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昊天罔极

 ——怀念我的父亲

林占东

       我父亲出生在中华民国九年北方偏僻的一个小山村——草帽山村。十岁那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十六岁那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展了全民族抗战；二十四岁那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被打败，抗日战争结束；二十八岁那年，国民党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解放战争结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共内战，像走马灯似的在中国大地上轮番的上演，我父亲的童年少年青年是在动乱战乱中度过的，但由于家乡偏僻地域闭塞，受外界影响较小，虽然有时也受兵匪骚扰，但也就是一晃而过，因此三十年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几乎变化不大，我父亲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也像大多数农民一样交过公粮完成过公派任务，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我父亲在六七岁时读过半个冬天的私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学习了《百家姓》《三字经》等。在以后的养家糊口、教儿育女中，听他讲过“三纲五常”、“敬人之，人恒敬之”的话儿，但恐怕都不是私塾里学的。父亲是一位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敢于担当的人。父亲平时虽不善于言谈，但遇事敢于担当：少言，使他减少了许多口舌是非争； 沉默，让他积聚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担当，叫他挑起了家庭中的责任。经过十几年的打拼，与祖父、伯父一道建立起了较好的家境。

       一九四七年四月末五月初，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不久以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因为我们家里那时有几十亩薄田儿，春秋季节活多忙不过来时，曾请同族中的家人做过一段时间的短工，所以在划分“成分”时，我家被定为“富裕中农”； 又由于我爷爷奶奶信仰佛教，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要烧香拜佛，再加上一辈子吃素斋戒、不杀生，因此又被视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为此我爷爷在“文革”中曾被关进过“牛棚”，遭受过“专案组”的吊打。白天，低着头迎着寒冷的北风站着反省；晚上，躺在铺着干草的潮湿地上思过。高强度的改造措施，极恶劣的吃宿条件，加之年纪大，心眼儿又小，我爷爷不久就病倒了。由于没有查出什么大的问题，过了一个多月就“释放”了。当我爷爷被接回家来时，他的腿儿肿得像根柱子，连棉裤也脱不下来，是我父亲用剪子剪开脱下来的。虽多方请医看病治疗，可是没过多久，我爷爷还是含冤去世了。我父亲十分悲痛，但也没抱怨什么，而是悄悄地把我祖父埋葬了。他明白：在那个是非颠倒、人性扭曲、法制遭到践踏的时代，有怨言又能咋样呢？有多少大人物不也是被打倒批判关进监狱了吗？沉默少言恐怕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是非曲直总有一天会大白天下的。

       内蒙和平解放后实行了“土改”，各地相继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由于我父亲忠厚老实、纳言敏行，因此得到了生产队领导的信任，曾做过队里的饲养员。受我祖父祖母信佛的影响，我父亲也是一个热爱一切生命的人。在饲养员任上，曾有一匹母辕马在拉车时砸断了腿，有些人主张杀掉吃肉，我父亲坚决反对，队长念及母辕马平时的贡献以及还揣着驹儿，同意了我父亲的坚持。我父亲像伺候女人月子似的伺候受伤的母辕马，这匹母辕马也真争气，不久就产下了一头骡子。在我父亲的精心照料下，母辕马的腿虽然没有长上，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又相继产下三仔儿，已经够拴上一挂马车了，这在那时还是少有的。后来母辕马老死，队里领导念及它一生的贡献，准许土葬，它是这些年来队里唯一一匹被土葬的牲畜。埋葬那匹老辕马那天，父亲心里极度难过。那个时候，我父亲不但有一帮儿女，还有一群马仔儿。

       在家里，最让我父亲苦恼的是哥哥姐姐的婚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眼看着哥哥到了结婚的年龄，可是对象一点儿着落还没有，父亲愁得晚上睡不着觉。究其根本原因，还不是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好？当时虽已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电影《小二黑结婚》在农村播放得热火朝天，但在我们那块儿主要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父亲三天两头儿请媒人喝酒，每次都陪他们喝到二半夜。“见面一看就中，一问成分就散”，没有一户人家愿把“根儿正苗儿红”的儿，嫁给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儿子。从前旧社会讲究“门当户对”，今天新社会也还是如此，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鱼找鱼，虾找虾，鳖了牛子找蛤喇”，没办法我父亲就从“黑五类”子女中为我大哥介绍媳妇，我大嫂就是一位地主家的“千金”。在那个时代，不但选“人”(对象)如此，就是在订亲时间上也有不同。我还清晰的记得：我大哥的“换盅”仪式是在夜间举行的，我大哥的老丈人是被用毛驴接来和送回的。“人”是“黑”的，订婚时间也选在黑夜举行，真是滑天下大吉！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那个时代，你会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然而这却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真实的事儿。

       我父亲也有快乐的事儿。他头脑灵活，手脚麻利，无论是什么活儿，只要看两遍基本就学会了，农村各种活儿没有他不会做的。他给木匠打下手儿，没过多久就成了半个木匠。由于他不拿架子，左邻右舍无论谁家盖房搭屋，都愿请他砍木架儿； 无论谁家房漏炕塌，都愿请他抹房搭炕； 无论谁家婚丧嫁娶，都愿意请他去打棺材做结婚木柜；无论谁家有大事小情的，只要找到他，他都肯去帮忙。所以虽然尽管成分不太好，但由于态度好活计好人缘好，所以也没少得到贫下中农关心照顾帮助：举办集中学习，他只是走走过场； 开批斗会，他不过装装样子。相比那些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游街的，吊着水桶、蹶着屁股挨斗的，我父亲还算是幸运的。

       “文革”结束以后，我爷爷得以平反昭雪，我父亲也解除了管制，迎来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春天。父亲和其他被管制的人一样成为队里的一名普通社员，我和兄弟姐妹们也摆脱了“富农羔子”被歧视的命运，我们都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抬头仰望天空，天高云阔； 低头俯视大地，水碧山青。一种久违的感觉终于找到了，那是三十年来的一次人性大解放：平等，让人重新找回了尊严；自由，使人再次焕发出活力。

       随着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教育上也恢复了高考中考制度，我和弟弟发奋读书立志成才，在一九八六年的那个丰收的秋天，我们双双考上了大学和中师。父亲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像我们那么惊喜，就像在被管制时没有那么悲伤一样，他只是淡然的一笑，然后继续去做手中的活儿。这不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这是因为父亲一生经历的事太多了，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形势，他已经变得宠辱不惊了。

       他和母亲在六十高龄的年段，独立的供完了我和弟弟的读书。在他沉默的眼光里：我和弟弟应该考上；他们供读毫无怨言。他信奉沉默是金，但又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是他最朴素的认识。

       我和弟弟毕业工作后，父母本来可以轻松一下，可谁知母亲又得了脑血栓，父亲一伺候就是八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 尽管我们兄弟姐妹也经常回去看望照顾，但那又怎能抵得上父亲呢？他把晚年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照顾我母亲上：默默奉献，无怨无悔。他每天给母亲穿衣叠被，端屎倒尿，洗手擦脸，喂饭夹菜，翻身晾汗，捶腰敲背。他自制一辆木轮车，在天气好的时候，把我母亲推到外面通通风，见见太阳； 他与我大哥和我五姐夫一起，亲手为我母亲打造棺柩……

       每到过年过节及放假的时候，我们就回家里去住，每天照顾母亲、做饭和家务，让父亲好好休息休息。在这中间我们仍没有过多的言语，往往更多的是内心里的一种默契。其实这种默契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它是内心深处的一种高度沟通，即“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送走母亲以后，没过两年他也得了脑血栓。由于八年的伺候母亲，使他消耗尽了体力，所以他不久也过世了。父亲自己一生没有享过福，也未给儿女留下一些财产，但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坚强不屈，顺势而为，热爱生命，却是无价的。林则徐曾说过：“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人，既没有多少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他就是通过做人做事，在我们面前竖立起一面镜子，他就像一座山一样沉默地矗立在我们面前。

       大爱无言，父爱如山。恩重如山，昊天罔极。正如《长歌行》所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唯有对下一代用心抚育，方能理解父母对我们之用心，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让我们将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承担起家庭之责任国家之重任民族之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