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戈壁之旅

王维佳

    在我的35年戎马生涯中有一段至今难以忘怀的特殊经历——戈壁之旅。

    那是1979年的夏天，我刚从团作训股调到位于省城哈尔滨的师部不久。当时，南线广西、云南方向我军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刚刚告捷，虽然大部队陆续撤离主战场，但为了在更大范围锻炼部队，积累实战经验，未参战的其他军区临时组建特种侦察大队轮流派往前线遂行拔点作战。根据“南打北防”战略方针部署在北线的部队，完成紧急战备行动后也已全部撤回营区，但苏军依然大兵压境，并以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相威胁，战备形势仍很严峻，“三打三防”成为了部队训练的主旋律。

    为了粉碎敌人的核讹诈，做好在核条件下作战的准备，沈阳军区奉命在内蒙古敖汉旗地区举行一次以封闭核突破口为主要课题的坚固阵地防御战役演习。演习前参演部队首长机关部分人员先行赴新疆罗布泊地区参观核试验，实地了解核武器知识及其防护。原本没有我这个新来小参谋的事，可就在出发前一天王小宁参谋突然患病临时换人才给了我这个机会，乘车卡上的名字也由“王小宁”巧妙地改成了“王为家”，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同音别字写自己的名字。

    次日，绿皮军列从沈阳编组发车，开始了历时四天四夜的戈壁之旅。长长的列车犹如一座移动的军营，一节节车厢变成了特殊的课堂，每天起居作息完全是军营的节奏，除了吃喝拉撒睡，主要任务是通过列车广播和看资料做作业恶补核生化知识。每节车厢都配有经过专门培训很有素养的年轻乘务员，跑前跑后一口一个“首长”地端茶倒水，殷勤服务，生活井然有序。每到大站列车进行加水加煤、技术检测和补充给养，人员下车在站台上活动身体，呼吸新鲜空气，领略异域风情，尽管略显枯燥乏味，但享受着整洁舒适的环境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这种带有铁路输送性质的军事旅行生活倒也别有一番滋味，比起入伍时20多人挤在一节黑皮闷罐棚车里更是天壤之别。

    列车一路向西横跨5个省区，沿着狭长的祁连山南麓河西走廊，行驶4000余公里，于第五天早晨抵达乌鲁木齐站，下车后马不停蹄改换摩托输送，驱车近400公里来到马兰某试验基地。据介绍，该基地主要担负我国核试验的组织指挥、理论研究、测试分析、工程技术和勤务保障等任务。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大批军人和科研人员，为了开辟共和国核武器的试验场，西出阳关，来到大漠深处罗布泊西端的马兰，安营扎寨，随后大批家属、子女陆续来这里安家落户。从此，这个位于天山深处博斯腾湖湖畔的神秘“军事部落”便有了“马兰村人”的称谓。当年先驱们硬是在这渺无人烟的荒漠上，在物资极其匮乏、基本没有大型设备的情况下，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建起了办公楼、科研楼、实验楼、宿舍楼、俱乐部、服务社、幼儿园、学校、医院、厂房等数十栋建筑。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后继续乘车前往目的地，约摸一个小时车程便到了戈壁营地。

    下车后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戈壁滩？遍地砂砾，无边无际，几乎看不到任何生物。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上，竟然奇迹般地盘起了一座方圆数平方公里的野战营地，来这里参观的也不仅是沈阳军区一家，还有北京、兰州和济南军区部队，规模十分可观。远远望去，一顶顶绿帐篷排列有序，一条条输水管纵横交错，一块块标语牌格外醒目。据说打前站的工程兵部队提前一个多月就已进场，在马兰基地指导下，勘察选址，平整地面，修筑道路，架设线路，搭设帐篷，特别是为保障上千人的生活用水，不惜从数十公里外通过输水管把水引到帐篷前和厨房里，工程之大可想而知，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由于前期工作做得到位，我们很快完成宿营安置，开始为期半个月的戈壁野营生活。七八月份的戈壁滩，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十分干燥，白天烈日炙烤，地表温度高达五六十度，外出参观必须戴上硕大的草帽遮阳，日落后气温急剧下降，晚上睡觉还要盖上被子，“抱着火炉吃西瓜”的说法，虽有些夸张倒也不算太过分。由于不停地出汗，一天要洗几次衣服，好在挂在帐篷里一两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出汗太多，体力透支快，伙食标准比一类灶还要高，又正值瓜果旺季，每人每天配发一个熟透的哈密瓜和一大串翡翠般马奶子葡萄，根本吃不完，又不能浪费，于是有人就把剩下的葡萄放到外面暴晒，以为参观结束时能给家人和同事带点自制的新疆特产葡萄干尝尝，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晒了两天成串的葡萄不仅没有被晒干，居然都化成糖水被蒸发了！百思不得其之余，咨询当地人才知道，原来葡萄干不是晒出来的，而是挂在四面通风的特殊房子里，靠高温干燥通风的环境自然脱水晾成的，这才恍然大悟。从那以后大家索性放开肚皮可劲儿吃，再不干那种变相浪费的傻事了。

    戈壁滩冬天如刀，夏天如烧，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对于早期创业前辈们来说，条件确实异常艰苦，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已经大为改观，特别是为了接待来自各大军区的中高级首长机关参观驻训，可谓是下足功夫，全力保障，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十分周到，无可挑剔，几天下来似有乐不思蜀之感。

    经过短暂的环境适应期，便开始转入现地参观的直接准备，也就是结合核试验现场教学，进一步消化吸收在列车流动课堂学到的理论知识，深化理解核武器的当量、爆炸特点、杀伤威力、防护措施等技术战术数据。首次参观的核试验场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腹地。出发前给每人配发了口罩、手套、鞋套等防护器材和安全手册。到达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直径数十米、深十余米的漏斗形巨坑，坑壁表明有许多乌黑锃亮的玻璃球，有人好奇地拣了几个想带回去留作纪念，被组织者当场制止。据悉，这种球状玻璃体是核爆炸时高温高压熔化砂砾所形成结晶体，虽经十几年风吹日晒雨淋和自然衰变，仍含有一定剂量的辐射，长时间接触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所以不仅玻璃球拣不得，就连用过的防护器材也不允许带回营地，登车前必须如数收回统一处理。在核试验现场还有大量被巨大冲击波掀翻、扭曲、变形的坦克、火炮、汽车等损毁武器装备，触景生情，不时传来惊叹的声音，更感慨伟人的远见卓识和先驱们的丰功伟绩。

    经过几次身临其境的现地直观教学研讨，当大家对核武器的认知由抽象概念上升到具象实感后，更加期待把这种具象实感由过去时变成现在时，亲身感受核爆炸的巨大震撼力。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得知核试验的准确时间后，大家既兴奋又有些紧张，毕竟如此近距离观察核爆炸还是第一次，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何种感官冲击，都充满着未知和不确定性。参观核爆那天除了正常防护器材外，每人还发了一个深度墨镜，戴上它看太阳如同月亮，可以直接观察爆心火球。

    原计划上午10时起爆，由飞机高空投掷，地面遥控定时起爆。我们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到位了，大家在参观点上一次又一次地看着手表，等待的时间尤显漫长。就在距离起爆时间还差5分钟时，前方传来“佩戴墨镜”的号令，在紧张的气氛中大家迅速戴好墨镜，面朝爆心方向，屏住呼吸，聆听心跳，空气似乎瞬间凝固起来。可是5分钟过去了却既没有听到倒计时的口令，更没有见到核爆炸的闪光和蘑菇云，但谁也不敢擅自摘下镜子，只是低声地互相猜测着，又过了大约5分钟还是不见动静，就在这时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因降落伞有一根绳子被卡导致降落伞未能打开，核弹紧急取消引爆程序，以自由落体速度从高空砸向地面后引发“化爆”，此次核试验失败。几分钟后直见前方数公里处尘烟四起，十几辆防化侦测、洗消和工程车急速驶向落弹区，用沥青、混凝土等材料对损毁的弹体做永久性封存处理，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据说“化爆”是核试专家最不愿意看到也是最难处置的重大事故，原因是放射性物质没能在核聚变反应时得充分释放，其衰变周期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目前人类尚无更好的处理方法，只能先就地封存，等待科技进步新发现。

    没能亲眼见证核试验的震撼场面，大家不免有些沮丧，但想到科研人员的艰辛与奉献，我们作为参观者又有什么理由去埋怨和指摘呢？失败是成功之母，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有谁能想到在万众瞩目、千钧一发之际会出现打不开伞的情况呢？比起核爆装置来，小小的降落伞实在是不值一提，可就是这几根不起眼的伞绳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可见参试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是责重如山、心细如发的英雄，他们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

    虽然没有看到核爆，却意外懂得了“化爆”，也更加理解和敬佩国防科研人员的伟大之处。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在央视《国家记忆》栏目中才偶然得知，主持那次氢弹试验的正是我国“两弹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我国虽然早在1967年就研制成功了氢弹，但那是百万吨当量级别的战略性武器，威慑功能大于使用功能。为了实现氢弹的系列化小型化，邓稼先率领团队日以继夜地进行科研攻关，没想到第一次试验会在非爆炸装置上出现问题，实在令人遗憾。吃一堑长一智，刻骨铭心的教训，迫使有关方面从材料、工艺和技术等方面彻底破解难题，打那以后无论核试验还是航空航天项目都做到了万无一失，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