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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张炜创作的若干基点
张炜先生的文学创作起步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当时中国文学刚刚复苏，除了如何挖掘作家各自的生活资源，大家还普遍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像五四新文学那些大作家一样，尽量寻求古今中外各方面的思想资源。所谓“思想解放”，不仅指政治意识形态的松绑，多元思想资源的汲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20 世纪80 年代成熟起来的作家中，若说寻求多元思想资源，张炜肯定是其中的翘楚之一。他的《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从“伤痕”“反思”的主流中另辟蹊径，提出“侮辱”“损害”“复仇”“蔑视”“忍受”“宽恕”等思想主题，明显带有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影响的痕迹。这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至今在我国文学中仍然属于十分稀罕的探索。俄罗斯经典作家思想情感的真诚与高贵也一直贯穿于张炜此后的创作历程。
张炜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中的主人公隋抱朴整天看着《共产党宣言》和《楚辞·天问》。他一方面用《共产党宣言》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来文明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同时也借马、恩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的阐述，来说明从鸦片战争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为止中国近、现、当代的历史与现实。在隋抱朴心目中，《共产党宣言》既管东方也管西方，既管中国也管世界。在“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潮流中，不少作家（如张贤亮）频频从马、恩著作中寻求思想资源，但是像《古船》这样用主人公隋抱朴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来结构全书的例子，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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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张炜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就展开了一场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场面宏伟的对话。但他主要还是立足于当时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实际。他的使命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复杂纠缠中为“洼里镇人”寻找一条出路。尽管从《古船》开始，张炜的文化背景就十分多元而复杂，但他始终有一个中心，就是要在这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纠缠中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倘若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东方、西方、现代、古典的所有思想资源就都会失去必要的落脚点。因此在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汲取中，应该给予更多注意的还是张炜大学毕业之后，利用在档案馆工作的职务之便对山东半岛革命历史文献的充分占有，这一点在当时涌现的绝大多数青年作家（包括许多老年和中年作家）群体中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就毫不奇怪，《古船》1986 年甫一问世，就立即在文坛掀起一股“张炜旋风”。我1992 年夏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正赶上张炜《九月寓言》的发表，欣喜至极，很快写了一篇评论《拯救大地——〈九月寓言〉的本源哲学》，又联系张炜其他作品，完成了一篇《张炜论》。1994 年底，我的第一本当代文学评论集出版，就毫不犹豫用《拯救大地》做了书名。张炜对我的文学评论的起步至关重要。
其实当时我对《九月寓言》也是一知半解，我也很遗憾未能赶上1986 年《古船》发表时的盛况。那时我还是大学生。后来才知道当时文学界曾提出“保卫《古船》”的口号。《古船》代表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高度，“保卫《古船》”免受极“左”思潮倾轧，就是保卫“新时期文学”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伤痕”“反思”“改革”“文化寻根”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古船》几乎涵盖了所有这些内容。它既有对历史伤痕的抚摸，也有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反思。小说故事主线，是20 世纪80 年代初期隋、赵两家争夺“洼狸镇粉丝大厂”经营权，以及隋抱朴、隋见素兄弟对“粉丝大厂”生产和分配方式的优化，不就是当时“改革文学”的核心内容吗？“寻根文学”的概念早在1984 年就已经提出，然而当时号称“寻根”的作家们都是用短篇、中篇等短、平、快方式各自寻根。《古船》的问世结束了这种零打碎敲的“寻根”，把“寻根文学”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仅寻几千年之前的文化历史之根，也寻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些根本问题。
当时许多老评论家都不敢相信，三十出头的张炜怎么可能对齐鲁文化传统和辛亥革命以来胶东半岛的复杂历史如此烂熟于心？还有评论家认为《古船》在当时就是一种“先锋文学”，这也不无道理。总之，对20 世纪80 年代刚刚复苏的中国文学来说，张炜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说，张炜著作体量庞大，风格多样，题材广泛。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学存在，我们要从总体来把握。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真正的思想家一生只思想一件事，就是最值得思想的事。但这最值得思想的事有一个特点，就是总喜欢远离我们而去。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张炜四十多年的创作中。当代中国人最值得思考的东西不可能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系统，但我相信这个复杂的问题系统或曰问题锁链必有某种内在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必有某种核心的问题导向。
就张炜而言，这就是他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密切关注，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以及蕴藏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活着的文化传统的深刻洞察。其中有革命和反革命以及革命内部不断革命的复杂传统，特别是这个复杂传统所带来的一系列希望与绝望、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光明与黑暗、撕裂与和解在个体生命上的剧烈冲突，有现代科学艰难挺进的传统——《古船》和《九月寓言》都触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背后伦理的嬗变以及科技开发对环境的威胁。
2016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独药师》还在辛亥革命背景中，让半岛地区几千年的长生修炼之术与佛教、基督教和现代科学文明直接对话。所有这些问题在张炜思想中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缠绕，分拆不开，由此形成他系统而完整的问题锁链。
思想活跃而敏感的当代中国作家不可能只思考某个局部的浅表的问题，他或她必须系统而彻底地思考中国人所要思考的全部问题。张炜就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具有足够宽度和深度的作家。他固然是一个高产作家，但总有一些贯穿始终的基本的精神关切。比如我们在2018 年他的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主人公淳于宝册身上，仍然可以依稀看到《古船》中那个历经磨难渴望成功的青年隋见素的影子。时隔三十多年，淳于宝册当然不可能是隋见素的简单重复，但两个人在精神上还是有一些清晰可辨的共同烙印。
这共同的精神烙印不仅留存在隋见素和淳于宝册身上，也印刻在当代中国作家所成功塑造的一切具备精神探求倾向的人物形象之上。正是这一点，保障了张炜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同一性。
作 者：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出版有《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语言观》《在鲁迅的地图上》《鲁迅六讲》《时文琐谈》等专著。
来 源：《名作欣赏》2019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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