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塬上的“王洛宾”
——访《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歌词作者郭金华（郭桦）
张兴源
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大约都唱过或听过一首叫做《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的歌。那歌声是那么亲切，像陕北的山洼洼里如今已经很少见了的山丹丹花，散发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淡淡幽香……
南来的大雁北去的风，
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
山丹丹开花满山坡，
咱陕北变成金银窝。
修起水渠打起堰，
一群群牛羊满山窜……
宝塔山高延水长，
共产党是我们亲爹娘。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首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论是在陕北的高山上放羊的后生，也还是在京城的校园内读书的女子，“老右”的“牛棚”中，“知青”的“队部”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广播中，中小学校的针式唱机唱盘上……
然而，又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首著名歌曲的词作者，竟然是我们延安人呢？更有谁能够想到，当年那个热血青春、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以后，如今已经是一个“波澜不兴”、与世无争的垂垂老者呢？
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夕，记者前往洛川县城，采访了这位如今已经67岁的老人。
一首曾经是家喻户晓的歌曲，词作者不过是一个艺术师范
学校的学生娃；一首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歌儿，竟然出自“反
革命血仇子弟”之手。郭金华说，写这首歌就是“感恩”，“因为
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家的一切。”
郭金华说，我于1937年出生于富县羊泉乡的太宜村，因为父亲是国民党保安大队队长，主要在当时红白交界处的洛川塬上活动，所以我一直被寄养在富县红区的伯父家，几乎不记得父亲是什么模样。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在与红军游击队作战时被击毙。
我在富县红区长大，并在富县城关小学念书直至毕业，而后考入延安中学。我上延中以后，我的伯父也去世了，家里只有我和我奶奶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苦一点儿，但受惯苦的我也不觉得苦。更何况当时的延中完全实行供给制，生活上是有充分保障的。
在延中念书时我就热心于学校的文艺活动，功课也不错,还经常给当时的《延安报》投稿，少数作品被选用，并得到当时延安报社姚颖和丁工等记者的辅导和指教。于是，当我在延安中学毕业以后，就极幸运地被保送到西安艺术师范学校上学，与我一起被保送的还有其他五名同学。一个乡下孩子，不仅没有见过高大的楼房，宽阔的马路，林立的店铺，稠密的人群，就连电灯这东西也是第一次见到，新生活带给我的那种幸福感和巨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西安艺校，我还被推举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干事。对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来说，组织上对我在政治上的信任，那要比给我救济多少钱粮更让人觉得温暖。于是，学习之余，我便用当时已经掌握的那点儿知识，凭着我对党、对毛主席打心眼儿里的热爱与感激，写下了《公社幸福万万年》（歌曲）、《勤工俭学红旗飘》（歌曲）、《赶会》（眉户剧）、《新棉袄》（儿歌）等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参加了西安市业余文艺调演，其中《新棉袄》在陕西当时少数几种文艺刊物《群众艺术》上得以发表，同期《群众艺术》上，还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延安作家杨明春同志的作品。《公社幸福万万年》演出以后，还获得了“西安市大专院校创作一等奖”。
1958年署假期间，省上组织了一个署期学生访问团，被抽调的有各大专院校的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因为是到延安来，我作为团员和向导，也被吸收参加。在延安期间，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满怀着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热烈情绪，驻足于延河两岸，留连于宝塔山上，又是唱，又是跳的，那种弥漫于胸中的喜悦与豪情，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一天晚上，我们的访问团在宝塔山下搞了一次大联欢，唱歌跳舞直至很晚才回到驻地。那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像有一团火在有力地燃烧着。我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我们又哪能有如此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其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种发自肺腑的热爱与崇敬,又岂止是我一个人？我就是被这样一种十分强烈的感恩情绪驱使着，在明亮的电灯（此时延安也已经有了电）下写下了“南来的大雁北去的风，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四行一节的诗。
《陕西日报》最先把“歌词”发表出来，《中国青年报》第一
次把这首“歌曲”介绍给读者，著名歌唱家贠恩凤第一次演唱了
这首歌，从此这首歌儿就挤身于“名歌”的行列，被转载，被广
播，被传唱，被出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走进听众中间，郭桦这
个名字也就被不少有心的听众，给给牢牢地记住……
在延安写成的四句一节的诗，大约有十几节。回到西安后，郭金华在这个草稿的基础上，又作了反复修改润色，把十几节内容压缩成五六节，寄给了此时已经发表过他不少作品的陕西《群众艺术》。据郭老介绍，当时的《群众艺术》编辑部拥有一批非常敬业的编辑，他们是李开芳、杨璀、刘均平、毋政、张毓贤等。李开芳老师认为作品写得不错，毋政老师说“既然叫《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那就不如直接采用‘信天游’的形式。”于是，这个作品后来就被改为两句一节，《群众艺术》编辑部把它以诗的形式，作为内部交流资料，油印后与各报社杂志社交流。《陕西日报》的编辑看到这个内部交流稿后大概觉得不错，最先正式发表出来，署名“郭桦”。我当时发表作品大都署这个笔名。《陕西日报》发表以后，《群众艺术》紧接着也出了《增刊》。我记得毋政老师到西安艺校推销这一期《增刊》时高兴地告诉我说，“你的作品发了个头版头条！”。这首诗后来还被收进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过。
大约在接触到这个作品不长时间以后，张毓贤老师就已经酝酿着作曲了。就在这首诗发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大约是1958年初秋，我收到了《中国青年报》的稿费单，这是这首诗第一次以“歌曲”的形式与读者和听众见面。其实当时为这首诗谱曲的还不止张毓贤老师一个人，还有张堤等老师也谱过曲，但其他曲子没有能够像张毓贤老师的这一首一样流行开来。
《中国青年报》刊发以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就在“教唱歌曲”这个节目中向听众教唱了两个周，著名歌唱家贠恩凤最早在北京演唱了这首歌，随后这首歌就在全国各地普遍流传开来，被选进各种音乐教材，也被邢履庄、郭兰英、王昆等其他不少歌坛名家演唱过。据说延安当时接待外宾或中央领导时，常常把这首歌作为第一个节目。中国唱片出版社于1959年出了唱片，此后又于1960、1963、1977、1978、2001年多次重版。由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有名、也极具权威性的《战地新歌》中也收了这首歌，《人民音乐》杂志发表的“人民喜爱的歌曲”评论中，也提到了这首歌。它还一度被作为陕西省乡土音乐教材，编进了中小学音乐课本之中。而最先发表这首歌的《中国青年报》曾在短时间内，收到过不少读者和听众的来信，表达了人们对这个作品的充分肯定与赞赏之情。特别是我省著名歌唱家贠恩凤六十年代出访欧洲回国后，曾为敬爱的周总理演唱过这首歌，受到总理的热情赞扬……
文革尚未开始，而郭金华的厄运却已经降临。“反革命血仇
子弟”云云不过是一个随手捡来的借口。就因为一张大字报，他
这个名噪一时的“艺术家”就被“开销”，没有任何组织手续，
没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文革后给他“平反”，竟然发现他本
来就“没有被开除”……
郭金华1959年7月从西安艺术师范学校毕业。按照他当时在学校的表现和他的创作成绩，他完全可以留在西安。但郭金华说，“我是延安人民养育大的，我一定要回到延安去！”回到延安后，他被安排在洛川县土基中学当了音乐教师。在土基中学，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这样相对平静的日子还不到两年，他就被无端“开销”。
说起这一段历史，郭金华老人显得无限感慨。他说，他被赶回农村，既说不上是正式开除，也说不上是有什么“罪过”，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述方式。此后一系列灾难的直接导火索，只不过是因为学校的老师们给党支部书记写了张大字报，说支部书记“吃小灶”，但教师们的口粮却“不够数”。他也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支部书记要拿别人开刀，别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只有他一个人，父亲曾经是国民党保安大队队长，并且还被红军游击队给击毙，因此，支部书记就给当时公社领导汇报说，“反革命血仇子弟带头扰乱国家的粮食政策……”。而国家的大气候，此时也正在“清洗反革命”和动员干部回乡务农。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他所在的这所土基中学被分下来5个名额（或精减，或清洗），他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送回老家富县羊泉生他养他的太宜村。郭老说，赶我被“开销”以后，我的最后一位亲人——我的祖母也已经去世，整个一个家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几年以后，我在富县吉子现找到一个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丧偶的妇女，一直过活到现在。
1978年，整个国家都在平反冤假错案，郭金华的心也蠢蠢欲动。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当时的档案，这才发现，档案中根本就没有对他的任何处理决定。如果仅仅从档案中来看，只能说他还在继续上班——也就是说，他，这个在农村修理了17年地球的“艺术家”，根本就不属于“平反”对象！
写到这儿，记者重新翻开当代大作家王蒙先生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之二《失态的季节》，作品结尾处“右派”闵秀梅为“改正”而四处奔波，最终却欲哭无泪。作者写道：
“直到改正的时候，才查出来，她压根就没有定成右派。她的
右派问题报上来了，但是领导小组认为她问题不严重，又是工人
阶级出身，不宜划成右派，便驳回了上报。但不知为什么，人们
还是一直拿她，尤其是她自己拿自己硬是当右派对待。这样，到
了改正的时候，领导上才告诉她：‘你不需要改正，因为你根本
就不是右派。’您说，她还能说什么呢？”
与王蒙先生小说中人物命运不同的是，郭金华在当时洛川县有关部门的关怀下，终于得到“平反”，先被安排在一所中学教学，后于1980年调到洛川县文化馆任群众艺术辅导干部，直至退休。
对这个与世无争、别无它求的老人来说，“没有比工作着更快乐的事。”由于深感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无情，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以后，他便一头扎进平生所热爱的音乐创作与整理之中。他先后完成了《洛川民间歌曲集成》、《洛川民间舞蹈集成》、《洛川民间文学歌谣》等书，还参加了省地民歌、民间舞蹈集成的编辑工作。多年来，他先后被评为省、地、县先进工作者，他的数十篇论文和文艺作品发表在国家级和省市级刊物上，并多次获奖。他被中国民间舞蹈研究会吸收为会员，还是省音协会员和延安市音协理事，曾担任过洛川县一至五届政协常委。他的事迹曾被《延安报》、《陕西政协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报道过，他的业绩还被《中国名人辞典》、《政协委员风采录》等大型辞书收录和记载。
经历过挫折和磨难，也有过经验与教训，但对共产党、毛主
席的热爱之情始终不渝。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郭金华，还在不断
进行文艺创作，时不时还要登台演出。市政协主席忽培元为他画
了一幅墨竹，对他“同黄牛一般，默默奉献”的精神，做出了中
肯评价。
虽说曾有过那么一番寒彻骨髓而匪夷所思的经历，但郭金华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之情一点儿也没有变。他说，党能够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而我又能活到被“平反”的这一天，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这说明我们的党的确是伟大的党，是敢于承认错误并且善于改正错误的党。如今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过上了这么幸福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郭老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但他仍然笔耕不辍。近年来，他又写了表演唱《夸嫂子》、《赞家乡》等节目，被搬上舞台以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央电视台第四套“华夏文明”栏目在介绍陕西民间艺术时，采访了这位“埋在民间人未识”的老艺术家。他对陕西民间艺术的精辟见解，赢得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赞扬。著名画家韩美林在延安采风时，听说这个其貌不扬的老汉就是歌曲《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的词作者，不禁感慨万端，上前一把搂住郭老，激动地说，“我在‘牛棚’中也唱过您写的这首歌，您为中国音乐史写下了一个值得永久传唱的保留节目。”
2001年冬，郭金华已是65岁的老人了，依然宝刀不老，登台为市政协委员们表演了他自己创作的节目。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忽培元得知他就是著名的《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一歌的词作者，欣然给老人画了一幅巨幅墨竹，并题辞曰：“金华同志，鄜州人氏，五十年代西安艺术师范毕业，来到洛川。创作的《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唱遍全国。歌有名而人无声，惟追求艺术创造精神不减，数十载如一日，奋斗不息，扎根黄土地，为人民而勤奋工作，同黄牛一般，默默奉献，年过花甲仍然活跃于文艺舞台，可敬可嘉。”
晚年生活再起波澜，一首家喻户晓的“全国名歌”，竟然变
成了“陕西民歌”。是郭金华欺世盗名，还是出版者利欲薰心？
郭金华说，我为这首歌被侵权而“讨个说法”，绝不是为了金
钱，我不能眼看着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崇
敬之情，被这些非法出版者给随意亵渎。
郭金华，这个一生坎坷的老人，满以为退休以后能过一段平静而安详的日子，不料在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17年的磨难之后，晚年的他也并没能安然度日。几十年来，《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这首为全国音乐界和广大听众所熟悉的创作歌曲、这首“名歌”，在最近几年的一些出版物（书籍、磁带、光盘等）中，词作者“郭桦”和曲作者“毓贤”（张毓贤）的大名却被一笔抹掉，径书曰“陕西民歌”。音乐界不少朋友和同学写信或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的孩子们也觉得脸上挂不住，好像是他们的父亲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似的。为此，老人从2001年起就以各种方式向有关部门不断投诉和举报，希望政府文化管理部门能给这些非法出版者以严厉打击，也希望有关方面能给他一个合适的“说法”。郭老说，“曲作者张毓贤同志已经过世，这事只能由我一人来做了。”
郭金华老人一再强调，我现在要“讨个说法”绝不是为了金钱。因为“不明真相的人，包括我的学生和年轻的音乐工作者原来都认为我曾写过流行全国的歌词《信天游唱给毛主席听》，现在才知道这是一首民歌，认为这位德高望重（在我们县可以这么说）的音乐前辈在沽名钓誉，盗窃民歌为自己涂脂抹粉。我如何向他们（包括我的子女）解释？我现在惟一的办法只能向报刊呼吁，希望好心的编辑同志能把我这段话保留下来，让读者和新老听众都能看到，使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那份十分真诚和圣洁的感情，不致被这些丧心病狂的非法盗版者给随意亵渎，从而使我能够问心无愧地安度晚年。”
2001年11月14日，著名作曲家孙韶和他的夫人、著名歌唱家贠恩凤联名给郭金华回了信。信中写道：
“从1958年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期间，贠恩凤
在北京首唱这首歌后，引起各界关注，后来多次录制唱片发行；
直到前些年红太阳热的时候，这首歌还有一些歌星演唱，可见此
歌的艺术生命还是很长的。
“开始出唱片、发表（包括文革期间一些大专院校出的版
本）均是“郭桦词、毓贤编曲”，后来也有写“陕北民歌”的。
过去也有这样的写法：陕北民歌，郭桦词、毓贤编曲。这也可
以。当时写的是信天游体，词曲风格也是陕北民歌，这也无所
谓。我觉得这倒是你们词曲作者的光荣。能写出歌曲以民歌方式
流传，这真是大好事情。因为就是标的陕北民歌，也不是有人否
定你们的劳动，也不是盗窃你们的版权。七十年代后期，我去陕
北采风，有几个民间艺人唱我的作品《延安儿女心向毛主席》，
我倒很高兴。过去的很多民歌都是人创作的，后来传唱传唱，不
断传唱，慢慢把原作者都忘掉了。
“我寄一张第一张唱片的歌页（写伴奏是我过去的名字）。
贠恩凤为纪念演唱五十周年，今年又出了CD唱盘，其中又选了
这首歌，（词）作者还是你的名字。因最近太忙，过些天给你寄
去CD唱盘作为纪念。
现在有出版协会，你的文章可以向他们投诉讨个说法。现在
是歌星挣大钱，出版社不付稿费，作者一无所有。我过去写的许
多歌曲，不少人唱，也没得到过什么稿费，也没时间去问它。”
记者当年在西安读大学本科时，孙韶和贠恩凤曾亲往学院为我们演唱过，如今看到孙韶和恩凤给郭老的这封回信，我不禁脱口而出：“人们已经把您写的歌曲当作‘民歌’来唱了，那您可就是咱延安的‘王洛宾’啦！”
话虽这么说，其实我也和这位老人一样，为这扰人心烦的事情而不由地沉重起来……
2003年12月24日《延安日报·每周特刊》一版头条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