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4日下午 15时35分，北京东四13条街口，一辆的士轻轻停住，在路边等候的男子，马上就认出了车内正向自己挥手的女士，车里的女士也一眼认出了路边的男子。这两个人虽然从未会过面，但都能以见过的照片为模本，准确无误地判定对方。于是，回国探望患病母亲的美国中文诗刊《常青藤》主编、旅美女诗人姚园，和提前从洛阳赶来的新诗老作者冷慰怀，按约定开始了一次亲切的拜访。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见到过健在的艾青先生，近年来又多次拜访过夫人高瑛，为了让姚园能在返回美国前见到高瑛夫人，我自告奋勇担当了此行的专程向导。一周前，我已经在电话里和高瑛预约了拜访日期，又提前一天乘火车从洛阳抵达北京，并且在高瑛家附近的一个小旅店住了下来。几天来我和姚园电话频频、信息不断，带着儿子中午刚从重庆飞到北京的姚园，匆匆吃完午饭便准时赶到了约定地点。

     几分钟后门铃响起，保姆把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领进了房间，高瑛老师热情地请我们在沙发上落座，不一会保姆又给我们沏好了香茶。可能是旅途疲劳的关系，看见姚园的儿子朱昂昂困得睁不开眼睛，高瑛就让他在大厅的长沙发上躺下休息，并关切地询问：“睡着了会不会受凉？要不要关掉空调？”又拿来小毛巾给昂昂盖住了腹部。

     谈话从赠送诗集开始。先是姚园向高瑛赠送了刚刚出版的第三期《常青藤》诗刊，还有为旅美艺术大师李洪涛油画征集的诗集《藤上风》；高瑛向姚园回赠了装帧精美的个人诗集《山和云》；冷慰怀则向姚园赠送了诗集《审视生命》和文集《香梅苦寒录》。三人又各自在书上签名，以示郑重。

     从礼节性寒暄转入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过程非常自然，姚园和高瑛只三言两语就谈到了中文写作，谈到了海外的华人作家，以及数以万计用汉语写作的华夏文化传播者。于是，随艾青先生出访的美好画面，又如数家珍地在高瑛眼前开始回放，而多年在海外颠沛辗转的苦乐，也霍然跳出了姚园脑海的封存。从大陆到香港，又从台湾到美国，许多根在故土的龙的传人，尽管散居在海外且多有迁徙，但强大的民族语系却永远是吮吸中华文学素养的共同主根。

     初秋的北京已燥热褪尽，许多熟悉的名字，便略带几分凉爽在客厅里渐渐聚拢起来——阎纯德、蔡丽双、陈楚年、张错、陈若曦、李欧梵、於梨华、聂华苓，几代华人作家用心血酿造的丰厚作品，被咂出了一串又一串赞叹和感慨。

     艾青大师离开人世已整整十年，怀着对丈夫的思念，高瑛深情地讲起了往事，四十一年的夫妻生活，给老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怀恋。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中的坎坷，她养儿育女饱尝了各种艰辛，熬过21年之后才苦尽甘来。为履行义务，她茹苦含辛把四个孩子逐一抚养成人；为恪尽孝道，她赡养父母钟爱丈夫，坚强地守护着自己的小家。从高瑛平静的语调中，我们不仅体悟到这位传统女性的柔韧和执着，更体悟到潜藏在柔韧执着后面的不屈信念。

     接着，高瑛谈到她和艾青苦尽甘来的晚年欣慰，谈到她陪伴艾青走完生命最后时刻的痛楚，谈到艾青逝世以后孩子们对她的孝敬，还谈到了她的疾病和近年来对佛教的信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轻松而随意，笑声不断在客厅里飞翔。第一次和姚园交谈，高瑛老师就显得如此惬意并且毫无保留，这是我事先不曾料到的。

     高瑛对丈夫的怀恋和思念，是淳朴、持久而结实的，在她对艾青先生的眷爱中，还包含着几分敬重和感激。从艾青同黄永玉、刘海粟等画家的交往中，她掂量出艾青先生对待朋友的平等和真诚，明白了画家创作的艰辛，并通过接受他们惠赠的画卷受到多方教益。在高瑛眼里，艾青是丈夫也是兄长，更是耳濡目染无形中诱导她进入文学大门的启蒙老师。

     姚园非常希望高瑛能给《常青藤》诗刊赐稿，高瑛也非常爽快地同意了，她当即把今年3月27日艾青诞辰那天写的一首怀念丈夫的诗《思念——写在玉兰花开的时候》找了出来，并深情地给姚园轻轻朗诵了一遍：“艾青，我要告诉你/院中的玉兰又在开花∕这是你最喜欢的花∕因你我更加爱它……”见此情景，我忙着给她俩拍照，姚园连呼：我太荣幸了，这一期《常青藤》我就发出来……

     在我们告别前，高瑛要向我和姚园每人赠送一对茶杯——今年5月，几家文化部门和国务院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在北京举办艾青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每人都得到了四个瓷杯。这份礼品是高瑛的女儿高阁出席会议时领取的，高瑛问我要不要？望着茶杯上烤有艾青先生笑容满面的头像和艾青手书的毛笔墨迹，我禁不住高兴得心花怒放，竟大言不惭地高叫——“要，我财迷！”…… 几经推让后，考虑到乘飞机携带易碎品容易破损，姚园放弃了承担风险的责任，而我就一人独得了这份意义非比寻常的礼物！

     分手的时刻到了，我们和高瑛在客厅和院子里都拍下了合影，姚园的儿子朱昂昂也乐得充当一回摄影师。于是，两架相机里都留下了这次拜访的纪念，也带走了院里紫玉兰的浓密枝叶。

                    2006年9月25日完稿于洛阳

(与高瑛老师在庭院里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