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医师读《国医》
文天鹰
我一口气读完了《国医》这本描写一位老中医传奇人生的纪实文学，作为一名中医师，我感慨良多。既为书中的主人公——-中医师陈万举历尽沧桑的人生经历和高超精湛的医术感慨，更为他那些出奇不意屡临惊涛骇浪似的危急重症而面无惧色，并能力挽狂澜的救治案例而惊叹；同时也为该书作者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国粹——中医学科的了解、认知水平，以及对中医近百年来发展遭遇的分析洞察能力而折服。
书中主人公陈万举，是在民国时期西医刚传入中国，还并没有在民众中普及的时候跟师学徒，是以中医之技“独当一面”救治病人而成长起来的一名中医师。虽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参加了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接触到了西医，可他毕竟师从的是纯中医。而我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中医院校毕业，再进入临床接诊病人这样成长起来的一名中医师。我们学习中医时，西医的全部课程也照样全开，因而在学习中医的基础知识时，就难免掺杂进了西医的成分；而在进入临床时，我们又是与已经阵容强大的西医为伍，因此常常遭受到冷遇。
我与书中的主人公陈万举先生中医成长过程的最大区别就是，他在接诊病人时，没有西医干预；而我所处的学医、从医环境是在西医占驻着主导地位，遇到急危重病人时已经轮不到中医来救治，早就被120接走送入ICU由西医抢救去了。由于我们二者的成长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别，所以当我读到《国医》中那些触目惊心、命悬一线的中医救治案例时，不禁瞠目结舌，以至对我们中国传统的医学——国医，对中医师这个职业，陡然生出许多敬畏之情。
中医师陈万举的一生历经战乱、瘟疫、中西医派别的剧烈纷争，乃至几度废除中医，历经了诸多重大的历史变迁。可以说，陈万举的人生经历，就是我们的传统医学近百年来沧桑多变的一个缩影。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沉淀，中医中药曾护佑中华民族几千年，为我们民族的繁衍生息立下过汗马功劳；中医的有效性，中华医学的精深，从《国医》描述的主人公陈万举精彩的行医之路中，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是我读《国医》后最大的感受。
据查证，西医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是1834年10月，是一位美国医生兼传教士伯驾带进来的。他首先抵达广州开展西医学知识的宣传，次年11月在广州开办了一所眼科医院，随后逐渐发展成为博济医院，并逐渐向全国辐射。
由于民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大都留学过日本或西欧国家，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因而力主西医进入中国，甚至认为传统的中医不科学，并提出要废除中医，进而爆发了中西医抗争的重大事件。好在这些事件的发生并没波及到中国的基层。从《国医》中的描写看，广大老百姓治病仍然靠中医。那时无论是常见病、多发病，还是疑难杂症、危急重症，全靠中医。可以说，那时的中医师，三指之下就是一条生命。中医诊病，主要靠中医师的感觉器官，靠望闻问切四诊来获取疾病的信息，在运用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凭借主观思维去分析、推断疾病，然后确立相应的治法和用药或用针，所以一名中医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和精湛的医疗技艺，还要有大胆而又灵活的辩证施治能力。作家春桃在《国医》一书中着力描写的陈万举诸多精彩的诊疗故事中，有几个病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第一个病例是：陈万举用颠簸的牛车治好了一位夹肠疝（西医叫“嵌顿疝”）的病人。那时的陈万举还在学徒，当病人在床上疼痛得直打滚时，病人的儿子来诊所请陈万举的师傅宋立人出诊，刚好师傅出门了，那时没有电话，更谈不上有手机，无法找到师傅。病人儿子就要求陈万举代师出诊。当陈万举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病人床前时，病人“已经痛得晕死过去，阴囊鼓胀得已有拳头大，浑身大汗淋漓，手脚却冰凉”。按现代西医的诊断，此时的病人已处于“休克期”，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人昏死过去用药显然已不现实，陈万举无意中发现患者家院子里有骡子和牛车，竟突发奇想，想到借用牛车的颠簸震荡能迫使肠道蠕动来解除病人的夹肠疝（嵌顿疝）的办法，这办法居然成功了。事后陈万举的师傅也被这个离奇的办法惹得眼泪都笑出来了，却又不得不打内心称赞徒弟的创新性思维，夸他天生就是一块学中医的材料。其实，中国的医学确实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总结发展起来的，中医的许多治疗方法，都是由千千万万个像神医华佗、医圣张仲景一样勇于冒险勤于实践的一代又一代中医师们，从许许多多的突发奇想中寻找到奇异的疗法，最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体系比较完整的中医学。
第二个病例是，陈万举用患者的阴茎吸生姜汁，治好了中医古籍中记载的“真头痛”。这就更是让人拍案惊奇。真头痛，据《黄帝内经》的《灵枢•厥病》篇记载，这病也是一种危重症，它由风寒之邪侵入脑部所致，一般症状为：剧烈头痛，引脑及巅，手足厥冷到肘膝关节。男性外生殖器阴茎，本来是人用以往外排泄体液的一个器官，陈万举却根据中医的经络循行路径和经络生理功能的理论，利用患者的阴茎吸入生姜汁，使其进入患者的膀胱，再通过足太阳膀胱经直接输送到脑部的方法，治愈了寒邪犯脑的“真头痛”病。这无疑是一种再创新。根据历代医籍的记载，男性阴茎叫“前阴”，只具有排尿和排精的功能，由于其口径小，又有生理弯曲，从没有通过该处通道注入药物进行治疗的记载，更没有促其自动吸入药物而来治疗头部疾病的记录，陈万举能够有这种超出常人的思维创造性，不得不令人钦佩！ 第三个病例是，陈万举用针刺疗法，成功地救治了一位由于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而导致呼吸停止的“死人”，并用同样离奇的精神疗法最终使其彻底康复。该患者由于听到了攻击其人身的侮辱性语言，“回家后一口气接不上，忽然昏死了过去。”陈万举赶到时，只见患者“直挺挺地躺在一张草席上，旁边还摆上了棺材”。他朝患者的“鼻子下伸出两根指头，发现已经没有了气息：再摸摸脉搏，还好，竟还有一丝微弱的跳动。”于是陈万举当即用银针刺了病人的人中、百会、十宣、涌泉等穴位，发现病人的“嘴唇开始轻轻抖动，不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居然活过来了。”接着陈万举针对患者发病的原因，大胆地假借自己是北京派来专门处理她的问题的，对其进行训斥与开导，终使患者消除了精神上的压力，解除了思想包袱；再后陈万举又给她开了一张药方，并要求患者的恋人日夜陪伴，结果患者不仅起死回生，并且彻底痊愈了。
第四个病例是，陈万举用“飞针”法，治愈了患者的牙痛。所谓“飞针”法，其实就是他面对怕针的病人，采用针刺自己的穴位给病人治病。因为他针刺自己的同时，配以痛苦的表情，给病人以心理上的刺激，让病人感觉就是在刺自己，从而起到暗示疗法的治疗效果，病人的牙痛居然也就被止住了。
我作为一个已经坐堂行医多年的中医师，对春桃作品中写到的这些看上去不可思议，却有着神奇疗效的医案，依然可以说大开了眼界。更没想到，春桃还将陈万举总结出来的那些无比珍贵的验方也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让人感动。
比如只用一两老山别直参外加一只独角蜣螂治愈一位二十余天解不出来大便的重症病人。该病人“肚子胀得像个孕妇，痛苦不堪。明明有便意，可临到厕所一用力，则浑身大汗淋漓，以致气短乏力几近虚脱，不得不停止。通便药已经服过多次，灌肠导引也做了，均无效”；“病人面色苍白，神疲气怯，语声低微，舌淡，且脉濡弱细数。”由于“气短乏力导致的便秘日久”，就只能用“‘益脏通腑’的办法，以独参汤大益肺气，同时以蜣螂开通便道，虚实两兼。”结果病人两味药煎汤服用后不久，“大便就下来了，拉下的大便竞疾如暴雨，足有半桶，内有不少球状硬粪，坚如铁丸。”
再比如，陈万举用以蛴螬为主的民间秘方治愈破伤风病人。该病人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由于不慎踩到了生锈的铁钉，以致卧床不起，脖颈僵硬，四肢反张，周身抽搐，连说话也变得困难。陈万举用被自己治愈的病人贡献出来的祖传秘方，以蛴螬为主药，涂之伤口，并配入其它几味中药煎汤服用，最终把病人治好了。
另外，《国医》中还记载，用一味车前子治愈暴泻病人；针药并用治愈哑巴；以及用中草药治愈不孕症、救治鼻咽癌和肝癌晚期病人等等。这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病例，无不彰显了中国传统医学疗效的有效性、显效性，令人称奇；自然而然就会让人们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医药肃然起敬，并为之感到骄傲。
《国医》中的主人公陈万举说：现代人们有一种偏见，就是“常常认为中医只能治慢性病，而且疗效也没有西医来得快，这纯属无知，退烧、止吐、止泻、止痛，其实中医的疗效不在西医之下。”就这一点来说，我亦有同感。我从中医院校毕业之初，首先是在基层医院工作。因为我们在学校学习中医的同时，也系统地学习了西医，那时在骨子里其实也认为西医更科学，认为西医的疗效好见效也快，所以我在接诊病人时，基本上是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既开中药，又开西药。由于是初出茅庐，开出的中医处方其疗效自己心里没有底，往往在为病人开出了中药处方后又加些西药来“保底”。这样做的弊端是，治好的病人，不知是中医治好的还是西医治好的。后来，调到了市里工作，才开始转向“纯中医”。特别是到了“三甲”医院，我回归到“纯中医”也有了更好的条件，从事中医专家门诊基本上就不再开西药。
事实证明，中医是有效的，有些病甚至比西医更有疗效，特别是经西医治疗已经无效的病人，中医往往会出现出奇制胜的疗效。经过几十年的临床积累，我用纯中医药亲手治愈的病例也不少了。比如，我曾经应邀到一位较偏远的农村患者家里，治好了一位中风病人。当时病人家里也在厅堂里摆好了棺材，还请人正在家里打印纸钱；我也曾经治疗过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肺心病合并哮喘的老年病人，该患者十多天不能平卧无法入睡，经多种西医治疗无效后某天下午请我会诊，我开出中药处方后，病人只服用了半剂（仅煎煮一次的药量），第二天早上起来便说，“我昨晚就能平卧着睡了，睡了一个好觉。你们给我请来了一名神医啊！”这说明中医药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
我也还治疗过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她从西医的ICU病房出来后，已处于浅昏迷状态，无法说话和吞咽食物，西医已束手无策。请我会诊后，服了一次中药后，第二天早上病人就变得清醒了，能吞咽食物了；服了九剂中药后即能依靠轮椅可以下地行走了。此外还有一位病人患肺炎后肺部啰音明显，西医屡治无效，服用我开出的三剂中药后啰音就完全消失。确实象《国医》中表明的那样，中医有着“一个完备的‘武器库’”。《国医》不仅写到陈万举医术的精湛，他高尚的医德也是令人钦佩和值得我们学习的。抗战年间，霍乱流行，陈万举和师傅宋立人，也都面临感染的巨大风险，但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迎难而上，开设义务诊所救治病人，且针刺、药费全免。陈万举一生中除去在公立医院坐堂行医的那些年，他接诊病人一般都是免诊金，免针费，只收药费。
《国医》中写到，陈万举出师后独立执业开设诊所的第一天，就给自己立下规矩：“对生活困难的病人，只收药费，不收诊金；一时药费也拿不出来的，允许赊账；有钱人看病或出诊，诊金自便；无论有钱还是没钱，扎针一律不收取任何费用。”他在给一个肝癌晚期病人治疗时，当病人吃完两个疗程的药收到显著效果后，却因为没钱继续拿药而没来复诊时，已是九十岁高龄的陈万举竟亲自跑到病人所在的农村去了解情况，当得知病人实在无力再支付医药费，便自己垫钱送药。
中医，历来是一门仁术，为中医者，必须要有仁心。唐代大医家孙思邈曾写过一篇《大医精诚》的文章，以告诫后辈从医者：“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国医》所弘扬的高尚医德与情操，确实是我们后辈中医师们的明镜。
春桃作家算是我的家乡人，在她当作家之前我们其实就认识。她本是学医的，还是我学中医的第一个学校的校友，可以说是我的师妹，但她学的是西医。当我读完了她撰写的这部《国医》后，却暗下吃了一惊。没想到西医出身的春桃，居然在陈述中医师陈万举经手的那许多疑难杂症时，无论是对中医理论的表述，还是对中医诊疗过程的医理分析，居然都十分专业，不露瑕疵，俨然就是出自一位中医专家之手，实在令人佩服。一般来讲，没有个三年五年对中医理论的系统学习是写不出这么专业的。春桃说她前后花了八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本力作，我作为一名中医师读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同时，我还认为，《国医》能够写得如此精彩，是与作者有着一颗对祖国传统医学的崇敬之心分不开的。春桃在《国医》的序言就介绍：她原来是不了解中医的，由于自己的多次亲身经历，不仅使她认识了中医，而且面对今天中医并不乐观的处境，挺身而出，完成了这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以实际行动向中国的国医，向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文化瑰宝致敬。
【作者简历】文天鹰，江西省萍乡市妇幼保健院（三甲）主任中医师、中医资深专家。江西省中医药学会委员、江西省中西医结合男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西省治未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生殖专业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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