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王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老师。

那时候我对年龄没有太大概念，不知道王老师的年龄，只记得是一个驼了背，又有些瘦弱的男人。他总是穿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装，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它最初的颜色，是灰？是蓝？反正肩头早已泛白。他经常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天气热的时候，他会摘掉帽子，用手帕拭额头的汗，我看到他的脑门和头顶是秃的。他的眼睛很大，有点突，但我不觉得他的眸子是清澈的，他的瞳孔泛着黄，那次我离他很近，他突出的眼珠子吓了我一跳，不敢再和他对视。

他的声音很不好听。尖细，又有些沙哑，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家乡话，断然讲不出抑扬顿挫的话来，我们听着很费劲。在那个对老师崇拜的年代，我们那帮臭小子也没有谁喜欢他教的数学学科。

他写的字很好看。他写字的时候总是将粉笔在黑板上稍稍磨一下，然后对着粉笔轻轻啐一口，并没有吐上唾沫，才拉开架势写起来。他写得很用心，粉笔与黑板轻轻地摩擦，吱吱地歌唱。这声音要比他讲课的声音好听好几倍呢。他写完之后总会倒退一步，左右看那么一回。大概是看有没有败笔，他会认真的擦去某个字再写上，并不是因为这个字写错了。

那时候我们学分数。 很多孩子学不会，两个分数相加，总是分母、分子都相加，他显得很着急。那一次他着实生气了。反复叫了几名同学之后，大家还是一问三不知。他将黑板擦啪啪啪的摔在水泥黑板上，他稀疏的胡子，气得发抖，他病弱的身子整个在颤，眼珠子似乎要突出来，吓得我们那群捣蛋的孩子没有一个敢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我还记得那一次考试。那时考试是没有卷子的，老师在黑板上抄题，我们就抄在本子上。等交卷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写的第一页不见了，对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那时唯一应对的方式就是哭，由默默流泪到小声啜泣。王老师终于发现了，他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然后又拍拍我的脑瓜：“咋了？”我抽噎得更厉害。得知我的卷子找不到了，他也显得很失望。但很快就安慰我：“不要哭了，老师知道上一次是你考得最多，全班就你一个八十多分，你好好做第二页吧。”他说话的时候极尽温柔，那是我听到的最柔和的话语。原以为他那么冷漠，没想到他竟记得我考得最多，我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

以后别的孩子在背后说他坏话，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从他的安慰中看到了他是爱我们的，他之所以发怒，是因为恨铁不成钢。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记着的和他有关的事。我的数学成绩也一直是最优的。

后来我做了老师，和他同事。那时他身子已经很弱了，瘦得让人有些担心，看到他，很自然地就想到“弱不禁风”。他的眼睛依然很大，但似乎有些凹陷。他帽檐下露出的头发现出了斑白。他的身子僵僵的，每一次扭头都显得很费力，背似乎更驼了。他还是一身中山装装扮，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我亲切地用普通话喊他“王老师”。他满脸堆笑，他自豪地对他的学生们说，我也是他的学生，说我读小学的时候多么优秀。他们班上的孩子曾经跑到办公室向我求证了这个问题。

他是学校的会计。每到发工资的时候，他会让家人带着他去镇上领回来。第二天他把每个人的工资收入写在一张纸上，工笔正楷，清清楚楚，每一项收入，一角一分，都明晰的写在上面。他做得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出现一分一厘的差错。

半年后，他的病情加重。开始，他僵僵的用手支着讲桌，坚持上课。再后来，矮矮的一方讲台，他手扶着墙壁已经登不上去了，他不能迈上任何一个台阶，可他还是来校上课，他让同事把他搀到讲台上，他蜷缩在一把藤椅里，依然讲，讲分数，讲小数，讲应用题……那声音跟多年前讲给我们听是一样的。此时我才恍然明白：那个时候他也是如此专注啊！

他终于连坐在讲台上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可他却要两个儿子去学校接替他的工作，他说儿子高中毕业应该能教小学的，他还不到退休的年龄，怎能白吃公家的饭，拿公家的钱？其实，当时他只是民办老师，工资少得可怜。所有的同事都担心他还能不能等到转正的那一天。

他教的那些孩子会拿着一包方便面、一包饼干去看他。每次他都会拉着孩子们的手流泪不止。这是那些孩子们回来说的。

我们也去看他。他窝在病榻上，半躺半仰着，很可怜，很无助。见到我们，他深陷的眼窝汪着一汪泪，他的嘴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临了，他挣扎着想坐起来，竹枝似的手微微扬起，那汪泪涌出来，湿了一脸。

学期末，我被调到另一所学校，便很少再回来。交通的不便，通讯的不发达，我很少听到他的消息。

那一天我经过他家门口，要去探望，却见他家门上赫然贴着黄裱纸。我呆呆地愣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作者：黄松，郑州经开区外国语教师，从事语文教学20余年，中学高级教师，喜欢用淡淡的文字书写诗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