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矿
编织毛线应该是我们青少年时代一些女性的拿手活，记得初中时代，那些甩着羊角辫的小女生，走路都把毛线拿在手里打，那确实也是一种美丽的风景。如果男同志编织毛衣那就有人笑话了。当时编织毛线的针就叫毛线针，记得最初的毛线针都是竹签子，长长的细细的，大约八十公分到一百公分长，两头尖，我们水乡好多女孩子连毛线针都买不起，都是自己把竹片劈开自己做，最后用刀削的不花手就可以了。
我是很有女人缘的人，当时穿毛线衣两年就要拆洗一次，都是和我很友好的女同胞编织。这个功夫很精细，常规一件衣服，女同胞们抽闲空要编织到一个月才完成。我已经有好多年不穿毛线衣了，因为编织要好长的时间，我也不忍心花费我的那些女同胞朋友那珍贵的人气，春秋及冬天只穿现成的机织羊毛衫了，不花多钱，也暖和。
这几天，天气特别冷，老妻总是叮嘱我多穿衣服。偶尔翻翻老箱子，看到箱底有一条长长的毛线围巾，我分不清这围巾究竟是什么高质量，那可是纯手工编织而成，长度应该有八尺有余，扯开要超出一尺的宽度，接近一斤重。咖啡色，色彩还比较鲜艳。说实话，这么多年我早就把这条围巾给忘记了，因为天一直不太冷，好多年都没有扎围巾，有一年特别冷，也只是在市场上买了一条那种很轻便的围几天，总认为再围这样的厚围巾嫌重了，不太习惯。
看到这条围巾，由来比较特殊，不禁让我想起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延伸要有接近八十年的历史。要说这个故事，可是一个兄妹恩怨情结的后续，也就是这一条毛巾，曾化解了几十年的误解矛盾。
那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说一九四二年左右，我的故乡是革命老区，小镇岔河当时已经是淮宝县抗日联合政府。当时我们家是岔河街道上的小市民，伯父是银匠手艺，我父亲是布店里的学徒工，当时只有十五岁的三姑母正是热血青年，坚持要参加革命。当时祖父已经过世，我的祖母很善良，心里真不想让这小女儿外出受很大的苦，但又坳不过她。
而我的伯父却是个老好人，小兄妹的事情他不管，但他也是绝对阻拦不了的。只有我父亲具有严重的小农经济思想，把自己家里的事情看得紧紧的，不过当年他也没有坏心，一方面是爱护关照妹妹，一方面担心从军有风险，究竟是不是革命意志不坚定，还真说不清楚。
那是三姑母临走时，天气已经比较冷，他和父亲这二哥要一条夹裤，然而当时父亲狠心却没有给她，这大概就形成了一种手足的怨恨。其实父亲后来的事情三姑母并不知道，在三姑母走后三天，父亲特地把我母亲还没有穿上身的棉裤、背心以及两件褂子打了包袱来回徒步两百多里，到淮城涟水四处打听都没有打听到下落。其实父亲也确实也把终身的抱憾积在心里。
后来父亲到了白马湖东岸，承担起外婆家一家两代上人赡养的重担，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一直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由一个小市民转换成农民，可见其岁月和命运的多舛和艰辛。当然他也没有力量能把子女都跳出农门，农民的忠厚老实一直封锁了他也羁绊了他，他是正大光明到老，大概也就是因为当年妹妹临走时的那一点抱憾，他仍然作为终身愧疚一直到临终，还曾经提起过这件事，尽管妹妹是一名革命老干部，他总是叮嘱我们，你们要学会自己的本领，不要依赖那种红干部的优越。正因为父亲的耿直，我们家那光荣革命军属证书（上面盖着淮宝县政府大方印），好几十年一直收藏在箱底，并没有向党和政府张扬。
是的，三姑母革命几十年，后来从职沈阳军区装甲兵部队政委，再加上三姑父曾当过东北革命军人荣誉学校校长职务牺牲，是烈士，沈阳革命烈士陵园有他单独的烈士墓。三姑母一人将六个子女培养大，全家共有十一名军人，成了标准的红色家庭，其子女也都成了标准的红二代。说实话，像我有这样的大干部亲戚，在权钱交易的时代，有好多人都削尖脑袋开后门找后门，我这标准的亲侄子，是完全可以沾光的。
然而，我和父亲一样，一辈子就是老犟头，从来就没有想到依仗亲眷的权势开后门。尽管是尽了努力，一辈子吃了好多苦，也有光彩，到老了依然还是一个农民。不过，这位老革命姑母却对我很是赏识，因为我每次写信或者见面，都是请她闲谈她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及老淮宝当年战况。对于这一点，她就认为我是继承了她的光荣传统。
那是近四十年前的一次归来，她当年已经六十岁左右，在乡亲交杯碰盏之余，总是特地安排时间和我单独交流，我有时用笔记，她也显得很耐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也就是在那一次，通过我的证明，把老姑母和我父亲几十年的疙瘩解开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父亲追了她来回徒步将近两百多里路的事实。也就是特地为她送寒衣那一个当年的细节故事。
这时候的三姑母又想起了我父亲对她一家的好处。说那还是自然灾害期间，她们一家几口从东北回老家，从黄浦下轮船，那行李担子一百多斤重，当时我表弟还小，走不动路，就盘坐在我父亲的担头柳筐里，是父亲挑到我家十里路，又挑向岔河五十里，只是在新河头休息一下。当时天寒，白马湖封冻，她们空手人都跑得特别累。因为老家一下子添了几口人，粮食紧张，第三天父亲回家又从我家把一担胡萝卜送到岔河。
这时，三姑母哭了，显然是误解了父亲，抱怨父亲为什么几十年都没有把这话说清楚，一直让她把抱怨留在心里。我说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认为已经成了不可挽回的抱憾，即使说清楚，也没有意义了。
也许就是那一次，姑母才想到对不起一辈子当农民的二哥，才想到二哥家庭几十年的困苦，她这有一点经济实力的妹妹却没有予以帮扶和支持。也就是这时，三姑母才想起了要了还哥哥的情感债。
姑母干休后，整天没有事做，就决定亲手为我老爸编织一条大毛线围巾给他御寒，我在想她大概要花十几天时间，在老花镜下是那样虔诚地编织。姑母长期生活在东北，并不知道南方的冬天已经逐渐变暖。认为也像东北圪垯那样冰天雪地的寒冷。所以就亲手编织了这一条很大又长而又厚实的大围巾。然后是用包裹从东北寄来。这时我父亲年纪也大了，冬天他认为围巾太重，自己也不要好看了，一顶马虎帽就可以过冬了。
所以这条围巾父亲没有戴，就交给了我，叫我把围巾收藏吧着。说你三姑毕竟是一位老革命，是出生入死的，我们家虽然没有沾到大光，但也毕竟是我们家的荣耀，到将来也能算是革命文物的，是呀，我们家子孙后代也不能为革命丢脸呀。
二零零二年父亲八十五岁谢世，二零二零年老革命的姑母九十五岁也与世长辞，他们一辈人都相继走完了人生，都各有各的光彩。至于我们这些农二代和红二代今后是否还当至亲继续走动，前景如何，那也说不清楚，毕竟相隔遥远。
睹物思人，看到妻子把这条围巾还收藏得好好，我感到很是欣慰，还真要感谢她。我准备马上用塑料薄膜把它封起来，连上这篇文章，交给我家讨喜的第三代孙女金妍再接鞭地收藏。金妍已是大四学生，以后还要读硕读博，还有其一辈子光辉的事业。由她收藏应该更有意义，也许这条毛线围巾的教育感应会发生其较高的热能。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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