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编者按：郑泽延，原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其父亲郑新潮是八路军炮兵初始建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事业建设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马事业的创始人。母亲邵清廉为延安时期八路军女干部，解放战争创建牡丹江军马场，是我军军马事业奠基人。郑泽延的一家传承着良好的革命家风，尤其对当代家庭具有借鉴和教育意义，值得馨香一读。
在年末岁尾有幸探访郑泽延老师，近八十岁高龄的延安子弟郑泽延，他回忆了在战争年代成长历程，他说自己是伴随父母跟着大部队，在行军中的马背摇篮里哺育、伴随着隆隆的炮声长大的。解放后，他在北京101中学、河北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任教。郑泽延回忆起父母在艰苦卓绝、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形成爱国情怀和教育子女爱国默默奉献的家风，对我们颇有教育意义。
郑泽延说：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在延安八路军窑洞里刚出生不久，突遇山洪爆发，就在我父母刚从窑洞搬出来之际，身后的窑洞就塌了，他们在战争中养育儿女，历经千辛万苦，实在是太艰难困苦了。当时我父亲郑新潮创建八路军第一所炮兵学校--延安炮校，我母亲邵清廉在延安女子学校，我哥在延安宝塔小学。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我母亲邵清廉从辽宁沈阳佬家带着4岁的（我哥），千里徒步到延安，去延安寻找我父亲，她不仅持有爱情的忠贞，也有对抗战爱国理想和信念。我母邵清廉是半裹小脚的女人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里，要徒步通过东北军、日军、晋军、伪军、国军、共军封锁线，千里徒步到延安，一路上风餐露宿、历经艰险，娘俩相依为命，要冲破土匪、国统区、日军、伪军等设置的重重关卡，最终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延安，她从一个家庭妇女成长为八路军女干部。
我父亲郑新潮1938年到延安，首先受到关中警备一旅政委的接待，并一起与敌军33团作战。获胜后，关中警备一旅的政委带我父亲到杨家岭，受到主席与朱德的接见与座谈，我父亲在抗大创建炮兵专科，他作为首席炮兵技术教员讲了第一堂炮兵技术课，1943年筹备和创建延安军事学院，1944年创建延安炮兵学校，他在讲课中经常说：“炮兵是战争之神、炮校是炮兵摇篮、教员是炮兵之魂、军马是炮兵之足”。我母亲邵清廉在延安炮校从事驯练军马等工作，1945年炮校建成，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就培育了上千名学生，此后为我军炮兵部队的骨干力量，为我军炮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父母跟着大部队奔赴东北战场，当时日军在牡丹江畔丢下近百门大炮，因缺乏军马，全用人力去拉拽牵引。根据战争局势的发展，1946年11月，中央军委电令并下达了文件，主要内容是加强军马在炮兵作战中的重要作用，1947年初，东野（四野前身）决定立即创建军马基地，首先创建军马场。东野司令部首长在哈尔滨召开的军马研究会，最后决定这个艰巨的重任落到我父亲郑新潮的肩上。当时考虑到，郑新潮夫妇在延安从事八路军炮兵早期创建工作，并且精通驯练军马，且上下关系很熟，知根知底，可信可靠。再一点是郑新潮夫妇在创建抗大炮兵专科和军事学院炮兵专科后，又投身创建延安炮校、宣化炮校、沈阳炮校等，是经得起考验的，并为我军炮兵的发展作出过成功业绩。
当时，东野首长在会上提出：让郑新潮在从事炮兵技术专家业务的同时，再增加重担去创建军马场。首长还讲了东北战局战况、炮兵与军马的重要性，并指出：东北战场如果没有军马，炮兵就无法发挥威力，其后果和结局将是不堪设想的，现让郑新潮不仅提升炮兵技术（核心主力），也要加强炮兵技术的进攻打击能力，同时，更要加强军马的创建工作。最终我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当他提出要“人财物”时，答复是：好人好马都送往前线去了，你要人要物都没有，只有你夫妻俩去白手起家，共同去创建。你要财，现在只能到财务室领取9.9块钱的开办费，这是军内文件的硬规定，一分也不能多给。会后朱瑞、贾陶分别对郑新潮说：因前方打仗，现能给你的这个数，算是够可以的啦！
1947年2月，欧洲遇上从1883年以来最严寒的冬天，寒流气温降到零下40度的，郑新潮夫妇冒着大风雪从哈尔滨乘马车到达牡丹江军马场时，他们不禁大吃一惊。即使他俩早已做出最坏的思想准备，但现实比他想象的还要艰难，这里只除了几间废弃的缺残破壁房子，再向远处望去，一片风雪、一片荒凉、没有火、没有人、缺衣少物，持有这不足十块钱的开办费用，在这种难以生存的条件下，必须还要按上级命令在年内建好马场，迅速完成军马对炮兵运输需要，这真是无比艰难。
在时间短任务重情况下，我父母两人做了冷静细致的分工：我母亲领着5个刚拨下来的士兵，先修缮房子、开荒种地，养鸡养鸭，解决生活问题。还要去附近废弃的日本军营里捡废品卖钱，积累点资金。我父亲的任务是寻找马匹和兽医，到友邻部队找物资和人员，随后又要来五名战士，从开始不到半年的时间，军马场就办得有模有样了，从养育、繁殖到驯养和收集，军马场得到迅速发展。
（图：朱瑞当场写给郑新潮亲的一封信函）
写此信经过是这样的，朱瑞与郑新潮平日很亲熟，（从1945年8月朱瑞到延安炮校报到的第一天至1948年10月1日朱瑞牺牲的现场那一刻）两人几乎形影不离。1947年2月29日，郑新潮找朱瑞谈完军马场创建情况后，希望东野炮兵司令员朱瑞能给东北人民政府行委员会主席林枫、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崇民写个介绍信。以便于郑新潮在创建军马场中能够收集和购买更多的马匹，朱瑞当场提笔写了此信件，写信中朱瑞感到要一百匹马是不是太少了吧？随即又在信的空白上，填写了一百五十匹，郑新潮高兴地分别见到林枫和高崇民，随后他带人到呼伦贝尔盟搜集军马。高崇民1937年是东北流亡救国总会的领导成员，引荐郑新潮赴北平读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在郑新潮掀起“黄埔学潮”，面谏蒋介石，险遭暗杀，高崇民是爱国地下组织引导者之一，是高崇民引荐郑新潮带五名黄埔毕业生奔赴延安，高崇民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人此次相见格外亲切，当谈到买一百匹马时，最后经政府研究同意为支援东野炮兵前线，向军马场捐献与赠送了三百多匹马。
等到1948年辽沈战役时，军马场收集和训练了大量军马，几万匹军马送往战场前线，发挥了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段辉煌的事迹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的光辉一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空军封锁了我方供给线，炸毁了公路、铁路、桥梁和仓库，致使志愿军前线缺衣少粮，弹药物资运不上去，经军委批准同意，炮司首长责令炮司马政局局长郑新潮去创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1951年初，该机构创立后郑新潮任局长，他组织召开的全军全国收集和捐助军马大会，在军委马政局的统筹下，动员全国军民共同努力，将两万五千多匹军马分期分批送往前线，军马作为配合战争的一支重要动力军，强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军马在“推进或延缓”整体战争的关键时刻，为赢得整体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军马在战争的疆场上，扑汤蹈火、前仆后继，战死在杀场上。军马虽无言，却铭记在中朝两国人民心中，铭记在无名英雄的纪念碑上，其功绩永垂不朽！
在抗美援朝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中，父亲郑新潮在时间紧急、任务重的极度艰难条件下，完成了将两万五千匹军马送往战争前线的任务。他与全军和全国人民一道做出的这些默默无闻事迹和贡献，不仅是中华军史上的唯一军事典范，也是全世界举世无双的军事创举。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人说郑新潮是无名的英雄，他却说：人民才是无名的英雄。如今他不在世了，没有人知道他，更没有人歌颂他。
我的父亲郑新潮正像他们的名字一样“永远赶在时代的新潮流前沿”；我的母亲邵清,也正像特德名字一样，一生清白、清醒、清廉。文革中他们惨遭迫害，被清洗一空后家徒四壁，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上的清贫，教会我们在垂危求生中学会挣扎的存活力，学会在精神极度重压下具有的坚强抗争力，给我们兄妹五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在父母的培育下，我们兄妹五人都一起考上了大学，成为现实版的“五子登科”。
母亲曾经告诫我们，“人一辈子有四样东西不能失去，第一是，人格尊严；第二是，不懈的求知学习欲望；第三是，要有信仰，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是否对得起党和人民”；第四是，既然谋公职就要做公事，公款一分不能贪。我们铭记在心中，并照亮了我们一生的道路。母亲从40岁复原后，断了工资没有分文，生活依然艰难，但她80岁晚年写了成书，【中国老年日报】报导她《90岁老太上大学》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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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叮嘱我们，“文革把我们国家变成了文化沙漠，你们五个大学毕业后要搞教育、去当老师，把沙漠变成绿洲。”遵照父亲的教导，我们五个兄妹毕业后，都在大学里任教。我从河北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就一直在大学任教，现桃李遍天下。我还著书立说，编辑出版了《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等系列丛书籍。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父亲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他在战火纷飞年代出生入死，迈过峥嵘岁月，他戎马一生，文革时，不幸被打成“东北帮”，直到1978年才恢复待遇，又穿上了军装。当时，组织上问他有啥要求时，可是他并没提任何要求，只是说，“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只怪自己身体不行了，最遗憾的是报国无门。”父亲的话真令人感慨，使我终生难忘。
我的父母把遇到的艰难困苦都留给了自己，把艰苦奋斗换来的成果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还教我们学会了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这种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也是我们当前主题教育值得学习的优良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