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不过是一个人出生并成长的地方，那些成年后走出故乡的人，像高飞在天上的风筝，不管飞得多远，仍被故乡这根线牵系着。时代和环境造就一个人的命运，人在其中，不由自主，如铜铁被熔化，再被浇铸成形。故乡既是时代，又是环境。在这里成长，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你是什么人。故乡既是根基，也是局限。假如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从此努力，不断进步，那么，我们后来的大半生，就能立足于这个基础，并由此出发，突破局限，前进到更远的地域。

故乡有如理想。所谓理想，就是那些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故乡是你一旦离开就不可能再回去的地方。实际的故乡永远在那里，即使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它仍在那里，一如往昔。但你已经超越了它，真正的故乡现在是在你心里。那个地理意义的故乡，逐渐变成了符号。

我的故乡和国，和我隔着太平洋；世太兄的故乡，和他隔着几小时的车程。距离之差别不可谓不大，然而我们都是站在伸手不能及的距离之外，成了满怀感激和怅然的观望者。“曾经以为，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就是故乡。站在中年的山坡回望，才发现，我的故乡是一滴水，被时势裹挟，四处流淌。”这是世太兄《坚韧的河流》一文的开头，我前面的那些议论，便是由此而发，但不及世太兄的言近旨远。因为这简单的喟叹之后，是无数栩栩如生的往事，是一系列平凡但在顽强生活和希望着的人物，是那些在四季中光影变幻，带着稻田的青绿，松柏和毛竹的芳香，带着河流的澄澈和油纸伞的风华的景色。战乱和灾祸，贫穷和饥馑，都不能抹去这景色的美。还有历史。历史的基调是沉重的，但文化和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像灯，像萤火，穿透天灾人祸的迷雾，仍在照亮富饶丰美而又疮痍满目的土地。

在离开光山后的很多年，受父亲影响，我一直留意收集乡邦文献。父亲帮我弄到两种县志，乾隆版和新编的一种，朋友又以嘉靖本和民国本县志慷慨相赠。披阅之下，对于故乡的历史人物和物产民情，自觉略有所知，读了世太兄的书，才知道我的所知实在有限。在《遥望故乡》的第一辑，世太兄开宗明义，先从光山的历史人物和历史遗迹讲起。苏轼游览并留下著名诗篇的净居寺，是我中学时为了苏轼和传说中的赵孟頫诗碑几度探访过的，也是小时候父亲带我看那棵千年老银杏树的地方。寺由南朝高僧慧思和尚在大苏山创建，一千多年来，薪火相传。苏轼在贬谪途中经过净居寺，爱这里的山水清境，顿生归欤之感。他在诗中写道：“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和苏轼差不多同时的诗人，如张耒，黄庭坚，都留下了写光山的诗篇，张耒尤其写得多。司马光由于出生在光山，被父亲取名为“光”。他脍炙人口的的砸缸故事，在光山家喻户晓。我小学时用的洋铁皮文具盒，画的就是这个故事。但世太兄查阅过包括年谱在内的各种资料后告诉我们，司马光三岁的时候，就跟随调任安徽寿州的父亲离开了光山。他在光山时，最多不过三岁。三岁的孩子，搬起大石头砸缸救人，似乎不太可能。光山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历仕清康雍乾三朝的胡煦。世太兄说，胡煦是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惟一光山籍人士，他所著的《周易函书》，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胡煦担任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还是《明史》的总裁。他的儿子胡季堂也是卓有成就的书画家。

如果说胡氏父子我早有耳闻，《周易函书》是我的中学同学程琳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多年前他就送我一套，如今存在洛阳父母家中，那么，《遥望故乡》里讲到的当代光山籍学者涂又光，则是我前所未知的。涂先生是哲学家和教育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世太兄有缘，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硕士期间，得以拜访涂先生，读其书，面受其教诲，此后保持来往，就中国文化和家乡建设等问题交流探讨，遂成忘年之交。这是深可羡慕的。世太兄深有感触地说，认识涂先生，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书里有两篇长文专写涂先生。《苍茫荒原一劲松》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涂先生的生平及著述，《此生幸遇涂又光》回忆了和涂先生十三年间的交往。读这两篇文章，我佩服涂先生的学问，更景仰涂先生的人品。涂先生的主要著作之一，是《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世太兄当年初读此书，爱不忍释，说“涂先生从文化角度看治国理政的观点让我拍案叫绝：‘秦统一是法家的统一，汉高祖至文帝、景帝是道家的统一，汉武帝转为儒家的统一。可见以法家统一则速亡，以道家统一则复兴，以儒家统一则蒙民。’”因此领悟到：“严刑峻法容易激化矛盾，必然导致政权不稳定；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逐步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愚民政策，其实在老子那里也有，所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即是，但老子并没有钳制异见的主张。黄老之治的精髓在于尽可能少地少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思想和信仰。儒家则在强调个人对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的同时，一力维护极端不公平的等级制度和严酷的思想统一，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不好的东西，是早该清算和抛弃的。

读世太兄的回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在编纂中的《光山县志》准备收录涂先生的资料，工作人员寄来一份表格，要求他按固定格式填写。涂先生认为修志的基础工作是‘修’，需要实地采访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后才能形成文字，目前这种修志方法是对传主的不尊重，就没有回复。《光山县志》初稿写出后，有关人员前往武汉请涂先生提意见，涂先生一看内容是党史而非县志，声明自己的材料谢绝入编”，并坚决回绝了题字的要求。世太兄写道：“2012年5月我最后一次探访涂先生，他对这件事仍耿耿于怀，说当时看了县志初稿很伤心：1959年光山县那么多人被活活饿死，县志对其原因、经过和后果未着一字，如果把自己的名字录入县志，岂不留下千秋骂名？怎对得起那些无辜的冤魂？” 

光山近代的风云人物可谓多矣，留在人们口头的，无非官职而已，他们几曾做过有益于家乡老百姓和文化建设的好事？高风亮节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被冠以此词而名副其实的，百中无一，涂又光就是这百中之一。我们说起家乡时，是能够以他为荣的。

在求学的那些年，世太兄博涉群籍，尤用力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散文集中的《渡迷津》一文，对此有生动的记述。他能诗，翻译过古赋，有记笔记的好习惯，尝试过各种文体，因此他的文字，既有浓厚的书卷气，抒情状物，更能看出从五四那代作家身上汲取的营养。世太兄的家在泼陂河镇南五公里的邓围孜，风光清丽，不逊江南。我童年的很多日子，是在罗陈的镇上和乡下，我姥娘和姨妈家度过的。我们和古代诗人一样，都是在山水田园的熏陶中长大的，对于大自然有天生的亲近感。读到他笔下的故乡风物，最能引发共鸣，比如他写瓜果：“家门口有一口池塘，夏天，绿油油的菱角叶，毯子一样铺满水面。屋后有块果园，套种西瓜。每到瓜果成熟的季节，红艳艳的桃子，黄澄澄的梨，红彤彤的苹果，露着肚皮的西瓜，泛着诱人的色泽和香味，让过路人暗自垂涎。”写稻田：“一块块平展的稻田，被一条条田埂切割成大小不同的形状。秋天到了，金黄的稻谷，低下沉甸甸的头颅，站在凉爽的秋风里，向勤劳的主人报告丰收的喜讯。”写油纸伞：“每到天气晴朗时，伞铺外面的空场地上，种种颜色和图案的花伞摆满一地，看得人心花怒放。如果遇到一场沥沥春雨，草木葱茏处，烟雨迷蒙中，杨柳依依小河边，一对俊男靓女在花伞下温柔缠绵，欢声笑语不时向空中飘洒——”光山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插秧用的秧马，是底板平滑、两头微微翘起的矮凳似的物件，坐在秧马上插秧，免除了弯腰的劳苦，苏轼见到，大为惊奇，写了著名的《秧马歌》。往稻田输水，用水车。四五个人俯身在横木上，脚踏转轮，抽水入田。世太兄写到那时的抽水歌：“车水哟，栽秧哟，糯米干饭淘油汤啊。”正是我小时候听熟而一直不忘的。糯米干饭淘汤，在但求一饱即知足的年代，是难得的美味，有如熊掌猩唇，奢华之极，寻常百姓一年吃不上几次，很多人则终生不知其味。

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物质严重匮乏，农民家无余粮，油盐乃是珍奇之物。这样的日子，我略有经历，世太兄的描述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油菜、大豆、花生、芝麻、向日葵、棉籽、蓖麻等油料作物，都适宜种植。因集体的土地都种了收成不高的主粮，村民们只能在田边地头种植几棵油料作物做种子，根本不够榨油。当家人只有巴望逢年过节，攒钱割点肥猪肉，回来炼点油”。“农村体力活重，流汗多，需要大量补充盐分。冬天腌制萝卜和白菜时，母亲总是过量地加盐，目的是春天来临，家里没钱买盐时，抓把咸菜放到锅里一‘榨’，就是全家人就饭的菜。”我至今口味偏重，还是那时留下的印记。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有人觉得这话说得悲凉，对孔子在敬意之外又多了同情。其实对于我们，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对于草木花卉的知识，一部分来自看父亲种花，一部分来自在野外寻找食物。我至今和朋友在植物园或山上闲逛时，总能告诉他们，哪些植物的果实和茎叶可以吃，哪些野菜能吃而且味道好。在乡下，肚子永远是饿的，因此田野上滋生的一切事物，看在眼里，无非是可吃和不可吃两类。老鸹眼（龙葵）和灯笼果，世太兄写到的蛇莓，那是不用说了，茅草还没抽出的花可以吃，皂角果实外的皮也可以吃，有一种野果叫“扁担籽”，黄豆大小，里面是坚硬的核，只有带甜味的薄薄一层皮可吃。这种小灌木上结的果实，嚼上一天也不可能果腹。这些经验，世太兄在书中每娓娓道来，读来似多诗情画意，如鲁迅在《故乡》里写到的河里驶过的船上的文豪，面对岸上的炊烟和林木掩映中的乡间人物，发感叹说，“无忧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啊。”文豪看不见人类的疾苦，或假装没看见人类的疾苦，前者即所谓“隔膜”，后者即所谓“帮闲”。但这种诗情画意实在不能归类为美好的回忆，毕竟那是一个饥馑的年代。

饥馑不仅是果腹不易，得到书更难。说起读书，每人都有一肚子故事好讲。为了借到一个家住郊区的同学的书，我甚至耍无赖，天天放学缠着他，跟他回家一直跟进村子，连最怕的狗都顾不上怕了。我第一次读到《水浒》，是父亲帮我找到的七十回本，只有下册，我就似懂非懂地读完后三十几回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戴宗的神行甲马和宋江的差点被杀头。世太兄与《水浒》的邂逅，比我的经历更有趣，他写道：“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放工路过右派儿子谢豁嘴家门口，看到他捧着一本砖头一样的厚书，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我凑上前去，发现是繁体竖排的《水浒传》，想借回来看看。豁嘴白了我一眼，指着繁体字，不屑地对我说：你根本看不懂!我说：你只要你借给我，还书时讲给你听!他看我态度坚决，把三本砖头一样厚的书，全部拿给我：限你七天后归还!”写读的情景：“遇到不认识的繁体字，为了不影响阅读的顺畅，先看上下文之间的关系，连猜带蒙。当这个字再次出现，如果印证我前次判断，就得以确认。如果不对，就查《新华字典》，排除障碍。吃完晚饭，点着煤油灯，蚊子、蛾子纷纷前来同我做伴。为了抵挡蚊子的进攻，我用床单裹住双腿，全身心沉浸在故事中。”《水浒》让我第一次领略到率性自由之美，世太兄说，《水浒传》给他的影响，是“成年后，每见不平事，我总喜欢与人较真，说话行文多慷慨之气，应该与读这部书有关系。”

读《水浒》，有人学到杀人不见血，有人学到轻贱女人，世太兄浸染的是正义感和慷慨仗义。

我一个多年坚持详细记日记的朋友说，他记下几十年里发生在光山这个小县城的事，记下时代的变迁和这变迁带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是为了留下一份真实的个人记录。这记录是他人之口不能言说和代替的，也是虚构之书和正史不能代替的，它更琐碎，更个人化，但可能更真实可靠，因为他没有为任何鬼脸涂雪花膏的远大抱负。如实地记下来，就是保存了历史，否则，真相就淹没在“吹唇唱吼而上”的喧嚣声中了。就此而言，《遥望故乡》不仅是一本深情的散文集，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证言。至少像我们这代人年轻时亲身经历的生活，我还很少在已经出版的书中读到。让涂又光先生感到愤概和痛心的那些当代历史事件，难道让后人去嘉靖或光绪县志中去寻找吗？

（2023年4月5日初稿，8月18日改定）   

【作者简介】张宗子，1961年11月出生于河南光山县。祖籍河南长葛。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0年转入中文系。1983年毕业，在北京中央电视台工作五年，1988年秋自费赴美留学。自1990年起，在纽约侨报工作十余年，先后担任编译、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2006年后，在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九十年代以后，写作以散文和读书随笔为主，偶尔翻译英文作品。出版有散文集《垂钓于时间之河》《空杯》《梵高的咖啡馆》，读书随笔集《书时光》《不存在的贝克特》《此岸的蝉声》《风容》，以及《张宗子诗选》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