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抉择
（红色记忆 ）
作者：赖子林（江西于都）
1934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优势兵力，加大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力度，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瞎指挥，造成苏区红军“反围剿”失利，革命根据地遭到重创，苏区阵地严重溃缩。在此严峻形势下，红军被迫考虑进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前夕，驻扎在瑞金的中央首脑机关经过酝酿，决定以于都作为集结出发地，准备把分布在各地的红军部队集结到于都河沿岸，统一西行。于是，周恩来提议并经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派出在瑞金云石山做苏区群众工作的毛泽东，去于都先行做好前期基础性工作。
战略转移静静地在中央苏区部署开来以后，围绕跟随主力部队一起转移和留守苏区人员名单问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之间已经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李德强势地几乎没有协商余地的说:“毛泽东，一个土刨子出生，不懂军事，不太听话，他怎么能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队伍中有群众基础，有崇高的威望，红军不能离开他。让他留下来绝对不妥！”
李德横了周恩来一眼，鼻子里哼了一下，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沉默。只有桌子中间的马灯在散发出微弱的亮光，三面墙上分别影射着各自对应的人影，会议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了一般，足足有五分多钟的沉默。就连平时对毛泽东有着感冒的博古，此时默不作声，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许久，博古说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说：“毛泽东同志身体不好，在瑞金、于都经常拉肚子、打摆子，我们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同志，关心保护他，我觉得应该向上级党组织请示，送他到苏联养病并给他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让王明同志和共产国际来管束他，这样对党、对他本人都有好处。你们认为如何？”
李德看不惯毛泽东，在红军将领中都是熟知的事。因为受到排挤，才有了不让毛泽东住到政府机关驻地而住云石山的事实，才有了很多重要会议不叫他参加的“靠边站”做法，尤其是在军事上，基本把毛泽东排在了核心圈外。当博古提议要送毛泽东到苏联养病，让他去共产国际学习深造时，这个提议正中他的下怀，是个求之不得的好主意，只要把他送走，不让毛泽东在自己眼皮底下晃来晃去，他就一百个赞成的。
于是，他点点头说道：“这办法可行。”
周恩来尽管还想说什么，此时也欲言又止，砝码已经明显地三占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还得遵循，别无他法，只能由着他们摆布。
次日即电告王明并共产国际执委会，请示让毛泽东赴苏联养病之事，期待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复。
大约一个星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回复是，反围剿形势严峻，根据地正是缺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根据地。“三人团”收到电报后，这个计划也就等于泡汤了。
1934年9月，红军正在秘密抓紧西行部署，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毛泽东此时在于都做着大量的长征前夕的准备工作。一是摸清于都河水情数据和沿河分段分点渡江基本情况，为渡河做充分准备；二是扩充兵员，为部队补充新生力量；三是筹措物资，为红军西行提供后勤保障。在这里的几个月里，毛泽东不是拉肚子就是忽冷忽热“打摆子”，但他已经是在忘我工作，带病工作。
时任中华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此时仍然还不知道最高“三人团”下达西行转移人员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直到警卫员去领取军需装备物资时，才被告知他与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留在苏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听了警卫员的汇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还正要向他们申请留在苏区呢，这倒好，如我所愿。”
1934年10月7日晚。周恩来心情非常沉重，中央政府和红军各方面军马上就要向于都集结了，掌握党政军命运大权的博古和李德还是没有改变让毛泽东留守苏区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定，因此他不顾一切地提议再次召开会议，要求重新、慎重讨论。
会上，他重申道:“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执委会主席，又是红军的创始人，怀有雄才大略，具有军事指挥才能，对今后红军的命运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不能把毛泽东同志留在苏区，要一起随主力部队转移。”
李德见周恩来情绪很激动，但他自己也没有控制住情绪，仍然激动地说:“恩来同志，请你不要感情用事，这是工作的需要。我们把毛泽东留在苏区的决定是正确的！”
周恩来和李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话像拉锯一样，闹得不可开交。
此时的博古还是在深深思考着……
在他看来，如果把毛泽东留在苏区，他有群众基础，工作搞得如日中天，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很有可能成为杰出领袖。如果把他带走一起转移，他本身已经是一个“靠边站”的人，料他也翻不了天；万一那些忠于他的红军战士不好使唤，让他出一下面，局面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所以，想来想去，觉得让毛泽东随军转移，是一个利大于弊的举措。记得中央分局的一个负责同志曾经叮嘱过他要“警惕毛泽东、注意周恩来”，只要照着这么做了，他们也起不了什么大风大浪。让毛泽东始终置于自己和李德的眼皮底下监管着，总比把他留在苏区有可能“东山再起”会好许多。想到这里，他心里豁然开朗，沉默许久的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恩来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我觉得你的分析很正确。”
李德听到博古对周恩来这么一说，显出一脸茫然:“你们搞的什么鬼。”
博古拉着李德转到另外一个房间，单独和他谈话，把毛泽东去和留的利与弊一一分析给他听，直到说得他心服口服。
他对李德说:“我们同意毛泽东随军转移，我们的工作就可以争取主动，得到周恩来、洛浦、朱德、彭德怀、王家祥、张闻天等多数人支持。再说，毛泽东也没有进入军事决策层，是个靠边站的人，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博古的极力劝说下，李德最终还是同意收回原来命令。最高“三人团”也就终于统一意见，向部队发布了“毛泽东同志随红军主力部队一起转移”的命令。他们还根据毛泽东身体虚弱的具体情况，让他享受了一项“特殊”的待遇，就是发病期间可以躺担架行军。
1934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于都河东门渡口，一边疏导和指挥已经陆续到达于都河的各路红军战士渡江，一边等待中央首脑机关领导和主力部队的红军战士。当晚，中央首脑机关领导以及红军主力部队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后，不顾舟车劳顿，会同毛泽东一起，星夜渡过于都河，迈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后不久，留在苏区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瞿秋白、何叔衡、陈谭秋、刘伯坚、毛泽覃、方志敏、古柏、贺昌等，因为苏区沦陷，寡不敌众，先后英勇牺牲。
正是有周恩来的坚韧执着，有博古、李德的“歪打正着”和整个事情的“阴差阳错”而出现反转，得以让毛泽东随红军主力部队一起转移而逐步掌握对红军的领导权，在西行的漫漫征途中，毛泽东发挥出超人的智慧，终于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使红军的队伍不断壮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对新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果毛泽东留在苏区，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或许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了。
（本文根据史料编写）
2023年9月26日于江西于都
作者简介
赖子林，笔名林子、路遥骏马等，南昌大学新闻专业，本科中央党校法律专业。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二千多篇，其中获大奖若干。现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图文供稿：赖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