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文/张丰善

        父亲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2019年元旦放假三天（30日、31日、1日），2018年12月30日我们全家在家休息，早晨7点半我们都还没起床，好不容易遇到节假日，都想多休息一会儿。父母亲一辈子都在辛勤劳作，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冬天早晨7点多准时起床。听父母亲在北面屋里说话，父亲坐起穿上衣的时候，身上忽然冒出些冷汗，感觉身体不舒服，妈妈意识到这是病了，喊我名字，快过来看看，我立即跑过去，只见父亲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我大声喊着：“爹，爹”。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我立即给父亲实行胸外按压，进行抢救。我女儿程程立即拨打120电话，约20分钟，市三医院救护车到楼下，两名医生到家进行抢救，做心电图，已成直线，医生宣布死亡，开具死亡诊断证明书。眨眼之间，慈祥的老父亲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父亲享年88岁，是我国传统的米寿之年。米寿象征着长寿幸福之说。

         父亲生于1931年腊月初四。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的仅20年时间里父亲始终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战争、自然灾害、各种社会运动，每次都胆战心惊，坚强地挺了过来。

        我爷爷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即参加了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游击队。两年后编入八路军129师所属部队。爷爷常年不在家，我奶奶一人带着我父亲和姑姑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经常躲避日本鬼子对家乡太行老区的大扫荡，在荒山野地里跑来跑去，没吃没喝，担惊受怕露宿荒野。

        我爹10岁那年，距我村4里的下坡村办起了学校，我爹和村子里几个小伙伴开始小学，后考入内阳抗日高小。整个上学期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争的间隙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和高小，实属不易。

        解放初期，我爹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活动。先后兼任识字班、扫盲班教员，供销社代销点代销员，生产队会计。这些都是利用农闲或早晚时间为村民义务服务。父亲头脑聪明，办事认真负责，为人朴实热情，总能赢得村民的尊重和信任。由于家里出身不好，成分高，父亲说话办事总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没有半点私心杂念，每次队里分粮食分瓜果蔬菜，总是把最好的分给大伙，最后剩下一些歪瓜裂枣分给自己，从不沾一点便宜。也正是由于我爹公平公正，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才经历住了多次查账及数次“运动”的考验。

        我父亲在村子里算是一个文化人，聪明朴实，思路清晰，会写善算，不管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写得规范流利，算盘打的嗒嗒响，口算既准确又快，是有名的“活算盘” 。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 经常为别人口算一些来往账目。谁家刚卖了一头猪，猪的重量、等级，应该得多少钱，给配比多少斤粮食，给我爹念叨念叨，让我爹重新口算一下，对不对。生产队解散后，几次重新分地，我爹都参与其中，对村里的每一块土地都非常熟悉，山里的土地地块小，不规则，但我爹都能准确说出每块地几亩几分，或测量一下很快计算出来。

       我爹虽然当了一辈子农民，但非常喜欢看书学习，劳动的间隙，饭前饭后休息时间，总是手拿报纸书刊专心阅读。特别是老年后在城里住着的几年，几乎天天看书，特别喜欢看一些名人传记，杂志散文一类的书籍。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喜欢看书学习，有时候一起共同讨论一下。“散文不难写，把自己经历的或看到的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把事情写明白写清楚就行了，不要把写作看得太复杂太神秘。” 父亲曾多次鼓励我动手写一写散文。

         我小时候，乡亲们经拿着亲人的来信，晚上到我家让父亲替他们读信、写信。有一次村里一名正在挨批斗的“四类分子”，晚上找到我爹替他写“检讨”，由于这个“四类分子”是文盲，不会写字，上边交代的“任务”又不敢不去完成，拙嘴笨舌的也说不出什么个里表来，还要求检讨必须写得深刻，上纲上线，挖根刨底找出犯罪根源。平时村里人走路都躲着他，不敢给他说话。但我爹没有推辞，在煤油灯下，用心琢磨推敲字句，写到很晚。“四类分子”整晚上小心翼翼，坐在我家炕沿边上，耷拉着脑袋抽着烟袋，除了哀叹还是哀叹。

        在六十年代初，由于奶奶有病需要经常打针。在医生的指导下，父亲自学了一些医学知识，学会了肌肉注射，购买了玻璃注射器及消毒用具，邻居谁有病需要打针，我父亲随叫随到，从不嫌弃麻烦。当时，村子里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时常跑出去打人，村里的赤脚医生不敢给他打针，都是我父亲去他家里给打针。疯子死后，这家女人带着孩子改嫁到外村，前几年我偶然遇见她，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父亲一生勤俭节约，舍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从不讲究吃穿。但亲戚朋友、乡里乡亲谁家有困难，都毫不犹豫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本家一大伯因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跑到我家借粮食，在我家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借给他一挎蒌红薯干。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个大伯家里才宽裕些，非要还我家的红薯干。

        父亲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在那个缺吃少穿困难的年月，实属不易，不仅要为子女的吃穿发愁，还要对子女的上学、就业找工作操心，为子女的婚姻家庭操心。对下一代更是关心厚爱，无微不至。老人一辈子勤俭持家，为人敦厚，心地善良，脾气温和，对子女教育从来不用打骂粗暴简单方式，总是心平气和，耐心说服，言传身教，在潜隐默化中为后辈树立典范。

       父亲年轻时曾有机会外出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为公家人。他在农村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从不埋怨自己是农民，把种地视为一种乐趣，一种职业。父亲是村里的种地能手，干活又快又好，又舍得出力。对村里每一块的土地都了如指掌，那块地里适合种什么庄稼，什么时节适合种什么，都清清楚楚。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我们国家的几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1949年—1953年的土地改革，第二次是1953年—1957年互助合作社的土地改革，第三次的1959年-1982年生产队体制下的集体所有制。特别是1982年开始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新的土地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村民种地的热情空前高涨。这时父亲已年过半百，但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大显身手，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滋滋的，每天起早贪黑精心侍弄几亩山地薄田，每年都有一个好收成。我和哥哥都不在家，帮不上忙。父亲说“你们在外安心工作，这点地一个人就行了。”

        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村里人开始不满足只种地，开始栽种果树，在荒山野岭开挖水平沟，栽种板栗树。父亲这时年仅70岁，仍然不服老，每天中午在上山吃些干粮，像老愚公一样挖山不止，栽种了仅千棵板栗树，并学会了果树嫁接、剪枝、施肥、打药。每天乐此不彼，精心侍弄管理着果树。仅80时父亲仍不愿离开他痴热的土地，父亲常说：现在当农民多好啊！国家不但取消了农业税，种地还给补贴，这农民还没当够呢！在子女的多次劝说下，才不得不离开土地。

      【作者简介】张丰善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人，60后，大专文化，军旅生涯10余年，医务工作者，副主任药师。本着医者仁心，与人为善处事做人。爱好文学，其作品在各种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