾难性的隐患--血吸虫病。
下放干部在这里虽未种水稻，但长时间在这“重疫区”劳动、生活，那有不接触水的道理，到处有沟渠，到处有坑塘。
解放后，这里是重点防治区，可是往往重治轻防，血吸虫的病原--钉螺消灭得极不彻底，每年的感染率仍很高，下放干部中感染此病的人，不只我一人，为数不少。
我当时因年纪轻慢性感染，没有什么自觉症状，不在乎，也没检查，后来发现症状，由于工作紧张，只是临时吃点药，敷衍了事，年深月久，积劳成疾，直到七十年代初期，大病终于暴发，一场生死悠关地晚期血吸虫病腹水，严重摧残了我的身体，影响了我的前程，给整个家庭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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