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中学老师们
文/杨再明
我1974年3月进入榆林中学读书，到1978年7月高中毕业，共是四年半，其中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半。
我中学时的老师有许多，现在基本都不联系，大多数怕已不记得我了，但对我来说，那些在心智上或感情打动过我的老师，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为人，为业，都是如此。
我上中学时正赶上批判教育回潮，当时教育战线上树立了两个反潮流的典型，一个是白卷先生张铁生，一个是反师道尊严的黄帅。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开批判会、学工、学农是主业，上课学文化自然就成了副业了。有些课有课本，有些课连课本也没有，老师们大多是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自由讲授，基本上没有作业，也没有辅导课，更少考试。在学习上老师对学生基本没什么要求，想学就学，不想学老师也不敢管，在那个大批师道尊严的年代，老师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谁还想多惹事。唯有一点，一旦上了讲台，不管学生听不听，每个老师讲课总是特别认真，总是想把他们的所学无私地传授给我们这些无知的少年。
初中给我们讲地理的是于海河老师，河南人，一口河南腔，个子中等偏上，身板挺直，目光炯炯有神，据说年轻时当过新四军，遗留有军人作风。讲课时激情四溢，有时还插一半个异国风情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对于我们别提有多大的吸引力了，同学们都爱听于老师的课，每周都盼着那一次宝贵的地理课。为了便于同学们轻松地记住地理上的一些基本知识，于老师还编了许多顺口溜，有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比如历法上的“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日都不差，四六九月与十一，每月都是三十日，唯有二月二十八，四年一闰一日加”；再比如讲欧亚分界线时的“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里海黑海高加索”，这些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同学们下课后反复吟诵，不久就烂熟于心了。讲世界地理时随手就可在黑板上画出这个国家的地图，根本无须照地图册画，之后就概括地介绍这个国家的地形特征、河流、湖泊状况、经济发展情况、人口等，好像不经大脑一样自然就流出来了。大家都佩服于老师对地理的那个熟。记得讲到国内地理时，于老师说未来的绥德将是六条铁路交轨的地方，成为一个交通枢纽，讲的没有见过火车的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现在的绥德早已成为我市的交通枢纽，太中银铁路、西包铁路在此交轨，包茂高速、青银高速在此相会。于老师的预言实现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十分欣慰！我现在没事的时候经常爱翻得看地图，有时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遨游于世界的山山水水，领略着各地的风土人情，觉得很有意思，这与于老师不无关系。
我对数学少有兴趣，在那个不学习的年代，上数学课对我来说就是听天书，那些枯燥的公式、定理，那些无趣的演绎推理，我大多都理解不了，好在少有考试，得以蒙混过关。数学老师换了许多，水平有高有低，要求有严有松，性格各有差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老师。一位是董祥云老师，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宗秀槐，他当时是教务主任。先说说董老师，董老师是浙江人，她的先生杨学秋讲高中数学，是榆中最好的数学老师之一，她随先生来榆，给我们讲过半年的初中数学，是几何，操一口带有浓厚南方味的、我们勉强能听得懂的普通话，声音细而柔和，后来才知道这就叫吴侬软语。她讲课的风格是细致、耐心，不厌其烦，相比之于代数，几何要直观一点，再加上董老师那种具有女性特质的细心及对所有学生的和善态度，竟培养起了我对数学的少许兴趣。那半年数学课我能听得懂，作业也能独立完成，我可怜的一点点几何学的基础就是那时奠定的。改革开放后，听榆中的老前辈说董老师夫妇回了南方。再说说宗老师，他也是南方人，大学毕业后来榆任教，多才多艺，对音乐尤其喜好并且造诣很深，当时可以说是榆林地区中学数学教学的权威。1976年初春我上高中后，由于原安排给我们讲数学的老师因病请假，我们的数学课就不上了，每到数学课时就上自习，乱混混的放野羊似的。我们的班主任罗生祺老师很着急也很无奈，最后还是通过私人关系请宗老师临时给我们带了一段时间。他们是西大同学，毕业后一个来榆一个回榆，老同学开口了，又不是为自己，宗主任就爽快地答应了，这就有了我们听宗老师一个月数学课的经历。宗老师的教学水平相当高，听他的课那就是一种享受，他的数学功底，他对数学的理解，在中学范围内堪称一流。把枯燥乏味的数学结合生活中的实例讲的特别生动，紧紧地吸引着每个学生，严密的推理，妙趣横生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授，使基础好的学生得到启发，基础不好的学生也能从中受益，很快我们班同学学数学的热情就被激发起来了。我后来也听过不少中学的数学课，但无人能出宗老师之右。我参加工作后，从事干部教育工作，基本不用数学，但我讲课时的条理，写文章时的逻辑推理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学时代奠定的那点数学基础，毕竟数学对我逻辑思维的训练和养成还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
我中学时的语文课都是罗生祺老师带的，其中高中他还是我的班主任，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频繁更换语文老师确实算是一个奇迹。罗老师个子较高，身板端正，戴一副镜框发黄的眼镜，头总是高高地仰着，有古代士子之遗风。他是老榆林城人，年轻时考入国民政府的中央陆军学校，学炮科，不到一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成都平原，中央军校三万多学生就地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1950年大陆解放，罗老师复员返乡，被政府安排在二完小教书，后在西北大学进修，1952年回榆后一直在榆林地区当中学老师，换了多个学校，最后一站就是榆林中学。
罗老师讲课语调缓慢，操着最典型的榆林城口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古文时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和点到为止的讲法。当时正直评法批儒，我们所学的几篇少的可怜的古文，多为法家人物的作品，再就是临时加的、作为反面教材的“三字经”、“入门规”什么的，不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学，而是从批判的视角讲。罗老师拖着长长的语调讲，克己复礼的礼嘛，就是周礼，至于什么是周礼，他再不作解释。讲到“入门规”时则说，它宣扬的就是师道尊严······文字上疏通一下，再不作评价。当时不甚明白，又不敢问，但总觉得这些韵律整齐、知识丰富的东西还是有些道理的。后来回想起来才正真理解罗老师为什么讲半句留半句，他本人经历复杂，有一个姐姐又在美国，算是有海外关系的人，文革期间几近被开除公职，正是这种敏感和睿智才使他得以保住做教师的资格。他的这种家庭背景和经历，甚至影响到他的子女，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一个儿子参加高考，文化课过关却因政审通不过而被拒于高等学府门外，为此多年后罗老师仍不能释怀。
罗老师讲作文课的风格是结合实际出题目，之后简单地指点一下、解释一下题意，就让我们自己思考、自己写。评讲时也读一点写的好的同学的作文片段，但从不全文读，之后就指出不足，这种方法意在使同学们认识到为文的无止境及只要用心思考，每一个同学都能写出精彩的句子、片段或较好的作文。
作为班主任老师，罗老师对同学们的关心爱护是细致入微的。记得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9月18日开追悼大会，全国转播，榆林的会场在大体育场，我们也都列队参加了会议，一入会场就全部站着，老师站在最后。我当时身体不好，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就觉得头晕、恶心，心里一阵阵发黑，眼前直冒金星，满头冒着虚汗，两只脚倒过来倒过去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罗老师悄然来到我身边低声地说，实在站不住可以蹲一会儿！我如掉到水里的人获得救命稻草似的，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缓了一会才慢慢站起了，如果不坐那一会，我真有可能当场晕倒在那里。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时罗老师的语调、神态、关切之情至今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使我永生难忘。
那个年代中学生上课少、劳动多，每年春、夏、秋都要去农村参加劳动，叫拉练，春季还要在城周围种树，平时则隔三差五在校办农场劳动。每次去农村拉练，班主任自然是第一责任人，带着一群十五六岁少不更事的娃娃山里上沟里下地疯跑，班主任老师有操不尽的心。我记得，几乎是每天晚上，罗老师都拿着手电，行走在农村曲里拐弯的小路上，去看散居在老乡家的同学们，并时时刻刻提醒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一年秋天，在大墩梁栽油松，连续三天，第一天从南郊运树苗到大墩梁山脚下，全部是架子车拉，哪来的汽车？第二天上山栽树，在山下挑水，路又不好，对我们来说挑一担水上山十分艰难。按规定，一株树苗一桶水，坑底半桶，树苗栽进去后打好围圈再浇半桶。有一次正好我和罗老师一组，罗老师拿来树苗，我提起桶准备倒水，罗老师拖着长长的语调不紧不慢地说，不要倒了，浇在上面都能渗下去。对我们稚嫩的双肩挑一担水沿着崎岖的小路上山，罗老师动了恻隐之心。还有一次在校办农场劳动，休息时有一个女同学突然问，罗老师也上过大学吧？罗老师还是用他那缓慢的语调说，大学也是旧大学，停了一下又说，你们年轻，多学点知识还是有用的。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罗老师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劝我们多学一点知识，可谓用心良苦。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老师们一个个欢欣鼓舞，恨不得把所学的知识一夜之间传授给学生。学生们、尤其是临近毕业的我们，大部分人认为为时已晚，就我们掌握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抱着破罐子破摔、混得毕业后去插队的大有人在。罗老师则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即使考不上大学，将来无论干什么多学点知识总是无害的。那年12月，罗老师抽到当时的榆林地委党校去改高考试卷，还怕我们情绪不稳，不好好学习，特意给同学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在班上宣读后，我有幸将其抄下并保留至今，原信如下：
同学们：
元旦以前我无法回校来照看，担心你们情绪不安定，影响学习。为此抽空写几句，供大家参考！
一、时间宝贵！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有志向的同学务必抓紧时间学习，系统地复习功课迎接学期考试，迎接来年的高考！从今年高考的情况看，我们同学离录取标准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要弥补起来，就必须花气力，下功夫，充分利用时间加紧学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荒废时日！
二、听说学校指定刘老师暂时照料，愿大家充分尊重刘老师，自觉地协同他搞好班上的一切活动。
三、班干部应当同心同德，互相配合，积极主动地处理班上的日常事务。
四、我们这个集体存在的时间很有限了，我以为留个影以做纪念，举行个适当的活动，增进同学的友谊都是必要的，愿有关同学积极筹备，一但成熟及早举行。
要知道：能为之时不为，
欲为之时不能为。
特此！
罗生祺
1977年12月19日晚
放寒假之前罗老师回到学校，给我们讲了恢复高考后首次语文试题的类型，指导我们如何针对高考复习或者说学习语文，还讲了改试卷时的一些趣事，说有些试卷几近白卷，画漫画的有之，写顺口溜的有之，所问非所答，文不对题的更是不在少数。至于古文今译中的笑话更是令同学们捧腹大笑。笑过之后，许多同学正真认识到了差距，奋起直追，好在那时年轻，精力旺盛，记忆力强。1978年夏天高考时我们班竟有不少同学圆了大学梦。
四年半的中学生活结束了，高中毕业后一年我也踏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又遇到了许多许多老师。他们的视野比我中学时的老师宽阔，他们的学识比我中学时的老师深厚，有些老师的人格魅力也使我难忘。但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另一个年龄段和另一个层面上的了，是代替不了中学老师对我的影响的。
离开榆中后，除班主任老师罗生祺外，我和中学老师们基本不联系。改革开放后，罗老师的境遇发生了根本变化，海外关系从劣势转为优势，因此而当了榆林市政协委员，还当了榆林市黄浦军校同学会的会长，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入了党，当上了榆林中学的工会主席，心情好多了，笑声也爽朗了，可谓是苦尽甘来。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去看望他，说起他境遇的变化，他微微一笑，哈哈，人家需要我······你们能扑坎就扑坎着，还是那种点到为止的风格。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罗老师曲折的一生不正是这一句俗语的写照吗？
杨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