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最后的日子
作者:刘林海
得知母亲罹患恶疾的消息时,我正在山东旅行。2022年7月13日,炎夏的傍晚,我们一行五人在渤海边的一间餐厅用餐,正抱怨室内冷气太凉,就接到妹妹打来的电话。一番通话罢,直是大汗淋漓,瞬间湿透了T恤衫。本来,我们还有未了的十天行程,但我似乎难以顾及同行友人的兴致,当即决定第二天一大早飞回西安。说明情由,友人们亦表示无心再游,一场小规模的团体旅游就此夭折。
母亲虽已八十七岁,但身体一直硬朗。平日在家时喜欢做饭,每每都是儿女孙辈起床之前,母亲已是将饭菜在餐桌上搁置停当。外出游玩时,连我都觉得望而却步的山坡或楼梯,母亲却是不到巅峰不罢休。在我们姊妹们的心目中,论思维,论体力,母亲绝对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一个月前,母亲轻描淡写地跟我提说她一段时间以来,似有胃胀的感觉,又哈哈笑着说她对自己的消化器官有着十二分的自信。我说等秋凉后,给她安排一次住院体检,母亲颔首同意。不想就在我外出之际,母亲胃胀的情形有了加剧,我只得电话托朋友安排了就诊医院。谁知一通简单的检查之后,结果竟至如此。
过去每遇外出,返回的第一件事当是去看母亲。一般从机场或高铁站出来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母亲居住的小区,那感觉就像归巢的鸟儿一样飞到母亲身边。我常陶醉于那种场面:把采购的各类自认为好吃的东西迫不及待地一一摆在母亲面前,又唠唠叨叨地说些逸闻趣事。而这一次,我奔往的第一站却是母亲栖身的医院。进入住院部大楼的那一刻,我虽心急如焚,却又觉得脚上似绑着沙袋般沉重,我甚至有些不敢看见母亲的感觉,因为我无法面对我后续人生中一张原以为绝对不能失去但却不得不失去的面孔,我不知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更不知道母亲是不是被妹妹们成功地蒙在鼓里。
母亲看见我的时候,甚是诧异。凸显疲惫的脸上露出不解。母亲问我说好的二十天行程咋这么快就结束了,又嗔怪着把眼光投向妹妹,埋怨是不是给我打了电话。我撒谎说因为暴雨原因改变了行程。我问母亲感觉咋样,母亲乐观地摇着头,毫不在意地晃着脑袋说,不就是个胃溃疡么,何必兴师动众。她笑言自己啥病都怕,唯独不怕胃有病,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看来妹妹对母亲的安慰以及与医生的默契合作还是有成效的。
我和主治大夫做了详细的交流。从山东回程中,我设想了无数个治疗方案。我相信现代医学技术尤其是外科技术已是炉火纯青,靶向药物更是层出不穷,另外还曾风闻注射一支百万元针剂即可药到病除的传言,我不信没有一种合适的手段治愈母亲的恶疾。但随着医生不厌其烦地科普解释,我似乎被置入冷水盆中,又被源源不断注入的冷凝剂几乎冰冻起来。医生说母亲已是晚期胃腺癌,属于恶性程度较强的一类,病灶位于幽门处,且食道与肝脏上已出现轻度转移,手术肯定是不能做了,只有寻求靶向治疗或常规放化疗。我问医生有没有价值百万元的救命神药,医生笑笑说那就是个诱人的谎言而已。 母亲就诊的医院是一家普通的三甲医院,这缘于起初只是为了做常规的胃肠检查而随意住进去的。尽管主治大夫斩钉截铁地做出了诊断结论,但我岂能轻易相信。我提着母亲一大沓光片和化验单,大约一周时间,遍访了西安市一流医院,西京医院、唐都医院、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交大一附院、二附院,循环着进出了几圈。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专家教授对诊断结论提出质疑。而对于治疗方案,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一种认为可以尝试化疗,一种坚决否定化疗。前者的理由是病情符合化疗的临床要求,而后者则是基于母亲的年龄和化疗预期。持后个观点的,多是与我有些交情的医界朋友,我知道他们超脱了职业局限,跟我说了贴心的话。
寻求靶向药物的检测结果出来了,仍是天不遂愿,没有理想的对应药物。现在,就只剩下留院化疗和出院回家两条路子。母亲对她的病情仍是浑然不知,依旧乐呵呵地在病床上有说有笑,姊妹们等待着我咬牙拿出主意。我们姊妹六人,我上头两个姐姐,下边三个妹妹,因为母亲对我的倚重,又加性别观念,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家族中大事小情由我拍板的格局。而如今,面对这千钧压顶的难题,我岂能、又岂敢随意作出决定。我们姊妹六人破天荒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因为广泛的咨询与网上查阅,我似乎已经成了胃癌方面的专家。我把对母亲病症的了解和各种治疗方案的预期跟姐妹们做了通报,征求大家意见。长久的沉默之后,嘤嘤哭声让会议显得失去意义。其实,对于化疗这种医学技术,我们姊妹都深知就里,我的几个亲属,不久前先后经历了炼狱般的化疗折磨,头发掉光、身体浮肿,最后却仍被死神夺走了生命,我们的共同认知是从化疗开始的那一天,病人即会丧失正常的生活状态,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中。但是,也许、也许,化疗会出现奇迹。怎么办?怎么办?我强求姊妹们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意见,但多数人的说法都似是而非,唯有二妹态度坚决,极力反对化疗。二妹是母亲最疼爱的女儿,也是姊妹们公认对母亲用情最重的人,此情此景,二妹的举动无疑是敢于担当的表现。其实,艰难的抉择中,我也一直处于犹豫中,二妹的决绝,让我瞬间也下定了决心。我们全家很快达成了共识:摒弃化疗,保守医治,力争母亲没有痛苦地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二妹在体制内工作,她说她愿意不惜冒着被开除的风险,也要请下长假陪伴母亲,直到母亲不需要她陪伴为止。大妹和小妹也都相继表示愿辞去现职工作,侍奉母亲左右。我眼眶潮湿,替母亲感到欣慰。这其后,三个妹妹都践行了诺言。
母亲仍是在极轻松的状态下出院回家。带着医院开给的一大堆药物,母亲天真地以为回家养上三、五个月,溃疡就会消除。往年,母亲冬天住在城里,夏天住在乡下老家,为了不让母亲感到异样,天热的时候,我们仍是把母亲送回乡下宽敞的老宅里。我们商定母亲平日身边至少须有三个姊妹陪伴。我也给自己立了规矩,除非确有不能脱身的事务,务必每两天回老家一次。母亲在老宅的日子里,除了我们姊妹外,姨母、舅舅、姐夫、妹夫,外加我群体庞大的外甥、外甥女等人,隔三岔五地探望。母亲的身边,总有五、六个甚或十来个亲人不离左右。母亲喜欢打麻将,往往麻将桌前里三层,外三层,母亲背后的军师,常常人满为患。
出院时有医生建议为母亲找中医看看。我向来是不相信中医的,但医生说中医作为安慰手段,不能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母亲回家后,姊妹们也就各显神通地四处联系开来。我曾有朋友在成都一个江湖郎中处治好了顽疾,我和朋友取得联系,并奢望那郎中来一趟陕西。遗憾那郎中因身体原因无法挪窝,就只能根据我们提供的病历,寄来了草药。但几副药下肚后,母亲原有的腹胀和烧灼感没有任何好转。二妹在网上了解到宝鸡陈仓区深山沟里有一神医,遂先行驱车四百多里察看究竟,又寻访着曾经被医好的患者家里,确认似有希望时,我们全家十几个人陪着母亲跋涉了一趟。在神医对母亲病情胸有成竹的展望中,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药,回家虔诚地遵嘱为母亲煎服。然假以时日,令人茫然的结果,仍是又一次坚定了我对中医的本来认知。
二妹从网上学来了穴位按摩,在母亲身上尝试后竟发现小有效果。于是两个姐姐和另两个妹妹也都跟二妹学会了手法。每天,姐妹们准点为母亲按摩手脚。母亲坐在床上,看着几个女儿同时为自己忙活,心里老大的不忍。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欣慰,让母亲的表情显得极为复杂。又一段时间,二妹学会了艾灸,把燃着的艾棒在母亲的腹部穴位上炙烤。屋子里常常弥漫着散发出浓浓艾苦的白色烟雾,为了消除呛味,二妹又买回了专用的抽烟机。
出院后两月有余,母亲的腹胀加剧。我心里明白,这是癌组织急剧扩张所致。母亲的病灶在胃下部的幽门处,肿瘤的增大,必然导致幽门堵塞,造成食物在胃腔中大量滞留,形成胀痛。看来还得再进医院。这次我们一定要选择一家好些的医院。我曾考虑带母亲去北京或上海的一流医院,但医界朋友告诉我,说西京医院消化病科已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顶级医院,毋需舍近求远。果不其然,西京医院的消化病医院一床难求,病人排队预约十几天甚或几十天,是司空见惯的事。还好,有得力的朋友助力,很快联系妥当,母亲快速住进了医院。
经过西京医院专家的会诊,母亲的胃幽门部位确已严重堵塞。为消除胀痛,医生用导流管将母亲胃中的滞留物抽了出来。对于后续的治疗,医生又给出两个方案:一是从鼻孔中插进一根进食导管,穿过食道和胃部,直达肠道;一是在幽门部位安装一个支架,强行撑开食物通道。两相比较,前者保守安全,但会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后者虽外观无碍,却极易因脱落而导致创伤性外科处理,另外,支架的有效期长则半年,短则两周。又一个艰难的选择摆在面前。这一次,我决定与母亲探讨商量。母亲仍是不解为何一个溃疡病要动如此大的干戈?对于插胃管与做支架的方案,母亲反问我倾向于哪一种,我说我更偏向于保守的插管。为了能让母亲坦然面对,我还把不久前看到的某学贯中西的学者插着胃管坐在桌前读书的照片从手机中调出来,拿给母亲看。但这一次,母亲却异乎寻常地坚决摇头拒绝了插管。母亲说与其带着一根管子苟活,不如一死了之。我理解母亲,一生为人师表,极在意自己的形象。为了不违背母亲的意愿,我们全家决定冒险选择支架手术。
老天开眼,母亲的支架手术做得很成功,幽门通畅了,胃胀得到了缓解。出院时,母亲欢天喜地,以为这一次将会一劳永逸,病痛再也不会近身。而我们姊妹们唯有暗自垂泪,提心吊胆地做好了接受那不知几天或几十天之后必然发生的再次堵塞。
小妹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外甥,因了包括母亲患病的因素,将婚期一推再推。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频繁地劝说小妹快些为孩子举办婚礼。后来,外甥的婚礼就定在五月二十二日。外甥私下跟我说,如果此前姥姥出现不测,他的婚礼仍要推迟。为了让外孙的婚礼办得踏实,母亲自告奋勇要求由她在婚礼上代表男方家庭发言。母亲站了一辈子讲坛,直至晚年仍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母亲的这一表态,当然就让婚礼的筹备多了一份动力。
胃胀的问题解决了,但疼痛仍是难以消除。我们在医生的指点下,小心翼翼地选择副作用小、成瘾低的镇痛药物。布洛芬、塞来昔布、芬太尼、曲马多,这些过去从未染指的药物,一段时间几乎被我们姊妹们如数家珍地挂在嘴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初用时效果非凡的药物,最后竟一一无效,以致于一度母亲怀疑我们是否采买了假药。
外甥结婚的前夜,母亲疼痛加剧。她坐在床沿上,把腰挺得老直,闭着眼睛,忍不住将后脑勺在墙上不停碰撞。姊妹们劝说母亲去医院,但母亲固执地摇头拒绝。我们都知道,母亲是不愿意干扰次日外甥的婚礼。无奈间,母亲唯有服下更大剂量的镇痛药。第二天,外甥的婚礼如期举行,母亲撑着病体出席了婚礼,只不过没能按预定的计划上台讲话,这成了母亲一大遗憾。
母亲是直接从婚礼现场乘车去医院的。所幸在国际医学中心治疗十几日后,病情又有所缓解。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带上为癌症病人专用的麻醉药品供应卡片,又回到了家里。
这次住院后,母亲似乎对她的病情有所感知,常常一个人坐在床头沉思。沉思之余就是看书。母亲后期最爱看的书籍是大文豪阎纲先生赠送给她的几本散文集。母亲曾因自己的一本书深得阎纲先生的赏识,阎先生还专门给母亲写了一篇文章,又题赠一幅墨宝“风骨文彩”。母亲把阎先生那篇《我吻女儿的前额》看了无数遍,常与我聊起某篇文章的读后感,对阎先生一辈子的坎坷人生,端的是慨叹不已。我觉得阎先生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母亲疗治疼痛的精神抚慰剂。
多半年以来,母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手机上看佅佧的照片。佅佧是我的孙女,是母亲自视唯一嫡传的第四代重孙。佅佧生在德国,因为疫情原因,长到两岁多还未回过国。母亲虽也常与佅佧实时视频互动,但毕竟面对着一方小小的屏幕,焉能满足天伦之需。眼看着母亲时日不多,我要求儿子克服一切困难,把佅佧带回来让太奶奶抱一抱。得知佅佧要回来的消息时,母亲高兴得嘴巴半晌合不起来。
母亲竟然强撑起身子穿针引线。母亲当年从姥姥那里继承了制作工艺香包的技能,做出来的蝈蝈、老虎、奔马、耕牛、小狗、莲花等几十种动植物香包,造型活灵活现。母亲要在佅佧回来之前,为重孙赶制一批香包以做永久的念想。看着母亲艰难地佝偻下身子飞针走线,又不时痛苦地舒展腰身,吁着长气以缓解腹部的疼痛,我的心里一阵阵针刺一般。
当母亲把佅佧实实在在抱在怀里时,混浊的老泪滚滚而下。佅佧在西安呆了十天,与太奶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每次外出归来,都会拍着小手欢快地奔到太奶奶跟前。佅佧回德国时,在母亲的额头上亲了又亲。佅佧与母亲挥手作别时,母亲老泪又一次夺眶而出,嘴里喃喃地念叨:再也见不上了,佅佧!
母亲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八月八日。因为长期不能正常进食,母亲的身体已是羸弱不堪,上厕所也需要妹妹扶将。为了能给母亲提供些营养调理,我在征求母亲意见之后,又决定把母亲送到医院。母亲平静地收拾了自己的衣物,偕着我走出了屋子。谁知,这竟是母亲与自己住所的永诀。
初进医院的几天,母亲吊了几瓶液体,精神头一下子好起来。母亲还夸赞医院大夫了得,短短两天让她浑身添了力气,合着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孰料一周之后,母亲的疼痛突然再度加剧,不得已间,医生用上了吗啡。再后来,更是用上了顶级镇痛药物氢吗啡酮。根据医生的说法,这种药的镇痛效果是初级镇痛药物的上百倍,这当然意味着针对母亲的镇痛手段已经触到了天花板上。我忍泪询问医生接下来咋办,医生平静地说:你准备后事吧。
母亲言语似乎已开始艰难。姊妹们齐齐聚在母亲身边,随时准备满足母亲一切口述的要求。我听从医生的安排,回老家为母亲备办棺木和墓地。回到医院后,听妹妹说我不在身边时,母亲不停地询问:“你哥去哪里了?”我跟母亲撒谎说开了半天会。此后,每每我不在她身边时,母亲就常用眼神在床前的人堆中搜寻我的身影。我知道,在母亲最后的时光,我已是寸步不能离开。我索性关掉了手机,日夜不停地守候在母亲的病床前。
又一日,母亲状态似乎好了许多。母亲让其他姊妹们离开病房,独让我留在身边。母亲安详地说有后事要给我交代。我失声哭着对母亲说:“娃对不起你,把病治得越来越厉害了。”母亲苦笑了一下说:“我心里明白,病治不好了,娃把心费咋咧,尽力了,人生就是这样。”母亲艰难地伸出胳膊,抱住我的肩膀,让我别难过,一定要坚强起来。母亲说她留下了一些存款,让我看着给姊妹们匀一些,留下的一些首饰,其中她最珍爱的一个金葫芦挂件,一定要交我留存,其他的随姊妹们的心愿,各自取存。
我忍住哭声,让母亲自己拿个遗产的具体分配方案。母亲说非得她拿意见的话,那就人人有份吧。事后细想,母亲对遗产的安排,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基于母亲信奉的传统观念,儿子是唯一的继承人,母亲把遗产处置权交给我,既是对传统的遵循,又是将身后儿女和睦的责任担在她信任的儿子肩膀上。
母亲弥留中的状况愈来愈差,每天几千毫升的液体注入体内,自然会形成大量排尿。多年来养成的尊严至上的生活习惯,让母亲每一次更换纸质尿裤时脸上都露出明显的屈辱感。更为要命的是,母亲腹部已开始隆起,这是腹水的征兆。我问医生能否减少液体摄入,医生说他们是按照医疗规程实施救治。我说,按照逻辑理解,现在的液体摄入无非起到三个作用,一是延长以日为单位计算的寿命;二是滋养生命力旺盛的癌细胞;三是形成腹水。换言之:大剂量输液,既延长了痛苦过程,又加剧了痛苦程度,更增加了体腹破裂的风险,有何意义?医生苦笑着说这是医疗准则使然。
我跟医生犯了急。医生说:“那你签字放弃急救!”
我们姊妹们再次聚首在医院的墙角边上,达成一致意见。我颤颤巍巍地在一张打印好的放弃救治声明书上歪歪扭扭地签上了名字。
我的母亲,生我养我的母亲,给我无限呵护、成就我人生意义的母亲,如今,我不但未能助她寿比南山,竟却亲手签字放弃了她的生命。人生啊,为什么如此悲催?老天啊,为什么如此煎熬我的灵魂?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八十年代发生在汉中市人民医院那一桩震惊国人的案件,医生蒲连升在病人儿子长跪不起中,对儿子身患重症疼痛难忍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而蒲大夫最终被以故意杀人罪逮捕法办。而今,当我面临同样的背景时,想想可敬的蒲大夫,怎一个无私与悲悯了得!
母亲让人把病床上的隔帘拉住,断断续续地说她不想见到光亮。我坐在母亲床头,拉着母亲的手。母亲忽然间急切地喘着粗气推我,示意让我走开。我问母亲咋了,母亲说她看见对面有一条大蛇,还有人拿着一把大刀,这里太危险了。我一下子明白,母亲的眼前出现了幻觉。但母亲的第一反应,仍然是保护自己的儿子。
母亲已是意识有些模糊,我趴在母亲的耳边,把那些过去道听途说来的事尽量挑些有趣的跟母亲说道。我说母亲出嫁时,姥姥为母亲备嫁妆缺了门帘,遭到爷爷奚落;我说母亲生下我之后的第三个晚上,不慎一脚把我蹬到床底下。我又柔柔地让母亲先行去另一个世界寻着姥爷和姥姥,还有父亲,做好几十年后与我们姊妹再次团聚的准备。母亲安静地听着,时而嘴角翘起,露出笑意。
2023年9月1日,母亲的脉搏越来越弱了,我握着母亲的手,只觉得她的指尖渐渐变凉。须臾,历经八十八个春秋的母亲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看着手机,时间定格在八时五十六分。
从确诊为绝症之日起,母亲与病魔苦苦抗争了四百一十六天。
刘林海
二零二三年九月十日写于夲属母亲的教师节
刘林海简介: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