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研究专栏之三
历尽磨难终不悔
追忆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心路历程
李 皓
2021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同时也是我国当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先生诞辰115周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0周年，在这样一个十分有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追忆一下吴伯箫先生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始终不渝跟党走，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
一、早年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以及在泰安青岛、济南、莱阳等地工作时，受“五四运动”和进步人士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向往之情。
吴伯箫1906年3月13日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吴家花园庄（今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凤城街道吴家花园社区）一个半耕半读的富农家庭，相对优裕的家境，让身为长子的他在本村和县城顺利读完了初小和高小。
1919年秋季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学校正在闹学潮。作为学生会干事，吴伯箫积极参入了罢课游行、查日货、下乡宣传等进步活动。在校的五年间，受自日本留学归来的进步校长范明枢的影响，吴伯箫接受了不少新的进步思想。
1925年秋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又耳闻目睹了“三一八”惨案、李大钊等进步人士被奉系军阀杀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激情演讲后，吴伯箫日渐看清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毅然与同学曹未风等创办《烟囱》油印小报，针对学校内外弊政发表议论，犀利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后来虽因“烟冒得太冲把学校当局呛厉害了，竟教唆打手把《烟囱》捣毁”，但依旧未能消磨他们的斗志。
1931年5月，毕业在即的吴伯箫与同学曹未风同去青岛谋职，得以任青岛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兼英语教员。当年9月，又到青岛《民国日报副刊》担任编辑，兼任青岛大学教务处事务员。在这里，吴伯箫接触和结识了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等一批进步作家，并于1932年“一二八”后自觉缴回党证，愤而脱离国民党（何时入国民党待考）。
1935年1月，吴伯箫虽结束了在青岛两年半的生活，调任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员，但暑假期间他仍不忘与王统照、老舍等集结青岛，借《青岛民报》开避《避暑录话》专栏，既避气候之溽暑，又避国民政府之炎威。
1936年8月，吴伯箫调任山东省教育厅第一科高教股主任仅半年后，又于1937年1月调任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不久，“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偌大的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吴伯箫只好带领部分师生一路辗转到达临沂。后因办学经费无着，吴伯箫只好遣散学生，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军稍作停留，又去西安交待了学校钤记等事宜后，于1938年4月毅然决然地只身一人赶赴延安，投入到共产党抗日的洪流中，从此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1941年8月在延安，由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谈话，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夙愿。
到达延安后，吴伯箫被编入驻瓦窑堡一大队三支队，开始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三支队的学员是当时从陕甘宁边区像潮水一般涌入延安的又一批青年，他们向往革命，朝气蓬勃，一心抗日。队伍刚编好，就在凤凰山下窑洞门前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宝塔山下，民主和自由两面旗帜召唤着这些年轻人，听了毛主席讲话的第二天，他们就去了瓦窑堡。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学习了四个月，结业时，吴伯箫通过他人，意外惊喜地得到了毛主席“努力奋斗”的亲笔题词。受此鼓舞，当年11月12日，吴伯箫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抗战文艺工作团，开赴晋东南长治一带，先后写下了《沁州行》《潞安风物》等十多篇战地报道，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5月回到延安后，吴伯箫着手接编《文艺突击》杂志。这年的“五四青年节”期间，毛主席的著名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使得吴伯箫真正懂得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性，其间所写文章，认识自然上升了一个高度。
1940年1月，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吴伯箫当选为秘书长。一年半后的1941年7月，又获调进边区教育厅工作。同年8月，吴伯箫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据吴老《自传》记述：入党陈云找谈话，从早晨到下午，“午饭在他那里吃。”“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人。”
1942年10月，吴伯箫以优异的表现和成绩，获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三、两次经受磨难，仍初心不改。即使蒙受不白之冤被开除党籍，也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每月都向钉在墙上的自制布袋里交党费，并相信党终会还自己以清白。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吴伯箫，“精神是饱满的，热情是旺盛的，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吴伯箫《自传》）尤其是1942年5月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作发言之后，他的工作和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在反经济封锁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吴伯箫还被评为“纺线模范”。为了表示自己对延安生活的赞赏，这年初冬，吴伯箫把妻、子从关中接到了边区一起生活，下定决心跟党一辈子。
然而，复杂的斗争形势，很快就使吴伯箫遭遇了不测。1943年春天，在边区教育厅整风审干运动中，吴伯箫因入党谈话时就“是否参加过C.C”问题作过“没有加入，但愿意经受保留的考验”的保证，而被作为“重大特嫌”遭逮捕，当年6月即被撤职送中央党校学习（实际上是审干的继续）。
“怕自己被误会，死于非命，于是便自暴自弃，照着同志们所要求的，戴了帽子，欺骗了党。甚至……痛哭着到鲁艺、边区政府作了坦白”。（吴老《自传》）再加上当时国统区故意混淆是非给吴伯箫等活着的延安人士开追悼会，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这事直到1944年5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首次公开谈及审干工作扩大化错误，并向审干中“受了委屈”的同志敬礼、赔不是之后，才算澄清、了结。吴伯箫也在此后写下《无耻的“追悼”》一文，痛斥国民党反方派的无耻、下流！
1946年至1953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吴伯箫被党派到东北，先后在佳木斯、长春、沈阳等地工作，曾担任过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党总支书记。这段时间里，他的心情是较为舒畅的，也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积极贡献，实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1954年1月，吴伯箫奉调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副总编，主持新中国中学语文课本的《文学》课本编辑工作。尚未明确职务，还没办理调动手续，吴伯箫即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即让中学《文学》课本大功告成投入使用。但此后不久，只一年多的时间，已成体系的中学《文学》课本就因中央领导的意见不同而宣告停用，吴伯箫和同事们的心血白白付之东流。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人教社被迫停止工作，所编辑、出版的教材被停止使用，吴伯箫也因担任社领导及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而被列为“走资派”遭批斗，并被开除党籍，停止过党组织生活。后又于1970年被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子女也被遣散到陕西、内蒙等地“上山下乡”。直到两年后的1972年，吴伯箫才得以回京“等待再分配”。
在被开除党籍的岁月里，吴伯箫并没有灰心丧气，也未对党失去信心。他自制了一个布袋，钉在寝室墙上，每月都按时向里面投放他认为自己应该交的党费，直到1971年政治上重获“解放”、再度过上党组织生活才一次性上缴组织。恢复工作后，吴伯箫在组织纪律性上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非组织对组织邀请参加的各种活动、会议，他一律谢绝；每次外出参加会议，他都要写信向组织报告行止，并委托同事代为转交当月党费；外出开会时的差旅补助，他一概不报不领；对于在陕西、内蒙上山下乡的子女们，每次写信，他都要嘱咐他们规范言行，听党的话。即便在弥留之际的遗嘱中，他也是叮嘱亲人“不要给人民添麻烦，不通知亲友，不举行任何仪式，默默火化，把骨灰撒向泰山。”
总之，吴伯箫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一生，是襟怀坦荡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的家国情怀，他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缅怀，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载2021年《箫韵》7月号，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