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探讨了“潮人文化”及其主要内容，认为它是一种潮人创造出来的一种带有地域性的群体文化。那么，自然而然地，我们就会涉及对“潮人”这个概念的界定及其身份认同的问题。

所谓的“潮人”，就是平日里我们所说的“潮州人”“潮汕人”，或者被用作代词来特指的“家己人”（ga1 gi1 nang5，自家人）。这个概念很容易被大家自然地理解为潮汕地区（潮汕三市或者四市）里讲潮汕方言的居民。

笔者认为，讨论什么是“潮人”，必须具有两种意识：一是时空意识，一是认同意识。

先说说时空意识。所谓的“ 时空意识”，就是地理和历史的意识。

讨论什么是“潮人”这个问题，不但要有地理的视野，更应该有历史的眼光，不能被目前行政区域上的这种“三分天下”的现状所囿。

从历史的视角看，界定“潮人”这个概念应该从旧潮州府的地理概念来考虑，再延及粤东（岭东）地区和省外的、境外的、国外的潮籍乡亲。以前讲“潮州九县”或者“八邑”，这“九县”“八邑”是包括了现在属于梅县市的丰顺县和大埔县的。在这两个县里，都有讲潮州话的居民。甚至，“在清雍正十年嘉应直隶州未设立以前，整个梅州原是潮州地区所属的程乡(后来分出镇平、平远)，长期受到潮州的统辖。说客家话的大埔、丰顺二县亦属潮州所管，至近时方才割出。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饶宗颐《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何以要建立“潮州学”》，载《潮学研究》第1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潮人”这个概念的地域界定完全可以放得宽松些，放到“粤东”甚至“岭东”都没有问题。“岭东”在大庾岭之东南侧，地处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汀（汀州，今龙岩、三明市部分）、虔（虔州，今宁都瑞金石城等）、梅（今梅州市）、循（循州，今惠州河源兴宁五华等地）之地”，而梅州、汀州等则属“岭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朝到民国，“岭东”“岭东人文”“岭东名士”“岭东画派”之说常被媒体提起。民国时汕头市更有《岭东日报》、岭东同文学堂等以“ 岭东” 为名的媒体和文化教育单位。岭东操客家话的居民与操潮州话的居民常来常往，交流频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平原教授在《六看家乡潮汕》一文中指出：“谈‘岭东’，不全然是地理概念，更关切的是历史及人文，约略等于今天的潮汕以及梅州市。所谓‘潮客一家亲’，一是历史上行政区划来回变动，二是经济往来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方言不同，但风俗相近，属于同气连枝。因此，潮汕学者谈岭东，一定要关注梅州以及客家文化。眼下的梅州市，包括2 区1市5县，人口543万，加上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700多万，实在不可小觑。这里同样文教昌盛，我参观过黄遵宪、丘逢甲、叶剑英、林风眠等名人故居，允文允武，有学有艺，真的人才辈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追忆兴宁的两海会馆以及汕头的岭东同文学堂。前者创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因此地乃明清两代水路交通枢纽，聚集不少潮州商家，故集资兴建了这一联络乡谊的处所，人称‘潮州会馆’。至于原籍嘉应的丘逢甲1899年在潮州开办‘同文学堂’，后迁至汕头并改名为‘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展新式教育，在潮汕历史上更是大名鼎鼎。十多年前，我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曾论及‘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潮、嘉及闽南视为一体’。”

第二个认同是“文化认同”，即历代在旧潮州府地理区域内工作和生活过，包括外地、外国人定居在潮州的后裔都应该属于“潮人”。我履职韩山师范学院院长时，披阅《韩山师范学院史稿》时注意到，韩山书院开设之初，仅作为潮州府属11县（含后设的嘉应州属3县）优秀士子修业的场所，后来该书院扩大招生范围，每年由分巡道主持，录取惠、潮、嘉应三府（州）属的生员与童生入院读书，成为明清两季岭东地区的学术中心，最重要的学府之一。韩山书院通过省、潮州府甚或民间团体和私人渠道，挖掘获得翰林、进士职位的在职或退隐的客籍文化名人，以优厚的待遇，聘请到该院当书院山长或主讲。自入清以来，任主讲的15位文化精英中，就有11位梅州客家人，且其中有3位出任书院山长，成为清朝时期在该院的中坚力量。这些客家文化名人如：黄香铁（原名黄钊，蕉岭人）、丘建猷（大埔人）、何如璋（大埔人）、丘逢甲等。由于韩山书院大量引进这些亦客亦潮的文化名人执掌从教，从而吸引了梅、潮、惠等地的莘莘学子入读该院，这些学子也视在该院就读为荣耀。也正是由于这种踞于学术制高点造就的文化优势，从而在晚清涌现了一批志士名人，例如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先生等，成为以后推动岭东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民国时期，在汕头投资建设项目的客家人也很多，潮汕铁路投资兴建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原籍是广东梅州市梅县区松口人。他们兄弟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的著名华侨实业家和地方侨领。虎牌万金油创始人胡文虎，原籍福建龙岩，也是客家人。1932年，他把总行从新加坡迁到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制药厂。他们都认为汕头是他们的第二家乡，所以才积极地在汕头投资建设。

现在在潮汕地区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举我熟悉的人作为例子，不少外地教师在汕头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任教二三十年直至退休，甚至在潮汕地区终老。他们的第二代也在这里读书、工作了，现在有的已经有了说着一口标准的潮汕话的第三代了，难道你还好意思不认他们为“潮人”吗？原籍安徽的汕头大学历史系杜经国教授、原籍东北满族的中文系隗芾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汕头大学工作后，把精力用于潮人文化的研究工作，毕其终生。杜经国教授创建并主持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在饶宗颐教授指导下创办《潮学研究》，并担任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还与黄挺教授、陈占山教授合著《潮汕史》一书，为潮学研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功莫大焉。如果说，饶宗颐教授是潮学研究的提倡者、引路人，是统帅，杜经国教授就是冲锋陷阵的前锋大将。隗芾教授临终前，仍然在病榻上撰写《潮商学发凡》一书，其境其情，感人至深。原籍四川的老一辈革命家杨方笙先生，在潮汕地区当过著名的金山中学校长、汕头教育学院院长，桃李满天下。后来又担任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的副理事长，潜心研究潮汕文史，为潮汕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巨大。这些人原籍虽非潮汕，但对潮汕这片热土的亲情，对潮人文化之热爱，虽其原籍不是“潮人”，但胜似“潮人”。我们能不承认他们就是“潮人”吗？不但要承认，而且还要把他们当成“潮汕名人”，立为榜样。

把“外地（籍贯）人”当成“潮人”，行吗？其实，了解潮人移民史的人都不会有否定的回答，因为再往前几百年追溯一下，我们的祖先不也是来自福建等地的移民吗？潮州市著名文化人、潮剧作家李英群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批评对“潮州人”的界定局限得太小的“小家子气”，标题就起得很好，叫《来了就是潮州人》。他写道：“‘潮州人’的定义好像不知不觉在变化。自称为潮州人和被认定为潮州人的人越来越少了。从行政区域去界定自己，称为饶平人、揭阳人或潮汕人的很普遍，那个文化上概念上，即讲潮州话、认同潮州文化的潮州人只存活在海外或外省的潮人圈。府城人认定只有出生在古城区的人才算潮州人，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大气量的表现……”

关于“潮人”的身份认同，我以前曾经讲过，潮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讲一口潮州话。在《潮汕方言：潮人的精神家园》一书中，我写道：“语言（方言）还是一个国家、地区、族群的文化标记，就像LOGO之于品牌。”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在潮汕地区工作、生活的外地人多数不会讲潮汕话；还有，第二、第三代生活在异乡的潮人的潮州话水平已经越来越低，甚至不会讲了。不要说境外、国外，就是在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等地的第三代潮人的潮州话，也都基本不会讲了，在国内其他各地创业的潮人后代就更是这样。

那么，这些已经不会讲潮汕话的潮人后裔还算不算是“潮人”呢，我现在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身上的DNA 结构还是潮人的，他们还有着一颗以潮汕本土为祖籍原乡的心，他们对故乡还是十分认同的。世界潮团联谊会之外，有一个青年组织叫作“国际潮州青年联谊会”（简称“ 国际潮青”），各国潮州会馆（八邑会馆）也都有自己的“潮青”组织，国内各地的潮州会馆或者潮汕商会等都下设“青年委员会”，其工作主旨就是联系潮人后裔，加深交流，敦睦乡谊。香港潮州社团总会创会会长陈伟南先生的公子陈幼南博士于20世纪创立了“国际潮青”之后，又于2014年创立了“国际潮籍博士联谊会”，得到了世界各地潮籍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至今登记参加者已经有1500多名。这些博士中，就有不少是讲不好潮汕话的，我们能说他们不是潮人吗？显然不行！所以，时过境迁（用潮汕话来说，就是“一时一局”），我们得与时俱进，再也不能用“会不会潮汕话”来作为潮人身份认同的标志了。对潮人在境外、国外的后代是这样，对在潮汕地区工作、生活的外地人也是一样。这可以看作是我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对以前的观点做出的修正。

上文所提到的“ 认同意识”，包括对潮人、潮人文化的认同和籍贯认同。对于讲不好潮汕话的潮人后代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但类似陈平原教授所说的，像丘逢甲那样“‘归籍海阳’而融入潮汕文化”的外地人，就得放宽眼界来看问题了。有人可能会说，丘逢甲原籍蕉岭，明明是客家人，你硬要说他是潮人。我想，这就有个双重认同的问题了。认同潮人和潮人文化，其实与认同原籍及其文化并没有矛盾，并不是非得两者选一不可的命题。原来操客家话的客家人到了潮汕地区工作、生活后又学会了潮汕话、认同了潮人文化，在潮汕地区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着，还为潮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可能就把潮汕视同第二故乡了。他们也保留着对原籍及其文化的认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最近看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演讲人是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我知道黄院士是潮汕人，是汕头著名的聿怀中学的校友。但听了他的演讲，才知道他原籍是客家人，长辈们说的是客家话。但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潮汕人，还在2016年当选了汕头市的“十佳好家风家庭”。这也是一个当代客、潮双重身份认同的很好的例子。还有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祖籍也是梅州蕉岭，但他是在汕头读的中小学，从来都以汕头人为荣。

▲作者：林伦伦

同理，我们的华侨华人，到了侨居国之后，绝大部分已经融入了侨居国的社会，加入了该国的国籍，成为该国的国民，由“华侨”变为“某国华人”了，尤其是他们的后代。但虽然国籍变了，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没有变，他们还是“华人”，还有中国人的血统，还有一颗中国心。每到中国需要的时候，海外华侨华人就会站出来支援祖国，支援家乡，从支援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到抗日战争时期从人力、财力、物力支持中国抗战，就是证明。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就是华人（华裔），但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是某国公民了。或者倒过来说，他们现在已经是某国公民（有的已经是第三四代，甚至更远了），但他们还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华人。潮人的前辈不管到了哪里，总把祖（籍）国叫“唐山”，到中国来、到潮汕家乡来都叫“回唐山”，一个“回”字体现的就是潮人对家乡的认同心理。每逢潮汕地区遭受灾难，捐款救灾最踊跃、最积极的就是在外地、外国的潮人，包括不会讲潮汕话的潮人后裔。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在外地、外国的潮人后代，在潮汕地区工作、生活的外地人及其后代都能够学会说潮汕话，最少是能听懂潮汕话，以便更亲近、更自由流畅地与潮人交流，更深入地了解潮汕的民情风俗，更愉快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最后成为Logo鲜明、道道地地的“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