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牵马岭兵变”

　　“牵马岭兵变”是营口地区解放战争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一起由混入革命队伍的日伪警察、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兵变。“牵马岭兵变”共有七八十人脱离队伍，带走长短枪四十余支，使革命队伍受到重大损失。我父亲亲身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是“牵马岭兵变”事件负伤的两人之一，且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骨干，就来自我父亲所在的班。

　　我虽不是“牵马岭兵变”的亲历者，但我遗传了我父亲的基因，有着良好的记忆力。特别是“文革”期间，常有部队和其他组织部门，来找我父亲核实在部队工作的战友的历史问题，听到父亲讲述“牵马岭兵变”的故事不止十几次；另外，“牵马岭兵变”的另一亲历者，和我父亲一起负伤的赵彦斌伯伯（原盖州陈屯公社干部，陈屯和平村人），前些年几乎每年都来我们家两次，看望我父亲，每次吃饭喝酒的时候，都要讲述让他俩刻骨铭心的“牵马岭兵变”。所以，对“牵马岭兵变”的主要人物和过程，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程维家，1928年生人，1945年9月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辽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到辽南军政干校学习，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71师任职，曾任辽东军区司令部武装科巡视组组长，1950年参与组建了盖平县武装部，1957年被组织错误处理，1971年恢复工作， 1980年从盖县九寨供销社离休。

　　走上革命道路

　　我父亲出生于复县土城子，今瓦房店市土城子镇富大村，今年89岁，依然健在。父亲4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奶奶领着五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无奈之下奶奶给大户人家做了奶娘，后来奶奶投靠了娘家，今盖州市九寨镇唐岭村。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在熊岳读了六年国小。那时我的二伯父在熊岳的一所日本学校当杂役，我父亲年龄还小，就跟着二伯父去玩，看到墙壁上有一个红疙瘩，便好奇地摆弄，不小心弄响了学校的电铃，被学校的日本校长狠狠地打了两个嘴巴，打得父亲鼻口穿血，从此父亲恨透了日本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0日，父亲听说在家附近的里山站的日本人都跑了（里山站，位于今九垄地镇西大营村东侧，唐岭村西北侧），跑去一看，门敞着，家里空无一人，只剩下一些不便携带的生活用品，便和同村的徐姓小伙伴，一起去了熊岳城，又看到熊岳城的几户日本住宅也是如此，他们也确信了日本鬼子投降的准确消息，心里无比高兴。

　　当回来途经熊岳火车站时，正赶上万福县熊岳区区长，共产党员杨运带领几个人，在此处招兵，组建地方武装——熊岳保安团，父亲当时瞒着奶奶就和徐姓小伙伴一起报名，参加了这支队伍。那年父亲才18岁。

　　战略转移

　　当时，日伪势力的残渣余孽不甘心失败，企图东山再起。国民党、地方维持会与一些地痞流氓、土匪、地主武装勾结在一起，妄图制造混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营口周边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趁机反扑。

　　1946年1月5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进占盘山，企图夺取营口，1月7日向田庄台、营口发起进攻。第二天，中共营口党政机关撤离市区，向大石桥东部山区和海城一带转移。当时，国民党军队实力强大，我军处于相对弱势。为此，党组织决定调动营口地区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抗击。

　　“牵马岭兵变”

　　1946年腊月，杨运带领熊岳保安团150人左右到盖平县城与盖平保安团汇合，两支队伍共有300多人，杨运和盖平县副县长李梦准备带领队伍，取道牵马岭通过汤池，战略转移到大石桥地区作战。

　　队伍征用了一批马车运兵。当队伍行至今盖州市高屯镇牵马岭村时，已经天黑。于是，领导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我父亲被安排在一家大车店里住宿。小山村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也引来了不少村民前来观望。大车店的院子里顿时热闹了起来，卸车的卸车，搬东西的搬东西，喂牲口的喂牲口，做饭的做饭。这时，一个车伙和一个戴着瓜皮帽，一副地主模样的人吵了起来，惊扰了杨运区长。杨运上前问车伙是怎么回事，车伙说“他问我队伍上哪去，我说不知道，他黏糊糊地追问，没完没了，还把我的手抓出了血”。杨运听后，上前一把抓住那个戴瓜皮帽的人，狠狠地打了两个嘴巴，并将那个人好顿训斥。

　　那个大车店规模很大，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屋，东屋是一个房间，西屋是两个房间，都是南北大炕，西屋的两个房间的墙壁是半截土墙，有门。我父亲被分配住在西屋的里屋。东屋住着杨运、李梦，还有保安团的头头孙波、孙涛等人。

　　吃晚饭的时候，我父亲是在西屋的里屋炕上吃的，地下放着一张小方桌，是我父亲所在班的班长王严飞和班里的几个战士，他们一边吃饭，一边鬼鬼祟祟地窃窃私语，引起了我父亲的警觉，我父亲当时想他们一定是在酝酿开小差的事，就特别注意他们。由于行军劳累，吃完饭后大家纷纷早早上炕睡觉休息，但我父亲班里的那几个人还在地下交头接耳，嘀嘀咕咕，我父亲总盯着他们几个人，想听清他们究竟说些什么。这引起了班长王严飞的怀疑，于是，他让我父亲到外屋去睡，把另一个战士调到了里屋，这样就把我父亲撵到了外屋的南炕上，和同班战士赵彦斌挨在了一起。为了防止突发事件，队伍规定大家都和衣而卧，一颠一倒抱着枪睡觉。这时，排长刘玉坐在窗台上，摆弄着机枪。刘排长是山东人，很瘦，时年三十三四岁，会武术，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干部，非常有斗争经验，队伍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都特别警觉，总是和机枪形影不离。不知不觉中，我父亲就睡着了。

　　大约晚上九十点钟，“啪”的一声枪响，把我父亲从睡梦中惊醒。我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有国民党军队偷袭，便一轱辘就爬了起来，抡着枪就冲到了院子里，准备战斗。这时，战士们有的从门跑出来，有的从窗户跳出来，有的躲在墙角，搜寻着枪响的方位。此刻，杨运躲在堂屋门后，端着枪观察着枪响方向的动静，随后，带领孙波、孙涛等人直奔西屋，不一会，西屋的一些人也跑到了院子里。那天晚上应该是农历十五左右，天空有一轮明月，院子里停放着许多运送队伍的大车。

　　这时，杨运区长站在门口大声喊“不要乱，不要乱，没事了，都回屋吧！”，当我父亲想回屋的时候，感觉腿好像不受支配，我父亲拄着枪，身体倚着大车，用手一摸自己的小腿，顿时感觉手上有一种热乎乎和黏糊糊的东西，借着月光一看，满手都是鲜血，我父亲便大声喊“我受伤了！”，听到我父亲的喊声，几个战士迅速跑了过来，将我父亲搀扶到了屋里。刚一进屋，我父亲就听到西屋有人惨叫，原来是挨着我父亲睡觉的赵彦斌也负了伤，两条大腿都被子弹打穿了，伤势比我父亲还重， 根本下不了炕。再看我父亲的伤势，左小腿贯通伤，这时，父亲才感到伤口阵阵剧痛。

　　后来，排长刘玉向我父亲和领导们讲述了枪响的真相。当天晚上，班长王严飞说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到西屋去一趟。他一进屋，关志勇（今熊岳镇镶黄旗村人）就用枪逼住了他，旁边还有人用大刀和匕首围着他，他想大喊示警，却被王严飞从身后把嘴捂住，情急之下，练过武功，身手敏捷的刘玉排长，用左手一划了，抡着机枪转身一个箭步，就冲向了屋外，这时，端着枪的关志勇就扣动了扳机。原来这些暴徒让刘排长进里屋，是想抢夺机枪，但阴谋没有得逞，自知事情已经败露，就开了枪。就是这一枪，子弹划破了刘排长的棉袄，穿透了赵彦斌伯伯的两条大腿，和我父亲的小腿。

　　枪响后，杨运区长迅速带人冲进西屋，本想开枪，但看到现场一片混乱，一时弄不清事情真相，敌我混杂，只好作罢。王严飞、关志勇等暴徒，也借机逃脱。

　　杨运一边命令队伍紧急集合，一边组织伤员救治，清点人员，对脱逃人员进行登记。当天晚上，包括叛乱分子王严飞、关志勇等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毅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在内，共有七八十人逃离队伍，带走长短枪四十余支，队伍受到重大损失。我父亲所在的班只剩下我父亲和赵彦斌伯伯两个人。第二天，仍有几个战士逃离队伍，其中就有杨运的警卫员小付，携带两支手枪脱离队伍。据父亲讲，杨运的上一任警卫员叫戴群，小付当警卫员的时间很短，所以不知道他的名字。

　　后来，参与叛乱的人有的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有的当了土匪。那些人中大部分是满洲国时期的伪警察、原国民党军队的兵痞，还有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企图利用国民党军队进犯营口的有力时机，组织叛乱，然后拉着队伍投靠国民党军队。

　　惩恶除奸

　　叛乱很快被平息，机智勇敢的杨运区长迅速控制了局面，稳定了队伍。一边继续完成战略转移和作战任务，一边组织力量，对叛逃者进行抓捕。1950年，“牵马岭兵变”的主要策划者，王严飞被人民政府镇压。

　　我父亲和赵彦斌伯伯在医院治疗期间，杨运区长多次到医院探望，就是这一期间，我父亲和杨运区长有了更多的接触。杨运区长发现我父亲很机灵，有文化，字写得也很好，就想重点培养。父亲伤好后，杨运推荐我父亲到盖平县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半年，1946年秋天，杨运又让我父亲带领一支队伍，到复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革命斗争。

　　1950年我父亲参与组建盖平县武装部。一天，在盖平县城的一个胡同，遇见了“牵马岭兵变”的另一首恶叛乱者关志勇，关志勇解释说“那一枪是我打的，但也不是冲你。”我父亲说“现在政府正在抓你，你老实实地跟我投案自首。”关见我父亲态度坚决，撒腿就跑，我父亲没有追上。他立即跑回武装部召集人员，组织对关志勇的抓捕，但没有抓着。后来，也是在一九五几年，关志勇也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英雄遇难

　　1947年1月17日，杨运区长在熊岳响水河畔，被国民党杀害。临刑前，他的两支手被国民党用竹签钉在大车的沿板上，鲜血直流，但他依然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当父亲听到杨运区长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很是伤心，他和战友都哭了。父亲说，我只知道杨运是河南人，因为那个年代斗争非常残酷，有的领导用化名，有的也不轻易说出自己家庭的准确住址，怕叛徒出卖，牵连家人。杨运和盖平县县长罗长维，都是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一起来东北工作的，杨运的革命毅志非常坚强，工作特别有魄力，虽只比我大几岁，懂得的革命道理却很多。从我父亲的言语中，无不透露出对杨运的尊敬和怀念。

　　“牵马岭兵变”后话

　　“ 文革”期间，广东的部队曾来人找我父亲，核实付余兴是不是当年“牵马岭兵变”带走两支枪的那个杨运警卫员。（付余兴，原营口市第二纺织厂党委副书记。《营口春秋》2013年第三期曾刊登他的文章“我用军号传达命令”）当时，付伯伯已是副团职干部，已被限制人身自由，但付伯伯始终没有承认他就是杨运的警卫员。来人提供了付余兴伯伯的照片，让我父亲辨认，我父亲说不是这个人，由于来人带有“派性”倾向性，就说“我们找到了很多人，人家都说是，你怎么就说不是呢？”我父亲说“杨运的警卫员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付，但肯定不是这个人，我可以拿党性担保。”对方见我父亲不买账，就说“你有什么问题也应当如实向组织交代。”这下，激怒了父亲，父亲说“你是来了解他的，还是了解我的？了解我啊，我不知道！”一气之下，摔门袖手而去。半年后，广东部队再次来人，但不是上次来的那两位，这次非常客气。来人说我们是特意来感谢你的。上次来的两个同志有派性倾向，组织上已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由于你的坚持，也引起了我们组织的重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杨运的警卫员，不过他已经死了。我们从他姐姐的口中得知，杨运警卫员在“牵马岭兵变”的第二天，在驻地附近看到了队伍上的几个人，由于认识，那几个人围了上来，说他带着双枪挺威武的，把枪让我们看一看，摆弄摆弄，这样就下了杨运警卫员的双枪，他见枪让人家缴了，自己无法回部队了，就跑回姐姐家躲藏，知道部队肯定要来找他。从而事情真相大白。

　　那么，为什么有人把当年的杨运警卫员误认为是付余兴伯伯呢？原来付伯伯小时候是孤儿，曾投靠到今杨运镇八道河村的舅舅家，杨运的警卫员小付，也是今杨运镇人，所以有人把他俩弄混淆了。不久，付余兴伯伯转业了，他回到营口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感谢我的父亲，他说由于你的坚持，我的冤案得以平反，如果你当时也含糊地认为我就是杨运的警卫员，我的命能否保住都是个问题。

　　程凯，男，1982年华业于营口师专数学专业，后到营口市石油化工局宣传科工作。1989年6月到营口市国家安全局工作，先后在政治部主管宣传，鲅鱼圈分局办公室主任，局办办室副主任，负责全局文字材料。202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