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苏轼
作者:刘江滨

人人皆知苏轼是个文人,一生既没当过兵,又没打过仗,给他戴一顶“军帽”,难免会令人错愕惊诧。然而,在下并非故作惊人之语,我们可瞧瞧苏轼的履历:他当过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还当过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也就是军区司令;即便苏轼被贬黄州时,任团练副使,虽是虚衔,但也是军职,相当于武装部副部长。故此,唤一声“军人苏轼”,倒也并不算穿凿牵强。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与祭祀和军事相比,吟诗作文恐怕要“稍逊风骚”了。自古而来,有几多文人对搦管操觚是心有不甘的,似乎唯有披坚执锐,征战沙场,方不负一腔怀抱。譬如盛唐之时,大诗人李白云:“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张炯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岑参云:“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南宋词人辛弃疾,虎背熊腰,膂力过人,是活生生的一员虎将。只率五十骑闯入五万人的金营,生擒敌帅;单枪匹马追击叛徒,手起刀落,让其脑袋搬家。他一生都萦绕在“梦回吹角连营”,写词只是“余事”。
苏轼虽然没有辛弃疾那般传奇经历,但受父亲苏洵的影响,自幼喜读兵书,“旧读兵书气已振”“才高应自敌三军”(苏辙语),一颗军人的魂魄早已贯注于他的血肉躯壳了。

元祐七年(1092年)九月,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并被赐予衣服一套,金带一条,鱼袋一个,配有金镀银鞍的好马一匹。他按规矩上了谢表《谢除兵部尚书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这里“除”即授予之意。实际上,宋朝的兵部尚书几乎是个虚职,并无兵权,最高的军事机构是枢密院。苏轼的兵部尚书只当了两三个月,就改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了。但朝廷水太深,党争激烈,暗流涌动,苏轼真心想外放做官,他在给皇上的札子中提出去“一重难边郡”,“臣非敢自谓知兵,若朝廷有开边伐国之谋,求深入敢战之帅,则非臣所能办。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无所失亡,则承乏之际,犹可备数”。这话说得实在,既自谦又自负。
次年十月,苏轼出知定州。定州和苏轼以前任职的湖州、徐州、杭州等地大不相同,正所谓“重难边郡”,北与辽毗邻相望。所以,苏轼不单是地方官,还是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身负军事重任,也因此,文人苏轼一展身手,焕发了“军人”的夺目光彩。

定州有一座古塔,名开元寺塔,俗称定州塔。我两次去定州,皆一睹塔的巍峨高峻,却无缘登临。塔高84米,近三十层楼高,建于北宋仁宗时期。塔建得如此高,据说就是有军事观察的意图,故又叫“料敌塔”。苏轼是否登过此塔,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我想,作为本地最高军政首长,苏轼应该不会忽略此塔的特殊存在。
宋辽之间自签订了澶渊之盟,百余年安享和平,边境几无战事。按说这是好事,苏轼到任定州,却发现军情军状糟糕透顶。军纪松弛,将骄兵惰,饮酒赌博成风,军官勒索敛取,坐放债务,兵营破败,不庇风雨,士兵穷困不堪,家属衣不蔽体,犯法者逃亡者屡见不鲜……
如此这般,一旦辽军寇边犯境,必一战即溃。面对极限挑战,苏轼祭出治军铁腕。他派幕僚深入调查,摸清底数,首先惩治拘捕了几个胡作非为的军官,比如云翼指挥使孙贵,在营中仅四个月就敛财掠夺达十一次之多,赃款九十八贯八百文,被苏轼一声令下,戴上了木枷,送司理院治罪。经过一番整军肃纪,又修葺了军营,颓风渐止,气象一新。对此,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忍不住流露出小小的得意。
转年春,苏轼决定来一次阅兵,检验勘治成果。苏帅身着常服端坐营帐中,官兵们一律戎装,盔明甲亮,来往听令奔走,秩序井然,隆重而热烈。然而,副总管王光祖却缺席了。老王是主持军务的老军头,骄悍傲慢,倚老卖老,对苏轼这个文官“一把手”不放在眼里,故意称病不出,能奈我何?苏轼大怒,当众唤来秘书,欲上奏朝廷,予以弹劾。老王闻讯震恐,喔喝,你老苏还来真的呀,立马乖乖到场听命,阅兵圆满完成。连一向牛气哄哄的老军头都服了软,从此,苏司令的话谁敢不听?
为增强边境的军事力量,苏轼建议朝廷重建弓箭社,为此两次上书。弓箭社是当地农民自发的民兵组织,“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灵活机动,颇具战力,令敌军和强盗都忌惮畏惧。苏轼还详细制定了组织形式、内部赏罚、待遇训练等条目,只可惜朝廷未予理会。
苏轼能当兵部尚书,戍边领军,实非偶然,他有大量的兵论并数次上书献策,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他洞察到宋朝崇文抑武的弊端,提倡“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使平民皆习于兵”。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苏轼身怀绝技,拥有相当高超的射术,自言官箭十二把可以射中十一把。所以,他在密州打猎时留下的名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绝非空口说大话。军人的刚健气质,给苏轼恢弘豪放的词风打上了坚实的底色。

〔作者简介〕刘江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书窗书影》《当梨子挂满山崖》《大地烟雨》等作品,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中国报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奖项。作品被国内数十部文集选入,其中《桃之夭夭》被收入《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