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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
一
一九五三年的麦子即将收割的季节，李家古老的屋子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掀开门帘走出来，告诉等候在外面的家人，孩子大人都平安，生下的是个闺女。
那个闺女就是我大姐。
爷爷一句话没说，脸上一点欣喜的表情都没有，就走出了院子。爷爷不喜欢闺女，应该与我太太有着直接的关系。太太出身于一户贫苦的人家，不满十八岁就嫁给我中年丧妻的太爷，尽管她比太爷小十几岁，可李家的大事小情都是由她做主。太太生了爷爷和二爷，还有三个姑奶奶。大姑奶奶嫁给大平州的一个大户人家，二姑奶奶嫁到临近的一户房好地多的富户，老姑奶奶嫁给蔡村的一户财主。三个姑奶奶嫁人时都不满十八岁，婚事都是由太太做主。
中国的婚姻历来讲究门当户对，实际上，三个姑奶奶的婆家，都比我们家富有，属于高攀了人家。太太肯定是怕姑奶奶们嫁过去被婆家小看，因此，女儿们出嫁时，嫁妆几乎都超出了家里力所能及的范畴。作为女儿，长到十七八岁就嫁人，为娘家一点贡献都没有，还要搭上嫁妆，在传统的观念里，都认为养女儿是赔钱货。
爷爷重男轻女，除了跟姑奶奶们有一定关系，也与爷爷就我父亲一个儿子有关，多子多孙，人丁兴旺，是农村人的梦想。因此，爷爷希望母亲头胎能给他生个孙子，但他绝对没有想到，大姐的降生，为李家后来度过的一道道难关，所作出的贡献，立下的汗马功劳，远远超出我这个长子长孙。
大姐从小长得漂亮，乖巧伶俐，讨人喜欢，但竟然没进学校读过一天书，事情跟我老姑关系极大。
老姑比大姐大十二岁，一九六零年毕业于文安中学。那时候小学四年，高小二年，初中三年，村里只有老姑一人考上文安国办中学，有两人考上乡镇的农业中学。初中毕业后，一大部分人上了高中，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工作，而老姑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只能回到生产队里当了一名社员。
爷爷经多见广，意识超前，在农村很少有女孩子读书时，就把我老姑送进学校，而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一部分女孩子开始读书时，爷爷和父亲竟然不同意大姐上学，理由是咱这么个成分的，上学找不到工作，在地里干活也没用。
假如大姐上学读书，应该比我聪明。叙述每一件事情，总是根根蔓蔓，条理清楚，纳鞋底子，做鞋垫子，绣花，织毛衣，钩手套，做棉裤棉袄……一看就会，尽管一个大字不识，古稀之年，还能使用智能手机，儿子们、媳妇们和孙子、以及我们兄弟妹妹的电话和微信都知道，隔一段时间就能接到她的视频电话。
现在想来，大姐天生没有读书的命，就是当初送她上了小学，父亲去世后，也只能是辍学。
二
父亲是在一九六五年农历七月得病去世的。
那年，爷爷奶奶都到花甲之年，大姐才十二岁，二姐十岁，我八岁，弟弟两岁，小妹妹只几个月，老的老，小的小。年仅三十一岁的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天等于塌了。
那个年代， 跟现在不同，完全靠着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混日子。生产队一个男整劳力每天（分成早晨、上午和下午）十分工，女整劳力九分工，分粮食是人七劳三，人占七成，工分占三成。我们兄弟姊妹还小，饭还能吃饱，全家八口人，母亲属于整劳力，爷爷属于非劳力，每天才六分工，年底结算要往外掏一大笔决算款。印象中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拿决算款卖掉唯一的一辆自行车，第三年卖掉奶奶陪嫁的一个红色的大躺柜……如果是处在现在的年代，六十岁的爷爷也能赚钱养活全家，不至于让一家人遭那么多的罪。
大姐十三岁就成为队里年龄最小的社员。早晨、上午和下午一共挣五分。农活有的是根据整劳力或半劳力来分配的，比如麦熟割麦子，男女整劳力每人都是割三条垄，半劳力割两条，非劳力两个人三条，但大部分农活就不分整劳力和半劳力、非劳力了，比如拿镐间苗，用锄头耪地，翻山药秧子……男人和女人一个样，整劳力和半劳力、非劳力也是一样。大姐从小就好强，尽管是个孩子，干活也不想落在大人的后面，经常累的回到家就往炕上一躺，饭都不想吃。
大姐最憷头的是拉石头的磙子轧地。在地里干过农活的都清楚，种麦子、棒子、高粱、谷子、芝麻、豆子……都是用耧耩，一般情况是用牲口拉耧，耕地忙不过来时，也用人拉。为了保住墒情，耩上庄稼的地必须用磙子轧上一遍。在路上拉石头磙子很轻松，吱吱扭扭的声音听起来很欢快，但在刚播种的地里拉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死沉死沉的。
高中毕业的第一年，没少干拉磙子轧地的农活。我尽管已经属于成年，但由于身体没发育成熟，只能挣一个半劳力的工分，因此，拉磙子轧地的农活常常落在我的头上。耧在前面耩地，磙子必须紧跟后面，特别是刚下过雨后，拉磙子轧地更费劲，磙子沾上好多泥会增加了一倍的重量，步步蹬劲，拉上一段，就必须用瓦片把泥刮掉。一个来回，后背上的汗水早把衣服溻透了。半天下来，膀子就被磨肿了，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大概计算过，拉上一天磙子，需要在新翻过来的泥土里走六七十华里。
大姐在十三、十四岁时就开始拉磙子轧地。
奶奶常摸着大姐红肿的肩膀，心疼地说，孙女，咱后半晌不去了，在家歇上半天，可队里敲响干活的钟声，大姐又等候在社员的人群里。
生产队长满可以分配别的社员干拉磙子轧地，可偏偏每次都是大姐去干。当时当队长的是一个响当当的贫农，人们外号喊他“催死”，他家原来有八十亩地，败家后就成为响当当的贫农。“催死”对富农成分的大人孩子，简直是卖棺材的咬牙——恨人不死。干了两年队长，他就到大队当贫下中农管校代表了。
“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贫下中农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心间，热爱集体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这是那个年代孩子们喜欢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当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大姐疲乏地走在归家的路上，听到那些同龄或者比她小的孩子们唱着这首歌儿时，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
三
那个年代，社员们仅有的二分自留地也归了生产队耕种，要想生存，要想活下去，只能去队里挣工分，工分挣少了，除了年底多拿决算款，粮食、蔬菜、柴禾……分到手里的也会少。大姐是在迫不得已，才早早成为小社员的。
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是不是国家会给一点救济？有人肯定这样问，如今，村里的困难户，每人每月能领到国家补发的二百元左右的困难补助，起码不至于忍饥挨饿。那个年代，国家也向农村发赈济，有时给粮食，有时给钱，给的没现在多，但也能让人感到雪中送炭般的温暖。只有贫下中农才有份儿，富农成分的，不管多么困难，一粒粮食一分钱都没有。不但没有，记得大概是1967年年底，我家还被扣掉八百个工分。
那年我大姐十四岁，每天只能挣到六分工。
每年的元旦之后，生产队就开始决算。自从父亲去世后，对于我们家来说，决算完了，就成一道难关。因为家里人多劳力少，往外掏决算款总是最多的。生产队又不允许赊欠，当时拿不出钱来，爷爷就把那些款项具体落实到往回拿钱的人家，然后再想尽一切办法，最晚在春节前把欠债还上。
爷爷迈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屋子，阴沉着脸，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母亲问爷爷，拿多少决算款？爷爷开口道，九十八。母亲不解地问，今年工分比去年挣得多，为什么还那么多呢？爷爷告诉家人，被大队里扣掉了八百个工分，富农成分的人家都扣，每人扣一百，扣掉的给贫下中农。一辈子从来不骂街的母亲破口大骂，王八蛋操的，我们孤儿寡母，挣个工分容易吗？这不成明抢了么？奶奶赶紧制止母亲，你可别骂了，要是让人听见，还不拉你去游街？母亲”呜呜呜“地哭起来，大姐在一旁也跟着哭，爷爷和奶奶也抹眼泪。
八百个工分，对于大姐来说，需要干一百三十三天零一早晨农活，需要付出多少汗水和辛苦呀！一句话，八百个工分说没就没了。我后来在书上看到过，土匪抢劫的原则，第一条就是不抢孤儿寡母，执行政策的甚至都不如土匪，得到我家工分的那些贫农，难道就那么心安理得？我围着被子坐在炕上，只感到浑身冷得直打哆嗦，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雪上加霜。
十年浩劫，扣罚富农家庭的工分，我原以为是个别现象，也许只有我们大队，一个公社这样做，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最近看了杜大女的一部长篇回忆录，题目是《死不了》，她在第十七章的八十六页中写道：“……我那一刻满脑子都是地主富农被揪斗的场面和卑微地扫大街的情景，到了秋后把他们干了一年的工分，生生地扣出一部分给贫下中农。”作者的家庭成分好，比我大七岁，她是任丘县白洋淀边人，距离我们村子有一百华里左右，我家属于廊坊地区，她家属于沧州地区，扣罚富农工分拨给贫下中农，如果不是巧合，那就是上级有文件，档案馆里是否还保存着这份文件，我没有去查阅过。
人不管一生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和坎坷，总要坚强地活下去。
大姐除了到生产队挣工分，还要利用收工后的时间，拾柴禾打草，给猪挖野菜……生活的重担，早早就压在她幼小的肩膀上。
至今，小时候大姐带领我们纺线的情景还常在脑海里浮现。
窗台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炕上的三辆纺车摆成一个三角形，大姐一辆，二姐一辆，我一辆，好像那年我十一二岁，墙壁上投下姐弟三人的身影。奶奶在窗台上搓棉花捻子，母亲等弟弟和小妹妹睡了以后，就在屋地下用倒线车倒线穗子。纺车发出“嗡嗡嗡”的声响，彷佛一群勤劳的小蜜蜂从花丛中采蜜。我们姐弟三个，每人一个线笸箩，纺出的线穗子都不掺和，实际上，不用掺和，家人都能分辨出是谁纺出的线来。大姐的线穗子像一个个成熟的大桃子，二姐的像一个个鸭梨，我的像一个个蔓菁疙瘩。大姐一个晚上能纺四两，我连三两都达不到。
纺线的棉花是从生产队里领来的。那几年，地净场光以后，队里常支起一摊副业，我们队是织口袋，织口袋必须先把棉花纺成线，然后才用织布机织成片子，再把片子缝成口袋。对于一个妇女来说，一天的时间里，先把领来的棉花搓成棉花捻子，然后纺成线穗子，再把线穗子倒成一个个的线拐子，如果不加上一个晚上，连七两恐怕都达不到。倒成拐子的线交到队里，一斤线能得到四毛钱。给生产队里纺线，我家排不上第一，也能排上第二名，那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夜已经很深了，二姐经常摇着摇着纺车就睡着了。干了一天农活的大姐，还是那样精神。奶奶和母亲劝她睡觉，大姐总是不纺到一定的极限，是绝对不去睡的。
大队响应伟大领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伟大号召，也办起过两摊子副业，一是磨光厂，从天津某个厂家拉来不锈钢的刀子、勺子、叉子等半成品，工人们用砂轮打磨；二是地毯厂，毛线是从县外贸局拉来的，按照图纸，工人们砍出一块块的地毯。厂子的工人都是从各个生产队里去的社员。具体那些人给大队里创作了多少收入，别说是我这样的社员，连生产队长也不清楚，因为大队从不公开账目，社员们从未享受到副业厂子的一点红利，只知道那些年，村上打了三口机井，在大街上安装了路灯，应该就是副业厂里挣得钱。
村里也曾干过两年绣花的副业，那是给县外贸局搞来料加工。一块块手绢大小的漂白布上印有图案，用针在图案上绣好各色的花线，据说做好后出口日本，是适合农村妇女干的一种手工活儿。纺线只能在家中的炕上或地下，纺上半个小时，脑袋上、衣服上也全是棉花绒子。绣花可以在家做，可以带到田间地头做，比纺线来钱又干净。
那个年代，社员们都想在大队里混上一份官差，比如当个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磨面工，或者去大队副业厂……不至于风吹日晒雨淋，工分比在地里干活的社员挣得还多。但是，如果不跟大队干部沾亲带故，不会溜沟子舔眼子，很难谋上那样轻松的差事。
大队负责绣花工作的是一位人称“阿庆嫂”的妇女，长得有几分姿色，也跟样板戏里的阿庆嫂一样的发型，她老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原来是队里的社员。县里和公社的干部那时经常下乡，下乡到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安排吃喝。每当有干部下乡，大喇叭就喊“阿庆嫂”到大队，她负责给下乡干部斟茶倒水，点烟做饭……如果不来下乡的干部，她就回到队里当社员，反正很受大队支书的赏识。
“阿庆嫂”成了大队绣花的专职负责人，从外贸局用自行车驼来一包裹布料和一捆花线，分发给绣花的社员，社员们按照要求完成任务，她再把那些成品驼到县外贸局，然后又驮着一包裹回到村里。做完一批活儿，就发一批钱，至于大队扣掉百分之三十，还是百分之五十的利润，我不清楚。
从大队领来一批绣花的活儿，都是以大姐和二姐干为主，母亲有时也帮忙，因为全家八口人穿鞋，大部分都是由母亲来做。我们队有十七八个在地里干活的姑娘，干活中间都要休息十五到二十分钟，一水的大姑娘，坐在地头绣花，成为了田野上一道靓丽的风景。那些一起绣花的人，不得不承认大姐绣花又快又好，二姐次之，但也能达到一般靠上的水平。大姐把绣好的一批交到“阿庆嫂”手里，可她百般挑剔，什么这一枝干绣得弯了，那一片叶子绣得宽了，总是鸡蛋里挑骨头，常挑出一两件让回去返工。实际上，让拿回返工的，比一般她认为合格的还好。为了多挣几个零钱，大姐和二姐常常做到后半夜，为的是第二天再领一批活儿，可交上去以后，明明有活儿，“阿庆嫂”就说没了，那些是留给她七大姑八大姨的。大姐回到家，常常气得直抹眼泪。如果不是富农成分，不是为了家庭多增加一点收入，如果在别处能挣到钱，大姐早就跟她干上一两架了。“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绣花的那两年，大姐可没少受“阿庆嫂”的窝囊气。
四
爷爷奶奶的年龄一年比一年的大，我们姊妹兄弟的个子一天比一天的高，大姐还不满十八岁，就长成一位出众的大姑娘了。挑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她的肩上。
全家八口人，吃饭、刷锅、喂猪、洗漱……每天需要两到三挑子水。古老的水井坐落在水坑边上，距离我家三百多米。大姐从来不用整工夫挑水，怕耽误挣工分，都是利用收工后的时间。让她最为难的是夏天挑水，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出了一身臭汗的庄稼人，都要去水坑里洗澡。收工后至晚饭前，水坑属于男人洗澡的时间，晚饭后才属于女人，早已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去水井里挑水，都是男人的事情，家里不能没水吃，水坑里又是赤身裸体的男人们，大姐一个姑娘，只能是等在距离水井的几十米处，看到挑水的，就求人帮她从水井里打上两桶水，挑到她跟前，她才挑着两桶水回家。家里猪圈积肥的用水，也是大姐一挑子一挑子从水坑里担回来的。
大姐从小到大受的苦和累三天三夜也说不尽。
麦子熟了之前，要抹一遍房子。不管是坯房还是砖房，每年都要抹一直两遍泥土顶子。我们姐妹小时大表哥常来帮忙，稍大一些，抹房就以大姐为主了。第一步先用小平车从洼里把土推到家来，我家北房和南房大概需要十五车左右，第二步是从坑里挑水和泥，不会少于十挑子水。第三步是把和好的滑秸泥一桶一桶地拉到一丈多高的房顶上，第四步才是抹房顶了。推土、挑水、和泥、往房顶上拉泥，这些重体力活儿，都是大姐来干的，二姐和我，以及爷爷，母亲，都是大姐的帮手。每年抹房，从来没有耽误去队里挣工夫，全是利用上午收工到下午出工这一段时间来完成的。
家里的猪圈，每次都是大姐来出的。
从我记事起，家家户户都养猪。一般情况下，十几斤或二十来斤的猪仔，养上一年能达到一百二十斤才出栏，一般都要交到公社的收购站，收购站按照等级和斤数给钱，还供应几十斤平价粮食。实际上，那时候养猪根本赚不到钱，主要目的是靠着养猪挣队里的工分。具体到我们队，养猪有两项工分，一是根据猪的大小每月记一次工分，二是根据积肥的多少记一次。生产队每年收圈肥四至五次，由队长带领着社员代表评出等级，每一抬筐，一等四分，二等三分五，三等三分。我家填满的猪圈最多也没超过三十抬筐，还必须从院子里用小平车推到大街上。
大姐为了圈肥评个最好的等级，每次都是头一天的傍黑和第二天起个大早，把一圈肥一锨一锨地挖出来。有一次傍黑没挖，早晨生产队敲响集合的钟声之前，大姐就挖出了一圈肥来。生产队的小伙子，有几人能有大姐的干劲儿？我算了一下，实际上，三十抬筐猪圈肥，一等和三等好的只差三十个工分，生产队最好的年景，十分工也没达到过四毛钱，一般都是三毛多点，三十个工分才一块钱。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大姐一如既往地把工分当成了命根儿。我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当了三年义务记工员，大姐和二姐一早晨都没歇过工，月月都是全勤。我们对门的琴姐，早晨从来没出过一次工，每个月要比大姐少挣六十分。
每年秋天，是农村最忙最累的季节，也是大姐最辛苦的时候。二十亩的一块玉米地，先是最前面的社员掰下棒子，中间的把玉米秸秆刨下来，后面的就把秸秆抱成一铺子一铺子的。为了不耽误白天干活，分秫秸和棒子秸都是收工以后。那时候家家都没有往回搬运秸秆的运输工具，生产队有十多辆小平车，排号使用，排不上号，还要去其他队里去借，实在是借不到，有时候只能等别人用完后才用。青枝绿叶的棒子秸，死沉死沉的，一铺子就有七八十斤重，还要用秫秸葽儿捆好了，一辆小平车最多能装六铺子，再多都看不到路的。大姐一车子能推六铺子，我和二姐只能推四铺子。黑灯瞎火的，一趟推不回去，就推两趟，倒腾到十一二点是经常的事。
那时候常常恨自己，为什么我不早早发育成熟，作为长子长孙，成为一个男子汉，也不至于让大姐和二姐受累遭罪。
五
父亲去世后的前几年，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比如拿决算款要卖掉自行车，要卖掉奶奶屋里的躺柜，去谁家借钱，谁家的债先还，以及家人买衣服，过年买几斤肉……基本都是爷爷一人做主。后来发生的事情，爷爷一家之主的地位就发生了改变。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顶新毡帽。”爷爷赶完年根子底下的最后一个集，给我和弟弟每人买了一小把十九个头的红鞭炮，两小包摔炮，给二姐和小妹妹每人买了一条扎辫子的粉色绸子。家里拿出一大笔决算款，没有富裕钱了，过年大人孩子都没买新衣裳，看到新年的礼物，我们兄弟姊妹都挺高兴，但大姐看到爷爷给她买的那条枣红色的头巾，花了两块六毛钱，一下子就拉下脸来说，咱家哪有余富钱，我嫌贵，退回去！爷爷肯定是觉得大姐辛辛苦苦熬了一年，全家人属她受的累大，才自作主张买了头巾的， 谁知道大姐不但不高兴，还嫌弃爷爷乱花钱。母亲在一旁劝说道，商店里买的东西，人家不退，你爷爷买来了，过年就戴上，挺好看的。大姐干脆地说，谁爱戴谁戴，反正我不戴。过年期间，大姐真没戴那条头巾，我记得好像是在第二年过年才戴的。
二月二，龙抬头。一年中的二月二，是农村中一个仅次于元宵节的节日。任丘好多地方，二月二的早晨是摊煎饼，我们那一片村子，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大年初一，正月十五和二月二，都是吃白面饺子。平时极少吃饺子，偶尔包一顿，有三分之一是绿豆面的，三分之二是山药面的。山药面饺子必须掺上好多榆树皮面，掺少了一煮就都破了，满锅里都是菜馅子。
龙抬头的早晨，生产队照样敲钟集合，大姐和二姐去队里挣工分了。母亲开始剁白菜，爷爷对母亲说，先别和那山药面了，我回来再说。一袋烟的工夫，爷爷从邻居家借来二斤白面，对母亲说，咱包白面的。母亲和奶奶两人包好了两盖帘素馅饺子。大姐和二姐干活回来，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桌子上。奶奶对两个姐姐说，洗手快吃饺子吧！大姐疑惑地问，咱家不是一把白面都没了吗？哪里来的白面？爷爷说，我从你侉大伯家借的。大姐一听就没了好强调，借、借，咱吃山药面的就不行？你们吃吧！爷爷显得十分委屈地说，我也是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了，谁愿意去舍这张老脸？泪水从爷爷的老脸上流了下来，接着说道，前头没了你父亲，过节了，人家吃白面饺子，咱吃山药面的，我还不是怕你们受委屈？大姐感到自己语气重了，上前为爷爷擦去脸上的泪水，哽咽地说，爷爷，孙女错怪你了，你拉扯着我们姐弟五个不容易，我们没有过高要求，能填饱肚子，就很知足了。我是说咱没办法了，过不去那道坎，才去借，为吃顿饺子去借，不值得，借人的还要欠着人情，咱穷，要穷的有骨气。爷爷朝大姐点点头，孙女，别说了，以后爷爷听你的，咱都吃饭吧！
村里的高音喇叭又响了，播放的是歌剧《白毛女》的唱段：“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大队里早就安装了四个高音喇叭，有专人负责，谁谁家来信了，大队干部上午集合，生产队长下午开会……都是由负责高音喇叭的对全村人广播，闲在的时候，就给村人播放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不分时间，想什么时间播就播。《白毛女》的唱段很动人，“年来到，卖豆腐赚下几个钱，爹爹称回来二斤面，带回家来包饺子，欢欢喜喜过个年……”
《白毛女》的唱段播放过几次，我就把词背了下来，还能哼哼几句。觉得我家跟苦大仇深的杨白劳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杨白劳生活在旧中国，而我们生活在新社会。我常把爷爷比作杨白劳，杨白劳卖豆腐，爷爷年轻时候卖干粉，都属于小生意人。仔细一想，区别又很大，杨白劳的女儿才二十岁左右，他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十岁，还属于人生的壮年阶段，而爷爷早已是年逾花甲了，年底前总是把欠债还清，从来不去外面躲债。
我二舅就是给生产队卖豆腐的，一斤豆子能磨出四斤豆腐，一个豆腐三十斤，需要七斤半豆子。如果用豆子换豆腐，一斤能换一斤六两，用钱买，一斤豆腐三毛，豆腐渣是五分一斤，一个豆腐的纯利能挣六块五毛钱。二舅说，平时一天只能卖掉一个豆腐，只有到了年根子底下，一天能卖出去四五个豆腐。闹了一年，家家缺钱买肉，平时舍不得吃豆腐，但年前都是用豆子换十斤八斤的。我掐着指头算了一下，一天就能赚二十六块钱，卖上十天就是二百六，看来卖豆腐挺赚钱的。可惜，二舅是给生产队卖的豆腐，赚的钱都要归生产队。
旧社会给地主扛活的长工，还能养活一个老婆两三个孩子。卖豆腐，一年的收入肯定要比扛活挣得多。杨白劳年底还去躲债？那些债是如何欠下的？难道是赌博输的？他没有媳妇，难道是……这些困惑一直压在我心底，不敢问大人，更不敢去问老师，有这种想法，就是对贫下中农的侮辱，一想就让人心惊胆战。
喜儿跟我大姐年龄相仿，不缺胳膊不少腿，如果跟大姐一样能干，不需要去生产队干活，春天养一帮鸡，养上几只兔子，养上两只羊，养上一头猪……冬闲的时候纺纺线，织织布，或者给人当保姆，家里肯定是好过的日子，不至于“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
那时候磨豆腐的、漏干粉的、磨香油的、弹棉花的……全是生产队的，如果有人偷着去干，被抓到之后，除了把东西没收充公，还要被扣上一顶“走资本主义”的帽子。如果不把人死死地限制在生产队里，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凭着爷爷经商的头脑，大姐的勤劳能干，我们一家人肯定不会遭那么多的罪。
六
爷爷有记账的习惯，那是年轻时做买卖养成的。记账本子是我用过的作业本，常放在奶奶屋里的抽屉里，我翻看过，上面写的是某月某日卖鸡蛋三斤，收入2.02元，某月某日，买酱油、醋、盐，支出0.62元，某月某日，卖布票80尺，收入16元，某月某日，买谷子50斤，支出15.75元 ……可惜，爷爷记账本我没能保留下来，才使得一些记忆不那么准确。家里的钱由奶奶锁在柜子里，花钱都是向爷爷和奶奶要。
我印象中家里很少见过一张十元的大团结，五块钱的大票都很少，记得那次三姑奶奶家族中死了人，我和二爷家的二叔去出礼，爷爷交给我两块钱，两个五毛的，剩下的全是一毛和两毛的。当家族门、亲戚朋友去得很多，帐桌子围得风雨不透。我把两块的零钱交给二叔随礼，二叔把零钱换成整钱，才递到收款人的手里。收款人的一沓子钱都是整块的，没有一张毛票。多亏了二叔，才没让我在亲戚家的众人面前那么尴尬。
家里稍微大一点的开支，比如谁的衣服不能穿了，缺了吃的，到集市上买棒子还是买高粱……爷爷总要征求大姐的意见。大姐虽然不管钱，但家里有多少钱，她心里跟爷爷一样清楚，因为一年中的收入，卖鸡蛋、卖猪、纺线、绣花、卖花生瓜子……柴米油盐，人情的往来的支出，大姐心里都有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爷爷名义上是一家之主，实际上大姐当着半个家。
家里养母猪，爷爷就是采纳了大姐的建议。
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养猪，大部分都是买的小猪仔，不管是公猪还是母猪，养到三十斤左右就劁了，然后养成肥猪卖到公社的收购站。我们村养母猪的极少，都是去长丰集上买猪仔。我家的小猪仔是母的，到时候没劁，养着是为了下小猪仔。
第一窝下了六个，长到十七八斤的时候，从长丰集上卖掉的，价钱很高，比养肥猪上算多了。村里人看我家的小猪卖了个好价钱，比养肥猪合算，一些人家也开始也养母猪。我家第二窝下了八个，价钱就开始往下掉了。大姐打听到王口的集市上，要比长丰集上每斤高出一毛的价格，就决定去那里卖。王口，属于天津市的静海，生活水平相比河北的县富裕一些，距离我们村子七十五华里，其中有十五华里的土路，骑车子至少需要四个小时，赶集卖东西，必须是在上人之前出开摊子。
记得那是在一个初秋的季节里，外面还很黑，母亲就开始给大姐和爷爷做饭了，烙了四张金裹仁大饼，外面是白面的，里面是棒子面的。爷爷和大姐吃了一张另一角，另外的两张，母亲用搌布包起来，那是爷爷和大姐中午的干粮。别说大姐舍不得下馆子，就是想下，没有全国或者地方粮票，根本在饭店里买不到饭，那时候的饭店都是国营的。
大姐他们是几点起来的，两点？还是三点？谁都不知道，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闹钟，连我上高中时也如此。也许是听着鸡叫了两遍起的。估摸着是奶奶掐算的时间，爷爷年轻时候就东里赶集，西里上店，冬天起早都是听着鸡叫了几遍才该起。奶奶跟我说过，冬天赶集，要是掐不好时间，去早了干挨冻，去晚了地儿都没了。我问奶奶，你怎么掐算的时间，奶奶说，鸡叫第一遍是什么时辰，第二遍是什么时辰，第三遍离天亮还有多久，去鄚州是哪个时辰，去卧佛堂是哪个时辰……我都知道。我问奶奶，难道您一夜也不睡？奶奶说，那时候，我前半夜睡，后半夜几乎不睡。等你爷爷一走，也是提心吊胆呢，生怕被劫道的盯上，看你爷爷平安地回来，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日子过成个富农，容易呀？
“五更起，半夜眠，顶风冒雪去挣钱，买田地，置房产，为了儿孙不遭难”。这是从奶奶嘴里听到的一首古老的歌谣，那是中国几千年来勤劳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奶奶也许想到过去爷爷做买卖挣钱的情景，才情不自禁地唱出来的。他们哪里会想到，土改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传统观念，买了田，置了地成了罪恶，给儿孙带来的是屈辱和痛苦，而那些偷鸡摸狗，吃喝嫖赌的成了功勋，给后代带来的是光荣和幸福。
我那天比爷爷起的稍微晚一点，大姐早已洗完脸，梳好头，开始给小猪喂食儿了，怕他们不习惯黑灯瞎火地吃东西，头一天的傍黑就少喂了一顿，一个个的小猪把肚子撑了起来。大姐、二姐、爷爷和我就一起抓，三个筐子装了八头，一头小猪大概十八斤左右，爷爷的筐子装了两头，大姐的两个筐子装了六头。村子的坡很陡，是我和二姐把驮着小猪的大姐和爷爷送到村子外的。
大姐和爷爷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天色漆黑，见不到星星，村上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家家户户还都黑着灯。我和二姐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街上，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老天爷，你可千万别下雨呀！下雨要是打散了集，卖不掉小猪，将近七十岁的爷爷和第一次出那么远门的大姐，就要白跑一趟了，他们太难了。
回家后我钻进被窝又睡了一大觉。
早晨还阴着天，上午就阴转多云了，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大姐和爷爷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空着车子回来的。看大姐高兴的样子，就知道价钱不错。大姐进屋后对家人说，这一趟没白受累，比在长丰集多卖十五块钱。
亲爱的大姐，一天时间是多赚了十五块钱，但你和爷爷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辛苦呀！别说跟你年岁相当的姑娘，就是男子汉，又有几个有你这样的勇气和干劲呢？
大姐和爷爷又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下了两窝的母猪劁了，养成肥猪卖给了收购站。过去人们买猪肉说买的老改劁，就是下了几窝猪仔后，给它做了绝育手术，喂肥后杀掉的。半年之后证明，大姐和爷爷做出的决定十分正确，小猪的价格下跌的很可怜，养母猪的都赔钱了。
七
与我一起出生和成长的同龄人，甚至是比我大十多岁的农民，如今，大多数还在那片土地上为生计奔波劳作，而我却享受着公务员的退休待遇，在城市宽敞的楼房里随心所欲地敲打键盘，挥毫泼墨，能有今天的日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大姐。
一九七三年一月份，参加完升学考试，拿到了初中毕业证。跟富农家庭的同龄人相比，我应该知足。大姑家的大表哥，二表哥，二爷家的三叔，以及村里跟我出身一样大三两岁的同龄人，上初中的权力都被剥夺了，我等于比他们多上了二年的初中。尽管参加了升学考试，但对上高中根本没抱希望。高我几届的学生，考高中都是走了个过场，只要不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想上就能上。以前我们一个县只有一所高中，十年浩劫开始的几年，一下子增加了十多所。我们公社的孙氏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一部分人安排了工作，另一部分只能回到农村。第二届和第三届毕业生根本没安排工作。
尽管高中毕业不安排工作，但想上高中的人多得是。对于我来说，从小就喜欢上学念书，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想到别人能上高中，而我不能上，十分委屈和悲观，情绪自然也就低落。
爷爷看我闷闷不乐，安慰道，咱这么个成分的，不让咱上高中，咱就不上，上半天，又安排不了工作，在农村干活，多识几个字也没用，回到生产队，多你一人挣工分，咱家的日子就宽裕一点，也能替你大姐分担一些体力活。
我无奈地朝爷爷点点头。
全村人以及我的老师和家人，恐怕都没有想到，我竟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当我从学校拿着通知书往家跑时，又有了几分忐忑几分不安。上二年高中又混不上个官差，上学虽然不拿学费，但书本费，买纸买笔买墨水……对于我们家来说，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来回走读拿饽饽还好说，等到冬天住校，饽饽和咸菜疙瘩从家里带，起码早晨要买一碗粥，中午要买一碗菜汤，晚上再买一碗粥喝吧！处处都要花钱。过完年我就满十六周岁了，虽然个头矮小，也能挣半个男劳力的工分，每天挣八分工，一年能挣到两千八百个工分以上，工分尽管不值钱，也折合一百块钱。在队里劳动，到了晒青草的季节，还能利用中午的时间打草，大姐和二姐每年能晒七八百斤青草。一斤青草卖三分五到四分钱，能有三十块钱左右，是家里的一笔可观收入。我尽管打草没有两个姐姐麻利，但收入十块钱应该不成问题。上二年高中，至少要花掉一百块钱，又少挣二百多块钱，里外里一数算，就等于我给家少贡献了三百多块钱。
三百多块钱，对于我们家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了，就可以从贫穷的日子里摆脱出来。在队里干活，每天还能挑家里八口人的用水，大姐和二姐会轻松好多。爷爷那么精明，大姐过日子又那么会算计，肯定他们不同意我上高中的。
我的脚步慢了下来，离家越近，心情越沉重。
家人都在，我把通知书递给爷爷，然后开口道，我的录取通知。爷爷忙去找他的老花镜，好事呀！大姐听说我录取了，脸上全是笑容，是真的？咱村录取了几个？我答道，三十人参加考试，只录取了四个。其他家人听说我考上了高中，也是满心欢喜。大姐对我说道，你就去上吧，大姐供你。爷爷摘掉老花镜，收起通知书说，考上了咱们就上，别人想上，还都考不上呢。
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从心里感激开明的爷爷，感激为我还要继续付出的大姐和二姐，但我从来嘴就笨，连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只是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家人的期望。
正因为我多上了二年高中，恢复高考后，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考入廊坊师范学校，由一个最底层被人瞧不起的农民，一下子成为人人羡慕的莘莘学子，让全家有了扬眉吐气的一种感觉。
孙氏镇上有通往廊坊的长途客车，开学的那天，是大姐用自行车送我到车站的。等车的时间里，大姐嘱咐我，到了学校，好好读书，别惦记着家里，一切有我呢。爷爷奶奶都进入古稀之年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我离开家，少了一个男劳力，看来又给大姐增加负担了，我知道大姐能照顾好家人，下意识地点点头。大姐说，你办粮食和户口那天，我去集上粜了家里的黑豆，你到了廊坊，买个棉大衣，爷爷让我到车站再把钱给你。
长途客车停在了我跟前，大姐把三十块钱硬塞到我书包里。大姐自己一年年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我怎么能买大衣呢。趁着车门没关，把钱扔给了大姐。
客车开走了，大姐捡起地下的钱，久久地注视离她远去的客车。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严寒的冬天来了，我收到了从家乡寄来的一件棉大衣。那是大姐给我买的，藏蓝色的，穿着十分合适，也挺暖和。那时农民没人舍得穿棉大衣，只有挣工资的职工干部才舍得穿，大姐肯定是觉得我成了吃官饭的人，怕被人瞧不起才买的。
我的长篇小说《富农的儿女们》，书中主人公秀竹就有我大姐的影子，从小失去了父亲，秀忠就是姐姐秀竹供他上学念书的，姐姐为他无私地奉献着一切，在那静静的夜晚，当写到秀竹出现意外时，眼前全是大姐的影子，挑水、挖猪圈、送我去汽车站、给我买棉大衣……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不能自已。客观地说，没有大姐的付和奉献出，也许我一辈子会在农村当农民，读者们也难以看到我问世的三部长篇小说，也难以见到我敲打出的这篇文字。
八
工作五年后，我又考入廊坊教育学院深造，读的是中文专业，开始接触中国的古典文学，老师教过稍微长一点的古诗词，大都背不过来，惟独《陌上桑》一文，背诵的滚瓜烂熟：“……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罗敷是邯郸一带一个姓秦的农家女，大约生活在汉末至三国时期，距今有一千八百多年了，以采桑为生。也许真有其人，但没给后人留下影像，只留下这首描写她的古诗，作者都无法考证。
《陌上桑》里描写的罗敷确是北方的一个佳人，可没亲眼见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出生在乡村贫苦人家、各种农活都干的大姐，与我朝夕相处了很多年，虽赶不上罗敷漂亮，但她年轻时也属于一个美女。
大姐常年在我们生产队的土地上劳作，跟本队的社员打交道，除了召开全村社员大会，跟其他七个生产队的年轻人交集很少，但并不缺少追求者，大姐去挑水，有人主动想为她从深井里摆水，大姐秋天往回运玉米秸，有人主动想帮她推车，去推抹房子的泥土，有人主动想帮她装车……有大胆的追求者跟大姐直来直去地表白，你要是同意嫁给我，你们家所有的累活我全包了，决不让你再受累。
从古至今，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才留下类似“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一篇篇佳作，年轻时候的大姐，没有一点是是非非，风言风语，让多少认识她见过她的年轻男子“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我就不得而知了。
本村的一位追求者，曾经托大队副支书当媒人。副书记的年龄介于母亲和爷爷之间，论着乡亲的辈分我们喊槐伯伯，他闯进来时家人都在，我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一个夜晚，他带人砸开我家的门，说是来查户口，比电影里的日本鬼子还凶，指挥着手下的红卫兵搜查了我家盛柴草的南房 ，还搜查了奶奶屋里的立柜，好像我们家藏了国民党的特务，一番折腾，吓得奶奶立马就往茅房里跑。
副支书开门见山地说，我是给你们家老大保媒来的。他特意加重了“保”字的语气。我保的媒你们都熟悉，我本家侄子，看上你家老大了，也不嫌弃你们家是富农，也不嫌弃你们家背累，给他介绍的姑娘不少，侄子说了，我非她不娶。他爹作为老党员，老贫农，也同意。大姐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副支书。副支书接着说，要是跟我本家侄子做了亲，你家老大就不用在队里受大累了，愿意去机磨房，还是去地毯厂，依她自己挑，我说了就算。大姐陪着笑脸说，槐伯伯，您给我介绍的这个主儿，这个人，条件都挺好，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有点不凑巧，前几天我老姑来了，是邻居托她的，介绍的是她邻居的儿子，儿子在首都钢铁厂当工人，不嫌弃我家是富农，已经说好了，等他儿子下个月回来，我们就见个面，所以呀，您介绍的，只能是以后再说了。
副支书给大姐介绍的那人，大姐曾经跟家人说起过，爷爷是过来人，对那人的太爷、爷爷、父亲三代人，什么根底，什么人性，都十分了解，反正跟我们家不是一路人。后来的时间证明了大姐没选择那个人是完全正确的。
我不得不佩服大姐的机智。老姑的婆家有个邻居，家里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小伙子找媳妇很挑剔，亲事一直没定下来，小伙子跟他母亲一眼就相中了大姐，托老姑当媒人，那年大姐才十九岁，家里少了她不行，爷爷拒绝了，早已是过去事了。副支书上门提亲，提的又是本村的，等于给爷爷和大姐出了个难题，说出不愿意的理由，不但得罪了副支书，也得罪了那老党员、老贫农，不说理由，肯定会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
那是一个处处讲成分的年代，富农家庭的儿子找不上媳妇，但女儿不愁嫁。也许是大姐漂亮，也许是她的勤劳能干，隔一段时间，总有人上门提亲，什么家庭成分什么家庭条件的都有。大姐找婆家有一个标准，贫农、下中农家庭的不找，地主、富农出身的也不找。找了贫下中农，一是怕人嫌弃我们家是富农，二是担心那样的家庭不过日子；在家里受够了歧视和屈辱，也不想再迈进富农家庭的火坑。这两类家庭的人不找，只能是在中农和上中农的家庭去找了，范围等于缩小了两倍。
对于大姐的亲事，爷爷奶奶以及母亲，是在矛盾中度过的。大姐的年龄一年比一年的大，真怕找不到一个好人家，那关系到大姐一生的幸福，又担心大姐马上找了婆家就结婚，远走高飞，我又不能扛起家庭的重担，日子很难混下去。
大舅家的大表姐，比大姐小半年，是十九岁就结婚的，她家老大打酱油时，大姐还没定亲，老二上一年级时，大姐还没结婚。如果大姐稍微自私一点，不管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早早地嫁出去，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肯定会比在家生活的幸福美满。
大姐是她二十三岁那年与大姐夫订婚的。
大姐夫的舅舅早已相中了大姐，成了他外甥的介绍人。大姐夫的姥姥家是我们村，他是王家务村人，上中农成分，家庭条件还行，比大姐小两岁，二十岁时就在生产队当队长，挺精明强干的一个小伙子，还会木匠。我爷爷认识大姐夫的爷爷，对他们家知根知底，双方见了一面，亲事就定了下来。
农村定亲有的当年就结婚，有的是第二年结婚，谁家不想早点把媳妇娶回家？而大姐为了家，婚事一拖再拖，定亲三年后才结婚，离开娘家的最后一年，大姐靠着一种拼命的精神，挣了一笔大钱。
九
社员们只能养一头猪，两只羊，几只鸡，五六只兔子，折腾一年，没有几家能攒下钱的，生产队决算又没红可分，劳力少的要拿决算款，劳力多的能拿回大几十块钱，跟在外面混官事的不能比，混官差的到了月底或月初，会准时发四十块钱左右的工资。队里的社员，几乎都懂得日子的艰难。
生产队的社员，被牢牢地拴在那片土地上，不出工要向队长请假，对于一个男劳力来说，要想外出挣钱，必须经过队长的批准，每月上交三十元钱，队里给记300个工分，妇女外出挣钱，每月上交十八元，队里给记270个工分，但混官差的合同工是例外，我们生产队有两个男合同工，分别在县外贸局和副食品公司，其中就有“催死”的儿子。合同工属于农业人口，都是在队里分粮食，按照规定，上交生产队十八元，生产队给记270个工分，10个工分才三毛五分钱，开始的时候他们按时交，后来就一分不交了，也照样拿着口袋分粮食，社员们意见很大，经常骂他们的八辈祖宗，骂半天也没用。
大姐成了向队里交十八块钱的一名社员。
公社里开办了一座砖厂，把泥土扣成坯子，坯子烧成红砖。那些年，农村能盖新房的寥寥无几，生产出来的砖主要销往北京、天津和廊坊等地。二爷家的二叔原来在砖厂扣坯子，后来当了统计。无意中二叔说起他们砖厂有三个姑娘是真能干，跟男人一样，拉坯子装窑，一个月最多能挣三十五六块，少也能挣三十，起码一个月能剩下十大几块钱。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姐对二叔说，那里缺人不？我也去。二叔摇摇头，不行，那活儿太累，一般小伙子都吃不消。大姐说，我叫上个伴儿，试试。
我们生产队，加上我大姐和二姐，一共有十六个未出嫁的姑娘，但谁也不去，有的自己不去，有的家长舍不得，后来是第一生产队叫芬的姑娘跟大姐一起去的。芬我认识，膀大腰圆的，看上去明显比大姐强壮。家里没有自行车，每天大姐跟芬起早去，傍黑一起回，中午带上一顿干粮。干粮是四个棒子面的饼子，另外还有一块咸萝卜。砖厂距离我们村是十四华里，每天来回走，路上要花费三个小时左右。
大姐和芬的工作是装窑。装窑的每人一辆平板拉车，先把晒干的砖坯子装在车上，然后拉进刚出完砖的窑里，一摞一摞地码好。窑里十分闷热，与外面温差很大，几乎都是穿着单衣干活，无论冬夏，汗水总是浸透了衣裳。一辆平板车装二百块坯子，一块坯子五斤重，拉上一车子坯子，男人都感觉吃力。拉坯子是计件，一天一记账，一个月结束后开一次工资。装坯子码坯子靠的是手头麻利，同一时间内，快的拉三趟，慢的才拉两趟，每天挣的工资会有很大差别。
一个砖厂只有八个装窑的女工，我大姐就是其中之一。月底结算，最多的一个月能挣三十八块钱，最少时也挣三十五，交完生产队，自己还能余下可观的一笔收入。二姐看大姐挣了大钱，很是眼红，也想去，结果只去了半天，就不干了，因为她的身体难以承受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
二叔后来说起过，装窑的男人，有的还没大姐挣得多，全县那么多砖厂，只有他们砖厂有女工拉坯子装窑，男人如果跟大姐挣一样多，交给生产队三十，受那么大累，剩不下几块钱，才给像大姐一样的姑娘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大姐开始去砖厂时，我在廊坊师范读书，家里来信根本没说，我是后来知道的。在师范学校读书，虽然不交学费，不拿伙食费，但往返的车费，买牙膏、买香皂洗衣粉、买纸买笔……处处都是钱，我知道家里的钱总是紧张，为了减轻家里的一点负担，暑假去大表姐那里打草了。
大表姐是我大姑家的，嫁到北京石景山的衙门口村，属于菜农，生活明显比农村好很多。我吃住在大表姐家，每天去菜地和沟坡上打青草，送到牛奶厂，每斤青草七厘钱，一天大概打一百斤左右，交上一筐给一个盖章公章的条子，满月后结账。我干了二十多天，挣了二十一块六毛钱，大表姐拿过我的条子，提前给了我二十二块钱。至今想起来，对大表姐和大表姐夫还心存感激。如果不是他们提供免费吃住，恐怕连十五块钱都挣不到。我深刻体会到爷爷常说的那句话，钱难挣，屎难吃，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挣钱真比吃屎还难。
我师范毕业前一年的冬天，大姐出嫁了，家里陪嫁了两个箱子，还有一辆“红旗”自行车。大姐夫弟兄三个，大姐没有向婆家多要一分钱的彩礼，多要，她怕结婚后会留下豁子，那不是她的性格。不像有些家庭的姑娘，结婚的日子都定了下来，又要缝纫机，又要立柜，要么再加四把椅子，觉得要了就归自己了。结婚本来是双方高兴的喜事，又额外要东西，弄得婆家人都不高兴。
学校还没放假，我没能参加大姐的婚礼，总感到十分遗憾。
十
大姐结婚后生活的很美满幸福。
大姐夫精明强干，改革开放以后，他给人当厂长，挣得比工人工资高，大姐勤俭持家，生育了两儿一女，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比我们双职工的条件还好。大姐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跟街坊邻居处得关系相当融洽。
大姐虽然早已嫁夫生子，但她心里总惦记着娘家。爷爷和奶奶去世时，大姐和二姐都拿了几百块钱，帮着两个弟弟发丧老人。母亲得了大病住院，知道我和弟弟缺钱，在大姐的带动下，二姐和我妹妹也是一次为母亲治病掏了五千块钱。
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大姐家的大孙子都上高中了，最小的孙子也上一年级了。儿子、儿媳妇们也相当孝顺，到时候买衣服、买水果，隔一段时间就从城里回一趟老家。大姐把庄基地当成了一块菜园子，园子里种了土豆、韭菜、茴香、西红柿、豆角、茄子、北瓜、大蒜、芫荽、小葱……超市里有什么样的季节菜，大姐的菜园子里基本上都有，儿子女儿们吃不了，她就送给街坊邻居，每次我们去大姐家，总带回好多无化肥无农药的蔬菜。
大姐在春天里得了一场大病。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隔一段时候，我和妻子就跟大姐视频聊天，有时是我们打给她，有时是她打给我们，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妻子对我说，大姐最近很少打视频了，她跟我们聊的时间也短了，总找个借口挂掉，我觉得她的气色不是太好，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我这个亲弟弟，从来没观察那么仔细，想那么多，女人看来总比男人心细。我知道大姐的性格，处处都是为人着想，从不考虑自己，生病一般不让我们知道，怕惦记着她。
我拨通了视频电话，大姐明显地比上次更瘦了。我问，大姐，是不是病了？大姐说，最近一个多月，身体不大舒服，胸闷气短。我问，检查了吗？检查了，现在还没确诊，大姐还没跟我们细说。妻子在一旁插话道，明天就过去看看。大姐没有不让我们去，看来得了重病的人都想念亲人的，只是说，我的胸腔里有积液，也不碍事的。来就来吧！
我们到了大姐家，大姐夫和家人都在，原来大姐折腾了快一个月了，胸腔里积水，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跑医院一趟，抽出几百毫升的积液。我问大姐，大夫怎么说？大姐告诉我，胸腔有积液，说是因为胸膜上有网格造成的，医生问我，接触过石棉吗？这样一问，我马上就想起来了，弟弟，你还记得咱们一起挫石棉绳子吗？
我点点头。大概是我十四五岁时，村里从天津拉来了挫石棉绳子的原料，让社员们业余时间搞加工，加工一斤石棉绳给几毛钱已经忘了，好像是比绣花还合算一些，一开始村人都干，后来有人说石棉有毒，一些人怕中毒就不干了，但我家除了弟弟和妹妹不干，连爷爷奶奶都跟着一起干，大姐和二姐干得最多，直到村里不再往回拉原料为止。
大姐接着说道，医生说，我胸腔积水，是因为胸膜上形成了网格状，才产生了大量积液的，看来跟挫石棉绳有关。儿子们给约好了，明天去北京肿瘤医院，做一个穿刺，看是良性还是恶性？
农村中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上了年岁会使身体落下毛病，我一起玩大的三个伙伴，还不到六十岁，分别得了滑膜炎，骨头坏死和腰肌劳损，大姐年轻时干了那么多的累活重活，一直就担心着她的身体，可如今得病还是跟年轻时的劳动拖不了干系。
怀疑大姐是难以治愈和可怕的癌症，我又偷着问了外甥，外甥拿出大姐的化验单，指着上面说，这一项显示阳性，医生说，显示阳性的大部分属于癌。眼下只能是抓紧检查，检查出结果我再告诉你们。
我在焦急不安中期待着大姐的结果。切片检查，一般七天能出结果，可到了第十天还没结果，到了第十二天，外甥告诉我，说是结果出来了，但几个大夫有争议，多数认为是恶性间皮瘤，少数认为是炎症，再拿到北医三院和社科院的肿瘤研究所看一看。我妈妈已经在胸科医院里抽水，什么时候住院，去哪所医院还暂时定不下来。
我和妻子怕大姐住院后探视不方便，就又去了一趟，大姐明显比上次又消瘦了许多，得病前的体重是一百三十斤，已经下降到一百零几斤，胸前挂着一个盛积液的袋子，袋子是透明的那种，液体的颜色几乎跟酱油似的，大姐的精神状态还好。妻子见到这种情况，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自从嫁进李家，她与我的姐妹关系处得相当融洽，特别是大姐，相处的跟亲姐妹一样，每次去那里，我们总是住上几天才走。
大姐表现的十分坚强，为妻子擦去脸上的泪水说，你们别替我担心，我一点都不怕，儿女们都孝顺，天津，北京，最好的医院都去看了，也都舍得为我大把花钱。两边的老人都伺候走了，儿女们也都成全了，除了你姐夫，就是我走了，也没多少惦记的了。人呀！遇到什么样的砍儿，使出十分的力气去迈，迈不过去了，也不遗憾，反正早晚都是个死。
大姐没读过一天书，不识一个大字，竟然把人生看得这样豁达，透彻。面对着生死，有几个人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儿女们带着大姐又跑了两家医院，医生也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结果。谁也不会想到，大姐胸腔的积液一天天减少，饭量一天天增大，体重一天天地增加……几个月后，身体已经基本上得到恢复，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奇迹。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衷心地祝愿大姐和大姐一样“只知奉献、从不索取”的好人一生平安！希望他们能长命百岁！
2019年10月16日，我和妻子邀请大姐、二姐和妹妹来北京，照片是那时候拍照的。
作者简介，李富强，河北省文安县人，曾当过农民、教师、编辑，有三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问世，其中《万各庄》一书荣获沧州市第三届狮城文艺振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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