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七九三”厂

文/李大法

 二、在五车间渡过的那段难忘时光

 我是1970年初中毕业生，在电子技工班经长春半导体厂短暂实习后，直接分配到国营七九三厂的。文革中的69、70两届中学生由于当时学校没设高中，所以69届全部下乡、70届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地实行了“四个面向”的分配，（即面向工厂、面向学校、面向部队、面向农村。）由于我是班长（当时叫排长），又是学生会干部，学校就把我留城分配到电子技工班，来到了七九三厂当了工人，当年我还不满17岁。

到厂里经一个月的厂内实习后，我与十几个同学率先被分到了当时厂里最大、人员最多、生产任务最重的五车间。

据说先分配的学生都是实习中表现好的，所以就分到最忙的车间，经车间压胶班组短暂的实习，我被正式分到了最忙、最累、最脏的喷银班组。从此，开启了走上社会的人生之路。

记得五车间在主厂房的最西侧，有职工180多人，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抽上来的知识青年、复原兵。还有一些老工人、技术人员，加上我们十几个新毕业的中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同志。

车间生产的产品是各种型号的云母电容器，全部为军工企业整机配套，主要生产工序为喷银（印银）、装配、测试、打卡子、压胶、浸渍、打印、包装等组成。

由于工作任务繁重、车间前道工序喷银班组需长年倒班生产。当时车间实行军事化管理，厂有部队长年派驻的军代表，车间都称为连队，车间书记叫指导员，主任叫连长。

当时车间有指导员、连长、副连长各一人，后来又来了一位副连长，据说是黑山阻击战九死一生下来的机枪射手。

听他讲，当年战斗的惨烈，一个连只活下几个人，不禁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当时，车间领导班子也很强，既有党在政治上坚强领导，也有技术方面专家，而且非常团结、配合默契。车间管理井然有序，这可能由于车间是全厂任务最重的车间，所以领导班子配的很强的缘故吧。

我所在的喷银班是车间的第一道工序，就是在云母片上根据电容器容量的不同、按工装设置的不同尺寸喷上银浆，经烘干后变成导电性能极好的白银。

班组当时有40人左右，根据倒班需要设两个组，每组约20人，分别设班长、宣传员各一人，白班为早8点至晚5点，二班也称为夜班，为晚5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

班组内也有好多工序，分别为配料、上片、喷银、开卡子、倒片、分拣和洗样板等，因工序间劳动强度差异很大，所以每半天轮换一次工序。

我记得当时班长每次重新分配工序都需花费好多心思，因为轻活少、重活多、女的多、男的少，轻重活的差异很大，轻活坐着就可以、而重活又脏又累还得来回跑动，每次换工序可选择的空间相对较少。

每当看到班长为难的样子，我就主动把重活承担下来，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天，身体很是疲乏，但我也没有怨言，因为觉得一是能为班长分忧，二是能够受到锻炼也挺好。

那时十七八岁，精力充沛、身体也好，干活累了一天，睡一宿觉醒来，第二天仍旧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毫无劳累之感。那时，唯一感到比较累、比较苦的就是倒夜班。时至今，回每每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

那时的生产任务很重，除正常倒夜班外，还时常加班加点，白班连二班，甚至有时二班还要连三班，一干就是一宿，人困马乏。

由于年轻的缘故，有时白班要干上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但是，要上一周夜班下来，由于打破日劳夜息的生活规律，改变了人体的生物钟，这样，连续好多天也休息不好，常常觉得无精打采。尤其每天上夜班到11点左右，几乎困地都睁不开眼睛。甚至站着、走着、干着活都能睡着，洗样板工作要把样板洗净并在烘箱里烘干需5分钟左右。这时，我就赶紧跑到走廊躺在地上睡上4分钟，然后再赶紧爬起来去取样板。尽管这样也无法解除困倦，只恨不得立时倒在地上睡觉。

可到了后半夜1点下夜班，收拾好工装设备，打扫完卫生回到倒班宿舍后，反到精神起来，竟然无法入睡，加上有的宿舍还有人打扑克更难入睡。

后来，我就与班长贾喜林4点钟就去厂里零件车间打乒乓球，一打就是3、4个小时，那时，乒乓球技术每周都能有长进。

由于在夜班宿舍休息不好，后来家里为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我就和班长及几位同志下夜班骑自行车回家。

走延安大路上的方块石头道或穿南湖的树林土路（那时南湖公园这边还没围起来）回到家后，后半夜3点多方可入睡。一气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吃饭，然后，再准备晚9点的夜班饭。

那时，我们经常在铝饭盒里放上切好的豆腐，放上豆油、盐、大料、姜、葱、红辣椒等调料。到单位后，便放在班组烘箱里煮开。

那时，烘箱里装满了饭盒，光做豆腐汤的就有5、6份，吃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每人做的味道都不一样的口味，可谓争奇斗艳，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口有余香、回味无穷。现在自己形成的“大厨”的手艺，恐怕那时就埋下了伏笔。

那时，厂里生产任务很重，经常加班连夜会战，厂领导会到车间一线看望工人。厂食堂也会为我们准备夜战地甩袖汤、米饭、馒头、面包，并直接送到车间。

因细粮有限，我一般只买甩袖汤和面包。后来为了解决倒班太辛苦的问题，我就搬到了厂单身宿舍并将粮食关系转到了食堂，每月可吃八斤细粮（3斤大米、五斤白面）大约三天可吃一顿细粮，同宿舍的栗章义师傅是山东人，爱吃面不愿吃米，每月都把他的大米票与我换成面票，我也乐得多吃大米少吃面，各得其所，各得其乐。

但一天两顿苞米面窝头也实在让人受不了。那时，上街吃上一顿大米饭、炒干豆腐就像是吃红绕肉一样好吃。改革开放生活改善后，我曾发誓再也不吃苞米面了，殊不知苞米面虽然不好吃，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全了我们的身体，所以，现在我每周都要有意识吃上几次苞米面。

企业由于生产任务繁重和经常性的会战加班，促进了生产工艺得改革，入厂两年多，车间由十几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得喷银就改成了可以由所有人员独立完成得印银，生产效率和质量有了明显得提高。

由于工作是坐着，机台和机台之间离的很近，同志之间干活闲暇时，经常可以聊天。其中班组里年长我十几岁的谷雅志、盛利、张秀莲等老师傅，经常给我这“毛头小伙”讲授一些人生道理，给了我许多启迪，让我受益匪浅。

还有班长贾喜林、宣传员姜奉先、车间的南方人汪士然、倪桂珍等技术人员也给予了我许多政治和其它方面得帮助，特别是车间延迟线哈工大毕业的孙奉文，经常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并在我上夜校时给我在数理化方面许多指导，该班组的邢克利虽然不是大学生，但由于部队的政治锻炼，加上聪明好学，虽然只长我四五岁但讲起话来常常是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而且口若悬河、激情四射，使我十分敬佩，并成好友，友情一直延续至今。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车间会战时，我与盛利师傅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生产操作竞赛，平时由于生产的型号比较杂，每人操作的型号不同，也不具备比赛的条件，当时班组大容量六号的生产记录是一天8小时印了2000克，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震惊，但盛师傅争强好胜，对我说，哪天咱俩印这个型号，比一比，看谁印的多，我一定会超过这个记录，我当时净印小型号而且机台工具均不太好使，每天费很大的劲也印不多少，所以心里也憋了一口气，便概然应允。

不久，有一个月全车间基本都是大容量产品，每人印的都是一个型号，比赛条件已经具备。于是比赛战幕拉开，规则是俩人同时开始，不准超时加班，故障自己排除，8小时结束看谁印的数量多，印银这道工序与油印机原理差不多，但比它复杂得多，需两手两脚都要动起来，一是左手将装满云母片的漏斗拿上机台放入固定位置，二是左脚踩气泵吸住漏斗下面的云母片，三是左手拿下漏斗，使一层云母片被吸收附在机台上，四是左手放下漏斗、压下纱网，五是右手拿起皮刷蘸好银浆，通过纱网和固定在纱网上得塑膜模板，将银浆刷在云母片上，六是左手弹起纱网，七是右手放下皮刷，八是右手拿起金属吸盘扣在机台的云母片上，九是左脚抬起，右脚踏下吸气，十是右手将吸起得云母片放在烤热的铝板上将银浆烤干。

通过这十个步骤就算完成一次循环，并印好一克产品。

比赛开始后，我俩一句话也不说，只见左右手的漏斗、皮刷在上下翻飞，左右脚踩得气泵吸了放、放了吸、扑腾扑腾、忙个不停，有时出现故障，急的脑袋直冒汗，抓紧排除，就这样一直忙到晚上5点下班的铃声响起，我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比赛戛然而止，虽然忙碌一天，筋疲力尽，但感觉肯定超过班组的最高记录2000克了，但超多少不知道，上秤一称，盛师傅印了2100克，我印了2200克，双双打破班组的生产记录，盛师傅感叹地说，虽然超了，但干不过你这年轻人呀。这件事虽然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回想起来当时得情形仍然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在我思考操作用感光胶、显影技术制造新型样板的过程中，深感文化知识的不足，渴望学习读书上大学就成为了我最大的愿望。

记得当年厂里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举办了业余中专，像我这样想读书的年轻人特别多，两千多职工，一下子就报了四百多人，有人问我报不报，我说要么不去，要么就坚持到底。

就这样，我与同班组、同宿舍的汪延生，包括当时在厂附近得中科院卫星观测站的赵正预，一起渡过了那段难忘业余中专的学习生活。

由于工作生活紧张劳累，加上课程内容逐渐加深，许多人开始掉队，上学的人也越来越少。甚至有一个下雨天，晚上上课只有我们三个人，老师也说无法上了，就与我们聊天，说你们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希望你们都能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如果你们将来谁能将电能大量储备起来，在缺电时使用，你们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虽然业余中专最后无疾而终，但那段时间的学习，却开阔了我的眼界，提升了我的文化素质。

在工厂除了在车间干活，还参加不少厂里组织的集体活动。

1973年五一节前夕，厂里抽调了一批工人参加五一节游园划船活动。提前二十多天每天到南湖练习划船。我从那时起就真正学会了划船，至今划起来仍然十分得法。还有一年夏天，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厂里组织了横渡南湖活动，我和同班组、同宿舍的同学汪延生一起参加了横渡活动，横渡后的合影一直保留至今。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期，中苏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根据战备的需要和上级要求，厂里成立了民兵团，各车间为连队，并把枪械发到车间进行训练。

车间指定我为机枪手，并安排我在延迟线班组用真枪卧倒进行瞄准击发训练，在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厂里组织了一次去靶场地实弹射击。

当时，发给我6发子弹，要求打两个点射，机枪靶在100米开外，在长方形的靶上贴了一张靶纸，靶纸上有一绿色的大人和小人，小人上面是白色的靶纸。

因为是第一次打靶心里又激动又有些紧张，但我对瞄准击发的要点已相当娴熟，所以，当射击的命令下达后，我立即扣动了扳机，可击发后的机身一颤，我就不由自主的停了下来，教练上来打开弹夹看了一眼说，还剩四发子弹，勾住就别撒手了，完成两个点射，我按照要求，射出了最后的四发子弹，报靶员报告，机枪六发两个点射，头两发全部中靶，后四发第一发中靶，后三发打在靶上的白纸位置，成绩优秀（三发中靶即为优秀），教练员上来说，你还真不简单，六发都打在靶上了，挺准啊，我心里也感到格外高兴，心想自己没白练，也够准的了。虽然三发脱靶，但也都打在木板上了，这要是实战点射，敌人肯定跑不了。

几年后，上大学在海城军训时，我用半自动步枪五枪打了四十八环，再次获得优秀。后来，在柳河、梅河、九台的几次打靶中，成绩均获得优秀。现在回想起来，工厂时“三点成一线，有意瞄准，无意击发”的射击要领，为我奠定了射击的良好基础，并成就了我以后优秀的射击成绩。

在我的人生中，最有趣儿的是一次难忘地捞鱼经历。

厂里在九台饮马河有一农场，主要生产水稻，有一年初春，厂里把我抽到农场给水稻拔草。

当时，农场的条件十分简陋，我们都是自带行李，睡的是通铺。由于白天很劳累，晚上躺下就睡着了，也没觉得怎么苦，反而觉得那个地方真好，空气清新，水草丰富，更主要是一天三顿大米饭管够，这对于每月只有八斤细粮，三天才能吃上一顿细粮的年代，那简直就是超级福利，恰似掉到福堆里的感觉。

由于那个时期农场里虽然顿顿大米饭，但也是缺油少肉，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农场决定自己动手捞鱼改善职工生活。

农场附近有很多大小不一的水泡子。农场就在房子附近选了一个约十七八米长十来米宽的泡子，泡子中间也就有腰深，然后组织职工用土坯将泡子在中间隔开，然后由五六个人，下到水中，用水桶将一边的水倒向另一边，干累了，就再换五六个人，干了约一个多小时，水下到了大腿根，鱼开始蹦出水面，又加劲干了一阵子，水到了膝盖，只见水中万头窜动，职工纷纷下水抓鱼，鱼很滑抓的时候很费劲，但也抓了不少，而且我还在水底还抓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泥鳅。又干了一阵，泡子的水就更少了，有人拿来了大抄网，抄一下就是大大小小的半网鱼，可谓一网打尽。

那天好像捞了七八水桶的鱼，晚上大米饭、酱焖鱼、再配上小葱、香菜、大酱，大家吃得都很香。

近些年来，自己虽吃过很多的地方特色、美味佳肴，但一直难以忘怀那次在农场的经历和土掉渣的鱼香米香。

（未完待续）

      作者：李大法 写于2023年8月

作者简介:

李大法、男、曾任吉林省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吉林省政府法制局副局长、吉林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吉林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法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委组织部公考命题专家、考官、讲师团成员、吉林省委党校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