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风气好得了吗？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淄博烧烤”热等中国的活动是自上而下压下来的吗？
──记一场大讨论
作者：周文庄
一、发本文的起因
“中国社会风气好得了吗？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淄博烧烤’热等中国的活动是自上而下压下来的吗？”
前段时期，我与我的同学围绕此问题展开了非常认真的讨论，其讨论的中心内容是：
1.中国的社会风气现在好得了吗？是中国还很贫穷，缺乏物质基础，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变好；还是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看看上世纪六十年物质条件更差的学雷锋时期的社会风气和现在并不十分富有的淄博人民的“淄博烧烤”引领的社会风气就很能说明问题？
2.从上世纪持续至今的中国几十年学雷锋活动及“淄博烧烤”这类网红事件究竟是中国官方从上到下“压”下来的，不可能普及、持久；还是并非官压，社会有民意基础，群众有强烈意愿，是从下到上、从上到下相结合开展的，发自内心，必将持续、普及、发展下去？
这是一个比较重大、严肃的系列问题。对此系列问题，不仅海内、海外看法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就是在国内，持不同观点者也大有人在。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也关乎到国际上及国内不同人等对中国的整体看法。
正因为如此，我和我同学的这场讨论很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考虑到这点，特将此次讨论情况作一介绍（从方方面面考虑，介绍中隐去姓名、学校、班级等信息，以不同符号代替）。
二、讨论过程总概
今年5月的一天，我将武汉光谷中国首条空中轨道（空轨）线路的试运行视频转发到班群。一原籍武汉的Y同学看后，感慨“武汉有变化”，还称赞了武汉一位温馨执法、乐于助人的警察和一位善解人意、友好待客的公交司机。我便跟帖说：“武汉人要是都像那位警察和这位司机就好了。是有变化，可仍有不少人叫人伤神。”
但随后L同学在群中@我说：“你的期望太高太快了。人民大众对文明进步的追求是要在肚子饱了（小康生活）以后才能引起注意。而且需要一代人（25年？）的时间。”
其后，我在班群里发了第一篇专文（全文见本文的第三部分）回复L同学，认为：“并非物质利益未充分满足、生活没十分富裕，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就高不了，就不可能很高。”并以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上下大学雷锋活动时期的社会风气和当下并不十分富有的淄博人民的“淄博烧烤”引领的社会风气为例，说明科学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它不仅承认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而且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举出大量事实并阐述观点后，我最后说：
“下大力气，认真抓好上层建筑，抓学习，抓思想，造舆论，造氛围，成风气，成气候，这是必须摆在极其重要位置的大事。
“只要这样，何愁良好的社会风气重建不成？何愁好的社会风气形成不快？
“若非如此，莫说是一代人，莫说是25年，就是更长时间，好的社会风气也立不起来。”
但后来L同学在群中再次@我，称：
“50-60年代有雷锋和其它模范人物。今日中国出现了模范文明城市和个人。但是那些只是局部和短期的个别例子。他们成为‘新闻’就证明了这一点。你我最希望的是整个社会，或者大多数人（70-80%？）都文明起来。你举的例子都是‘从上（压）到下’的方法。我个人观点：社会文明只有‘从下往上’才能普及并持久。我同意‘有钱不等于文明’。但是社会发展（富裕）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足够衣食住行，不把自己周围的人当成‘竞争者’，抢资源，社会文明才有机会实现。”
一些同学对这场讨论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有同学发帖说：“这个题目有点大，很高兴看到你们的热情讨论”。
为了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我又写出上万字的第二篇专文（全文也见本文的第三部分）发到班群里，发表了与L同学不同的四条意见：
第一，我不认同你所说的“你举的例子都是‘从上（压）到下’的方法”。
第二，你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雷锋等模范人物和今日中国出现的模范城市与个人只是“个别例子”，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你说“社会文明只有‘从下往上’才能普及并持久”也是我不认同的。
第四，“社会发展（富裕）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足够衣食住行，不把自己周围的人当成‘竞争者’，抢资源，社会文明才有机会实现”的观点也是我不能认同的。
在阐述这些观点时，我不仅一一讲道理，更以我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及当今社会的实际事例来证明L同学那些观点的不正确。
该专文中原本还写了如下一段话：“其实，西方世界的一些政客出于他们政治目的的需要，总要把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大大小小活动都说成是从上压到下的活动，都说成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参加是被迫的、非自愿的，其意在指责中国领导人大搞极权、独裁。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们（包括海外华人）和国内的一些人宜清楚这一点，搞清事情真像，不受这些政客鼓噪的影响。”
但考虑到有些（包括身居海外的）同学对这带政治色彩的观点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反感乃至抵触情绪，还是摆事实更能进入人心，更无情绪障碍，故我删除了这一类文字，并在该文最后强调说：“我的回应挖掘历史，直面现在，只摆事实，就事论事，不过多置评，我想这应该会有利于我们的讨论。”
此专文发出后，不仅有同学评论此为“各抒己见”、“精彩对话”，L同学也谢谢我“花时间给我的观点做回答”，而且，Y同学还提出了如下建议：
“读大哥的精辟问答，感触颇深，如烟往事又历历在目，感同身受。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成长历程，也是当时的社会场景，是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真实写照。
“希望你能将此问答发表出去（针对的有关说法的主体改为泛化的某个人群，不再是张三或李四），给更多年轻人以指引。”
后我回应Y同学说：“谢谢你提的建议。我会有所考虑。”
可以说，Y同学的建议也是今天我将对话情况在网上作介绍的一个推力。
三、我的两篇发言
第一篇专文内容
××：
你好！前天你给我的留言看到了。
企望中华大地上社会风气良好，这是你、我的共同愿望；在这点上，我们很多同学都是心心相通的。
我们是爱思考、有观点的一代人。
只是你的观点我觉得尚需商榷。
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翻译为白话文就是：“谷仓、米仓充实、装满了，此时的人才会、就会懂得做人的礼节；衣食丰足、无忧了，此时的人才会、就会明白什么是荣誉和耻辱。”
而在我夸赞了×××提到的温馨执法、乐于助人的警察和善解人意、友好待客的公交司机，说“武汉人要是都像那位警察和这位司机就好了。是有变化，可仍有不少人叫人伤神”后，你则对我说：“你的期望太高太快了。人民大众对文明进步的追求是要在肚子饱了（小康生活）以后才能引起注意。而且需要一代人（25年？）的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讲，你的观点和前述管仲观点相同。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在肚子填饱、生活小康、物质需求满足后，人民大众才会去注意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而现在的中国大众肚子还没填饱，生活也非小康，物质基础尚没打好，故此时去要求他们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关爱他人，奉献社会，这期望不切实际，“太高太快”。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管仲和你都在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物质的基础作用，这都符合唯物主义“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但科学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它不仅承认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矛盾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精神力量对经济社会有其强大的反作用和独立性。
我认为，并非物质利益未充分满足、生活没十分富裕，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就高不了，就不可能很高。若是这样，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上下大学雷锋活动时期，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跟现在的比，其差距不是一点点的大，可那时全中国的社会风气却是那样的好（我们直接经历，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跟现在相比，真是好上了天，这该怎么解释？生活不富裕就风气不会好吗？物质利益没满足就会思想差吗？并非如此啊（更不要说林觉民、江竹筠这些仁人志士没有谁给予他们物质利益保证却信念崇高、执著，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另外，也并非物质利益充分满足了，生活十分富裕了，人的思想就自然而然跟着变好了。若是那样，多少生活富裕、家财万贯的现时富豪们为富不仁乃至无恶不作，这又该怎么解释？物质利益充分满足了，人的觉悟就一定会高，社会的风气就一定会好吗？也并非如此。
其实，眼下淄博烧烤的火爆也很能说明问题。
淄博市还是那个社会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怎么高的在全国很不起眼的三线城市──实力不太济；淄博市也仍然还是处在精神文明、社会风气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不容小觑问题）的当下──现实环境不太理想。可怎么说变就变，整个淄博的社会风气、全体市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就变得是那么的好？怎么变得简直是不认得了，让全中国人民乃至境外客人都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而这变化的到来，并没有你说的要等一代人过去，并没有你说的要过25年啊。
究其根由，还是因了淄博的领导者真正从内心到行动，把“为人民服务”当了真；还是因了在执政者引导、全社会努力下，淄博的人民恢复了对“利他利人”、“善行天下”等为人信条，对真、善、美的尊崇。淄博上上下下尽全力善待了疫情爆发时前来避难的华北大学学生，华大学生的感恩回报又引发、激发了淄博人民内心更深处的那份爱、那些善，自发地以及在淄博领导者的组织下，再把他们被引发、激发出来的那份爱、那些善，回馈给了所有来到淄博的客人们，形成了淄博全社会强大的崇尚美好、痛恨邪恶的良好氛围。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思想环境下，人们的思想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自觉不自觉中都会净化心灵，向好、学好；而这种感染，这种净化，这种向好、学好，又会将全社会这种好的社会氛围水平推向更高。
这时，还需要到下一代人、还需要等待25年才能迎回淄博良好的社会氛围吗？不需要了。因为现时领导就真把“为人民服务”入了心，兑了现；因为现时人们的善良、纯爱就已被现时周边浓浓的社会氛围所调动、所激发，当然马上呈现的就是那大爱的排山倒海了。
此时，没有坏人了吗？怎么会没有？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啊。那怎么就没看到他们跳出来？怎么在当下的淄博城至少到现在为止就没出现一例投诉、报案？那也是因为淄博城里内心阴暗、思想肮脏的坏人在这样一种强大的社会氛围下，他们想恶行也轻易不敢；慑于淄博现在强大的正气气场，他们抖抖瑟瑟地不敢轻易造次！
至于淄博的奇迹能否在淄博一直延续下去，淄博的奇迹能否在全国其他地方复制，我认为答案也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两点是否坚持。
“德行天下”。这就是精神力量对物质利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
前面也已说到，其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火红、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曾有过非常好的社会风气。关爱他人，先人后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舍己为人，公而忘私……这些中国人有益的格言，这些格言所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那个年代里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里，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精神动力和自觉行动：
见到有人钱包丢失、碰到难处了，即使根本不认识，也会慷慨解囊；
遇到老大爷老大娘行动不便，即使非亲非故，也会立即扶携相帮；
那时的长江大桥上还可以走板车，途经武昌引桥处的长长斜坡，许多学生都会主动、自觉地跑上前推车，义务帮助拖板车工人将沉重的货物送到桥上；
公共汽车上，有学生考虑到后面还有上车的乘客，干脆上车后见到空座位也站着不坐，乘客们也都是互相谦让；
1960年，为了挽救山西省平陆县六十一名食物中毒阶级弟兄的生命，从中央部门到地方县委，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民众，从医护到民工，一曲凯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奏响。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我耳闻目睹乃至参与其中。
那时，雷锋精神不知感染、感动了华夏大地上多少人，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模范事迹和光辉榜样不知帮助、促使多少人树立、确立了阳光灿烂、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不知触动、推动了多少人，用他们新的行动，进一步让彼时的中华大地处处充满了爱，华夏大地如此感人的社会风气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惊叹……
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将这一切毁于一旦，文革后“一切向钱看”等价值取向进一步毁灭着许多人心中的正向追求和信仰，好的社会风气被攻讦了、摧残了、败坏了，坏的价值取向攻城略地、毒害灵魂，这才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礼崩乐坏、世风不正，这才有现在那么多乱象发生。
痛定思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正确的治党治国路线是何等的重要，抓领导班子、抓上层建筑、抓思想建设是何等的重要。
让真正从内心到行动，把“为人民服务”当了真的人来担负领导，而不是让那些内心深处本就是企图以权谋私的人或者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来执事、来领导是何等的关键；
而下大力气，认真抓好上层建筑，抓学习，抓思想，造舆论，造氛围，成风气，成气候，这是必须摆在极其重要位置的大事。
只要这样，何愁良好的社会风气重建不成？何愁好的社会风气形成不快？
若非如此，莫说是一代人，莫说是25年，就是更长时间，好的社会风气也立不起来。
第二篇专文内容
××：
你好！看到了你5月14日发给我的新留言。
你在留言中说：
50-60年代有雷锋和其他模范人物。今日中国出现了模范文明城市和个人。但是那些只是局部和短期的个别例子。他们成为“新闻”就证明了这一点。你我最希望的是整个社会，或者大多数人（70-80%？）都文明起来。你举的例子都是“从上（压）到下”的方法。我个人观点：社会文明只有“从下往上”才能普及并持久。我同意“有钱不等于文明”。但是社会发展（富裕）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足够衣食住行，不把自己周围的人当成“竞争者”，抢资源，社会文明才有机会实现。
虽然你在新留言中表达的愿望仍然是好的，但你的一些观点我仍然不能认同。
我想说说我与你观点不同的4点。
第一，我不认同你所说的“你举的例子都是‘从上（压）到下’的方法”。
首先，我认为不应把“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办事方式截然对立起来，看问题不能绝对化。许多时候，人们（包括政党、政府）都是将“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办事，且这样办事往往能取得好的效果。
我所举的被你称为“从上（压）到下”的例子主要是学雷锋活动和“淄博烧烤”这两个。
先重点说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轰轰烈烈学雷锋活动。
这一活动就并非是你所认为的“从上（压）到下”的活动，而是一场“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方式两者完美结合的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新国家里人们应该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动？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风貌？新型的人与人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人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工作？
此时，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在聆听领袖教导、获得党和政府指导的同时，人们也希望、也盼着能够有活生生的典型作示范、作榜样，能够有真实可信的榜样来鼓舞、推动他们。
雷锋起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被基层人民群众（即所谓“下”）呼唤出来的典型。
自1956年参加工作后，雷锋先后当过助理员、通讯员、公务员、推土机手等等。他一贯积极努力，忠于职守，公而忘私，乐于助人，一直都得到周边群众和领导的赞许和肯定，多次被评先，出席过鞍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军入伍后，也因为表现突出，得到战友们的肯定，一步步被营部、团部、军区工程兵党委表彰、记功、树标兵。尤其是他记录平时工作、学习、思想情况的日记被发现、被军区工程兵党委内部传阅、直至在沈阳军区《前进报》上部分发表后，更是反响强烈，一时间雷锋成为了众人争相学习的好榜样。
之后，雷锋又受邀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积极传递助人为乐、爱党爱民的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开展学习雷锋的通报》，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员代表会议也号召全军区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年学雷锋。这就在更大范围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一股股热潮。
在雷锋1962年8月15日不幸被倒下的晒衣杆砸中离世后，他的日记、事迹被进一步整理、发表。国防部授予雷锋身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全军宣传和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的通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教育活动的通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和通讯《伟大的普通一兵》，解放军报发表了《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和《再论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社论。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在作深入一步宣传雷锋精神的工作时，便想到要是能够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必将极大促进这一活动的广泛开展。于是，他们写信一封，把这一想法呈递给了毛主席，这才有了1963年3月5日首都各大报刊同时在头条位置发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和相继发表中央其他各位领导人的相关题词等重大举措。随后，顺应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响应领袖的伟大号召，从中央到地方，全国范围的学雷锋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且持续不断，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学雷锋活动并不是“从上（压）到下”发动的，雷锋这一典型完全是起初在下面被发现，然后影响不断扩大并被层层向上递送、传播，直到被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递送到了最高层，这一阶段，总体上应该是典型的“从下到上”。
中共中央、毛主席不仅感受到了人们学习雷锋的强烈愿望，而且清醒地看到了在脱胎于旧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努力提高全体人民思想觉悟、道德风尚、修养境界的重要性，建立和保持和谐、友爱、文明、健康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清楚地看到宣传雷锋，大力提倡、宣扬其爱党爱民、无私奉献、心系他人、助人为乐等思想将极大地有助于前述目标的实现，而且中国人民有接受这种思想修养的需要和可能性，于是便抓住了这一典型，不仅毛主席亲自题词，各中央领导人随后题词，而且为此专门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然后，就是学雷锋活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
可以看到，后一阶段的这些动作，总体上也就是所谓“从上到下”推行了。
其实，准确地讲，学雷锋活动也不宜机械地将其分为开始的“从下到上”和后来的“从上到下”两个阶段。在这整个活动中，“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有“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成分，都是互动、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称学雷锋活动采用的“是‘从上（压）到下’的方法”并不符合事实。
不仅中国大地上的学雷锋活动不是“从上（压）到下”，而且，很多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开展的其他活动也都不是“从上（压）到下”。
比如说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活动，都不是一场场“从上（压）到下”的活动，而是一场场“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有机结合在一起开展的活动。
看看工业学大庆──
首先是在1959年到1963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国家甩掉贫油帽子忘我拼搏，取得了令全球惊叹、让国人欢欣鼓舞的巨大胜利；国家在这一既有典型的基础上予以了肯定和推广，毛主席在1964年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这场运动才在全国各条战线得到进一步的开展。
再看看农业学大寨──
同样，六十年代初，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不惧艰难，不畏劳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战胜空前未有自然灾害的傲人成绩，被山西省委发现后，农业战线的典型大寨才得到逐级肯定，直到报呈党中央，直到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运动随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的发展。
再比如说向知识青年的榜样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学习的活动也都是这样的，我就不再一一具体说及了。
另外，“从上到下”开展、进行的活动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就是应该反对的，我们不应该以“是‘从上到下’进行还是‘从下到上’进行”来划分对、错。
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2021年宣告目标按期达到。某种意义上讲，此目标的提出和实现都是“从上到下”的，然而这种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均符合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均没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那么，这种“从上到下”就是值得肯定的。
再比如，也是某种意义上讲，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政策（党中央、x-j-p提出）的贯彻和执行是“从上到下”进行的，这种政策有益于环境保护，利国利民，符合中国客观实际，那么，这种“从上到下”就也是值得肯定的。
总而言之，只要这些活动的开展反映了正向民意，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符合老百姓根本利益，那么，其开展是“从上到下”也好，是“从下到上”也罢，都应予以肯定；若非如此，即使活动“从下到上”进行，也不应认可。
毋须讳言，在中国大地上，也曾有过乃至现在也还有违背群众意愿，强奸民意、从上压到下、“运动群众”的事情发生。比如1958年全国范围农村浮夸风盛行之时，一些省、市、县、区领导逼着、压着各合作社、公社夸大、虚报农作物亩产（稻谷亩产甚至报到一万六千多斤），大放农产“卫星”；比如改革开放的今天，某些区镇、街道、社区、单位在上级前来进行环保督查的日子里，强令、逼迫辖区内所有餐饮店铺、洗车场所临时关门歇业，在建施工项目一律停工，等等等等。这种违背群众意愿、从上压到下的搞法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败坏党风、社风，任其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安稳、执政党发展与生存，绝非小事，应该坚决反对，予以纠正、查处。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在狠抓这类问题。
就此延展开说点题外话：在现今中国大地上，当官、掌权违背群众意愿乃至不为百姓、只谋私利、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在绝对数量上也还是相当惊人的。虽然这些年毫不手软地公开处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量违纪违法官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惩治贪腐、让党和政府风清气正的决心和意志，但全中国有这么多官员以身试法且至今仍“前赴后继”、一直不断，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回看历史，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启程去北京。而在启程前不久的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已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一点，可称之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除此之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其人员构成、尤其是入党动机则远比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入党的要复杂得多。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入党是要作掉脑袋准备的，是要有牺牲一切私利之境界的，为纯粹、坚定的理想、信念、追求所驱使。而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入党，大多情况下就不存在掉脑袋危险了；不仅不会掉脑袋，相反，由于党的执政地位，入党、做官反而有利于心怀鬼胎之人依此更顺利、更快地达到升官掌权、牟取不义之财之目的。这样一来，有入党谋私目的的人也会和真心为革命理想奋斗终生的人一起进入到党组织，鱼目混珠，从而使党组织的人员组成远比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前要复杂得多，使得避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陷入“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更加不容易。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的启程赴京，被毛主席称之为“进京赶考”。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如今，七十四年过去，这“进京赶考”答卷的填写还在继续，一届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在统领全党、全国，通过采取和加强“自我革命”、“自我监督”等举措，下大力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陷入“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我们清楚地知道解决这一旷世难题的不容易，我们惟愿能够一切向好发展。
至于“淄博烧烤”这一典型是否是用“‘从上（压）到下’的方法”推出，也非如此。
就像淄博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2023年4月19日《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自发的全城行动，也是一次自觉的全民参与”。当初疫情爆发时，前来避难的华北大学学生被淄博上上下下尽全力善待（包括了老百姓的自发积极参与和政府的尽责全力组织安排），其后华大学生的感恩回报又引发、激发了淄博人民内心更深处的那份爱、那些善，自发地以及在淄博领导者的组织下，再把他们被引发、激发出来的那份爱、那些善，又回馈给了所有来到淄博的客人们。
这里面哪有什么“从上（压）到下”？
其后“淄博烧烤”典型在全国爆红，那就更跟“从上（压）到下”一点都不沾边。
这点很清楚，就不多说了。
第二，你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雷锋等模范人物和今日中国出现的模范城市与个人只是“个别例子”，但事实并非如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总体上人人思进，个个激情，良好的氛围、强大的影响是浓烈、全社会的，因而，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为人榜样也必然是大量的。全中国的模范人物不是只有雷锋，而是列队站出长长一大排，如：王杰、欧阳海、麦贤得、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时传祥、张秉贵、龙梅与玉荣、邢燕子、董家耕、侯隽，等等等等；我们武汉本地，也有马学礼、龙蓉芳、夏菊花，等等等等。
你们出生晚，也许对这些名字感到很陌生，可要是问问你们的父辈，一说出这些名字，他们绝大多数人对此一定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亲切；对这些英雄模范的事迹，他们也一定是烂熟于心，并对这些楷模充满了敬意。
也许有人会说，在那个年代里，就是这些英雄模范的名字排起来一长串又有多少？中国七亿人中，他们能占百分之零点零零几？
是的，任何社会，推动历史前行的必定是亿万人民，譬如说那时的七亿中国人民。然而，在我们列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七亿中国人民中的时代楷模时，哪怕我们列示出的楷模名字是长长的长长的一大排，也是不可能把所有优秀的奉献者都一一列示的，我们只能列示所有优秀奉献者的代表。
所以，面对你所说的雷锋等人只是“个别例子”这一问题，其关键是：在我所列示的这些时代楷模的背后，究竟还站着多少与这些时代楷模一样的佼佼者？
实际上，放眼神州，在我们列示的楷模身后，更列队站着无数像他们一样值得敬重的优秀奉献者。雷锋、焦裕禄等楷模他们只是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优秀代表，在那个年代里，还有无数个像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他们那样的虽普通、却英雄、却楷模的人就生活在、工作在、学习在我们身边，也在用他们的行动、精神感染着、推动着周边的人们。时代精神浸润出了大批大批楷模，大批大批楷模又进一步浸润、催生了更大量更大量的时代精神承载者、践行者，这样的楷模千千万而非“个别例子”。
这就是事实，也是我们的亲身感受。
你们没生在、没于懂事的年龄段亲身经历上世纪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热年代，难知那个年代的整个社会里大多数人心中洋溢着怎样的热情，人们的心是怎样地被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激荡，人们的情是怎样地凝聚在共和国大厦的铸造和发展中。新中国的建立给人们带来了新思想和新生活的希望，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追求让这个新生共和国国度里的人们众志成城，挽手并肩，集体积极昂扬前行。于是，这样的一种激情激荡，这样的一种全社会人民向着美好未来努力前行的氛围，这样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感人世界中，便必然会孕育、培养出许多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道德模范；这些道德模范的产生和事迹、精神的被传颂，又更进一步地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那燃烧的激情澎湃得更高，把整个社会人们的思想境界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上次回复你帖子时就举了些五六十年代学雷锋时期我们身边十分感人的事例。那，就是会让人心灵得到进一步净化的当时；那，就是雷锋并非“个别例子”的实证。
至于“淄博烧烤”是否为当今中国的“个别例子”，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个别例子”，因为眼下还只独一个“淄博烧烤”。但也可以说并非如此，因为这个典型在华夏大地上受到赞扬，正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各地老百姓所认可、所学习，不同版本、类型的“淄博烧烤”正在其他一些城市出现。若健康发展，其前途无可限量，“个别例子”也可能会“到处开花”。
第三，你说“社会文明只有‘从下往上’才能普及并持久”也是我不认同的。
“从上到下”也好，“从下到上”也罢，若是有了正向民意基础，有了客观条件和需求，社会文明的推动哪样进行都可能普及并持久。
还是拿你称是在“从上（压）到下”开展的学雷锋活动作例子。
若论学雷锋活动的广泛性，我认为，迄今为止，很难找到有哪一项活动如学雷锋活动那样影响了全中国千家万户，深入到亿万人民心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雷锋活动兴起后便迅即在全国蓬勃发展，雷锋精神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努力像雷锋那样生活、学习和工作几乎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志向和实际行动。
当时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浓烈的学雷锋活动氛围中，生活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相互关爱、协力前行的社会大环境中。在那个境界升华、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家你激励着我，我推动着你，总有无数的人和事感动着你（哪怕是在今天，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的脑海里都还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我的内心都还会因那段岁月中的激情而激荡）。5月14日回复你的帖子时我已举过当时经历、见闻的部分例子，更多的例子全国人民亦可举出很多很多。
而在其后迄今漫长的六十年岁月里，学雷锋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尽管也有人只把学雷锋活动停留在形式上、表面上，尽管曾在某段时期有人不认可雷锋精神，说雷锋精神过时了，甚至有人污称雷锋愚忠，是头脑简单的政治工具，然而，这些都未成气候，都只是华夏大地上几十年声势浩大学雷锋活动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且新时代的学雷锋活动对雷锋精神的领会更加深入、深刻、全面，学雷锋活动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在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义工、志愿者队伍开展的活动中，在扎根贫困山区扶贫的有志青年长年坚守、决不退阵的行动中，在温暖、关爱、帮助残疾人的助残活动中，人们都看到了、感受到了贯穿其中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得到了范围更广的普及，雷锋精神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扩展和升华。
细细想来，之所以这一典型的产生、发现、传颂及又反过来被最高层“从上到下”地大力宣传、推广、落实到行动的活动能够如此普及和持久不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中华民族无私、助人、向善、奉献、见义勇为、公而忘私的传统美德都在雷锋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因而，其高尚的品德、情操深深打动、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民。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人民需要这样的典型，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所以，这样一种巨大精神力量的感召和鼓舞，让亿万人民牢牢记住了雷锋的名字，使亿万人民将雷锋的伟大精神驻留心中，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提升，从而推动着亿万人民在实际生活、学习、工作中向雷锋学习，努力地去像他那样行动。
这就是学雷锋活动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得到普及和持久不断进行的事实及原因。
再回头单看我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也可从中看到学雷锋活动的普及程度及其持续不断的作用。
1963年初，我正处中学初三年级的上学期，即将满16岁，处于形成、确立人生观、世界观的年龄段。“生活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我当时正反复思考的大问题。
恰在此时，我遇上了雷锋事迹、雷锋日记的发布和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这一重大事情的发生立即在我心中生发、掀起滔天波澜，撞击着心、推动着我去联系这些，认真思考那正在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全中国那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中，雷锋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感染了我，教育了我。1965年3月8日，在高二上学期的日记中，我写下了这样的小结：“从初三到高一上学期，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终于，我的思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我初步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立下坚定的志向：‘终生为人民服务！’我的思想认识终于从量变达到了质变。而这一切的取得，不正是党的教导、雷锋英雄形象鼓舞我在实践中获得的吗？党教会了我怎样做人，而雷锋的英雄形象促使我较快地懂得了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学习雷锋的最大收获。”
一路走来，父母穷尽一辈子的言传身教，组织一直给予的教育、引导，仁人志士感天动地的榜样力量，都给予了我根本性的影响，帮助我选正道路，矢志不渝。而雷锋给予我的影响正是这些正面影响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和确立是人生道路上根本性的转变和确立。这个理，这条路，我认准了，就谁也改变不了我。
在随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一直坚持了向雷锋学习这一方向，一直以雷锋精神鼓舞、要求自己。而且，这一切，已然化成了自己的一种自觉意识，面对任何事情都会就这么地去做，任遇到什么困难、遭受什么挫折、受到什么不公正对待也都改变我不得，奈何我不得。几十年的人生道路，我就这样走了过来，矢志不渝，从没变过。
因了雷锋精神对我人生信仰的巨大影响，我也会在好些场合讲到这种影响。这样做，既是为了鞭策自己，也是企望有益于大家。
例如，2009年10月，我在我们××××-××××班的武汉东湖聚会上说：
现在这世界，价值观念多元化，理论流派林林总总，良莠并存，是非须辨，对此，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有着自己对人生理想、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但从不认同个人价值实现的极端张扬，哪怕在当今社会里“雷锋精神已经过时”的论点时有耳闻，崇敬、追随的仍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美好价值取向；不相信“游戏人生”的痴话呓语，这辈子认定了“敬畏生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例如，2011年7月离开设计院正式退休之际，我在写给全院员工的公开信中对大家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雷锋运动深深撞击了当时正处形成人生观年龄段的我的灵魂，我的人生观从此确立。自那时直至现在，读中学，下农村，进工厂，当老师，做工人，考大学，返电厂，入我院，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社会上“雷锋精神已经过时”、“‘傻子’现在不再吃香”等思潮在如何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我始终以雷锋为心中楷模，以奉献社会为行动主旨，以给天下人——认识、不认识的，家里、家外的——带来欢乐为幸福。一晃四五十年过去，虽然始终小小百姓一个，虽然坚持不懈也很辛苦，但我却在这奉献、这辛苦、这坚守中持续感受着莫大的快乐和幸福。今年3月，我创作的歌词《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完稿。“一生的求，/一生的守，/我们用真情铺展爱的绿洲。/奉献的快乐，/是醇美的享受；/予人以玫瑰，/余香馨悠悠”，这段歌词表达的，正是心中的这一真实感受；“人生美绽放在终身的坚守”一句，则透射出信仰、目标坚守终生的信念。”
例如，2021年10月，在正式离开工作单位10年后，我向设计院离退休人员及网上其他朋友们说：
哪怕我们的个体如雷锋所说，只是大海一滴，也要尽力让短暂、微小的生命之花绽放得更绚丽一些，让自己时空有限的存在对包括亲人在内的世人更有益一些，释微热让周遭稍稍温暖一丝丝，燃烛光给世上稍稍添亮一些些，用真心给人间多留一点点。
记得2009年10月东湖聚会时，班上的女同学曾对我忆及当年×院读书时的一些事。她们说，总看到我在上完一节课后上台去擦黑板，一直都这样；也曾有我班同学买饭插队到我前面，我就离开原来的位置，重新排到队伍的末尾。还有同学说到露天电影场里电影播放前，我点起小蜡烛抓紧时间学习的情景。
他们说的这些事我已只是依稀记得了。一方面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另一方面，也因为那都是我在自己固有行为道德标准下的自然举动，也就不是太把这些放在心里了。
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不求任何报酬，我尽力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众人的事情；同时，坚决按规矩、据原则办事，我亦不丧失原则去从众，不认同陋规而随波。
我一次次帮助别人，做过一些好事，至今无一人知晓；我勤恳工作、忠于职守，一辈子不收受服务方任何礼品，哪怕有人说我“不食人间烟火”，哪怕对方觉得我“麻面无情”……这也都是因为像雷锋那样做已成为我的行为道德标准，自然而然地，我必定会这么做。
学雷锋活动开展33年后，在我一份重要的可称为档案材料的文书上，其给我写下的评语是：“在该同志身上能体现出某种雷锋精神。”
我当然有很多缺点和不足，我当然需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但努力做一个像雷锋那样“奉献他人，快乐自己”的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一点，我欣慰，也始终会坚守。
雷锋会永远是我心中的楷模。他给予我的影响是那样的强大、持久，对其影响之正确、巨大我从无一丝怀疑。它影响了我几十年，并且必将影响终生。
其实，类似我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并这样去行动的人，在中国何止千万？只要用心去感受、深入去了解就会知道，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遍布全中国。
在中国，人们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思想境界正得到提升，雷锋精神正推动着亿万人前行，并将一直继续推动下去。
这就是结合我个人的感受来看学雷锋活动的普及和持久。
我想，你的原有观点是不是需要作一些修正？
附带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雷锋并不完美，不值得学习。这个问题不想展开去说，只说一点：那些指责雷锋的人应该好好想想，雷锋也是人，是人就必有不足；但其所具有的最主要也是最值得人们学习的根本之点是什么？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助人、乐于奉献”的雷锋精神这根本一点，就值得全天下人景仰、学习；学习雷锋，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这最根本的一点，这难道有错吗？不重要吗？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好，却是最难最难的！
至于“淄博烧烤”发展下去能否普及并持久，上次回复你时我已说过，我们都还需要等着瞧。
第四，“社会发展（富裕）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足够衣食住行，不把自己周围的人当成‘竞争者’，抢资源，社会文明才有机会实现”的观点也是我不能认同的。
这一点我在5月14日写给你的第一份回应中已经谈过了。
我已经说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辩证的，它不仅承认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矛盾论》）”并且举例作了说明。
我还谈到了“并非物质利益未充分满足、生活没十分富裕，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就高不了，就不可能很高。”也谈到了“并非物质利益充分满足了，生活十分富裕了，人的思想就自然而然跟着变好了。”并且也都举例作了说明。
所以就不打算再说了。
以上就是我对你新留言的回应。
我的回应挖掘历史，直面现在，只摆事实，就事论事，不过多置评，我想这应该会有利于我们的讨论。
就此搁笔了。
四、结语
真理越辩越明。本文所介绍的这场讨论虽然只是涉及到我们社会的某一系列问题，但讨论中所谈到的不应该主观臆断，而应该加强调查研究，一切从真实的客观情况出发，发展地、辩证地分析、看待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遇到的事件、讨论的问题则是有其普遍意义的。
当今社会，大变化、大变革、大发展，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瞬息万变，大事小事层出不穷。愿我们都能客观、冷静、发展、辩证地分析、看清这世间的一切。
【作者简介】周文庄，男，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老三届学子中（19）66届高中生，1968年首批上山下乡知青，文革后首批（77级）大学生，湖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数十年从事电力专业技术工作，曾鏖战工程设计主战场，百多次参加大、中、小型火力发电厂初可或可研、初设、施工图设计，获设计院及省公司、国网电力规划设计协会各奖项；多篇论文在全国大型火电机组学术会议/《电力勘测设计》刊物等会议/刊物上宣读/发表；曾获全国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系统优秀青年工程师称号。自中学开始的词、曲创作为一辈子挚爱，在单位、省电力公司、全国电力系统等各级多次获奖。创作词、曲的歌曲《托起共和国大厦有你也有我》、《生命交响──大自然徜徉》等数部作品在“放歌中华”、“唱响中国”等全国系列活动中获金、银奖，并入选国家一级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编纂的歌曲集，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
微信公众号平台《江南诗画艺术院》创建于2016年1月31日，《桃花艺苑》创建于2016年4月20日，《红月亮诗画艺术社》创建于2016年6月21日，《晓犁文化传媒》创建于2017年6月21日。今日头条《红月亮诗画艺苑》头条号创办于2018年6月18日（1月9日注册），百家号《桃花艺苑》创办于2020年4月3日，都市头条《晓犁文化传媒》头条号创办于2020年10月5日。以文交友，文学之旅与您同行，美文美声与您共赏。
——总编：余禄珍（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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