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静好

周建华

五十年前

       入夜时分，密林深处的一个小山坳，大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悄无声息地幻化成银装素裹的世外仙境。几处散落在山坳之中的茅草土屋，从纸糊的窗子里透出微弱的灯光，把窗前的雪地涂上一层昏黄，叫人感觉着一丝丝的暖意。

       我那时才十几岁，跟着村里的叔伯来这儿给林场伐木。我们住在山坳西北边上的茅草土屋里。屋地当央用一个劈开的大铁桶搭成个火炉，新伐倒的桦木劈成大块劈材投进炉膛，噼噼啪啪的爆燃着，还不时地迸射着火星，“嘶嘶”地冒着气，火舌还时而舔着炉膛的门沿。人们围坐在炉膛的旁边，不知谁从哪儿请来了算命师傅，听师傅卜卦。

        师傅双目失明，面无表情。他出口就是唱词，曲调不急不缓，如悠悠的小河流水浅唱低吟。我欲睡未睡，躺在土炕上，一句半句地听着师傅说唱。轮到一个外号叫“铁头”的，本村熟头熟脸的谁都认得。他报过生日时辰，只听师傅唱道：“说来生性心好强，心强遇上命不强。”我头一回听卜卦唱词，开始没觉着怎么着，听到这儿忽然来了兴致，正琢磨着这词怎么......这么新奇。这时，耳畔又传来他的说唱声：“辛辛苦苦把小钱攒，今个儿攒来明个儿也攒，攒了俩钱买把伞，一阵大风撸了杆那——啊。”我略一回味，感觉妙极，“妙”字也就随着感觉脱口而出了。铁头高喊：“神了！”师傅打住，没有往下唱，只悠悠地说：“命里有来终须有，命里无来莫强求。”铁头忙不迭地从衣兜里翻出一元钱赏了。

忽然，不知哪个说：“给咱这儿的孩子算算。”这儿的“孩子”，说的就是我。

叔伯们七手八脚，连拉带扯，把我拽到师傅面前。师傅问：“求啥？”我不知所以，转头望着大伙。一个叔叔说：“问问前程。”师傅又问了我属相，然后掐指飞快地算了一番，唱到：“二十四岁交好运，步步好运少烦忧。纱灯从此门前挂，喜鹊常来登枝头。”

叔伯教我打赏，我赏了一元钱。心里细细思量，我真的那么好命吗？

 我的初中时代

        上午的阳光明亮而又有热度。它透过玻璃窗斜射在土炕上，像无形的手柔柔地轻抚着假寐的猫，还有窗棂投下的影。屋子里安静极了，只能听见几只苍蝇嗡嗡细语。                   

       我匍伏在土炕上看书，心静如水，有一种出离的陶醉。我喜欢这样读书，有一点无我的超离尘世的安然。

在这小地方，读到一本好书不容易。我读的这本书，用了五个新本子从邻家爷爷手中刚换来的，差一点就成了他的卷烟纸。也是我幸运，看见这本书虽然破烂，里面的文笔却很优美，一个把泰山比作一幅画轴的句子就吸引住了我。我读出来新奇、美感，一种说不出来的妙不可言。那时，我还不知道书的作者杨朔是谁，也不关心他谁是谁。

        我读初中的学校，位于小兴安岭余脉，一个很闭塞的山村。一学期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务农，一半的时间上课。数学老师姓万，他讲的平面几何学生们还能听懂。语文老师却常常闹笑话，不是把“歼灭”读错，就是把“拂晓”写错。我对语文老师有意见，他写错了，我就举手。他问我：“怎么了？”我说：“单老师，‘晓’字没有点。”单老师眨眨眼，脸上现出僵硬的微笑：“‘晓’字没有点吗？你确定？”我点头。他说：“好吧，以后我们写‘晓’注意别加点。”

       校长，倒蛮有风范，一个温和的长者，头发花白，听说从一所老牌大学毕业。家也不住在我们村里，有时就见他住校。有一天傍晚，我去校园里玩，见办公室里灯光明亮，就爬窗户看。校长把我叫进去，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回答：“打乒乓球。”他笑了，说:“我教一篇你没见过的。”他就给我读“秦楼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我听完，感到莫名的惊艳，真是闻所未闻！只可惜，没有多久，校长就离开了这里。

       从此以后，我每天看天空湛蓝，每天听松涛依旧，所要读的书总也寻不见，所要解惑的老师离我那么远......可是，求知的嫩芽却在心里疯长。

相较于邻里乡亲们，他们的心总是那么容易满足，他们的要求实际且简单。每年下好一缸酱，种好两垄葱，过年的时候扯一块花格子布，给女儿缝一件花布衫......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挥着锄头，或者挥着鞭子驱赶着两头牛拉着的一把木犁，在黑土地上慢慢悠悠地耕作，自感觉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他们还生活在刀跟火种的年代。

1976

       我存有一个毫无来由的自信。

早晨醒来，村头大喇叭把睡懒觉的娃们吵出了被窝。大人们早都下田去了，他们在离村很远的地方也能听到这喇叭里的节目。“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染红了半边天......”大喇叭热热闹闹地唱着京东大鼓。我每每听这，都会跟着哼两句，今天却没心情。

       昨天，我去了公社武装部找了张助理，我说我申请当兵。

他说：“不行。”

“为甚？”我问。

“你家根不红。”

“我爹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我不服气。

“可你爷是剥削阶级。”

“我爹是四野的老兵。”我又顶他一句。

“八野也不行！”张助理动了气。

张助理一瓢冷水泼得我透心凉，把我想当兵的念头清理得干干净净——我原想当兵还有机会读书！可我不信，当不成兵就没有读的路了？

二十世纪末

        经过二十多个春雨秋霜的洗礼，我已经习惯了被无视。三尺讲台曾是我生命高光的地带，而我离开了它。也许因为我做了一次错误的选择，上天也就赐给我一段意外的苦涩。

      “叮铃铃........”办公桌上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我刚提起电话，电话那头语速又急又快地跟我确认：“你是徐勤勤家长吗？”我应“是。”“是”的话音还没落地，听筒里就传过来一阵狂风暴雨，劈头盖脸地砸得头晕目眩：“你家孩子怎么回事，上课睡觉，家长马上过来，陪读。”我拿听筒的手有点抖，刚要说对不起，听筒里传过来“啪”一声响，接着就“嘟，嘟——”的鸣叫。我恨恨地咬牙，略一思忖，叹口气，也只有作罢了。我孩子初一学年第二学期，刚转来省城就读。原来在县城的时候，老师常夸他聪明。由于我工作调到省城，也只好让他跟过来。转学的时候，找了教导主任，没见着班主任。教导主任先让孩子做了一张试卷，简单做个测试，然后说：“看来孩子学习还不错，安排一个好班吧。”又说：“十四班班主任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年轻，性格嘎巴溜脆的，等开学就来入学好了。”

       谁知道班主任在暑假期间，组织几个科任老师开新课，又不通知我家孩子。等正式开学的时候已经讲完两个单元了。我的孩子作业写不出来，第二天不许上课。这样，孩子每晚写作业写到十二点钟，第二天六点钟就得赶大巴上学。到上课的时候，犯睏也就难免了。我匆匆忙忙赶到学校见班主任老师。班主任问：“你家孩子聪明吗？”我说：“原来在县城，老师说挺聪明的。”“可现在，教的都不会，要拖我们班的后腿了。”我的血直往脑门上涌，心里窝火却不能发作，只能违心地赔着不是：“对不起，老师，那您多费点心吧。”“你转走吧！”老师不给回旋余地。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老师叫到学校陪读。我只好找教导主任商量休学。教导主任面露难色，说：“你想休学就能休学吗？休学要有医生证明。休学必须休一年，这一年孩子学业你有安排吗？”再后来有好心的家长提醒我：“给班主任送点礼吧。”我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羞辱——这一年，我们全家经历了一次炼狱！熬了两个月，孩子终于跟上来了。那以后的月考，还有了不错的名次。

       我经历过求知的无助，也有过做教师的苦楚，但没想到社会发展了二十几年后还会遭遇这样的事情。虽然我清楚这不会是普遍的现象，可我怎么这么“幸运”呢？当年的算命师傅没算出这个“劫”啊！

跨世纪之后

        一次机缘巧遇，跟着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了北京，重执教鞭站上了三尺讲台。虽然不在体制内，虽然我是个“北漂”。我想，不能让我的学生重复我悲催的故事。没想到这一漂，漂了十年。十年啊，北京的学生感动了我十年，北京的家长温暖了我十年。而我，也尽了绵薄之力，给我的学生送了十年的正能量。

        记得有一课讲命题作文，题目是《让生命站成一棵树》。我真的喜欢这个选题，多抒情啊！听课的是中考冲刺的学生。宣布上课前的一瞬，我脑子飞速闪现着多年前的往事：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一个人穿着雨靴艰难地跋涉着。腿磨破了，渗出了血，他不敢放慢脚步......那是我去二十五里之外赶赴高考的情形。我意识到眼前的学生也即将复制粘贴我生命的那一页。瞬间，我充满了激情，知道该怎样讲这次课了。我自信用我的感染力，能把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我还确信学生们还没理清思路的时候，我先抛开审题这个老声常调，提一个尖锐的问题，能引发他们的深思。我说：“构思之前，咱们谁能先说说怎样把记叙文写得生动吗？”学生沉思起来，好像无从回答。我趁机接着说：“我先给你讲讲，我的老师怎么讲的这个问题吧。”我给我的学生们复制了四十年前的一次写作课的情形——我的老师描述的一个画面：“舰长身着笔挺的军服，带着白色的手套，轻轻地拍打着船舷上的栏杆........”所有的铺陈完成之后，我解开谜底：把记叙文写生动的窍门，就是用好细节描写。接着，我又举了一例，把叙述和描写的效果作了比较，学生们脑洞大开。然后我讲审题破题，讲联想，讲布局..........

        学生们完成作文的时候，回报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有一个学生这样开头：走进展馆，观赏一位著名画家的画展。我在一幅巨型的油画前站定。画面上，画着两位军人，英姿挺拔，面容刚毅，目光定定地遥视远方。他们身后是乱石和荒漠，不远处有一颗苍劲的大树。油画的下边有一行大字：让生命站成一棵树。文章后面的内容，写的是从电视和新闻中了解到的守边军人祁发宝的英雄事迹。这个时候，任凭你怎样矜持，幸福和快乐都会溢于言表。

        十年北漂，岁月静好。这十年，我习惯了背个双肩包，乘地铁东西南北地穿行，上午东直门，下午西直门，今天朝阳门，明天复兴门。习惯了地铁车轮敲击钢轨“嘎达达，嘎达达”的节奏，习惯了高峰时刻的一拥而上和一拥而下，习惯了微信语音催促：“徐老师——到哪了？”我秒回：“马上，我已到电梯口。”北京不会四平八稳，大家恨不得飞。

       十年，我为北京学生的早熟而震撼过。有一次一个小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的时间很珍贵，一分钟八块钱呢。”其实......我带的是机构的学生。还有那么一次，有个学生为了和我多呆一会儿，特意陪我多坐两站地铁。他还和他妈妈说：“你们清华白念了，不如我这个老师。”多么天真的孩子啊！我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什么时候都温暖得一塌糊涂。

        北京的家长也叫我倍感贴心，有时赶上中午饭时，家长喊：“徐老师，请你吃饭。”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时间。过节时，有的家长说：“老师，给你发个红包。”我也拒绝了，因为我有工资。那一次，在艺术大厦，带一个初三的孩子。孩子的妈妈是英语老师，跟我讲好每次课二百四十元。一周后，他跟我说：“徐老师，你每次课三百了。”这一次，我接受了，因为我不是圣人。

       真的，我从偏僻的山村，走进省城，又飘来北京，一万八千多个日子，想想就感慨良多。本来我不信命，可算命师傅又说得这么准，也许他是蒙的，但是他说准了一个时代！   

        现在，我还在北京。教育部门出台了减负政策，我该适时休息了。我想，前面还有别样静好的岁月，等着我呢！

      周建华 2023-9-22完稿

周建华，男，1957年10月生。1980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黑龙江省从事初中语文教学和高中语文教学，退休后在北京教育机构从事语文教学。在省级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