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一辈子，尽管多有世事波澜，但他却从不认输。

他在仕途上有坚定“立场”，他勇于与一切邪恶“抗争”，他不愿意“盲从”，即便仕途“受屈”，他也不愿意选择对自己“扭曲”。

苏东坡这一辈子，也就因为拥有这些难得的优良品性，与当朝有些“不合时宜”，才使得其仕途一波三折。他21岁科举出仕，22岁其母永别，30岁爱妻早逝，31岁又失去父亲，42岁竟遭遇了“乌台诗案”。这个“案子”，也就是他平生仕途转折的祸起。值得一说的是，“苏轼”与“苏东坡”虽同为一人，遭遇“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前即为“苏轼”，而到黄州后过了一段时光才自趣称“苏东坡”，可见，黄州也就成了“苏东坡”大名的诞生地。

作为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中的“当事人”，苏东坡到底犯了何罪？又是因何获罪？说起这个“案子”，还得追寻到苏东坡当年在湖州做官前后的过往。

一

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苏东坡被调任湖州（今浙江湖州）知州任上不久，即给当年的宋神宗写了篇《湖州谢上表》的文字，他自己认为写出了自己的痛快，没想到却惹了一场毁掉“仕途”远大前程的大祸。他写的那篇《湖州谢上表》，本是一篇平平无奇、例行公事的谢恩文章，却因为文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等之类的几句“牢骚话”，大致意思是：我知道自己愚笨，不能和新进的人一起共事；我现在老了，不想生事端，只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可“牢骚话”中的“新进”二字，成了他倒霉的导火索，竟严重导致了新党不满：时任御史李定等人从苏东坡的“谢表”中挑出一些词句，认为是苏东坡对宋神宗推行新政抱怨不满，紧接着时任御史何正臣等又找出苏东坡早先时的一些诗文，指控苏东坡对皇帝不敬，还有对皇上“撂挑子”的意思，便上表朝廷，奏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文中用语暗藏讥讽朝政，随后又牵连出苏东坡大量诗文有讥讽之意。就这样，苏东坡因文生祸，被指嘲讽“新法”，于是引发了这场烧火上身的“乌台诗案”，乃至被宋神宗派人将苏东坡押送到当时的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等候“判处”。

其实，在因“乌台诗案”所致大祸到来之前，苏东坡的好友、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就先获得了朝廷要将苏东坡“捉拿归案”的信息，并冒险向他的弟弟苏辙作了通报，还请苏辙尽快到湖州去提前告知一下他的哥哥，以便让他的哥哥早些做应对准备。苏辙当然是救兄心切，便立马委派了信使赶往湖州，并让其兄尽快焚毁自己一切有可能出现麻烦的文字，以期减轻一些“罪责”。可就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朝廷派出的公差太常博士皇甫遵一行也在快马加鞭赶往湖州。随同皇甫遵赶往湖州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官吏。两支人马都在往湖州赶去，犹如一场长跑“赛事”，他们在不同的“赛道”上奔跑：苏辙派出的信使只能骑一匹马，途中需多次停下来休息和喂马；而皇甫遵一行还可以使用官方沿途驿站提供的交通工具，速度自然要快得多。

可就在两支人马几乎同时奔往湖州的途中，皇甫遵的儿子颇不适应长途奔波之苦，中途突然患病，便留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休养了大半天，而苏辙的信使就在这大半天里争分夺秒，终于在这年的7月28日早晨提前到达了湖州，苏东坡闻讯即将公事交给湖州通判暂行代理，自己则告假回到家里将可能涉及的文字材料进行了处理。

后来，皇甫遵一行赶到，虽气势汹汹，却查获的也多半是他在杭州做通判时所写的一些诗作，而在当年朝廷也开始很少将诗作列为罪证，这为对苏东坡的定罪减轻了不少要素。即便如此，苏东坡面对这么险恶的局面，也确实受到了“吓唬”，感到压力极大，他甚至以为自己可能面临“死罪”，便请求回去跟家人作最后的诀别。而此时的皇甫遵一行在吓唬了苏东坡后，也告知他的罪还“不至于死”，却依旧将苏东坡用绳索捆绑了起来，要启程押送到汴梁（今河南开封）御史台入监待判，据史书记载所描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东坡被押送汴梁沿途受审，倍受煎熬，到8月18日（公历1079年9月14日）终被送到了当年“最高监察机关”下属的汴梁御史台。因御史台大院的柏树上常常落有乌鸦栖居，时人便将此地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也就因此得名。“乌台”内有一百余尺高，苏东坡在这像深井一样的“乌台”监狱里，常常通宵不让睡觉，白天他在监狱里仰面也只能看到上方的一小片天空。大约被关了4个月后，苏东坡遭遇的这个“乌台诗案”才被朝廷予以了结。

二

本来，御史台的官吏们确实是信誓旦旦要图谋置苏东坡于死地，以为苏东坡前前后后写的大量“含沙射影”诗文已经足已为证，谁知在审查“乌台诗案”过程中，竟弄清楚了是苏东坡的好友王诜提前报了消息，才让苏东坡早做了应对准备。苏东坡幸免死罪，王诜却为此受到了牵连，终以徇私泄露朝廷机密之罪予以降职。只可惜，苏东坡在湖州幸获王诜“情报”后匆匆毁掉的一些诗文，虽为自己减轻了“罪证”，却因没有流传于世带来了巨大遗憾。

而由此上溯到熙宁二年，即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做了朝廷参知政事，且主持变法改革。客观地说，那时王安石的“变法”初衷愿望都是好的，落脚点是为了解决“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问题”，但是王安石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变法”既影响了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又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加之，那时的王安石独断专行，他和他的“学生”宋神宗都不容忍有不同政见，与王安石“变法”不合的欧阳修辞官，退隐林泉；不久后，司马光辞职，隐居洛阳；还在朝廷重要岗位任职的苏东坡，虽是宋朝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却也因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政见不合，成了形单影只的“反对派”，遭到了排挤。

“北宋帝国”的“行政中枢”，也就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苏东坡感到自己在朝廷难以立足，便请求外任，黯然离开了“汴京”（今河南开封）。1071年，苏东坡便遵命到杭州任了通判，3年后又前往密州任知州，6年后改任徐州知州，8年后又改任湖州知州。

而正是他在做了多年“地方官”期间，更加看清了“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诸多弊端，诸如：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江橹严苛的食盐专卖法和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都令苏东坡极为不满，这也许就是后来苏东坡贬谪到黄州期间被其侍妾王朝云评价“不合时宜”的开端，也应是苏东坡陷于“乌台诗案”漩涡的起源。时至今日，一些朋友在闲聊到苏东坡这段为官历史时，有人断定是苏东坡做官差了诀窍，认为他要是没有这些“不合时宜”，就不会与“变法派”政见不合；不与“变法派”政见不合，就不会有“乌台诗案”的发生；没有“乌台诗案”的发生，他苏东坡的仕途就会一帆风顺，还能“蒸蒸日上”。

可绝顶聪明的苏东坡要是如此没有真知灼见，没有忧国忧民的良知和良心，没有家国情怀，那恐怕就没有后世人见人爱的苏东坡了。然而，苏东坡毕竟是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词如其人的苏东坡。他在仕途受了排挤，似乎没有“权力”阻止“新法”实施及造成的流弊，但他却敢于以笔墨形诸吟咏，对“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譬如，他在离开朝廷赴浙江做地方官后，于宋神宗熙宁六年，即1073年春，苏东坡巡行属县，因接触地方实际，有感而发，写下了《乡村五绝》，诗中感慨：“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盐。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些诗句就尖锐地反映了北宋朝廷实行新法后给农村造成的巨大伤害，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苏东坡高超的写实艺术和深深的爱民之情。

自古以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与小人始终是具有对立抗争的两路人马。据王铚在《元祐补录》里记载：最先把苏东坡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时年为煦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身份到了浙江巡查“新法”实施情况，正好看到了苏东坡的诗稿，认为其涉嫌诽谤朝政，就将此事上报到了宋神宗，只是沈括的上报一时没有受到宋神宗重视。

转眼到了1076年，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二度罢相，变法的主导者也就变为了宋神宗本人。于是，“新法”之变也就成了宋神宗皇帝的“既定国策”，谁再反对变法谁就成了宋神宗“既定国策”的反对者。1079年，暂未受到波及的苏东坡已从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当年4月20日到任，便忍俊不禁递上了自己写的《湖州谢上表》，文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正是这一段文字成为了爆发“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尤其是“新进”二字，颇有牢骚怨气，甚至有给皇帝“撂挑子”之意。这年7月，除了前述御史何正臣等上表朝廷“告状”外，御史台的官员李定、舒亶等人也接连上章对苏东坡进行弹劾，终于导致宋神宗及新派人物十分恼火，以致于前述7月28日朝廷派出的公差太常博士皇甫遵一行快马加鞭赶往湖州拉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

三

虽说苏东坡反对“新法”是真，但毕竟罪不至死。

苏东坡被押进汴梁“乌台”，说来也是有惊心动魄的情节的。他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被关押了145天。其间，一边是朝中心术不正的小人们恣意陷害罗织罪名，一边是仗义执言的君子们倾情相助。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苏东坡一生遭遇的至暗时刻，其“政敌”王安石急急上书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意即“哪有在太平盛世杀才子的道理？”此时，正是宋神宗对其“杀还是不杀”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可以说，王安石的观点起码保住了苏东坡的命。

加之，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苏东坡求情道：“苏轼下御史狱，势危甚，无敢教者。安礼从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录录如此，其心不能无触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此外，还有一位被称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高滔滔，也在苏东坡命运的关键时刻，能果敢站出来拉他一把。正是有了这些“拉他一把”的力量，最终，苏东坡才从被关押的落满乌鸦的御史台走了出来，于1080年2月再被发落到湖北黄州做了个“不得签书公事”的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和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虽还有这两个职位，但实际上不可行使职权，他还要被“监管居住”。

说起来，苏东坡从这年正月初一起启程，即由御史台差人押送他离开汴梁赶往黄州，沿途风雪交加，跋涉1000余里，整整行走了一个月时间，待进入黄州地界，已是元丰三年（即1080年）的二月初一，恰是长江沿江一带阴湿寒冷时节。他还没有到达黄州时，黄州的地方官员就提前接到了朝廷的邸报。

苏东坡被贬谪后，初到黄州，一度情绪也比较低落。他常常回想自己在朝廷做官时，因为仕途顺利，且极有才，似乎满天下的人都争抢着想跟他结识，可等到他从仕途跌落下来，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似乎乡野市井里再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了，他的内心却反而开始变得轻松了起来。即便是他堂兄的儿子赶到黄州来看望他，他说自己害怕见人，已经变得有些迟钝，他问起从前在眉州的故交，可得知那些故交多有一半不在人世，便又自叹“永夜思家在何处”。

他常常想起自己过去的朋友，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说：

我借住在庙里，随着和尚吃素，过得还可以。除了感谢这次落难中帮助过我的人，以及反省自己的“过错”，心灰意冷，不愿意和其他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与其他人交往。你问我在这里每天干什么，我就是到附近另一个寺庙里去洗澡，去山里寻找溪水钓钓鱼，或到山谷里去采药，自己娱乐自己罢了。

苏东坡说借住在庙里，这个庙就是黄州的“定惠院”。他住在这里，意外发现了跟他四川老家一样的海棠花，十分惊喜，他有感而发，写诗感叹：“天涯沦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他自认为他在黄州“定惠院”写海棠花的诗是其少有的得意之作，还将此诗经常抄写后送给朋友。

四

“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谪黄州四年有余，薪水微薄，一家子过日子捉襟见肘。黄州艰难的岁月，不但没有击垮他的意志，反而磨炼了苏东坡，使他在这里得到了大彻大悟和巨大蜕变。苏东坡在黄州写出了著名的“一词两赋”，成为千古经典，由此攀上了中国古代文学高峰。

1084年，苏东坡在黄州接到了新的任命。这一年正月，宋神宗亲自写下“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并下诏将苏东坡从黄州改授到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同样“不得签书公事”。这一任命，从表象看还是“平调”，没有改变几年前原有的“处分”，只不过将他改派到了距离京城开封更近一些的地方。但这一任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似乎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意味着苏东坡的政治道路有可能出现曙光。

苏东坡毕竟被贬谪在黄州一晃四年有余，黄州的朋友听说苏东坡要走，也有些依依不舍，有的找到苏东坡住处来为他送别，有的还安排了薄酒饯行。苏东坡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他便在感慨之余，写下了《满庭芳 · 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从字里行间看，苏东坡此时的心情可谓五味杂陈：来时，孤身独影，无可奈何；归去，自叹芳华，思家追远，何况在黄州“作个闲人”，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且有了自己新的“朋友圈”，眼下又将别离，固然心存不舍之情。

1084年，苏东坡离开黄州后，在迁徙河南汝州新岗位的旅途上，他先是顺道去游览了庐山，又到金陵（今南京）拜访了王安石，还生发了就在金陵买地安居的念头，而最终还是决定在宜兴去定居，他喜欢宜兴秀美的山水，并在宜兴买了田，他把这件事还记录在了《楚颂帖》的文字里。只是后来在赴河南汝州的旅途上，他与王朝云所生的幼子又不幸夭折。在焦急中，苏东坡便以《乞常州居住表》一文向皇帝写信请辞，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困境：“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直到数月后的1085年，苏东坡这一提出暂居常州的请求信，才转到宋神宗那里得到恩准。此时，苏东坡颠沛流离已经到了当年的“南京”（今河南商丘）。1085年3月，苏东坡才南下前往常州。

一年之后，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而宋哲宗尚且年幼，高太后临朝听政。在这种情形下，司马光才得以复相。司马光重回相位后，第一件事便是重启“元祐党人”，开始打压起“革新派”。

苏东坡在历经了“乌台诗案”这场磨难后，东山再起，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但此时的苏东坡，早已厌倦了朝内争斗，便第二次自请知杭州。

苏东坡终于明白：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过是能忍，能让，还能原谅；放下仇恨，学会“清零”往事，卸下沉重的负担，其实也是放过自己。

一场让苏东坡吃尽苦头的“乌台诗案”，已经渐行渐远。

有人说，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苏东坡若没有经历“乌台诗案”这场磨难，他可能就是与辛弃疾、陆游等并驾齐驱的词人而已，不会登上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峰，也不会有“东坡居士”这么顺溜而被世人景仰的称号；也有人回望过往而发现，苏东坡的最高文化成就，均发生在“乌台诗案”之后，他一生的高光时刻也就是在他经历过“乌台诗案”之后的“后半生”。

从一定意义上讲，“乌台诗案”磨炼了苏东坡，也造就了苏东坡！

【作者简介】：庞良君，现供职于湖北省鄂州市委宣传部。系第四届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湖北日报》《芳草》《长江文艺》《长江日报》《诗歌报》《杂文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等全国10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800多首、散文300多篇，随笔、报告文学、文学评论200多篇。

作品先后入选《当代诗先锋作品选》《世界华语新诗选》《中国诗歌精选300篇》《中国散文精选300篇》《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中国散文大系》《湖北新诗百年诗选》等国家出版社20余种出版作品专集。先后荣获《诗歌月刊》优秀作品奖、《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中国散文学会“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和“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等10余种省级以上奖项。创作歌词《亮剑蔚蓝》被海军部队选定制作海军鄂州舰舰歌。已结集出版诗集《母亲河》、散文集《山外山札记》等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