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派饭"与“工作组”                        李向宝

吃“派饭”是指派农户给临时来农村工作的干部提供饭食。在“一大二公”的时代，这种传统不仅解决了派遣干部的吃饭问题，也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之一。凡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对干部吃“派饭”并不陌生，记忆中多少会留下一些痕迹。

“工作组”则是人们对驻村从事某项工作或“运动”的干部的俗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轰轰烈烈搞各类“运动”的年代。那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运动”是纲，发展经济和其他工作是目，凡事都讲个纲举目张。因而，派驻“工作组”搞运动就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个村都有“工作组”，住的时间长则好几年，短则半年几个月的没有定数，全国一盘棋，一切行动听指挥。

“工作组”中，有从上级机关派来的、吃“细粮”的国家正式干部，也有从农村选拔的不拿工资、只记工分的非国家正式干部，俗称“糊汤面”干部。后来还有以工代干的和队请的副业工、临时工。拿工资的薪水也不多，养活一家老小并不轻松；不拿工资的记工分，一个工分几分钱、一毛多，加上家里有自留地和责任田，吃饭问题也不大。

尽管干部身份不同，待遇不同，但好在大家收入差距不大，干部们都干着同样的事情，家里的日子过得也差不多，心理比较平衡，干起事来态度是端正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那时候的干部，讲以单位为家不是空谈，讲集体主义精神也不是一句空话，讲为人民服务更不是材料里写写、口头上空喊。干部就是干部，凡事先干一步，干啥都冲在前、走在先，农田基建那时候讲“两个六点半”，就是说早上六点半出工、晚上六点半收工，干群同心、披星戴月、自带干粮、风餐露宿，大战多少天、奋战在工地，哪里有午休、轮休和节假日，就是这样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才换来了彼此的信任和忠诚。因此，在当时“工作组”就是政府“代言人”形象，在群众心中既有位、又有为、更有威，部署农田基建一声令下，安排春种秋收一呼百应，调处矛盾纠纷一碗水能端平，群众对干部打心眼里都是信服的、认可的。即使个别人心怀不满，口里也是绝对不会讲半个不字的。

“工作组”的人基本上不顾家，也顾不上家。在家里是“甩手掌柜”，在外面是“全能战士”，大家俗称“万金油干部”。由于他们要长期在农村工作生活，吃饭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就产生了给“工作组”吃“派饭”的传统。

尽管过去农村都穷，但大队干部在为“工作组”“派饭”时还是有讲究的。比如，有的户好客大方，平时自己舍不得吃攒下的一点白米细面，“工作组”来了就变着花样也要表表心意；有的人好面子，即使家里没有待客的东西，轮到“工作组”来了，也要借上三颗五颗鸡蛋、一把挂面，来碗热乎乎的鸡蛋挂面充充脸面；就是细发一点的人家，也会端上一碗浆水面，或炒上一锅洋芋片，定会让你吃饱。

太阳家家门前过，按理说吃“派饭”是挨家挨户不落一户的。先不说饭菜质量咋样，关键是少数农家卫生条件很差，让人吃过早饭，就会找个借口，绝不再去吃午饭的。还有那些光棍汉、“五保户”，自己提着裤子都找不到腰，哪里有能耐、有条件为干部做“派饭”呢，不为“工作组”和大队干部添乱就烧高香了！

所以，当时的大队干部在“派饭”时，常常会绕过这些卫生条件差、日子过得恓惶的人家。尽管一些人家有意见，认为大队干部和 “工作组”看不起自己，但知道的人都懂，谁让你家日子过不前去呢，谁让你不搞好家庭环境呢，谁让“派饭”是一件大家都感觉有脸面的事情呢。

自我记事起，来我家吃“派饭”的人不少，一方面因为父亲是1962年返乡后，常年在外工作吃“派饭”的干部，再则母亲把家里打理得比较整洁，家常饭做得干净卫生，就常有“工作组”来吃“派饭”。记忆深刻地是有一次，正月未出，当时区委杨书记到我们大队检查工作后，大队干部直接领到我家，让母亲给做饭吃。那时候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妹子也有三四岁，我就知道中午不会是“家常饭”，而是平时吃不了的“改样饭”。就偷偷告诉妹妹：吃饭时，妈再让咱俩出去借东西，谁都不去。果不其然，我稍时就闻到了只有过年才有的米香和肉香。兄妹两个左一个、右一个，一人坐着一个门墩，如同“门神”一样静静地坐着，守株待兔等着饭菜上桌那美妙时刻。不一会，母亲就催着我们去邻家借东西，我对妹妹说“你去”，妹妹说“妈让你去”。看着我们纹丝不动，就在母亲压低嗓门、眼神严厉地催促时，杨书记看出了原委，笑着说：你姊妹两个坐过来，一块吃吧。不等母亲发话，我也不看她脸色，嗖一下就窜到桌旁，妹妹也跟着坐下。至于母亲端了那些菜我已记不清楚，但那一满盘肥肉炒粉条，人家领导没吃几片，几乎让我和妹妹吃个精光。吃完后立刻领着妹妹撒腿就跑，知道自己“闯祸”了，但感觉为了吃到肉，挨顿打也是值得的。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幼小的心灵就萌发了这样的意识：当干部能吃上“派饭”，吃“派饭”就有可能吃到肉，要当上干部就要好好学习。于是，我信服了母亲的教诲：要好好学习，等考上学，当上干部，就能吃上白米细面。人一旦醍醐灌顶，欲望的闸门被打开，神鬼都合不上。自此，我爱上了读书，不再认为学习是一件苦差事，是为自己学而不是为母亲学。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井底之蛙只有爬出井口，才能出人头地，看到更广阔的的天空。

汗水总是与成功相伴，参加中考后，面对两份录取通知书，是选择上中专，还是选择上高中考大学，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人没有长“前后眼”，世上也没有“神算子”，事后看起来当时自己是短视的、狭隘的，但置身那种环境，受时代价值观影响，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有几人能站高看远。

等到我吃上“派饭”，那已经是1988年参加工作之后的事情了。当时早已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已称为乡镇政府，大队、生产队也被村委会、村民小组替代，公社社员变成了村民，“工作组”驻村搞政治运动也少了。下乡干部大多在镇政府灶上吃饭，或者在村干部家吃饭，很少到农户家里吃“派饭”了。就是吃“派饭”，认真的人还是会想过去一样，在碗底放一两块钱，见人家不收的话，饭吃完、嘴一抹、说声谢谢就走人了。

我最后一次吃“派饭”，已经是1998年全国“八七”扶贫攻坚那一年的事了。当时我们市委办公室包扶一个叫花园村的小村子，因为这个村是书记的扶贫联系点，邻村也是省委办公厅的扶贫联系点，两个点备受群众关注。所以，我与另一名姓杨姓同事作为办公室扶贫干部，老老实实地驻村扶贫一年时间。村干部安排我俩住在村上一刘姓人家，男的在外包矿，家庭经济条件和卫生条件好，热情好客、大方舍得，村上的意思让我们吃住都在老刘家，我们担心群众有意见，就要求村支书落实吃“派饭”，一方面了解一下真实情况，为将来完成领导交办的撰写调研报告提供素材；另一方面也体现一下扶贫干部应有的形象。可“派饭”只吃了不到两周，发生了两件事情，就不再强求人家落实“派饭”了。

一件事是，农村人有个习惯，张家给“工作组”是啥饭菜，李家“照样脱鞋”，听说我们爱吃酸菜，早餐就做豆子糊汤、锅盔馍就酸菜，中午不是酸菜面，就是酸菜搅团，反正一天两顿酸菜，把我同事吃的嘴里起泡、肠胃不适。我给村干部说让换换口味，结果有家中午包的鸡蛋素饺子，我同事吃鸡蛋过敏，把自己和人家都搞得不美气。还有一件事是，轮到一户独居老人家里吃饭，房子低矮窄小，年久失修，一张小方桌上摆放着酸菜、土豆丝和锅盔馍，我们正吃得欢实，结果一串“漆灰”掉进菜里，老人一边尴尬地用筷子清理，一边嘴上说“这灰是净的，么事”，让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我们赶紧吃完了碗里的饭，碗底放了五块钱就走，此后干脆就去乡政府灶上吃饭了，虽然乡上伙食还不如农家，更没有农村人对干部那种热情，但不承那份人情，不让农户为“派饭”受难场，也算是两厢安好吧。 

回忆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时间磨平了创伤，过滤了痛楚，放大了快乐。过去再好也回不去，历史向前发展也不允许回去。无论是“工作组”，还是“吃派饭”，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除了铭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迹，都彰显了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初心和宗旨。

有些事是对是错，有些人是好是坏，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过的人，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避免左右摇摆和走“回头路”，更要真正体会到一个时代对那一个人的塑造与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是微乎其微的，每件事是微不足道的，但都是“窥一斑可见全豹”的；我们也将老去，一切终成云烟，但时代终会前行，历史不会尘封。

作者简介：李向宝，男，生于1968年12月，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长期在党委办公室和国企综合管理部从事文秘和管理工作。系商洛作家协会会员，商洛音乐协会会员。喜欢文学，爱好写作，曾有多篇散文在《商洛报》《华商网》《陇源文学》等平台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