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过后，不少人会感觉身体较之前有了明显变化，诸如睡眠困难、乏力、关节疼痛、胸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新冠肺炎后遗症。

新冠肺炎后遗症具有不确定性，我的“后遗症”就与众不同——嗜睡，并且，还中了网络小说的毒，什么系统、穿越，修仙、玄幻，草根逆袭、金手指……但凡快速打脸的无脑爽文，都让人欲罢不能。

所以，三年多来，常在昏昏沉沉的沉浸式“阅读”中度过，以至惰性难收、正事荒废。

接到邓世太兄的书稿《遥望故乡》，瞩我写点什么时，我仍处浑噩未醒之态。期间，虽翻读多遍，感触良多，却难静心梳理。转瞬经年，宿债未了，某之过也。

我想，世太兄之所以会想到要我写点什么，除了《遥望故乡》中的部分稿子曾经我手编发过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我俩不仅同乡、同龄，还同为客居他乡的游子。

如此，世太兄的故乡之思，我亦感同身受。我们有过同样的困顿饥馑，我们有过同样的如饥似渴，我们有过同样的迷茫，我们有过同样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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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虽然有着两千多年的建县史，历史文化悠久，但是，真正令光山扬名域外的，不外一人一寺，人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司马光，寺即世太兄笔下的大苏山净居寺。

净居寺始建于唐神龙年间，是我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始祖庭，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哲学佛教史上有着厚重地位，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另外，净居寺还是光山县有史以来，唯一一处留有帝王“圣迹”的福地。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净居寺毁于兵火，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净居寺重建，宋真宗赵恒御笔亲题“敕赐梵天寺”，因而，净居寺又名梵天寺。

这样一座有着独特文化底蕴的寺庙，自然吸引了历代士子文人。作为走出家乡的游子，故乡山水正是书写乡愁的最佳载体。

“长期生活在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里，往来奔波于职场中，人的身心很容易疲惫，思想很容易懈怠。一到节假日，便迫切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处所，调节一下自己的身心。”净居寺便成了作者忙里偷闲的“悟道场”。

“山脉”开篇的《山•寺•人》，是我所看过的当代作家写净居寺的不二佳篇。

《道德经》虽言“道可道，非常道”，能说明白的“道”，已非真正意义上的“道”，但是，人生不可不悟，也不可无道。走近净居寺的世太兄，在那片安静的处所，调节自己的身心，神游无际，与1400多年前的慧思和智顗二圣、900多年前的东坡居士一同开悟人生。

就在那一刻，净居寺前的莲花池，仿若“命门”向他敞开，前尘往事，心底烟云，如岸柳随风，摇曳生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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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脉，实乃文之脉。

光山文化底蕴的厚重，不在山水之秀，而在学人之贤。

宋真宗赵恒为净居寺御笔亲题“敕赐梵天寺”的三年前，一位婴儿在光山县衙呱呱坠地，时为光山县令的父亲为其起名为“光”。此子便是后来学贯古今的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

世太兄在《光耀千年》中称“司马光因光山而名，光山以司马光为荣”，信然。在近当代的光山学人心中，司马光就是烛照后人的那束不灭之“光”。清代的胡煦父子，当代的涂又光先生，都是这束光的延续。

“光山人敬重司马光，就连孩子的取名，从乳名到学名，多带‘光’字。涂又光本名步衢，七岁以书法成名。时任县长尹孚实地考察后，认为他小小年纪，学问功底扎实，前途未可限量，希冀他成为光山县的第二个司马光，便把他的名字改为涂又光。”

巧的是，世太兄并不识字的祖母，给他取的乳名，也为“光”。这束“光”，当是世太兄心中的圣火。所以，他写司马光，写涂又光，在追思先贤的旅途中沉思、蜕化，成就自身。

天下文脉如奔腾逝水，无不相通相承。孔门十哲之颜回，是孔子最为欣赏的学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涂又光以“光”明志，终生以司马光为榜样，虽生不逢时，历经坎坷，但矢志向学，专心研究，终以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教化一方，成为倍受乡人尊崇的当代乡贤。

与涂又光的求学之旅相类，世太兄的负笈之行也同样充满波折。相似的经历，相同的求索，让世太兄的笔墨对于同样由泼陂河走出的涂又光先生投注了最热烈的关切。

“闲读涂氏书，想见其人品、学问，无不感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然涂先生的境界我无法企及，但深藏于灵魂深处的向往和崇敬，永不磨灭。”《苍茫荒原一劲松》《此生幸遇涂又光》洋洋洒洒数千言，书写了一位后进对于前贤的景仰。

他说，因为慕名拜访过涂又光先生，亲聆先生教诲，获益良多，他的人生走向也得以改变。

世太兄大学毕业后，先是留校工作，后来通过招考进入市政府，短暂的兴奋之后，又陷入迷茫。是涂先生为他解惑释疑，他才重返校园，安贫乐教，最终成就了一个纯粹的文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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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到故国、故土，小到故园、故居，都是情之羁绊，心之归巢。

大学毕业后，世太兄便定居洛阳，故乡人、故乡事，只有笔下凝望，梦里相逢。他笔下的故乡，“是一滴水，被时势裹挟，四处流淌”。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为兴修水利之故，他们那片生存之地沦为泼河水库的库区，屋舍田园沉落水底。“水库淹没了邓家的根基，拆散了邓氏血脉。宗亲们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了400多年的地方。”

他们一家也从祖居地迁往他处安家，从“邓围孜到高塘埂，从高塘埂到邓小寨，从邓小寨到新安置的大余湾。连续三年，搬三次家，盖三次房”。

那时，他只不过懵懂孩童，却已屡屡饱受“背井离乡”之苦。“故乡”的概念，也许由此在他心底扎根。他那时心中的故乡，应该就是淹没在碧波之下寂静无声的邓围孜。

邓围孜是邓氏先人400多年前的择居之地，有良田沃土、竹园河滩，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如果没有突然爆发的山洪，或者偶尔出现的干旱，邓氏宗亲的日子，会过得很舒坦。”

而与邓围孜隔河相望的崩河坎，因为没有竹园护坡，每到汛期，迎着浪头的堤岸，大块泥土被席卷进河道……尽管如此，人们也是世代坚守，故土难离。

巧的是，崩河坎与我，却也有些许渊源。崩河坎有黄氏族人居住，身为塾师的祖父，解放前曾在那里开馆教授黄氏子孙。

更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曾在水库大坝旁边的中学站过三年的讲台。只是，那时的我，对于世太兄的邓围孜，一无所知。冥冥中，是那片碧水让一对飘泊的心灵，碰撞出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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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的故乡，并不是一个个冰冷的地名所能承载的，最真实的故乡，是有血有肉的亲朋故旧。《遥望故乡》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正是“血脉”中的亲人。

祖母的含辛茹苦，生父的英年早逝，母亲的隐忍不屈，继父的老实木讷……世太兄生命中的亲人，多是与苦难纠缠，在困顿中挣扎，他自己的童年也如无根的野草，随风飘摇。

他在《爷爷是个烧窑的》中，这样写自己的血脉亲人：“我是靠娘吃饭的孤儿，爹是爷爷的继子……爷爷、爹、我，三代人，彼此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却被命运强行扭结在一起。”

他在《长大没叫一声妈》中，这样介绍母亲：“在我的家乡，妈和娘是有区别的。妈，是母亲……继母叫娘……我的生母，只能叫娘。”

原因令人泪目。他不满3岁时，父亲因过度劳累意外去世，母亲改嫁，他随奶奶生活。“我去看望她，变成了‘走人家’。一见面，亲热地叫一声：‘妈，我来了！’被她一声炸雷打蒙：‘以后叫娘，不许喊妈！’因为她肚子里，怀有给她叫妈的孩子……从此，我变成了一个没有妈的孩子。”

不是母亲狠心，而是世俗所困。“为了平等，弟弟妹妹出生后，母亲让他们和我一样，都叫‘娘’。从此以后，没有儿女喊娘一声‘妈’。”改口的是称呼，蕴含的却是无奈。

奶奶去世后，他成了“孤儿”。为了寻找“下家”，一众亲戚被叫到一起，看他的意愿跟谁过。他说想跟二爹一家生活。

他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二妈的脾气好，还有6个兄弟姐妹，有人陪他玩。

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却被娘给否决了。

娘说：“你傻呀？你二爹家8口人吃饭，你再去，吃啥？穿啥？再说，世上哪有儿不跟娘的？到我身边来，你是老大，我保证吃的、穿的都随你，让你饿不死，冻不着，有学上！”

其实，娘并没能完全兑现给他的承诺，根本不能让他吃饱穿暖。

因为“爹是立嗣过继的，娘是改嫁的，两人当不了一分钱的家。到了吃饭时间，我到厨房去端碗，新奶奶给外孙女盛满满一大碗米饭，等我时没有碗了。我知趣地躲到屋外的墙根，偷偷地抹眼泪，任娘怎么喊，就是不出声”。

古人有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虽然，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但也没能浇灭他心中那束“光”之圣火。

后来，他考取中专，成为全村第一个吃上商品粮的人。考上中专非他所愿，他一心想再考一次。娘却站出来反对。娘对他说，“有一碗饭吃就行了，你不能只管自己，还要把弟弟妹妹，一个个都带出去”。

中专毕业留校，虽然在城市安定下来，但是手中没权，兜里没钱，只靠那份菲薄的工资，要想改变家人的命运，谈何容易？只有与家人共同努力，慢慢地爬过艰难陡坡。娘的话，他不能不听。

直到弟弟参加工作，大妹考上大学，他年近30才组建家庭。小妹也跟着他到洛阳，进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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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的沉浮相比，时代的苦难更令人痛心疾首。作为有着独特思想的文人，世太兄没有选择无视。

所以，他在《节疤》一文中，根据相关资料，披露了震惊中外的“白雀园大肃反”：

“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记载：当时的红四方面军约15000人，足足被“肃反”掉了六分之一！这些人中，既有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委庞永俊等战绩卓著的红军中高级将领……地方党组织因此遭到毁灭性破坏：赤南县委机关48个干部，逮捕了45个；光山县委、县苏维埃机关100余人，除警卫、炊事员外，全部被逮捕；信阳特委被杀得一个不剩……”

其中，被冤杀的鄂豫皖特区军委会参谋、光山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介人，就是泼陂河崩河坎人。黄介人遇害后，其后人为了逃避国、共两大阵营的争夺，选择隐姓埋名，改姓邓。

这样的惨剧是触目惊心的，更是发人沉思的。世太兄在文末借陵园中一棵柏树的“节疤”发声：

“节疤是时间的见证者。它听到过母亲的哭泣，感受过被割裂的痛苦，忍受了凄风腥雨的肃杀，忠实地记录下周围发生的一切。”

“节疤始终固定在肌体上沉思，犹如一种警示，时刻提醒往来的人们：不忘过去，认真反思。”

清人黄景仁有首著名的《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其诗虽作不平之语，为穷愁愤懑而发，但书生意气未废，文人风骨犹存。

风骨不废，世太兄为人为文，求真、求实，不负一腔热忱。所以，他才有“司马光砸缸”之问， “司马光家宴”之诘。

文化不是随心所欲打印的漂亮标签，而是千年不绝的世代积淀与传承。尊重历史，尊重传统，诚如作者所言，这“才是对司马光文化的最好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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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色调的岁月，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世太兄的笔下，也不乏生活中的亮色：故乡灵动的风景，校园里调皮的顽童，恩师的音容笑貌，第一次手捧《新华字典》的兴奋甜蜜，长期与书为伴的岁月静好……

都说“苦难是财富”，其实是欺人大谎，谁与幸福过不去啊？就如，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坚守与追求。“爹80岁生日当天，与75岁的娘一起，态度坚决地向我们兄妹提出：盖房子!”

由于是迁安户，“外乡人”，当初缺乏的是“居者有其屋”的安全感。4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旧屋已老，老人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倒塌，自己没有地方住事小，断了子女归乡的念想更难让人接受。

40多年过去了，“外乡人”的标签仍难抹平，盖房过程中的曲折纠缠，烛见人性之恶。

丑陋难掩美好。“尽管亲情被割裂，乡情被扭曲，内心充满委屈、心酸、遗憾。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对故乡的热爱。”

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故乡永远隐藏在内心的最深处，打不破，摔不烂；故乡永远是生命旅途中最美的风景，放不下，爱不完。

房子建成后，“爹娘显得苍老又疲惫，但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脸上，我明白，那是充满自尊的光芒!”

故乡，也需要这样的修缮，甚至重建，无论是大地，还是纸上，故乡才不会因背弃而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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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故乡》一书虽薄，但很重。重在文化之厚，重在生活之沉，重在血脉之亲。“山脉”“血脉”“命脉”三辑，从故乡文化、家族兴衰，到个人沉浮，以情穿珠，一“脉”相承。

著名作家严文井曾说：“每一篇能够存活下来的散文都是与历史直接相关连的，是历史的小小侧面或折光。”

世太兄的文字，给予读者的，正是这样一束束历史的折光，虽然细小，但不柔弱。

感谢世太兄，让我在绵绵涌动的文字中梦回故乡，尽情享受这纸上乡愁。

【作者简介】黄伯益，河南光山泼陂河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业余写作，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均有涉猎。作品散见《诗刊》《读者》《青年文学》《中国青年报》等国内报刊。曾先后为中学教师，期刊编辑、主编，现闲居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