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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里的鸟叫声
文／宋红莲
我跟老万在同一个工地上做工，都是远离老婆，男人女人的那个问题很不好解决。有人说临时夫妻可以管用，可我们工地上都是青一色的男杠子，就是有女工也不敢往里掺合。
我们大多以身体不能受损伤为由，实在熬不住了，就出几十块钱，到“烟花柳巷”，找个女人放松一下。所以，我们那方面经常得到“锻炼”，功能一直很正常。而老万就不同了，有了那方面的需求也死硬地挺着，他不想出那几十块钱。时间一长，那种事儿就很不容易来了。老万苦笑，“也好，当个和尚，免去了俗世烦恼。”
我们这一期工程，做得很顺利，提前完成。工友们都很兴奋，因为可以提前回家与亲人们团聚了。尤其老婆和孩子，是工友们想念得最厉害的。
工头说：“除了老郑，老蒋，老熊他们几个回家不起作用的几根老杆子留下来，帮忙拆装塔吊。其余的人都给我滚回去，两个星期后再来。跟你们说，千万别把你们老婆的几根床棍子搞塌了呢？”
老万说：“我想留下来。”
工头问：“怎么，你也成了老杆子？”
老万的脸略微有点不自然，“不是，我是想多挣两个钱。”
工头说：“老杆子就老杆子，在工地上，老杆子又不是什么丑事！”
“我还是不想回去。”
工头说：“那你想好，明天答复我。傻瓜，有这等好事，还不做。要不，让给我帮你去做得了。”
工头说话，向来口无遮挡。工头单身十多年了，不代表他十多年没沾女人。他有钱，身边有女人围着转。
工头哈哈哈的大笑着离去。
老万沉下脸色，像蒙着一层水泥灰浆。我知道，工头的话戳到老万的心尖了。我拍了拍老万的肩膀说：“工头这是开玩笑，无荤不食嘛。”
老万说：“我知道。”
傍晚，我们吃过饭，我正要进工棚。难得清闲，我正想躺到床上，打开手机看一会儿小说，老万进来了。
老万说：“我们出去走一走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一说。”
“可以。”
我们工地前面不远，有一条小毛渠，渠里有水流动。我们工地上的用水，大多是从这里提取的。工头兴奋地说，“该老子运气好，可以节约一大笔水钱。”
平时，工友们想安静了，就会来这里坐一坐，发一阵子呆。
这天晚上有风，几棵排列得不太整齐的柳树，在风中有一迭没一迭地晃动着柳丝。柳丝也垂挂得不均匀，像粗心女人的头发，一绺少一绺多。
我们就靠在柳树旁边，选了个合适的坡坎坐下了。老万一直闷着，没有开言。我知道，老万的心里肯定早就打上了草稿，这回一定是憋着一件“大活儿”。
果然，老万跟我谈起了他老婆。我们平时也谈老婆，但不多，谈老婆也是谈的老婆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温柔，如何如何拿自己当爷们儿。如果谈老婆的不是，就会涮低男人的脸面，也会被人嘘声禁止。这天，老万说是拿我当兄弟，敞开了谈论他与老婆之间发生的事，好的和不好的，隐藏的和公开的。
老万的老婆姓吴，叫吴菊英。结婚前，是一个裁缝女工，就是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日夜加班的那一种，忙得连上一趟厕所都不敢多用时间，否则就会“肠梗阻”。有好多身体抗不住的，因为血脉不活，脚肿脸肿而干不下去的。
结婚后，吴菊英怀孩子，生孩子，养孩子，又没有父母帮忙照看孩子，就不能回服装厂上班了。后来孩子进城读书，吴菊英成了理所当然的陪读一族。这个时候，老万就开始出来打工了。
租房子时，老万建议选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老万说，我出去打工，也不缺少这多岀的几十百把块钱。但吴菊英说，差不多就得了，几十块钱还不是钱？
老万开始还以为吴菊英是心痛钱，是心痛他在工地上干得辛苦，后来才发觉并非如此。
老万的女儿大部分时间是住校，只有放双休才会来到出租屋。老万每次回来时，吴菊英都会笑容满面，都会整一桌丰富的饭菜，一家人好好团聚一次。
这时候的老万才发现，他的那个“枪杆能力”下降得十分厉害。这么长时间了，只能勉强维持一次的成功，还是在吴菊英的主动配合百般努力的情况之下。
老万有点内疚，只能用加强联系的方式多跟吴菊英打电话。
有时候，吴菊英在出租屋里闷，就会出来到外面走一走。
顺着小路出来不远，是一条河渠公园。公园里有一片小竹林，有一座小凉亭。吴菊英便喜欢上了这里，经常来这里静坐，消磨时间。竹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叫声传来，给吴菊英带来了许多安慰。
老万跟吴菊英打电话，说：“怎么听到有鸟叫的声音，你不在屋里吧？”
吴菊英说：“我在一片竹林子里面。”
“哦，难怪听得到鸟叫呢？”
以后，老万打电话回来，吴菊英都说在竹林里，老万也听得到鸟叫声。
然而，老万有一次提前回家，准备给吴菊英一个惊喜，没有告诉她，家里只有女儿在写作业。
老万打电话给吴菊英，“你在哪里？”
吴菊英说：“我在竹林里听鸟叫呀？”
老万心里一愣：孩子在家里，她会出去到竹林里听鸟叫吗？
女儿说：“妈妈说鬼话，我知道妈妈在哪里，我带你去。”
女儿虽小，但对父亲的忠诚度是不可小觑的。
女儿带着老万，来到一幢宿舍楼，女儿用手指戳了戳一个窗口，“在那儿。”
老万敲开了一间宿舍门。吴菊英和一个年轻小伙正在里面。看家里的装饰和生活痕迹，比他们出租屋里温馨多了，也可以看出来时间很久了。
小伙不认识老万，“你找谁？”
老万说：“对不起，我敲错门了。”
老万平静地退出门外，带着在街上等候的女儿一起离开了。
老万在出租屋里，看到了到处都是灰尘，证明吴菊英很少住在这里。
吴菊英回到了出租屋，问老万，“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老万怒不可遏，此时像一头狮子一样爆发了。“我是不该提前回来，是不该撞到你们的丑事……”
吴菊英也像一头小山羊发怒顶起脑壳来。“你认为是丑事，我不认为是丑事。你不想出丑事，你倒是干呀！没得屁本事，就不要在我面前乱吼。”
老万像中了一枪，狮子的吼劲一下子全没了。
自此以后，老万便丧失了争夺吴菊英的“权利”。但老万还是经常跟吴菊英打电话，吴菊英也经常说在竹林里听鸟叫呢？
这是老万隐藏的故事，没办法，在工友面前得装装样子。
老万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彼此都沉默无言。只有风儿无心，兀自飘摇，它才不管人间的这些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呢！
末了，老万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请你帮我捎给我老婆。”
我说：“我们都不是用的微信转账吗？你怎么还用银行卡？”
老万说：“我老婆不会使用微信。”
我问：“哦……你长期不回去也不是事啊？”
“能过一天算一天吧，只要她不提离婚就行。我看那个小伙子小她很大一截，听说也没有离婚，不可能生活得长久。”
但愿如此吧。
我听完老万讲的故事，心里就开始犯堵了，像吃了个秤砣，上不上，下不下，很难受。
我按老万给的地址，找到了出租屋。果然，出租屋锁着门。老万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不在这个出租屋住了。老万说，他们乡下的房子，由于长期不住人，闷了，塌了，吴菊英回不去了。
我打电话给吴菊英，“你在哪里？”
吴菊英问：“我在竹林里听鸟叫呢！你是谁？”
我笑了一下，吴菊英果然在“听鸟叫”。我说：“我是老万的工友，跟你送钱来了。”
吴菊英说：“哦，你已经到了？”
“到了。”
“老万说过这件事。我们加个微信吧，发个定位给你。我回来有点不方便，有点慢。”
我皱起眉头，老万不是说吴菊英不会使用微信吗？不会用微信转账吗？要我跟他带银行卡回来什么意思？
按照定位，我真的找到了那片小竹林，找到了那个小凉亭。凉亭里，有一个轮椅，上面坐着一个长发飘逸的女人。看上去，这女人还很年轻。不知是保养得好，还是本身就这么年轻。
我怀疑定位不准，问这女人，“你有没有看到附近还有别的人吗，一个女人？”
女人说：“没有了，就我一个人，我就是吴菊英。”
我这回，不能说是发愣，而是惊呆了。这是老万讲的吴菊英吗？怎么一点儿都对不上号呢？
吴菊英说，老万讲的都是事实，只是有一点他不知道。我先前不是裁缝吗？时间干长了，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老万回来时，提前通知我，我就会到医院打一针封闭药，暂时管一段时间。
“那个小伙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的一个表弟。在城里，只有我们两姐弟是亲人，只有他能无怨无悔地照顾我。”
“哦……那你应该跟老万解释清楚啊，免得老万误会。”
吴菊英说：“老万没有误会。”
我被老万整得莫名其妙了。
那一晚，我没有回家，我的家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不知不觉，我和吴菊英聊了很长时间。等到发觉要走时，已经很晚了。我提出住宾馆，吴菊英说：“又不是没得地方住，何必花那个钱呢？”
吴菊英将我带到了她的出租屋。出租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像老万说的那么脏，那么小。倒是睡觉的床只有一张，老万回来，都是一家人挤在这张床上。
吴菊英睡在床上面，我用被子铺在吴菊英的床前。
朦朦胧胧，我被一阵吵闹声弄醒，我听到了一阵鸟叫声，是天亮了吗？我歪起脑壳四处瞄，发现鸟叫声是从吴菊英的手机里发出来的，此时正是午夜。
老万曾对我说过，他听得出来，鸟叫声是假的，是录的音，是专门用来播放给他听的。
我的心里堵得更厉害了。
吴菊英看我醒了，从床上溜下来，钻进了我的被窝里。
我慌忙说：“这不行不行，我和老万是工友。朋友妻，不可欺。”
“你这不是欺，是跟老万帮忙，老万同意了的。”吴菊英举起手里的那张银行卡。
真凭实据面前，我不做抵抗了。再说，我也是个打工的，在工地上的时候，也找过女人帮忙解决问题，就放得开了。
吴菊英也是个丰满漂亮的女人，她一近身，那个“不听话的东西”瞬间昂起了头。
吴菊英手里仍然攥着银行卡，忘记了放下，在我的背心划来划去，我没有感觉到痛。
吴菊英这么忘情地对待我，估计是把我当成老万了……她和老万时光倒流，又一起回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我们枕边，吴菊英的手机也顾不上关了，任由手机一直反复地播放着竹林里的鸟叫声。
这阵鸟叫声叫了很长时间，将我心头的那个秤砣，消磨得一干二净。
（这篇小说的反差有点大。主旨：当生活存在许多为难时，我们的情感生活仍然能优雅地舒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