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抗美援朝”相关的贵钢故事（李持平］
今天参加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座谈会，想讲一讲贵钢的相关故事。
一
贵钢建厂于1958年，当时是“以钢为網”的时候时代，国家对钢厂建设尤其重视，因此有许多老干部和转业军人到贵钢。当时朝鲜停战，从东北过来的特别多。我曾经工作过的贵钢原料处就有东北转业来的邓某某和赵某某是抗美援朝过打仗的。志愿军平壤学校教员整体转业到贵钢有几十人之多，他们抗美援朝在贵钢人人皆知。
我2012年退休之前在贵钢宣传处工作，曾写了一篇《高扬和贵钢老干的故事》刊登在贵钢报上，这篇文章谈到的高扬，就是抗美援朝的大功臣。
抗美援朝时期高扬在东北局工作，是负责人之一，1958年到1959年期间他担任贵钢副厂长，1979年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担任农垦部部长。1987年高扬担任中央党校校长。
高扬是东北局负责人，东北是我国抗美援朝的最重要后勤补给地，高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毫无疑问，应该很大。
另外，贵钢成立于1958年，国家很重视，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亲自将贵钢选址在贵阳市。当时贵钢有两个厂名，即贵阳钢铁厂和贵阳钢铁公司。“省军区侯副司令兼任贵阳钢铁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抗美援朝期间担任志愿军平壤学校校长的蔡福堂。1955年授勋时蔡是上校。1958年他率领志愿军平壤学校教职工整体转业到贵阳，到贵阳住宿的招待所，就是现在河滨公园旁边的省实验中学。他们后人手上还存有一张用大转机拍摄的“大合影照”，一百多人的合影场面很壮观，但前排领导席的C位却是“空位”。据说是当时省委书记的位置。
1958年志愿军平壤学校转业到贵钢到底有多少人，一直未查到准确数字，但是大多数是到贵钢工作，这是没问题的。1970年我到贵钢炼钢车间当工人，知道车间书记张润福是55年受勋的大尉，车间组织干事韦正静，大家叫他“韦少尉”，还有一笔好字的会计孙基业……他们都是志愿军平壤学校转业的。张润福的夫人在贵钢医院当医生，也是平壤学校来的。当时的贵钢副厂长苏迋孝，刘隆志，党委副书记张迋玉，工会副主席马汉章等，都是志愿军平壤学校转业到贵钢的。
曾仼贵钢总工的叶经文告诉我，“文革”后期，贵钢还有“一上校，两中校，四大尉”的说法，即1955年受勋的上校蔡福堂；两中校是张廷玉和刘隆志；四大尉有黄彻，王景贵，张润福，另一人姓名已忘。这些不一定都是抗美援朝的，但抗美援朝的占多数，贵钢人称他们为“朝鲜派”。
2002年以后，我在贵钢宣传部门工作，每年春节都参加“贵钢老干迎新座谈会”，那时的贵钢老干部还有近百人，其中志愿军平壤学校的不少于20人。
二
1959年贵钢有近万名职工，其中有两千余人的复退军人，一部分是随贵卅军区侯副司令转业到贵钢二炼钢车间的，即后来的贵阳红星拖拉机厂（贵钢称为“二炼钢”）；另一部份，据曾仼贵钢党委副书记的史元书告诉我，1958年抗美援朝部队大转业时，他们从东北转业到贵钢，就被分配到炼铁新车间当工人。炼铁新车间是贵钢最大的单位，有两座100立方高炉，职工人数有千人左右，基本都是东北来的。炼铁新车间土建施工时期，省委书记经常来，省委书记处的一位姓张的书记干脆就在现场设办公室指挥施工。
1958年至1960年贵钢相距建成55立方和100立马高炉各两座，并按计划完成年度生产仼务。这些成绩是在省委领导下，靠贵钢职工出大力流大汗“拼”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史元书说，周总理1960年视察贵钢主要是视察炼铁车间，见到生产条件太艰苦、嘱咐要改善条件。陪同视察的省领导提醒贵钢党委书记王心本“给总理要技术人员”……之后，北京钢铁学院年年定向分配毕业生到贵钢，为1964年“三线建设”时期，贵钢“普转特（即普通钢厂改造为特殊钢厂）”奠定了基础。
史元书还说他在部队是连级干部到贵钢担任炼铁车间调度，是按资排位，因为之前从来没接触过冶炼行业，后来通过自已不断学习，适应了工作需要。史元书说，厂长蔡福堂是师级干部，贵钢只是县团级单位，但蔡福堂不讲究这些，从来工作负责，关心职工，职工给他的外号叫“蔡婆婆“。
蔡福堂是一米八的北方大汉，解放战争期间曾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分区司令员，还担任过骑兵团长，在战场上是出名骁勇善战……抗美援朝时期从新疆军区直接到志愿军平壤学校。蔡福堂被称为“蔡婆婆”，说明他体恤下级，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忠厚善良……
三
今天的座谈会我曾邀请贵钢工会副主席马汉章的儿子参加，他工作忙，谢绝了。马汉章曾经是我的直接领导，1987年我任贵钢炼钢厂工会主席时经常找他为职工申请补助，每次，他都爽快签字，对生产一线的，还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给予不少优惠。
马汉章的儿子在我们炼钢车间一线当工人，但他从不提让“照顾，关照”之类的话。后来他的儿子参加成人高考，创出了自己的事业。
马汉章是在任上逝世的，我作为基层工会主席，未到殡仪馆悼念是不合时宜的，事后表示歉意时，他的夫人相反安慰我，体谅我工作忙，还要我注意身体……马汉章的夫人，姓温，与我是邻居，现在住贵钢虹桥状元小区，大家称呼她“温婆婆”。她也是从志愿军平壤学校过来的，是随军家属，又随马汉章到贵钢当了车间工人。
1960年是贵钢的调整时期，几千人离开工作岗位，马汉章的夫人，当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毫无怨言的与大家一样，领了一把“锄头和几十元”的补贴就去社会自谋生路。他们的家庭一直温馨和谐，子女个个成材，两个儿子凭自已本事创业有成，孙子辈的马明宇毕业于贵阳一中，是当年全省高考的文科状元。
我还邀请贵钢副厂长刘隆志（志愿军学校负责人）的儿子刘健民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刘建民告诉我，志愿军平壤学校的事情前辈生前一般都不愿意谈，后辈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他不敢来，怕说不清楚。
四
据我所知，现还健在贵钢的抗美援朝老人只剩黄精华了。黄精华在志愿军平壤学校时是语文教员，在贵钢长期兢兢业业在基建部门工作，离休后一直坚持为《贵钢报》送稿。他的几个孙辈的学费都由他支付，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资助单位困难职工子女的学费，这在我们巜贵钢报》上有报道。人者寿，现已90多高龄的黄精华还健在。刘建民建议我邀黄精华来参加今天的会，我已经退休多年，没有能力邀请了，只能又留遗憾。
的确，以前的人顾虑太多，导致贵钢老干部的许多故事，因为各种原因，遗失太多，遗憾也留下了太多。
我在贵钢宣传部门工作期间，抢救到一些资料，也写出《高扬和贵钢老干的故事》等几篇文章，虽然微不足道，但总算留下一些痕迹，留下一点纪念，算是尽到一个企业宣传人员的良知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